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之一，该丛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书中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

书中除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息和足印。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序言

前言

第一编 检察制度的萌芽

第一章 检察制度的士壤培植——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第一节 古希腊时期

 第二节 古罗马时期

第二章 检察制度的萌芽——欧洲中世纪时期

 第一节 起诉制度与检察制度的萌芽

 第二节 中央集权与检察制度的萌芽

 第三节 纠问式诉讼与检察制度的萌芽

 第四节 宗教裁判所与检察制度的萌芽

第二编 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章 火陆法系检察制度发达史

 第一节 大陆法系检察制度演化史概述

 第二节 法国检察制度史

 第三节 德国检察制度史

 第四节 日本检察制度史

第四章 英美法系检察制度发达史

 第一节 英国检察制度史

 第二节 美国检察制度史

第三编 中国的检察制度史

第五章 中国古代御史制度

 第一节 先秦时期——御史制度的发端

 第二节 秦汉时期——御史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制度的曲折发展

 第四节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御史制度的成熟

 第五节 宋辽金元时期——御史制度的强化

 第六节 明清时期——御史制度的完备

第六章 近代中国的检察制度——晚清至中华民国时期

 第一节 清末近代检察制度的萌芽

 第二节 中华民国的检察制度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检察制度

第四编 检察制度的发展趋势

第七章 西方国家检察制度的新发展

 第一节 两大法系检察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

 第二节 一些主要国家检察制度的新发展

第八章 中国检察制度的新发展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检察制度概要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检察制度

 第三节 港澳台检察制度及其新发展概要

1.法庭辩论

在陪审员分配完毕并进入法庭之后，审判过程就正式开始。在雅典，庭审是公开进行的，但陪审员们有一问专门为他们设立的隔离室，以避免可能造成的混乱。因为重大的政治诉讼案件会吸引大批听众，有的甚至来自雅典之外的希腊其他地区，如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城邦。有时候，前来旁听审判的人数可以与观看戏剧演出的人数相媲美。在隔离室内，陪审员们坐在长凳上。诉讼当事人则坐在讲坛上，其位置以特定方式布置，以使陪审团能很容易地观察到当事人的动作并听见他们的言论。

首先是传讯诉讼双方当事人，并要求他们宣誓，其发言以切合诉讼问题为限。如果是公诉案件则传讯公事诉讼人并要求他发誓。双方当事人宣誓之后，庭审就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必须亲自向法庭陈述，只有在诉讼人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才可以由其亲朋好友代替宣读演说词。诉讼人可以自己撰写演讲词，也可以从职业作家那里购买。原告在被告之前发言。在陪审员投票之前，双方当事人会进行两轮法庭辩论，其各自的发言时间有严格的规定，根据不同的情况，由一个水时计(klepsydra，water clock)进行计时。对这种水钟的运作，亚里士多德作了详细的描述：“(法庭)那里准备有水时计，有小供水管，水由此注入，用以规定申辩时间之长短。案件涉及五千德拉克马以上款额者，准许用十加仑，第二次发言每造均为三加仑。款额在一千至五千德拉克马之间者，第一次发言七加仑，第二次二加仑；不及一千德拉克马者，五加仑和二加仑。在敌对双方间调停者，准许六加仑，没有第二次发言。当书记宣读一种决议或法律，或宣誓陈述书，或条约时，那个由抽签当选管理水时计的官吏便将他的手按在供水管上。”双方两次辩论完毕，法官会询问诉讼人是否要否认对方提出的证据(包括文件、证人、证言、宣誓等)，因为一旦陪审团开始投票，他们就不能否认了。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法庭就进入投票阶段。根据《雅典政制》的记载，宣读诉讼文件不包括在发言时间里。协助当事方辩护的人的发言则要从他这一方的时间里扣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证词必须先被拟好然后才能在法官面前宣读，这种规则从公元前380年就开始实施了。从此以后，证人不再需要亲自出庭作证，虽然他们必须出席庭审，但不是为了亲自发言，而是通过他们的出席增强证词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证词是预先拟好的，许多诉讼文件都是如此，如提交的原始诉状。而妇女和无公民资格的人的证词只适用于谋杀案，奴隶的证词只有在严刑下提供才会被认为是可信的。至于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书面证据，如合同、遗嘱和其他民事文书，在当时的雅典并不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

