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三海关，马戛尔尼来华，和坤擅权，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金田起义，沙俄侵边，慈禧垂帘听政，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本书拣选了我国清朝末期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介绍内容，供广大历史爱好者作通俗读物阅读。

本书是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往事”中的其中一本。它拣选了我国清朝晚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讲述内容。虽然只是通俗读物，但讲述的内容绝对真实，甚至动人心魄。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尽在其中。

帝国大门关闭了——关闭三海关

无法进行的“双边经贸谈判”——马戛尔尼来华

大奸臣的厚黑学——和坤擅权

钦差大臣与英国毒贩的较量——虎门销烟

四千英军攻破万里海防线——第一次鸦片战争

耶稣弟弟带着大家去造反——金田起义

天国也有大屠杀——天京事变

上帝不再保佑——天京保卫战

是谁烧了圆明园——第二次鸦片战争

拱手相送万里江山——沙俄侵边

太后与顾命大臣的决斗——慈禧垂帘听政

向“老外”学习——洋务运动

外交奇才曾纪泽——中俄西北改约

老将血洒镇南关——中法之战

沉没在渤海湾的强国梦——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绑票”辽宁——三国干涉还辽

巧取豪夺，连骗带抢——列强瓜分中国

一群学生的请愿——公车上书

一百天的改革——戊戌变法

神灵附体，扶清灭洋——义和团运动

圣旨扔进废纸篓——东南互保

“新政”五年，老调重弹——清末"新政

响彻午夜的枪声——武昌起义

末代皇帝黯然收场——溥仪逊位

清王朝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以为堂堂天朝对外无任何需求，这种自我满足的心态，使得清帝国与外交往时，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出现，以为他国对自己有所求，而自己对他国则无所需。这种指导思想及当时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给自足的基本国情，导致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以政治需要为先导，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更对外政策的基本倾向。

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在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抗清斗争，清政府为切断其与大陆的联系，实行了严密的海禁政策。海禁政策的实施，限制了沿海居民，特别是以打鱼为生的渔民的自由，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受到极大影响。顺治、康熙初年，荷兰、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国家曾派使节到北京，要求清政府开放通商，但都遭到了清政府的严词拒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清政府在第二年开放了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但由于种种限制和水陆交通的不便，对外贸易实际上仅集中在广州一处。

当时世界总的形势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寻求国外市场，而封闭的清王朝仍只敞开广州一处小小的门缝，显然，作为东方大国和广阔的市场，清政府这样做是不能满足西方列强要求的。如何使中国关闭着的大门敞开，西方列强千方百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而英国则充当着交涉国中的急先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英国商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之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始。后来英国在广州设立了商馆，英对华贸易额逐步上升。到18世纪末，英对华贸易值分别占欧美国家输入、输出值的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七十左右。所以，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直接关系着英国的利益。但是，清政府的开放是有限度的，通商贸易所允许的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以很小的规模、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而且，清政府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对来华贸易国的一种恩典，绝不是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到了乾隆年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又有重大变化。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鉴于西方商人来华贸易出现的违法行为，也出于国内政治安定的需要，清政府明令取消其他几个口岸，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为限制外商，又强化了广州的公行制度。公行的职责，一方面是受官方委任，代理进行向外商征收租课；一方面又受外商委托，办理纳税事宜。公行行商实际成了双方的全权代表，而且代客买卖、商务管理、对外商行为的监督等权力，也操纵在公行及行商手中，使外商在华贸易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地方官员对外商来华贸易，也多持消极态度。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就向乾隆皇帝上奏“防夷五事”，主要内容就是禁止外商在华过冬、役使华人、雇华人传递信息及对外商、外商船停泊处严加管束稽查等。种种限制使外商甚感不便，特别是对英商来说更是如此，商贸活动很难开展起来。

为确保英商在华利益及顺利进行商品输出、资源掠夺等活动，在英国的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种与清中央政府进行官方交涉的呼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资本积累的迫切需求，促使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考虑如何打开中国这个东方大市场问题，决定派遣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与清政府进行官方接触。

1792年，英国组成了一个以富有外交经验的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使团除设有正副使之外，主要成员包括秘书、翻译、医生和精通天文、化学、航海技术的专家及武装卫兵等，携带有能显示英国国力和科技水平的航船模型、望远镜、天文仪器及精美的纺织品等。使团分乘“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三只船，组成了一个八百多人的“使团舰队”。

九月二十六日，使团从朴次茨斯港出发，经英吉利海峡往西，朝中国方向航行而来。使团出发之后，英国政府责成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致函两广总督，正式通知清政府马戛尔尼使团奉命访华。当时清政府对英使访华的真正意图并不十分清楚，以为是英国向清帝国派来的“贡使”，并以为是为乾隆皇帝祝寿而来，故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乾隆皇帝下发谕令，指示各地方官要做好接待工作，同时也指出接待远道来的客人，要丰俭适中，不卑不亢。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到达澳门，广东巡抚立刻向北京报告，六月十八日，使团抵达天津的大沽，长芦盐政徵瑞前往大沽迎接，直隶总督梁肯堂在天津宴请了使团。使团在天津逗留数日，由徵瑞陪同前往北京。到北京之后，他们先被安置在城外的宏雅园居住，尔后又移住城内。七月二十九日，使团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临行前，双方就觐见乾隆皇帝的礼节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清方代表徵瑞提出马戛尔尼见皇帝时要行跪拜礼，而马戛尔尼执意不肯，说：“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争执未果，双方不欢而散。使团到达承德之后，继续商议礼节问题，双方有这样一段对话：

中方再次提出行跪拜礼时，马戛尔尼说：“若一国特派之使臣，对于他国皇帝所行之礼，重于对本国皇帝所行之礼，无论何人，决不肯承认。如必欲相强，吾唯有坚执前议，请贵国先派一与敝使职分相同之大臣，向吾国皇帝皇后圣像行三跪九叩之礼，敝使即唯命是听。”

徵瑞问：“倘不肯行中国礼，即行英国礼亦属不妨，但不知英国礼是何式样？”

马戛尔尼回答：“英国礼乃屈一膝持陛下之手亲之。”

徵瑞惊诧地问：“这事在咱们皇上面前使得吗？”

马戛尔尼以自信的口气回答说：“自然使得。敝使以见本国皇帝之礼见贵国皇帝，已属万分恭敬，何言使不得？”

最后，双方商妥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王之礼觐见乾隆皇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了吻皇帝手的礼节。这样一种觐见礼节，对乾隆皇帝来说还是第一次。相持不下的僵局，总算因双方的让步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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