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并对此有比较全面且相当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发表过许多充满真识卓见、在当时极有影响的言论和著作。翁文灏先生一生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对国家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都是值很我们很好地总结、借鉴的。李学通所著的《书生从政(翁文灏)》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填补了一项空白。全面总结翁先生一生各方面的成就、贡献及经验教训。

李学通所著的《书生从政(翁文灏)》为《民国人物大系》之一。

《书生从政(翁文灏)》汇集丰富历史资料，系统充分地记录了翁先生的一生经历和重要史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翁先生与他所处的时代提供了重要参考。翁文灏先生热爱祖国、与时俱进的精神和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既是我们民族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特别应该提倡的。

序言

第一章 从秀才到博士

 1．石塘翁氏

 2．少年秀才

 3．“震旦三文”

 4．官费留学

 5．鲁汶博士

第二章 为中国地质学奠基

 1．愿为地学启朝暾

先驱者的足迹

地质研究所

“最有功之教员”

留学生考试

 2．地质调查所

五项原则

荜路蓝缕启山林

中国地质图的绘制

中国矿产的调查

 3．中国地质学会

第三章 学说与学术

 1．矿产区域论

 2．甘肃地震考

陇东大地震

震区分布研究

中国第一个地震台

 3．开辟国际交往

 4．燕山运动学说

 5．周口店猿人

“龙骨”的秘密

新生代研究室

 6．中国地理科学创始者

清初测绘地图考

申报馆地图

组建中国地理学会

第四章 从书斋到政坛

 1．代理清华校长

校长风波

创办地理系

代理校务

 2．参加《独立评论》

八九个朋友

我的意见不过如此

 3．试探从政

牯岭讲学

国防设计委员会

武康遇险

 4．中福整理专员

 5．行政院秘书长

初掌机要

平息学潮

丁文江之死

西安事变

第五章 总绾后方经济

 1．欧洲之行

观礼英王加冕

接洽中德合作

参观苏联建设

 2．厂矿内迁

从上海出发

武汉的规划和顿挫

从武汉到西南

 3．建设后方

“当代第一人才”

国营工矿的发展

 4．农本局事件与权力之争

 5．开发玉门

 6．失子之痛

 7．战时生产局

 8．维持中基会

第六章 滑落深渊

 1．战后接收

 2．建设思想

 3．创办石油公司

垄断石油生产

胎死腹中的上海炼油厂

成立油轮公司

 4．出任行政院长

勉为其难

王云五方案

莫干山定议

“八一九命令”

四十天的“成功”

蒋经国“打虎”

失败与辞职

 5．企望和平

名列战犯

溪口之行

总统府秘书长

第七章 回到人民中间

 1．回家的路

滞留香港

避居巴黎

 2．从反省中求出路

 3．在历史中找规律

 4．选举权波折

 5．政协委员

 6．最后岁月

 7．魂息万安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书目

后记

第一章 从秀才到博士

一、石塘翁氏

公元1889年7月26日，即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六月二十九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石塘镇一个亦农亦商的士绅家族。

鄞县位于浙江东部，介于慈溪、镇海、定海、奉化、余姚之间，其地形东西宽南北狭，左右崇山环抱，蜿蜒磅礴，绵亘不绝；地势西部稍高，中部平坦，鄞江贯穿其间。这里江河密布，气候温和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阡陌纵横，稻田弥望，是个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

鄞县也是个很古老悠久的地名，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加邑为鄞。”春秋之时，这里为越国属地，《国语·越语》中有“勾践之地，东至于鄞”的记载。秦始皇时正式于会稽郡下设鄞县(设置在今奉化)。唐武德年间置鄞州，设置于鄞江、余姚江、奉化江汇合之处名三江口的地方，“大历年移郧治于此，至五代始，州县合治，而郧亦改鄞”。鄞县原属明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明州府为宁波府，鄞县为其附郭县，即鄞县县衙与宁波府衙同在一城，一直相沿至清。宁波简称甬，故鄞江又名甬江。此处三江交汇，东临大海，港阔水深，海上又有舟山群岛以为屏障，是理想的天然良港，唐宋以来便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军港和造船业中心。城西南有四明山，古名句余山，西连余姚，南接天台，周围达800里，有280峰，中顶五峰，状如莲花，上有方石，四周如窗，故称四明。城内有天童寺，规模浩大，为江南罕见，号称“天下禅宗五山第二”，为佛教禅宗胜地。有天封塔，始建于唐武则天天册万岁至万岁登封年间，高18丈，明7层暗7层，传说地下尚有4层。城东南约15km处有湖，名东钱，湖面广大，白波浩淼，山明水秀，风景如绘。明代著名学者范钦有诗曰：“澄波四望空，画舸诉冷风。野寺轻鸥外，人家细雨中。菰蒲临水映，洞壑与天通。即拟寻真去，花源杳无穷。”

