本书为“莫言心声系列”丛书之《莫言对话新录》分册。小说之外的莫言，思维睿智、谈吐文雅。文章在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和陌生化的处理中阐述作家莫言的思想情感。本次收录的《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我的离经叛道》、《关于男人和女人》、《作家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童年记忆》等数十篇访问完整展现了小说之外的莫言。

莫言，中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自八十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派”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小说中总是充满进攻型的语言。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但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其实正是演义着一段现代革命的历史。故事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也被描绘成一个把历史、传统、城乡纵横交错的辽阔炫丽空间。

无论故事的情境气氛是华丽炫目、荒诞无稽还是鬼灵精怪，莫言的丰富想像空间与澎湃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诚如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所言：“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

现实主义一直是文学的主流

作家进校园对作家和学生都是好事情

我写小说，小说也写我

说不尽的鲁迅

谈谈媒体与文学的关系

身体的痛苦与快乐

我想做一个谦虚的人

我的离经叛道

我对媒体有一种恐惧感

中国当代文学边缘

发明着故乡的莫言

写小说就是过大年

饥饿者的自然反应

关于男人和女人

每个人有自由选择态度与权利

不同民族要能相互理解

重建宏大叙事

茂腔大戏

追忆与青春

第一次来北海道

写作时要调动全部感受

小时候的年

莫言谈动物

谈谈战争

谈谈孤独

作家应该爱他小说里的人物

作家之间可以相互理解

先锋·民间·底层

故乡·梦幻·传说·现实

用自己的腔调说话

我认为我是必要的

小说的写作

作家需要加强技巧

童年记忆

中国作家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

耳朵的盛宴

写什么是一种命定

作为老百姓写作

童年记忆

王尧：秋天我曾经想去北京访问您，做完这次对话，也很想到您家吃羊肉水饺——听说你请一对夫妻吃饭，那丈夫不吃水饺，那妻子不吃羊肉，但你们家却包了羊肉水饺？

莫言：很抱歉，我认为羊肉水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怎么还会有人不吃？事实证明，后来他们都还是吃了。

王尧：转眼就是新年了，还要劳驾您到苏州来。我想，我们争取在圣诞节前做完这一对话。说是对话，主要还是想听您的高见。我知道，您不太喜欢说“思想”、“知识分子”这类词，这不要紧，我们就随便地漫谈吧，谈谈往事，谈谈天气。

莫言：“思想”、“知识分子”，在这些词汇没有准确定义之前，还是不谈为妙。咱们还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吧，不过，我真怕这样的废话整理出来，既浪费纸张，又贻误读者。

王尧：也许用这样的态度，会谈出一些好玩的东西。

莫言：好，权当聊天。即便将来你整理发表，也只允许你用马粪纸印刷。

王尧：好，我们印在马粪纸上——您昨天来苏州时看我的眼光和以前不一样，等到后来您说这次发现我有点老的时候，我才知道了原因。我现在也发现自己头发白得越来越多，气色也有些苍老，似乎很难摆脱一脸的疲倦。我父亲的头发基本上白了，但在父亲身上看到人老了以后的童真。人有两次童年，一次是少年之前，一次是老年以后。我和您的第一次童年已经遥远了，只有在记忆中才是近的。冬天特别让我想到童年，那时的冬天太冷了，冷得直发抖的样子，我到现在想起来都发抖，而且是饥寒交迫。您也有这样的经验。人对童年时饥饿和寒冷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童年生活应该说对自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故乡的小巷子就是自己的血管，稻草就是自己的头发。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一定影响自己后来心理和精神历程的创作。

莫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好像只有当你成了所谓的作家以后，这个童年才显得特别重要，我想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自己最初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就是人生的出发点。所以故乡、童年这几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可以综合起来谈。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似乎还没有资格来谈童年，谈故乡，仿佛一坛酒，窖藏的年头还不够，强行开封，滋味就不够醇厚。这种半自传性的谈话，应该再老一点，到八十岁了再谈比较合适。

王尧：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立场和记忆、想法，而且童年中的一些部分其实已经被我们遗忘。

莫言：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一个现象，就是眼前发生过的事情可能马上就忘记了，上午发生过的事情下午就记不大清了，两天以后可能忘得干干净净的了。但好多20年前，30年前，甚至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倒是记得牢牢的，这说明人到了这种状态，起码是步人中年了，甚至是老年了。

