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30篇2008年中国经典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有的出自于资深著名作家，但更多的是出自于新锐作家。阅读本书，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读者的阅读层次及促进读者的审美情趣，使读者可以从精品文本中借鉴、吸收、补充养分，从而丰富文化知识及业余生活。

　　本书集合了2008年度发表于各大报刊的短篇小说佳作。全书共收小说30篇，包括：缺乏经验的世界；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雪；看戏；松树镇；黑异堂；阿霞；脚背；本色；一双泥靴的婚礼；第四十三页；小说二题；瘦龙河纪事等。

代序：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

楼顶上的歌手——一个在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

缺乏经验的世界

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

雪

看戏

松树镇

黑弄堂

阿霞

脚背

本色

一双泥靴的婚礼

幸福家园

四季歌

离歌

小镇夜景

第四十三页

家常话

小说二题

贾老先生

八月三日

金碗

圆寂

阳台

八大时间

瘦龙河纪事

我要旅游

东莱五记

针刺麻醉

三个婴孩

月圆之夜

楼顶上的歌手——一个在极度压抑下浪漫的故事

一

那天早晨，忽有一块极亮的、颤动着的光像发狂的精灵，在我房间里跑来跑去。当这光从我眼前掠过。竟照得我睁不开眼。我发现这块诡奇的光是从后窗外射进来的，推窗一看，原来隔着后胡同，对面屋顶上那间小阁楼正在安装窗子的玻璃。

我也住在阁楼上。不同的是，我的阁楼是顶层上的两间低矮的亭子间；对面的阁楼是立在楼顶之上孤零零、和谁都没关系的一间尖顶小屋。远远看，很像放哨用的岗楼。它看上去很小，而且从来没人居住。它为什么盖在楼顶上，当初是干什么用的，无人能说。这片房子是二十年代英国人“推广租界’’时盖的。只记得后胡同里曾经有人养过鸽子，有许多白的、黑的、灰的鸽子便聚到这荒废的屋子里，飞进飞出，鸽子们拿这小空屋当做乐园。现在有人住了吗？是谁搬进来了？

隔了十来天，黄昏时分，忽然一阵歌声如风一样吹进我的后窗。后胡同从来没有歌声，只有矿石收音机劣质的纸喇叭播放着清一色的语录歌和样板戏。那种充满霸气的吼叫和强加意味的曲调被我本能地排斥着。于是此刻，这天籁般的歌声自然就轻易地推开我的心扉了。

没等我去张望是谁唱歌，妻子便说：“是那小阁楼新来的人。”

女人对声音总是比男人敏感。

我们隔着窗望去，对面阁楼的地势略高一些，相距又远，无法看到那屋里唱歌的人。这是一个男性的歌声，音调浑厚又深切，虽然声音并不大，但极有穿透力，似乎很轻易地就到了我耳边。这时金红色的夕照正映在那散发着歌声的小屋，神奇地闪闪烁烁。我分不出这是夕阳还是歌声在发光。

我第一次感受到声音是发光的，有颜色的。

这个人是谁呢？一个职业的歌手吗？从哪搬来的？他也像我们——抄家之后被轰到这贫民窟似的楼群里来的？对于楼顶上这间废弃已久的小破屋，似乎只有被放逐者才会被送到这里。

我相信我的判断。因为我的判断来自他的歌声。一些天过去，我听得出他的歌声如同盛夏的天气时阴时晴。这声音里的阴晴是歌者心中的晦明。我还听得出，他的歌声里透出一种很深的郁闷与无奈。他的歌为什么从来不唱歌词？在那个“革命歌曲”之外一切都被禁唱的时代，他一定是怕这些歌词会给自己找麻烦吧。从中，我已经感知到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受难者。

也许我和他是社会的同类。也许他随口哼唱出来的歌——那些名歌、情歌、民歌我太熟悉，也太久违了，我为自己庆幸。好像在沙漠的暴晒和难耐之中，忽然天上飘来一块厚厚的雨云，把我遮盖住，时不时还用一些凉滋滋的雨滴浇洒我的心灵。

