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读者描绘了1850年-1939年期间，澳大利亚人眼中的亚洲及澳大利亚人对亚洲人充满疑虑、恐惧甚至仇恨的焦虑心态。在书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到那一时期澳大利亚对日本、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认识和看法，而很多认识和看法现在看来十分荒唐可笑。书中有这样的描述：当时一部分以优越的盎格鲁一撒克逊“白人”自居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白人”比其他种族的人优越，而将亚洲各国的移民视为“种族人侵”。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不少人用“劣等”民族、“黄祸”(Yellow Peril)、“洪水”等类词语描述亚洲移民。这些文字流露着明显的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的思想。在当时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人眼中，中国人生存在一个低俗不堪和道德败坏的封闭世界里，整日勾心斗角，世俗圆滑，自私自利。借助《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今天的读者可以反观那段历史，剖析历史上虚构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亦译傅满楚医生)形象的塑造过程，体察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曾被污蔑为“黄祸”的那段屈辱历史。

本书是对1850年至1939年期间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识和感觉形成过程的回顾。作者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实以及文学资料，囊括了长于表达的各类人物的看法和观点，最终展现给读者的是其精彩故事般的洞察力。《澳大利亚与亚洲》是迄今为止的关于澳大利亚和亚洲历史的最重要、最令人深思和最具启发性的学术专著。

第一章 概述

第二章 古老的东方

第三章 血统、种族以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第四章 人多力量大

第五章 神佑乐土

第六章 与东方的贸易

第七章 太平洋访客

第八章 入侵叙事

第九章 警醒吧！空旷的澳洲北方

第十章 东方女子是百合还是恶龙？

第十一章 关于在热带定居的激烈讨论

第十二章 空旷之地向定居点的转变

第十三章 邪心邪术之医

第十四章 血统记述一切

第十五章 如何赚钱

第十六章 太平洋公民

第十七章 结束语

专有名词索引

  澳大利亚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澳大利亚对其毗邻亚洲这一事实的周期性再发现。有关这一现象的最初记载或许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初期，但本书对于亚洲崛起现象的探究则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当时的一系列剧变，使亚洲国家变得更为世界所瞩目。首先，1857年至1858年间，印度爆发民族起义，这一系列当时被称作印度反英暴动的起义极大地动摇了大英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在残酷镇压暴动之后，英国统治者决定向年青一代灌输殖民思想。对当时的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坎普尔、勒克瑙和其他一些起义发生地的名字，俨然成了大英帝国“英勇事迹”的同义词；而彰显英国人英勇善战的故事，也毫不避讳地和“印度当地人”“背信弃义”的警示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同样的事件却为印度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有力范例。英国人的性格在印度得到完美体现，这成为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的核心信条。印度人针对大英帝国所做出的任何反抗行动，都被迅速地镇压下去。

19世纪70年代，后来曾三度当选澳大利亚总理的阿尔弗雷德·迪肯正步入成年，对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个该了解一些有关印度的事情的年纪。宗教在19世纪思想中所处的核心地位，雅利安文明起源于印度这一发现，以及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所经历的挫折和获得的成就，都有力地支持着这样一种观点：印度是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迪肯坦言，在他的青年时代，印度比其他任何国家更能激发他的想象，他对这个曾经辉煌的古老国度充满着幻想。迪肯于1893年出版了两部关于印度的著作，这使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地把他称作一位东方主义者。迪肯曾一度希望，澳大利亚与印度的近邻关系可以加深两个社会间的知识交流，甚至达到澳大利亚能宣称对印度有一种特殊认识的程度。看来可能的一点是，澳大利亚的使命之一或许就是把对东方的认识带给西方。

其次，19世纪50年代，大量中国劳工来到澳大利亚，正如他们去美国加州所做的一样，他们希望通过淘金发家致富。这些工人的涌入使人们日益意识到一个流动迁徙的亚洲，也更强烈地意识到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伟大邻居们的距离：天朝，古老的中国，还有崛起中的新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那时，暴动的“印度当地人”被描述成一个喜欢反抗的种族，而华人在那时却被刻画成一场微妙入侵的先行者。华人被看做一个足智多谋、适应力极强的民族，具备卓越的生存技能。