王尧：趁现在还记得牢的时候多说点，免得以后让一些学者来考证。有些事情不说，会以讹传讹。

莫言：好吧，那就厚颜无耻，自己抬举自己，先把自己幻想成一个似乎可以立传的人物，像阿Q一样。我首先要谈的，是纠正一个年龄方面的谬误。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一直到90年代以前，需要写作家简历的时候，出生年月都是写1956年3月25日，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日期，涉及到我个人当兵提干的一段经历。几十年前，在农村，当兵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六七十年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讲，中农的孩子也能当兵，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贫雇农子弟都在那排着队等候，哪里轮到你？我从1973年就开始报名应征，每年都参加体检，心心念念地想当兵，但每年都落空。一直到1976年，趁着村子里的干部带领全村人到外地去挖河，而我在县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钻了个空子，偷偷报名，成为一条漏网之鱼，“混进了革命队伍”。此时我的年龄已经是21周岁，21周岁可能是当兵的最后年限了。到了部队，年龄是自己的一个压力，因为那些新兵比自己小两三岁。我一个新兵，21岁了，比班长年龄还大。一提到年龄，就觉得很羞愧。

王尧：后来就改年龄了。

莫言：1980年要提干的时候，因为超龄一岁，提不了。提干的最大年龄是24岁。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干部部的一个干事，常州人，这个老大哥，给我一个暗示，说，年龄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们农村兵的年龄，很少有准确的，你们的年龄，你们的学历，都是随便填的。当然他也没说得很明确，只是暗示，我自然心领神会了。

王尧：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不仅在部队，在哪个行当里都有这样的现象，我们的政策中常常有“年龄杠子”这一条，有了这一条，好多事情就会一刀切。那个时候好改，出生档案不健全。

莫言：农村孩子出生，在自家炕头上，祖母就是接生婆。你生了孩子，就到当时的人民公社，找民政助理，报上个户口，有的拖了好几年也不报户口。人民公社后来撤销，改成乡镇，变动很多，所谓档案，都是一把火烧掉了，谁帮你保留啊，不可能保留的。我就跑到乡里面，找了个朋友，开了份证明，改成1956年3月25日出生。那个人笑着说，你们这些闯外的，都回来把年龄改了。大栏村老钱家的大儿子，明明是1950年生的，一下子改成了1958年，比他弟弟都小了，你是不是也多改几岁，改成1960年怎么样？省得将来再回来改。我说，改成1956年就行了。事实上，现在那些干部们的年龄，都改小了许多，上边有政策，下边有对策。如果我走仕途，改成1960年，真会占很大便宜。我们这些人最早的档案，也就是当兵时的人伍体检表，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之前就是空白，你想怎么填就怎么填。后来经过准确查证，我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955年2月17号，那年正好是农历的羊年，正月二十五日。

王尧：当时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想想，又不安了。

莫言：后来提了干，当了作家，老觉得瞒了年龄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感觉是在欺骗世人，欺骗同志，再后来在出书时就把年龄改过来了，但身份证上还是1956年。现在要改身份证，那可就非常麻烦了。把这事回家说，他们都笑，说这算什么，老钱家的儿子，已经把出生年龄改成1960年了，最近作为青年干部被提拔成了副市长，如果照实际年龄，他都该退休了。这也不能说我品德好，如果我也在官场上混，没准儿要改到1965年出生。

王尧：母亲对孩子的出生时间是记得最清楚的。

莫言：据我母亲说，天将破晓的时候，哪个时辰也搞不清楚，鸡叫头遍。

王尧：生您的时候，你们家已经是个大家庭。

莫言：这个时候，我家庭里面有很多人，我爷爷奶奶都还健在，很年轻，也就五十几岁，我父亲母亲，我上面已经有大哥、二哥、姐姐，叔叔和婶婶与我们没分家。我婶婶已经有一个女孩，比我大四个月。  王尧：我想现在应该说到你爷爷了。你1985年前后的中短篇小说，常常喜欢用“我爷爷”这样的提法，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大风》就是讲“爷爷”的故事，这当然是在写小说，但生活中你爷爷肯定给你很大影响。

莫言：是的，要说到我爷爷。这个老人，现在想起来，很有性格，比较有远见，但非常固执，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不会随潮流，杠子头，钻牛角尖，撞到南墙也不回头，永远是和社会对着干的。互助组时他还可以接受，邻亲百家互相帮助嘛，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取消个人资产，集体化，他就难以接受了，心里面非常抵触。他认为一家一户，两个兄弟，都要分家，不分家就没有积极性，妯娌之间互相都计较，兄弟之间各自想着自家的小家庭，很少能够同心协力地干好一件事，一个大家庭维持很久是不可能的，亲兄弟都不行，这么一帮邻居，一帮互不相干的人合到一块干活怎么可能干好？谁会卖命地生产呢？谁能够把自己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呢？但是当时社会潮流是这样啊，你如果作为一个单干户，不入社，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你和后代的前途就给断送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