我这边楼群的后胡同，其实也是他那边楼群的后胡同。后胡同自来人就很少。从我的后窗凭栏俯望，这胡同又窄又细又长又深，好像深不见底的一条峡谷。阳光从来照不进去，雨点或雪花常常落下去，但落下去一半就看不见了；下一半总是黑糊糊的，阴冷潮湿，冒着老箱子底儿那种气味。对面的楼群似乎更老。一色的红砖墙上原先那种亮光光刚性的表层都已经风化、粉化、剥落，大片大片泛着自得刺目的碱花。排水的铅管久已失修，大半烂掉，只有零碎的残管东一段西一段地挂在墙角。一颗凭着风吹而飘来的椿树籽在女儿墙边扎下根，至少活了二十年，树干已有擀面杖粗。它们很像生长在悬崖石壁的树，畸形般的短小，却顽强又苍劲。这些老楼里的人拥挤得不可思议，每间屋子里差不多都住着一家老少三代甚至四代，各种生活的弃物只能堆在屋外。不论是胡同下边的小院，上上下下的楼梯，还是阳台上，到处堆着破缸、碎砖、废炉子、自行车架以及烂油毡。最奇特的景象还是在屋顶上，长长短短的竹竿拉着家家户户收音机细细的天线，好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笼罩着整片的楼群。然而，这种破败、粗粝而艰辛的风景现在并不那么难看了。因为它和神灵般的歌声融在了一起。

二

一切艺术中，最神奇最伟大的莫过于音乐，莫过于歌。它无形无影，无可触摸，飘忽不定，甚至不如空气——挥挥手掌就能感到。但它却能够以其独有的气质与情感，改变它所充盈的空间里的一切。它轻盈我们轻盈，它沉重我们沉重，它恬淡我们恬淡，它激情鼓荡我们便热血贲张。一个地方只要有音乐，连那里的玻璃杯看上去也有感觉。这些被艺术家神化的声音，能够一下子直接进入我们的心，并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带进它的世界，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美的主宰。

那时代，我活得可够劲。整个社会都疯了，我所供职的画院里的人们忽然都视艺术为粪土，都迷上了军装，穿上军装，都把眼睛睁得奇大，好像处处藏着“敌人”。对于我，离开了艺术的生活空洞无物，更何况整个生活充斥着那种与艺术相悖的东西。你躲不开它，又绝对不能拒绝它，还要装着顺从它——甚至热爱它。

不管为了什么，违心地活着都很累。

当我带着一天的倦乏回家，拉下肩上的挎包——此时已无力把挎包放在柜子或椅子上，而是随手往地上一扔，一转身仰面朝天倒在床上，心中期待的是对面楼顶上的歌声飘过来。

尽管他的歌是苦味的，有时很苦，很苍凉，但很动情；他的歌声还有一种很特别的磁性美，使我的心一直走进他的歌声里，一天里积存在浑身骨节和肌缝里的疲惫，便不知不觉烟一般地消散了。不仅如此，他的歌还常常会给我端起的水酒里添上一点滋味，感染得我和家人亲热时多一些爱意与缠绵。最令我惊奇的是，他的歌还像精灵一样钻进我的笔管里。白天在单位不能画画，下班在家便会铺开纸，以笔墨释怀。这时我发现我的笔触与水墨居然明显地多了些苦味，很像他歌里的那种味道。歌声能够改变画意吗？当然不是，其实这种苦味原本也潜在我的心底，只不过被他的歌声唤醒罢了。为此，我非但没有去抵制他对我的影响，反而喜欢在他的歌声中作画。

一天，我被他低沉而阴郁的歌声感动，一种久违的冲动使我急急渴渴在桌案上展纸提笔，以充沛的水墨抹上大片厚厚的阴霾。然而，他浓重的低音并不绝望，时而透出一种祈望，于是我笔下的阴云在相互交错中不觉地透出一块块天光。我情不自禁，还在云隙之间，用极淡的花青点上薄薄的蓝色。这是晴空的颜色。但它又高又远，可望而不可即。这是无限的希冀之所在，一块极其狭小的安放遐想之地，却又朦朦胧胧，远如幻梦。

后来，他的声音转而变得强劲。那种金属般磁性的音质渐渐有力地透露出来。这一瞬，我看见在画面的云天上，飞着几只乌黑的大雁，它们引颈挥翅，逆风而行，吃力地扇动着翅膀。我在画这些顶风挥舞的雁翅时，好像自己的臂膀也在用力，甚至听到这些大雁与强风较劲时肩骨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忽然想，这苦苦挣扎却执意前行的大雁所表现的不正是一切生命本质中的顽强吗？