宁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宁波人自古具有强烈的进取冒险精神，地狭人稠的自然环境，又造就他们游食于四方的经商习惯。明清之际，宁波商人即已相当的活跃，被称为“宁波帮”。1842年，宁波成为第一批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悠久的商业传统，使宁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海市场上的进口洋货生意，数十年间几乎为宁波人独占。

宁波城往西不远便是翁文灏的家乡石塘镇。翁家是个传统的绅商家族。相传其远祖在宋代时曾任明州观察，《宋史》有传。另有一种传说，其先祖元末之时从军，随军由福建迁此，后弃军从农，留居此处，繁衍生息。除此之外，翁家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族渊源，也没有传播久远的家传族谱。一直到了近代，翁家商业经营的特长才逐渐显露，也因而富裕发达起来。

翁文灏的高祖父翁开明(乾隆五十一年至咸丰三年，公元1786—1853年)凭藉一生的勤俭和精明，为子孙们留下了裕丰造酒坊(设在家乡)和裕大酱园、酒米铺(设在上海)等颇为可观的家业。到了翁文灏的曾祖父翁景和时，翁家的商业经营达到最高峰。

翁景和(道光三年至光绪三年，公元1823—1877年)字世昌，学名作霖，号梅臣，是翁开明的独子。他尤善经商，不但继承了家业，并且不断使之“发扬光大”，相继在上海开设长丰绸庄和大丰洋布店——经营进口洋布生意；在杭州开设打锡箔厂；在瞿州开设上和南货店；在天津开设乌木作场；在宁波开设宝大北船号、宝凤银楼；在本乡有养鱼塘、农场、果园及祖传的裕丰造酒坊，积资达200余万。大丰洋布店曾在上海近代洋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丰洋布店算得上是上海滩的老字号。1840年前上海洋布进口尚少，1842年开埠以后，洋货大批涌人，其中一种重要的商品就是洋布。棉纺织业原本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创业先锋，到了19世纪初，英国已是世界上棉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国家。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无疑是英国资本家看中的肥肉。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急于打开中国市场，但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和厚实耐用的中国土布面前，外表美观均匀的机织洋布，“只有以低于中国土布的价格出售才能找到主顾”。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机器生产物的便宜与变革了的运输方法、交通方法……是征服外国市场的武器。”由于洋布生意有利可图，19世纪50年代上海县城和租界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推销洋布呢绒的“洋布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53年在南京路一带开设的大丰、增泰、恒兴、成德丰等洋布店和同年在大东外开设的时和洋布店等”。

大丰洋布店最初是作为门市零售店出现的，设在南京路、河南路的转角处，资本只有3000元(两)，规模并不大，每天零售额约有五六十元，忙时也不过百余元。大丰最初为翁家独资所开，故又被称为“翁大丰”。但翁家的人并不直接参与具体经营，而是聘请“世家子”湖州人许春荣为经理，全权负责上海的门面。由于许春荣头脑灵活，善于经营，大丰的生意蒸蒸日上。

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后，长江及北方各口被迫开放，上海以其优越的位置，便利的交通和开埠较早的历史，成为长江和北方各省进出口的集散中心。各地洋布商号纷纷到上海采购，但因资本薄弱，无力经营进口，只有向经销洋布的上海零售店批购。洋布销路的迅速扩大，使得上海一些原来以门市零售为主的洋布店，都转而向原件批发发展，成为“原件批发字号”。大丰也“将门市收歇，租赁南京路同吉里五上五下楼房，改为原件批发字号”。

1870年以后，由于电报的广泛使用和汇率的波动，上海的洋行逐渐推行“订货制度”，即商号先与洋行签订合同，预先订购，再由洋行按合同到国外订购，原件批发字号发展成为“订货批发字号”。

P1-3

翁文灏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已经很陌生了，然而他确实是一个不该被遗忘，而且应该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记的人。翁文灏先生是一个科学事业组织者，一个历史动荡时代的忠实建设者。虽然他一生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1951年即率先回国，为新中国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算是终得“正果”。

翁文灏先生早年留学比利时，是第一个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怀抱科学救国之志。与章鸿钊、丁文江两位先生共同培养出我国第一代地质学人才，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他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兼任教职，中国许多著名的地质家、地理学家均出自他的门下。在他的主持和努力下，地质调查所克服重重困难，成为我国早期科学事业中成就最突出的机构之一，翁先生也以其卓越的科学贡献，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他还是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中央研究院的创始者或重要主持人，为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略日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危，翁文灏先生为救国家，弃学从政，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南京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查处处长等职，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最高主持人。在他竭尽全力地推动督率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翁先生本欲辞官，一心致力于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由于缺乏正确的政治观点和坚强的毅力，1948年他又任国民党政府“行宪内阁”首任行政院长，成为蒋介石“战乱”反共的工具，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战犯之一。虽然此举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形势下的权宜安排，并非出自翁先生主动，但其错误的言行，我们今天亦无须为贤者讳。

