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穷苦人家的出身，以二十五岁短暂生命，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充满忧郁与伤感的人生活剧。她曾有鲜活的青春，在最鲜活的时候，她把它掐死；她曾有饱满的生命，在最饱满的时候，她把它窒息；她曾有最自然无痕的表演，在最自然无痕的时候，她停下脚步……她就是默片时代的无冕皇后阮玲玉。朱剑所著的《无冕影后(阮玲玉)》讲述阮玲玉短暂而凄婉的艺术人生。

朱剑所著的《无冕影后(阮玲玉)》为《民国人物大系》之一。

《无冕影后(阮玲玉)》为你带来一个真实的阮玲玉——一袭风情万般的旗袍，两只会说话的眼晴，美丽而哀愁同在。

她曾有鲜活的青春，在最鲜活的时候，她把它掐死；她曾有饱满的生命，在最饮满的时候，她把它窒息；她曾有最自然无痕的表演，在最自然无痕的时候，她停下脚步……

男人只把她当“镜花水月”，她却要把男人当依靠。她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找到这个依靠，演艺反而成为一种“业余”。

找不到，再去找，再找不到，还是去找；……找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决定不找了……

一 苦难童年

 降生

 丧父

 磨难

 帮佣

二 少女时代

 入学

 憧憬

 热潮

 初恋

 同居

三 步入影坛

 谋生

 求职

 应考

 试镜

 《挂名的夫妻》

四 早期作品

 立足

 《洛阳桥》

 《白云塔》

五 不幸人生

 冷遇

 思变

 彷徨

 轻生

六 柳暗花明

 转机

 《故都春梦》

 北行

 归来

七 声誉鹊起

 《野草闲花》

 崛起

 赞誉

 心病

八 走向辉煌

 变革

 《三个摩登女性》

 《城市之夜》

九 重入迷途

 旧轭

 迷惘

 新枷

十 鼎盛时期

 《小玩意》

 《香雪海》

 《神女》

十一 命运多桀

 《新女性》

 围攻

 失落

十二 明星殒灭

 讼起

 人言

 绝境

 自戕

 哀荣

 身后

后记

一 苦难童年

降生

1910年4月26日，上海。

天刚蒙蒙亮，机器工人阮用荣匆匆地吃了一碗泡饭，夹起饭盒走出了低矮的家门，又转身把门轻轻带上。妻子在床上似乎叹息了一声，阮用荣稍稍犹豫了一下，仍然迈开步子汇入了上早班的人流之中。

一个多钟头后，阮用荣赶到了位于浦东的亚细亚火油栈，他在这家由英商开办的油栈里当工人。一路上紧赶慢赶，总算赶在了几百米开外的纺织厂第一遍汽笛声传来之时跨进了油栈的大门。这汽笛是纺织厂夜班与早班工人交接班的信号，会持续三四分钟，当它停止时，恰好是油栈工人上班的时候。数分钟后，它又会再次响起，随着这第二声汽笛，满面倦容的夜班纺织女工们将会涌出工厂的大门，陆续走过油栈的门口，而这时，油栈的工头已站在大门口，记着迟到工人的名字，谁要是“榜”上有名，就难逃被扣工资的厄运了。

阮用荣那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已很艰难，如何敢再让工头扣去，因此，平日他总是早早地起床，匆匆漱洗一下，接过妻子递上来的早饭，胡乱扒拉两口就出门了，妻子总是倚在门口，目送他的身影隐入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而最近这几天，阮用荣执意不让妻子一大早爬起来为他做早饭，眼看着身子越来越沉即将分娩的妻子，他真想能陪伴在她身旁，可是，不上班又哪儿来钱呢？又拿什么来买米买菜呢？既然不能陪伴在身旁，阮用荣能做到的也只是让妻子多睡一会儿了。

阮用荣人到了油栈，可心还在家里，这个家虽然贫穷简陋，但毕竟是他一番艰苦创业才奋斗出来的，他深深地爱着这个家。阮用荣并非上海土生土长，他的老家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左步头乡。1871年，他在故乡出生，少年时代，因遭遇连年灾荒，家境贫寒，使他饱尝了饥寒交迫的滋味，也使他鼓起勇气，跟随亲戚闯进了上海滩。为了生存，他干过各种各样的活，“他曾在十六铺码头当过扛夫，在静安寺东‘愚园’的花神阁做过花匠，还在四马路‘青莲阁’茶楼门口摆过水果摊。”然而，这些工作都很不稳定，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积下两个钱来成家了。后来，他的广东同乡们设法给他凑了一笔钱，为他在亚细亚油栈交了保证金，他才得以在该油栈的机器部当上了一名工人。亚细亚油栈虽然号称上海三大油栈之一，但比起老牌的“美孚”和“德士古”来，实力要小得多，只能靠廉价占据市场，因此工人的工资也就特别低。阮用荣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每个月也只能拿到三担米的工钱。他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下了一点钱，终于在35岁上成了家，新娘何阿英是他的广东同乡，比他小14岁，人虽算不上漂亮，高高的额头使一张脸显得过于长了一点，但特别贤惠。他们在上海的朱家木桥祥安里租了一间小屋做了新房，三年后，他们的长女出世了。随着孩子的出世，清苦的生活也有了些许欢乐，只是孩子因营养不良长得十分瘦弱。现在，年近不惑的阮用荣又将迎来他的第二个孩子，他真是又喜又愁。新的生命的降生令他欣喜自不待言，但又要多添一张吃饭的嘴，也令他犯愁。