我彻悟到，人的力量主要还是要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别人给你的力量不能持久，从自己身上找到的力量，再贯注到自己身上，才会受用终身。

也许为此，这样题材的画我不止一次地画过。奇妙的是，每次画这些逆风的大雁，耳边都会幻觉般地出现那天听到的歌声。

我个人生活的一段时光是和他的歌声在一起的。

我很幸运。因为那是我生命中极度贫乏的一段日子。

和歌声在一起是奇妙的。它与我似伴相随。

它进入我的生活时，是随意的，自由的，不知不觉的；它走出我的空间时，也随意而自由，像烟一般地飘去。它从不打扰我。他的歌很少完整地从头到尾，似乎随心所欲，想唱就唱。有时一段歌反复地唱，有时只唱一两句就再没声音。他是绝对自我的，完全不管也不知道我的存在。这反而使我很自由，完全不必“应酬”他。人和音乐所进行的是两个心灵奇妙的“对话”。当心灵互不投机时，人与音乐彼此无关；当两颗心灵互相碰撞在一起，便一下子相拥一起了。我和这歌手也如此，有时他的歌与我的心情不一致——我就不去用心倾听它。我与人聊天说话或者独自沉思时，它仅仅是一种远远的背景，就像身后的一幅画。

白天里很少听到他的歌，大多是他下班归来，所以他的歌总是和黄昏的夕照同时进入我的后窗。

由于他不唱歌词，歌中内容多是代以“呵、噢、啦、哎、呜”，类似歌手练习发声，但他在这字音里注入很多情感。这种无歌词的哼唱听起来就更像是音乐。有时他还会唱一些著名的钢琴曲或交响曲的旋律。这些旋律一直刻在我心里。他一唱，我就觉得旧友旧情亲切地回来了。

虽然他的歌不是为我唱的，却不时会与我共鸣。有时我像站在山这边听他在那边“自言自语”，有时却一下子落入他歌的深谷里。这些歌于我，常常勾引回忆，唤发想望，抚慰心灵，诱发爱意。它能使我暂时忘掉身边的苦恼，但当我离开这些歌，回到现实中，我会感到更苦恼更茫然。

……

P12-17

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

说到2008年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编者的判断不像许多研究者那么乐观，而是相当沮丧。在编者看来，本年度的短篇小说，如果披沙拣金，偶或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但就其整体水准而言，则大致平平。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不只是一些新人，也包括一些名家——争相趋鹜于炮制一种废话横行、口水四溢的畸形文体和语风，在内容上空洞无物，在情感上矫揉造作，在感觉上夸饰张致，在结构上松垮散漫，在叙述上拖沓繁冗，在语言上琐碎无聊。而这一切，却又都被当做一种特别的“美学趣味”、一种“个人化”的“风格”，而自鸣得意，而相互吹捧。在这样的美学时尚下，本来公认的写作难度最高的短篇小说，却变得越来越没有难度，越来越缺乏挑战精神和超越意识，越来越沦为一种随意的、轻浮的、可有可无的小“物件儿”、小“玩意儿”。谁都知道短篇小说在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已日趋“边缘化”，谁都可以从诸如大环境等外在方面为之轻易地找出许多原因，但实际上，短篇小说在自身创作质量上的普遍平庸乃至下滑，也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正因为当前短篇小说创作存在着问题种种，编者近几年来对短篇小说的年选和研究，除了通过广泛而扎实的阅读，希望寻找到一个相对科学的，能够大体反映该年度短篇小说创作风貌和态势的框架之外，更希望通过对那些吉光片羽的短篇精品的仔细遴选、举荐、阐扬，为当前短篇小说创作提供一个有力的艺术参照系。