1893年，正值迪肯所著《寺庙与坟墓》和《印度沃土》两部书出版之际，查尔斯·皮尔逊的《关于国民生活及其特征的预言》一书也同时问世。皮尔逊的著作赢得了批评界的一致喝彩。或许没有任何其他澳大利亚人的作品能够比皮尔逊的著作带给英美两国知识分子更大的影响了。皮尔逊作为澳大利亚殖民地居民以及作为政治家和教育学家的经验，为他做出的令人瞩目的预言提供了坚实依据。他的著作从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学识渊博的英国人的角度，回答了“欧洲的未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皮尔逊预言，亚洲崛起会对欧洲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他还估计，欧洲会逐步亚洲化。

皮尔逊把兴趣从印度转向中国，从古老的东方世界转向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种族和种族迁徙问题。皮尔逊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尤为引人关注。由于大量中国劳工的涌入已被认定会对澳大利亚的未来构成威胁，在皮尔逊看来，在亚洲崛起对欧洲世界本身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他可以归纳出澳大利亚对此问题的一种有力的新式见解。澳大利亚看上去几乎是被皮尔逊所谓的那些“劣等”种族所包围，这些种族的生存之争据说已达到了白热化状态。

相信亚洲具有侵略性，而且一心采取征服行动的观点，强烈地动摇了西方人把东方看做一个金色的、唯美化世界的幻想。尽管这种幻想并未完全消失，至少它还出现在招揽人们到东方旅游的广告中，这种东方主义的观点还是逐渐淡出了大众生活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世界的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各种族之间为获取机会而竞相争夺。这不是原先那个有着伟大宗教的亚洲，而是一个一心提高自身地位的亚洲，一个痛恨欧洲主导地位的亚洲。

尽管皮尔逊预言的未来和迪肯眼中的未来存在很大差异，两者还是有着相似的信念，他们都认为与欧洲相比，澳大利亚更能清晰地看出亚洲发展可能会带给全球的变化。无论好坏与否，澳大利亚的未来看似直接与亚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两位作家都预言，对于有思想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了解亚洲已成为一种必需。

第三个核心事件发生在1853至1854年，美国为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派遣海军准将佩里前往日本。在枪炮武力威胁之下，日本向西方打开了通商大门。随着西方人——澳大利亚人也置身其中——涌向日本，日本的印刷品和手工艺品也流向欧洲，欧洲人对于日本审美文化也随之产生了一种迷恋。人们发明了一个新词“日本风尚”用来形容日本对欧洲艺术的影响。相对中国社会看起来如同一个拦河坝，压抑着汹涌的人类能量而言，日本社会则显得更注重礼仪，她看起来更像英国：历史悠久，景色精致，国民谨慎地维护着社会等级秩序。与中国的强弱分明不同，日本的强大则像是更神秘地蕴含在日本民族本身以及他们复杂而仪式化的文化之中。在未被澳大利亚人认作威胁之前，日本一直被看做是个文雅的迷人国度。

直至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扩张野心才开始令人们产生了些许担忧。他们用“黄祸”这一具有污蔑性的字眼来形容来自东方的威胁。第一个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词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他是把中国人污蔑为“黄祸”的第一人。威廉二世发明的这个含义上颇具伸缩性的新词很快便进入了多数欧洲语言。这有力地提醒了人们皮尔逊的影响，正是读过皮尔逊《关于国民生活及其特征的预言》一书，威廉二世才突发灵感发明了这个词。担心“文化歼灭”，担心被成群的移民所淹没，正是他们恐惧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就是担心被亚洲潜移默化地渗透。看起来亚洲不但善于发动突袭，而且有着不可思议的警戒心。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另一个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描述亚洲的常见短语是“觉醒中的东方”。“觉醒了的东方”使人联想到的是一个民族获得了一种新的觉醒状态，而此前它曾一度显得被动，迷失在一个古老不变的国度里。性别身份正是这些转变的核心。因为被动、依赖的东方更容易被看做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因而在提到“正在觉醒”时，西方已预见到一个充满活力和男子气概的新东方的出现。女性的东方让人联想到一个官能愉悦的慵懒世界，而男性的东方则唤起人们对狂暴的游牧民族所释放出的可怕能量的恐惧。这使人想起弯刀的慑人寒光，还有如同成吉思汗一般无畏的勇士。