漫长的十个钟头后，阮用荣终于听到了下班的钟声，他放下了盘在头上的辫子，带着满脸的疲惫，行色匆匆地赶往家中，在离家几步远时，一声婴儿的啼哭传来，他的心猛地一紧，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了家门，果然，就在他上班的时候，孩子降生了。妻子半倚在床上，背靠着一床破被，怀中抱着刚刚出世的婴儿，一岁多的大女儿坐在妻子的身旁，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怀中的小生命。这情景让阮用荣的鼻子有些酸酸的，他感到有些对不住妻子，在她最需要自己的时候却没能在她身旁，可穷人又有什么办法，明天还不照样得去上班。妻子告诉他，是邻居们听到她的呻吟，为她请来了接生婆，孩子才得以平安出生。他猛然想起早晨离家时妻子的一声叹息，他问妻子是否早晨就有感觉，妻子点了点头，这回轮到他叹息了。

他从妻子手中接过孩子，妻子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又是一个女儿。他的心头也掠过一丝遗憾，他和妻子一样，盼望能有一个儿子。但是看着筋疲力尽的妻子，他没让自己的遗憾有些许表露。他低头凝视新生的女儿，巴掌大的小脸上，五官很是匀称，细细长长的眼睛微微睁开，笔直的鼻梁下，一张小嘴巴在轻轻地嚅动着，阮用荣的心头升起了一股暖流。他在妻子的身旁坐下，动情地说：“你看，我们的小女儿长得多漂亮啊！”

看着丈夫脸上满足的笑容，妻子也变得高兴起来，“给女儿起个名字吧！”

“就叫凤根，好吗？”

“这可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呀！”妻子马上意识到，其实丈夫早就把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当然，在丈夫的心目中，这即将诞生的孩子一定是个男孩，而今他把这个名字给了女儿，那是希望女儿长大后有出息。于是，她马上附和丈夫的意思说道：“这名字好，我们的凤根将来二准比男孩子还强呢！”

“是啊！我们家也许真能飞出个金凤凰呢！”

阮用荣夫妻俩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对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有着许多美好的遐想，同时，他们也知道，像他们这样的人家，真能飞出金凤凰来，又是多么的不现实。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他们的梦想真的实现了，他们的凤根成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她就是风靡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的阮玲玉。可惜的是，阮用荣没能熬到这一天。

说到电影，阮用荣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年他曾在四马路“青莲阁”，茶楼门前摆过水果摊，这“青莲阁”就是上海最早进行商业电影放映的场所之一。1895年电影正式在法国巴黎诞生，第二年就传入了中国，这一年的8月11日，在上海徐园的“又一村”，电影首次在中国放映。(据有的学者研究，早在1896年之前，尚处草创阶段的电影，亦可能曾传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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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写《阮玲玉》，所以首先找来了我所能找到的关于阮玲玉的种种资料，有当年的报刊书籍，也有她的同时代人几十年后写的回忆，还有研究阮玲玉表演艺术的大量书籍论文，当然也包括已出版的数本阮玲玉的传记(最早的出版于阮玲玉去世的当年，最晚的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其中的许多资料我在十多年前就读过了，也有一些是近年来才问世的，总之，能找到的都找来了。面对这一大堆资料和前人的写作成果，该如何来完成本书的写作，的确是件很令人为难的事。

在一篇舒琪先生所作题为《阮玲玉神话》的文章(载舒琪等：《阮玲玉神话》，香港创建出版公司，1992年)中，有一种说法使我颇感兴趣，该文的大意是，写阮玲玉大致可有三种写法，其一，因为“无法摆脱‘神话’——或‘传奇’一的角度”来写阮玲玉，因而必然是一篇“充满赞美的文字”，这是一种继续制造“阮玲玉神话”的写法，作者认为，这样的神话已经有不少了；其二，“重新组织”“已有的资料，把阮玲玉的一生较完整地述说出来”，作者认为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重复别人说过的一些东西而已”；其三，在尽可能搜集和阅读所占有的资料的基础上，“幻想出种种的猜测，这些猜测／推想，比起那些传说，可能会更为不真实，”但却是作者“与阮玲玉之间最直接且私人的关系”。

我对舒琪先生的这个说法虽不完全赞同，但却颇受启发，记得在去年我写《电影皇后——胡蝶》一书时就曾在“后记”中说过，我不想把该书写成一本小说或传奇，同样的，我也不想把阮玲玉写成一种神话或传奇。对学历史出身的我来说，自然更喜欢舒琪先生所说的第二种写法，即尽可能地“把阮玲玉的一生较完整地述说出来”，同时。我也不排斥第三种写法，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写法，我想在写《阮玲玉》时也许能较好地统一起来。关于阮玲玉的生平事迹，我尽可能地用第二种方法来写，尤其是她的从影历程和她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凭我所占有的资料是可以真实地写出来的，若写得好的话，大概也不一定只是“重复别人说过的一些东西而已”；关于阮玲玉的情感世界，我以为，也许采用第三种写法更好一些，因为这方面我们所能见到的资料，绝大多数在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说是第一手的，阮玲玉本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反映其心路历程的文字，而即便是当时人包括她的友人留下的文字也只是反映了他们的看法，并不一定就和阮玲玉真实的想法所吻合，因此，在进行这方面内容的写作时，我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推论和假设。我并不是特别推崇这种写法，说白了，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一点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就是在本书中哪些是用第二种方法哪些是用第三种方法所写，读者是能一目了然的。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尤其是兰州大学出版社于泽俊先生自本书的选题到整个写作过程都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南京图书馆特藏部的姬贵林先生、孙楚流女士，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许进、刘松健等好友为作者查阅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在此，谨致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