一

与中、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简短，创作无需太多的时间，以及善于从侧面切人，“以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文体特点，对于突发性的社会重大事件，具有明显的反应灵敏、表现迅捷的优势。这一点，在有关200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些特大自然灾害的审美表现中，得到了有效印证。虽然远远无法与蔚为壮观的“地震诗歌热”相比，虽然在艺术上有着直露、浅白等各种不完善，但短篇小说毕竟代表叙事虚构文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在这寥寥的几篇中，乔叶的“献给汶川大地震的遇难同胞及其家属”的，《家常话》，是难得的翘楚之作。小说以一个创巨痛深的外祖母对自己的外孙女的劝慰性话语结构通篇，既不硬作“坚强”，也不渲染“苦难”，平实低调，质朴无华，却饱含深情，也饱含对生存意义的真切体悟，因此具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是一次泪水对？目水的诉说，一次伤口对伤口的抚慰；最后完成的是一次生命对生命的精神接力。虽然小说略有“急就章”的仓促粗糙，但它对2008年那场惨烈的民族大劫难的情感反应和精神书写，既迅捷及时，更朴素真挚、不同凡响，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记忆的价值。

但是诸如暴雪、地震等自然灾难，毕竟属于突发性、偶然性的重大事件，而非日常化的中国现实。说到真正能够持续牵扯着当前作家的注意力的，还是随着介人全球化、现代化的程度日深，中国社会结构在渐次分化和重组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庞大的底层群体及其相关问题。在本年度的短篇小说中，有关“底层”故事的讲述仍然占据着相当显眼的位置。一批知名或者并不知名的作家，以熟稔或者并不熟稔的底层经验，继续在这一领域成功或者并不成功地推出作品。比如姚鄂梅的《秘密通道》、乔叶的《良宵》、温亚军的《下水》、王建平的《大过年》，等等。毋庸讳言，因为各种原因，当前的“底层叙事”存在着严重的模式化和肤表化的表述困境。笔者在一篇论及新世纪短篇小说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底层叙事”要想走出这一困境，不仅需要作家们能够勇于跻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也需要作家们在内心深处，能够首先把他们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符号)来平等看待(不是仰视，也不是俯视)和尊重。或者换句话说，应该把底层社会的生存哲学、生存方式以及他们全部的精神和情感(困惑和焦虑、希望和无奈、坚韧和脆弱、喜悦和痛楚，包括美好的和不美好的面向)，真正现实主义地表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既有高度的历史价值也有高度的审美价值的力作。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仍有重申的必要。

也正是因此，我特别推崇范小青的《幸福家园》。因为是从生活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小说的视角就显得新颖而机警，而暗含的问题也颇足发人深思。“喜爱和谐”的何教授，平日与自己小区的保安们相处融洽，“打成一片”。他自以为“人与人相处，就是个人情往来，你心里对他们好了，他们心里也会对你好。人心和世事都是平衡的”。不料何教授在一次醉酒之后，竟失手误打了保安小江。虽然他甚为懊悔和及时抚慰，还是被小江的家人纠集亲友闹上门来，讹诈了一笔赔偿费。这不仅使他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在内心深处，不由得对以前的理念发生质疑和动摇。在这里，孰是孰非的问题姑且不论，而借着这个故事，或可以帮助我们反思：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作家在想象底层和叙述底层时所操持的单一的人道主义话语，是否能够有效地概括底层世界真实的生存逻辑和精神潜流？

葛亮的《阿霞》，也是本年度不多见的写底层的力作之一。作者是一个新人，却能携带着一个新人难得的淡定和沉潜，以一种标准的写实主义手法，既写出了底层社会的善意、体恤和包容，更写出了一个真实、立体、鲜明可感的人物形象。在葛亮克制、内敛而又不乏温情的叙述之中，主人公阿霞作为“底层”的一分子，不再仅仅是一个卑微柔弱的人道主义符号，而是真正复活为一个饱满生动、触手可及、带着体温的人。她的正直、耿直乃至憨直，她的单纯、执拗乃至迂执，都被塑造得神完气足，几几呼之欲出。而也正因此，她的那些梦想、现实与命运，才让人尤为唏嘘不止。

如果说，葛亮的《阿霞》是一篇以塑造人物为主的性格小说，那么《脚背》则是一篇以故事见长的情节小说。简短的篇幅、紧凑的结构、集中的冲突、持续的悬念，以及悬念在结尾大大出人意料地骤然释放，这些“传统”(并非“过时”)的短篇小说叙事方式，在《脚背》中得到了一次近乎完美的运用。它不仅提供给我们一种久违的审美快感，对当前社会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的表现，以及对“底层”神态行止的刻画，也同样精彩和深刻。