类似“觉醒中的东方”这样的称谓，经常被用来向西方传递一种警告：亚洲正在迈向一个新纪元。对于这个群雄争霸的乱世，种族战争和冷酷无情的领土之战是一切纷争的解决之道。众多作家记录下了这个即将到来的世界格局。他们作品的标题大都直言不讳：《白种人还是黄种人？记公元1908年种族实力之战》、《黄潮：亚洲侵澳传奇》、《有色人种入侵》，还有一部美国作品的题目是：《有色人种的崛起及其对白色人种特权的冲击》。这些充满担忧的男性作者叙事作品，预言了欧洲主导地位的终结和“白色世界”的即将瓦解。在这些故事中，澳大利亚被描述成一个易受攻击的大陆，不是受到来自东方的直接打击，就是在亚洲入侵者的影响下慢慢地将自身的英国传统丧失殆尽。人们通常将这种背叛归咎于澳大利亚的精英群体，他们被指责不是和亚洲敌人勾结，就是被他所蒙骗。

P1-4

欣闻由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集体翻译的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历史学家大卫·沃克(David Walker)教授的专著《澳大利亚与亚洲》(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的中文译本即将付梓，倍感激动。作为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会长，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有很大价值的事情。《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是一本介绍1850年至1939年间澳大利亚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往来的专著，既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性著作，又是一部生动有趣的历史文化读物。该书曾经获得2001年的Emest Scott最佳澳大利亚/新西兰历史著作奖(the 2001 Emest Scott prize for the best history of Australia or New Zealand)，这也是对本书的极大肯定。读本书，既能增加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的了解，同时，作者幽默、风趣的文风引人入胜，又能让人体会到澳大利亚英语文化的独特之处。

作者David Walker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澳大利亚社科院院士，研究方向主要是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史，他对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见解。我曾应张勇先教授邀请，参加过几届中国人民大学的澳大利亚文化周，与Walker先生有过几面之缘，其严谨的治学态度、诙谐的语言和谦逊的性格让人十分难忘。最让人惊叹的是，本书共17章二十多万字的内容引证丰富，竟有多达1116条脚注和近千本参考书目，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及认真细致的学术态度，都是值得国内学者和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同时，读者更能体会到Walker教授典型的“澳式幽默”，让你在字里行间忍俊不禁。

《澳大利亚与亚洲》学术性强、语言严谨、表达细腻，而且带有独特的澳大利亚语言文化色彩。因此，翻译此书的任务也就难上加难：澳大利亚英语有其自身特点，不易读懂，需要译者熟练掌握语言；翻译大量的幽默文字既要准确达意、忠实原文，又要使文章通顺，保持原文风格，也是需要费一番工夫的。本书的翻译由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集体完成，从译文来看，译者对澳大利亚社会文化、经济、历史、外交以及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都比较熟悉，英汉双语的功底都比较过硬。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澳中理事会(ACC)及各大学保持着广泛、频繁的双向人员交流。经过历时三年多的反复斟酌、修改和讨论，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才最终定稿，其间的艰辛和不易可谓不言而喻。

今年是中澳建交37周年，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两国间文化、学术交流发展迅速。看到《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的出版，我更期待有更多关于澳大利亚和中澳关系的著作、译作问世，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澳大利亚，促进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

杜学增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会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大卫·沃克是研究澳大利亚文化历史的学者，颇具独创精神和想象力。《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是对1850年至1939年期间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识和感觉形成过程的回顾。作者旁征博引了大量的史实以及文学资料，囊括了长于表达的各类人物的看法和观点，最终展现给读者的是其精彩故事般的洞察力。本书是对澳大利亚在邻居亚洲面前产生”焦虑和顾虑”的精彩讲述——这种焦虑、疑虑和顾虑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时有突出呈现。《澳大利亚与亚洲》不但对研究历史重要，而且对现在和未来也同样重要。《澳大利亚与亚洲》是迄今为止的关于澳大利亚和亚洲历史的最重要、最令人深思和最具启发性的学术专著。

——费思棻博士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著名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