可喜的是，翁先生歧途知返，觉悟较早，1949年又积极为实现国内和平努力奔走。和谈破裂后他拒绝去台，赴欧暂避，并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的1951年初，回绝台湾、美国的邀请，毅然回归祖国大陆，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国后，翁先生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及对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悉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政议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我于1927年在黑龙江穆棱煤矿与翁先生相识，并结下终生的友谊。他对我的一生曾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时期经办陕北油矿、整理河南焦作中福煤矿，还是抗战时期主持四川煤矿、创办玉门油矿，都是在翁文灏先生极力推荐、全力支持和领导下，我才做出了一些成绩。回顾翁文灏先生的一生，我认为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值得我们追思纪念：

一、矢志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翁文灏先生在少年读书之时，有感于祖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立志救国。记得他的诗中有“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句子。留学回国后他拒绝高薪聘请，投身到培养中国地质人才的事业之中，筚路蓝缕，在极其艰难中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事业。“九·一八事变”以后，翁先生“为国家前途，忧从中来，难安寤寐”，方弃学从政，欲图为国家建设贡献才智，以增强抵抗日寇侵略的力量。他的次子翁心翰也在他的鼓励下参加空军，投身御寇，为国捐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摒弃美国许多团体、公司的邀请，决然归国，义无反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直到晚年，他仍孜孜不倦地翻译介绍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著作，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欢欣鼓舞。

二、崇尚科学、服从真理、顺应时代的人生态度。翁文灏先生原是清末秀才。科举废除以后，他顺应时代潮流，转投新式学堂，学习近代科学，并留学西欧，成为第一个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地质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中，他一贯秉承科学的精神，既不迷信权威的既定之说，也从不妄自尊大，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崇尚科学，服从真理。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故而他能够正视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并取得全国政权的现实，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不久，就回归了祖国。

三、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翁文灏先生多年主持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事业，官到行政院长，是当时“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他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坚持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在国民党政府日益腐化堕落的官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蒋介石极力拉其入阁，为自己装点门面。当时主管和经营国有工矿企业的委员会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能够做到廉洁自律，不能不说是翁先生表率起了很大的作用。

翁文灏先生一生的曲折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对国家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都是值很我们很好地总结、借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学通同志经数年努力写出的这本传记，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填补了一项空白。要全面总结翁先生一生各方面的成就、贡献及经验教训，20万字的传记尚显不足，但其开创性的努力值得称道和庆贺。愿我们学习翁先生的爱国精神、科学态度和廉洁奉公的作风，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以告慰逝者的英灵。

孙越崎

1995年9月

因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抗日战争》史料丛刊的编纂工作，我接触到许多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的资料，逐渐对当时的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翁文灏发生兴趣，开始注意搜集有关他的资料。随着资料搜集的深入，为翁文灏作传的念头渐渐强烈，不仅因为他曾经是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开创者、组织者、前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更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人物。从清末秀才到留洋博士，从著名科学家到南京政府最高行政长官，最后到人民政协委员，翁文灏的一生蕴藏着非常丰富、值得深挖的文化、历史内涵。

然而真正着手从事研究、写作之后，我对这一专题超乎预料的难度才有了切身的体会。首先翁文灏是我国早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之一，不要说评价，就是准确叙述他的科学成就，对于从未学过系统地质学知识的我，其难度就已可想而知；其次，翁文灏80余年的人生历程，所经史事繁多，而许多方面以前的研究者鲜有涉及，缺少可借鉴的成果。但我抱着“世上本没有路”的态度，以将大困难分解成多个小困难、小困难解成更小困难的方法，一个个去攻克。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便是我四个冬夏劳作的结果。

在本书杀青付梓之际，我由衷地向曾经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各种各样帮助的师长友朋表示真诚的谢意。在搜集资料过程中，经李瑞陵女士热心介绍，我得以结识翁文灏先生的许多亲属，如翁文波先生、翁心鹤先生、翁心钧先生、杨永庆先生、翁维珑女士、翁维瑾女士、翁维玲女士等等，承蒙他们热情支持和帮助，并提供了有关翁文灏先生的大量资料、手稿和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同时还得到了邹明、梁翕章等先生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杨静一教授的帮助；书中介绍翁文灏先生科学成就的篇章，蒙中国石油大学张家环教授的批阅指教。在写作过程中，近代史所图书馆、地质图书馆给予了大力协助，比利时鲁汶大学档案馆的MarkDerez先生也为我寄来了有关该校历史和翁文灏先生留学时的档案资料。我的许多领导和同事们都从各方面给予了我很多的关怀和帮助，恕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兰州大学出版社惠允出版本书，并付出许多劳动，谨向该社及责任编辑致以衷心谢意。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王南，她的关心和帮助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重要因素。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孙越崎先生，孙越老不仅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更是那段历史的创造者，他以百岁高龄对本书的写作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怀，从写作提纲到篇目设置都曾亲自过问，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由于作者学识和能力所限，本书一定尚有不少错误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教。

李学通

199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