的确，综观本年度那些成功的底层故事，或者是加大思想穿透生活表层的锐度和力度，或者是在思想性上并没有特别的分量，却能在叙事技巧的层面刻意经营，保持一定的艺术水准。比如刘庆邦的《美好家庭》，就有意在主人公现实世界的严重匮乏(一个贫苦无助的老单身汉)与精神世界的美丽镜像(一个令人艳羡的“美好家庭”)之间制造叙事张力，并从中生发出一种苦涩冷冽的反讽意味。金仁顺的《松树镇》，则是在艺术虚构与生活现实之间构建自己的反讽性，且处理得相当圆融无迹。那个最后堕落为杀人犯的小女孩的命运轨迹似乎告诉我们：那群电影学院的学生曾经编撰的“艺术电影”何尝中途夭折，它其实直接搬演到了现实之中，并且演得更真实、更生动、更触目惊心。谁说艺术的想象力无远弗届？在我们这个与时俱进迅速变动的社会，它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二

虽然不像“底层叙事”那样风头强劲，但在新世纪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和情感困境的描摹，始终占有相当的比例。尽管不同的作家，在处理此类题材时，往往有不同的观照角度、区域以及相应的表现方式，但是不浮游于日常生活的表象，而是深入到现代人的心绪、心态、意识乃至潜意识，力图写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繁复和驳杂、悸动和摇荡，则是一个总的趋向。比如盛可以的《缺乏经验的世界》，有意以凌厉狂放的笔风，大写特写一个性爱经验丰富的女作家，对邻座的美少年的蠢蠢欲望，以及由此生发的种种幽微细腻的心理，直接挑战和冒犯我们习见的男性意识；高君的《阳台》，借助一个特定的空间，展露主人公那欲盖弥彰、猥琐鄙俗的情欲心理；叶弥的《“崔记”火车》、方格子的《像鞋一样的爱情》，不约而同地涉及女性在枯瘪平庸的日常生活覆盖下，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对生命激情的向往，以及精神、肉体的出轨与退缩，均有可圈可点之处。

而在这些作品中尤其出类拔萃的，是须一瓜的《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这是一篇滋味丰富，却又让人难以完全阐释的佳作妙品。鲁迅在谈论果戈里的《死魂灵》时曾经指出：“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即是作者以一个“诗人”的敏感和灵动，从生活的庞然之躯上剥下的一片碎屑。一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的事情，被作者的生花妙笔所捕捉、拼凑、描绘、渲染乃至夸张。而最后，这一切又被宣布为一场热闹而又荒诞的喜剧。借此，须一瓜写出了我们朝夕相处习焉不察的生活特有的某种品相和本质——它的琐碎和混乱，以及这些琐碎和混乱的无意义。

而在陈丹燕的《雪》中，“雾”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象，被用来象征日常现实以及精神世界的沉闷和灰暗。小说里的每个人物，无论是郑玲的母亲还是婆婆，也无论是肯德基店里的小女孩还是从橱窗前走过的老妇人，都拥有着“抑郁”的神情，都在不断地抱怨。包括郑玲自己，也已经“站在制造无尽抱怨的边缘”。而一场不期而至的雪，最终改变了这一切。并使她进而感悟到：人的一生，虽然永远无法改变孤独，但摆脱孤独的渴望，却也从不会消失。

近二三年来，笛安在文坛崭露峥嵘头角。但也或许因为年轻，生活阅历不足的缘故，她的写作更多拥有也更多凭借的是一种超逸的想象力，而在现实性上不免空疏。今年发表的《塞纳河不结冰》、《圆寂》，都具有传奇故事的性质，通体散发着浪漫和唯美的色泽。作者的叙事意旨，大抵在于为无情的人世间“补情”，所以要在这个唯实唯利的时代，极力挥写“最绚丽、最浪漫、最张扬”的传奇。由此，两篇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他们均能以一段电光石火般的爱情，超越身份乃至阴阳两界的阻隔，驱逐世道人心的冷酷凉薄，温暖和照亮彼此的多舛人生。