2.判决投票

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后，陪审员们不经讨论便直接投票表决，因为陪审员不许对案情进行讨论，也不能交流投票意向，因此，他们的判断只能通过投票来表达。与公民大会不同，陪审法庭的投票过程是秘密进行的，陪审员们把手里的筹码放进票箱，除了他自己本人，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投了什么票。古代作家们认为，这是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保持公正态度的关键。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陪审法庭采用鹅卵石投票法，通常当原告和被告完成申诉后，事先抽签选出的四名陪审员开始给出席法庭的陪审员发放选票，每人一枚鹅卵石。在此过程中，所有陪审员必须保持缄默，不得互相交流。投票箱是两个前后排列的罐子，如果陪审员认为被告有罪，就把鹅卵石投到前一个罐子里；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就把鹅卵石投到后一个罐子中。起初，雅典陪审法庭可能公开投票，当着原告和被告的面，陪审员们依次把鹅卵石投到两个罐子中，这样的投票方式毫无秘密可言，因为对大家来说，鹅卵石到底扔进哪个罐子是一目了然的。后来雅典人作出了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设计：用一个顶端开口的网罩遮住双方的视线，使他们不能记恨或感激某些陪审员。这个网罩上窄下粗，形状如同一个削去顶端的圆锥体，罩子的大口正好把两个罐子的瓶口都罩起来，而网罩较窄的上端高出瓶口一部分，使两个罐子有一个统一的人口。陪审员在投票前先要展示他手中只有一枚鹅卵石，然后从罩子上面的小开口伸手进去，在罩子内“暗箱操作”。陪审员投票结束后，数票官将两个罐子中的鹅卵石倒空，分别清点票数。判决结果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简单多数决定，得票多者获胜，如果票数相等，则宣布被告无罪。如果被告被确定有罪，那么则对其处以法律规定的惩罚。触犯了该条法律应该受到什么惩罚，雅典法律一般规定得十分清楚。如果被告被判有罪，而法律对该罪行的惩罚方法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那么陪审员就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例如在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陪审法庭确定他犯有腐蚀青年和引进新神罪，但是雅典法律并没有对这种罪行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所以允许原告和被告各自提出他们认为适当的惩罚方案，并向陪审团发表演说以论证其合理性。在原告和被告演讲结束之后，陪审员们将以投票方式来决定是采用原告提出的方案还是被告的方案，结果仍由简单多数决定，如果票数相等则采纳被告的建议。公元前4世纪，一种全新的青铜球投票法开始被陪审法庭采用，并逐渐取代了鹅卵石投票法。当诉讼双方当事人陈述结束后，4名负责发票的官吏即将两个用于投票的青铜球交与每位陪审员，一个是穿孔的，另一个是不穿孔的，穿孔的票支持原告，不穿孔的票支持被告。法庭前部有两只投票箱，一只是有盖的铜瓶，瓶盖上有个仅能塞人一个青铜球的小孔，以使一位陪审员只能投一票，这个瓶装有效的票。另一只是敞口的木瓶，陪审员们将把无效的票投在里面。投票时，陪审员一手拿着一枚青铜球，分别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投票球上的穿孔，不让原、被告看到。如果支持原告，就把穿孔的青铜球投入铜瓶，把不穿孔的青铜球投入木瓶；如果支持被告，则把不穿孔的青铜球投入铜瓶，穿孔的青铜球作废。当投票结束之后，法庭工作人员便将铜瓶里的青铜球通通倒在计票盘上，计票盘上的凹槽数目和青铜球数目正好相等，投票球可以排列得一目了然，穿孔的和不穿孔的青铜球在计票盘上排列有序，各占一边，大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且易于计算。然后由数票官宣布票数，得票多者胜诉，若票数相等，则判定被告胜诉。最后，如果有必要投票决定对被告处以什么样的惩罚，陪审员们则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第二轮投票。

P18-22

弹指一挥间，共和国检察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共和国首任检察长罗荣桓庄严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这不仅是新中国检察史的第一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检察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共和国的检察工作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艰难摸索，经历了波折阶段的中断取消，经历了恢复重建后的创新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稳健步伐不断迈进，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完善的春天。共和国的检察工作与共和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和国的检察人肩负着保障人权、惩治犯罪、守护法律、维护公正的历史使命。使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植根于每一个检察人的头脑中，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思想保证。

60年来，共和国检察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当时的社会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重大活动中去，依靠群众，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抓重点，办大案，察纠要犯，平反冤狱，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检察机构和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制度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检察制度遭受空前的劫难，检察机关一度被撤销。人民检察的历史，尤其是人民检察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进程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民检察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忽视检察工作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人民检察制度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之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今天，我们倡导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正是为了激发广大检察官对检察事业的认同与热爱，培养广大检察官强化法律监督的责任意识和执著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感。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从梳理、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尤其是人民检察的历史着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摸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科学规律，是检察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这套《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这套丛书形式各异，文体有别，在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息和足印。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的实践，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们今天盘点检察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启迪未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出发，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强化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切实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在共和国六十华诞来临之际，谨以此作为共和国检察官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吧！

二○○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