此外需要提及的，仍然是有关“文革”的记忆和想象。在新世纪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这一叙事类型虽然远算不上一个潮流，却也始终不绝如缕，并迭有佳制。必须承认，本年度短篇小说中的这些“文革记忆”，像欣力的《良宵引》、王松的《瘦龙河纪事》、罗伟章的《赶街》、温亚军的《蚊帐》等等，在批判的力度、反思的深度和艺术的高度上，并没有明显超越于此前的“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一但它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这种坚持的姿态，这种对历史之痛的反复镌刻——只要有人不断地“旧事重提”，不断地指证历史曾经的残酷和不义，它就不至于被无情的时间流逝和更为无情的人为遗忘所湮没，从此彻底沉人黑暗的深渊。

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作品，是冯骥才的《楼顶上的歌手》。小说令人击节赞赏之处，在于艺术手法上对传统的“留白”技巧的精彩运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歌手)，被有意处理为一种“缺席”的在场。而他的歌声，则被作者以一个艺术家的感觉全力捕捉和呈现，获得了强烈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在小说中，它作为一种直接诉诸灵魂的力量，成为人们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弥足珍贵的精神抚慰和激励。而小说结尾的处理，更给人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空灵蕴藉。

三

虽然从现代意义的短篇小说诞生以来，理论家们一直尝试着对它的文体特性给予界定，但迄今为止，似乎也没有见到有哪一种界定，以其高度的涵盖力和精准性，成为不可移易的定论或者共识。也许在诸如短篇小说的艺术思维、表现方式等方面，或有一些小的趋同，但在所谓“本体性”这一核心问题上，却向来歧见丛生，众说纷纭。而在我们看来，文无定法，短篇小说之为短篇小说，或许就在于它在叙事上所拥有的高度灵动性和自由性、在艺术精神上所表现出的高度探索性和实验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其他叙事文体的垂范性和启示性。但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但凡有作品在叙事形式或者语言上体现出一定的“陌生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优质品”的序列；更不意味着那些在叙事形态上更多地向传统靠拢的作品，在胎里就被“自动化”地打人了冷宫。在小说的艺术殿堂里，只有好的作品与不好的作品之分，而没有谁比谁更“先进”、更“现代”，更没有谁终将被谁所“替代”、所“淘汰”的问题。而评价一部作品是好还是不好，或许并没有一个终极的或者完全的尺度，但至少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尺度，即艺术的尺度、审美的尺度、它的精神与形式的圆融程度。

综观本年度(也包括本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从叙事形态上来看，大概有如下三种。再重申一下，这些不同的叙事形式和美学追求，应该多元发展、共存共荣、相互激发、相得益彰。

其一，是小说叙事的传统化趋向。这里所谓的“传统化趋向”，既包括使用标准的写实主义手法而大放异彩的一类作品，也包括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中汲取艺术养分，而重新加工的一类作品。前一类型的小说，可以葛亮的《阿霞》、裘山山的《脚背》为代表，或以塑造人物见长，或以叙述故事优胜。因上文已经论及，兹不赘述。而后一类型的作品，如迟子建的《一坛猪油》，明显具有“三言二拍”式的拟话本风格。一枚戒指充满传奇性的辗转流徙，串联起数个家庭的悲喜离合和人物的命运沉浮，似乎指涉着冥冥之中的因缘业报，又寄寓着作者对传统道德伦理的看重和认同。只是，在一个短篇中处理如此繁复的人事，涵括如此庞杂的意蕴，也未免导致叙述的枝蔓芜杂和意旨的模糊不明。此外，今年有不少作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准笔记体小说。但总的看来，成绩却并不尽如人意。有的作品，主观理念过强，却又没有为之提供适宜的载体，致使流于抽象和枯涩；有的作品，单纯称道鬼神，张皇灵异，致使趣味流于肤浅的猎奇。在这里面，能够兼及思想与艺术的平衡的，阿来的《小说二题》与张炜的《东莱五记》，庶几算之。

阿来的《小说二题》(《秤砣》、《番茄江村》)，同属他近年陆续推出的“机村故事”系列。这是一组被作者称之为“素描”或者“笔记”的短篇小说。文字精简，而意味隽永；运笔平实，而眼光精微独到。立足于特定历史时期(共和国政权建立初期)藏汉文化的冲撞，作者借助一个个独特的人物或者物象，比如“秤砣”、“番茄”，描绘了相对独立和安守于自身文化的“机村”，在外来文明(汉民族所携带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的接受方式和接受过程，以及期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或者妥协、悲剧或者喜剧。因此，固定而具体的故事时空，却隐伏着厚重绵长的历史文化意蕴，乃至一个巨型的国族寓言。

而张炜的《东莱五记》，则撮录东莱地区的民间传说、历史、神话、风物、习俗敷衍成篇，虽然语涉怪力乱神，却显然幽怀独抱。其中，《砸琴》、《龟又来》写人与动物之间的情义，《赠香根饼》、《失灯影》写人从神仙、精灵那里获得的惠施，《三返和定居》写人对自然之境的向往和回归。这一切，由作者娓娓道来，不由得使人顿生吊古思今之情怀。一方面，是借此重温前工业文明时代那种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世界感受，以及曩时长夜闲话、絮絮而谈(那该是小说最原始的形态吧)的特殊魅力。另一方面，则是进而反观和省察“现代性”所带来的诸种偏弊。

其二，是小说叙事的“心理化”、“诗化”趋向。此类小说，虽也涉及简单的人与事，但其结构的重心。并不在塑造鲜明可感的人物性格，或者叙述趣味横生的故事，而是集中笔力，深入探索人的生存感受和灵魂堂奥，并注重氛围、意境、情调的营造和渲染。这种“心理化”、“诗化”的小说，在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构成中，似乎也有比重日趋加大的迹象。像前文提到的须一瓜的《灶上还有绿豆羊肉汤》、陈丹燕的《雪》，都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像王安忆的《黑弄堂》，也是本年度罕见的质地纯粹的一篇精品。作者以沉静从容的心态、细致绵密的笔触、精微真切的感觉，以及极具表现力的日常场景和细节，带我们与之共同穿越漫漫的时空隧道，再度叩访那些温馨、纯真、有着毛茸茸的感性的童年记忆和成长经验，使我们日益枯敝的心灵，借助小说语言诗性的魔魅，再度获得宛若春雨一样清新的滋润。

鲁敏的《离歌》，更是一首生命的抒情诗。小说的叙述语调悠长、舒缓、沉静，就像它里面不断出现的那条河流。而那个孤身的纸扎老人(三爷)，则是往来其间的生命的摆渡者。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以自己温厚和善良的心，让那些正常抑或非正常死亡的人，最后一程走得心满意足、了无憾事。在《离歌》中，作者写下了生命的无常，更写下了生命的有情。而正是在这种有情的人生视角的悲悯观照之下，作为每一个个体生命恒定终点的死亡，竞也获得了宛如回家一样的安宁静谧的诗意。

其三，是小说叙事的实验化趋向。新世纪(或许也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界为叙事艺术的可能性不断拓展前景的热情和努力，其实已经普遍消退。大多数作家，基本是在现实主义或者准现实主义的范畴内进行写作。此间虽也产生了不少具有深厚的历史内蕴或现实关怀的力作，但从小说叙事的艺术创新来看，却没有取得长足的进展。当然，并不排除始终有作家在形式变革和语言实验方面上下求索。只是这种求索的身影是如此的落寞孤绝，没有足够的气象和阵势，也没有给沉滞不前的小说艺术带来多大的震动。或许正因为此，本年度的一些实验性作品，比如钟晶晶的《案情叙述》中繁复精巧的叙事结构，笛安的《塞纳河不结冰》中超现实成分的注入，都给我们一种惊鸿一瞥的感受。

而在这些作家中，尤其需要给予敬意的，是韩少功。他近年发表的作品，长篇姑且不说，仅以短篇而论，比如《801室故事》、《末日》等等，都在不事声张之中蕴蓄着-种探索性。今年的《西江月》和《第四十三页》，同样如此。比如《西江月》，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虽以“复仇”为故事内核，却有意把最重要的情节因素——比如复仇者龅牙仔究竟所自何来、有何身世，他与龙贵又有何深仇大恨，竟至于以如此惨烈的方式与之玉石俱焚，等等——全部付之阙如，由此生成大幅度的空白，供我们的想象徜徉和填注，进行再创造。而在《第四十三页》这样一篇典型的“元小说”中，我们更得以重睹当年先锋小说家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充满激情的创造力。叙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自由穿梭，而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彻底抹平，致使小说的表现空间急剧释放，呈现出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