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法国文坛上,莫泊桑是继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大仲马、左拉、福楼拜等一大批杰出文学家之后的著名作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尤为出色,因而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莫泊桑的小说以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文笔,以及纯粹的语言,成为展现法语魅力的典范之作,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他的作品被译成一百余种文字出版,至今畅销不衰。本书精选了莫泊桑最有代表性的五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既有《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又有曲折离奇的《怪胎之母》《催眠椅》等。
本书精选了法国小说大师莫泊桑最有代表性的五十余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既有《羊脂球》《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脍炙人口的佳作,又有曲折离奇的《怪胎之母》《催眠椅》等。莫泊桑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小说构思别具匠心,情节跌宕起伏,描写生动细致,刻画人物惟妙惟肖,令人读后回味无穷。
他从前住在一个村庄的人口,大路边的一座小屋里。娶了本地一个农庄主的女儿以后,他自立门户成了大车匠。两口子辛勤劳动,积攒下一笔小小的钱财。不过他们没有孩子,这让他们非常苦恼。他们终于盼来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让。他们争着抚弄他,对他疼爱备至,简直到了一个钟头不见就受不了的地步。
让五岁那年,一帮跑江湖搞杂耍的路过此地,在村公所前的广场搭棚卖艺。
让看到这帮人,就溜出家门,父亲找了好久,才在几只会识字的山羊和会耍把戏的狗中间,看见他坐在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丑腿上放声大笑哩。
三天以后,晚饭时刻,该上桌吃饭了,大车匠和他的妻子发现儿子不在屋里。他们在园子里找,没找到,于是父亲就到大路边,使出全身的力气叫喊:“让!”——夜晚来临,天边布满褐色的雾霭,景物都退人阴暗可怕的远方。离他很近的三棵大枞树,仿佛在哭泣。没有人回答他;但空气中似乎传来隐隐约约的呻吟声。父亲听了好久,总像是听见了什么,有时在左边,有时在右边;他已头脑发昏,一面不停地叫喊着:“是让吗?是让吗?”一面向黑夜深处奔去。
他就这样一直跑到天亮,夜色中回响着他的喊声,游荡的野兽也被他吓跑。他焦虑已极,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疯了。他妻子坐在家门口的石条上,一直哭到早晨。
他们没找到儿子。
在无法安慰的悲伤中,他们迅速衰老。
最后,他们卖掉房子,动身去亲自寻找。
他们向山坡上的牧羊人、过路的商人、乡村的农民和市镇当局打听。但他们的儿子已经失踪很久,没有任何人知情;儿子本人大概也已忘记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名字了。他们只有痛哭,再也不抱希望。
很快,钱花光了,他们就去农庄和客栈打短工,干最低下的活儿,吃别人的残羹剩饭,睡地铺,挨冻。可是,由于过度劳累,他们身体虚弱了,再也没有人找他们干活,他们不得不在大路边乞讨。他们带着凄苦的表情,用恳求的语调,上前和过路人搭话;在田野里,向中午在大树下吃饭的收割庄稼的人讨一块面包,然后坐在沟边一声不吭地吃。
一天,他们向一位客栈老板倾诉自己的不幸,这客栈老板对他们说:
“我也认识一个丢失女儿的人,他后来在巴黎找到了。”
他们马上动身去巴黎。
当他们走进这座大城市,见它那么大,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简直惊呆了。然而他们相信儿子一定就在这些人中间,不过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找。再说,他们还担心认不出他来,因为他们已经十五年没见过他了。
他们走遍所有的广场、所有的街道,在所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流连,希望天意能够安排一次巧遇,碰上什么奇迹般的好运,或者命运发一次善心。
他们经常盲目地往前走,互相依靠着,样子那么悲惨,那么可怜,即使他们并没有乞讨,也会有人给他们施舍。
每个星期日他们都整天守候在教堂门口,观察进进出出的人群,在一张张脸上寻找一星半点和遥远记忆中的儿子相像的地方。有好几次他们以为认出了他,可是每次都认错了。
在他们最经常去的那座教堂的门口,有个供圣水的老人,成了他们的朋友。这老人也是历经劫难,他们很同情他,就这样彼此间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仨索性一起住进一座楼房顶层的一间陋室,那住处偏远,已经靠近田野。有时,老人病了,大车匠就代替朋友去教堂供圣水。一个冬季来了,这年冬季特别寒冷。捧圣水盆的孤苦老人死了,教区本堂神父已经了解大车匠的种种不幸,就指定他来接替。 从此,他每天一清早就来,坐在同一个地方,同一张椅子上,脊背频繁地磨蹭着他依靠的那根古老的石柱,把石头都磨出痕迹来。他目不转睛地打量每一个进来的男人,他像小学生一样焦急地盼望着星期日,因为那一天教堂总是川流不息地挤满了人。
他变得很苍老,教堂穹顶下的潮气损坏着他的身体。他的希望也一天天在磨灭。
他已经认识所有来礼拜的人,知道他们的钟点、他们的习惯,能分辨出他们走在石板地上的脚步声。
他的存在变得那么狭隘,一个陌生人走进教堂对他来说都成了一桩大事。有一天来了两个妇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年轻的,大概是母女俩。她们身后跟着一个男子。出去时,他向他们行礼,递过圣水以后,他又去搀扶那老妇人。
“那男子想必是姑娘的未婚夫吧”,大车匠想。
他一直到晚上都在苦苦寻思:从前可能在哪儿见过一个人长得像这个男子。不过他回忆起的那个人如今也该是老人了,因为自己好像是在家乡那边认识他的,那时自己还年轻。
那男子此后经常陪两个妇人来教堂。那隐隐约约的相像,既遥远又熟悉,可就是记不清了,这让供圣水的老人伤透了脑筋。他把妻子叫来,帮记忆力衰退的他一起回忆。
一天傍晚,快天黑的时候,那三个外地人又一起进来。等他们走过去,丈夫问:
“喂!你认出是他吗?”
妻子心情紧张,也在努力回忆。突然,她小声地说:
“是……是……只不过他头发比较黑,个子比较高,身子比较壮,而且穿的像个绅士。但是,他爸,你看见吗,他的相貌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
老人兴奋得跳了起来。
真的,这年轻人像他,而且也像他死去的弟弟,像他小时候见过的父亲。他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那三个人从大堂下来,要出去。就在那年轻人手伸进圣水盆的时候,老人的手剧烈地颤抖起来,圣水像雨点般洒了一地。他大喊一声:“是让吗?”
那男子停下来,看着他。
老人又低声喊了一声:
“是让吗?”
两个女人大惑不解地打量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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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辉煌灿烂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坛,莫泊桑是一颗闪耀着异彩的明星。他的《一生》、《漂亮朋友》跻身世界长篇名著之林而无愧,而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尤其独树一帜,名篇佳作不胜枚举。法国文学家法朗士在十九世纪末论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时写道:“在同时代的作家中,他创造的典型比任何人都种类齐全,他描写的题材比任何人都丰富多彩。”这一评语无疑是公正的。法朗士给予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之王”的称誉,早已举世公认。
一八五○年八月五日,吉·德·莫泊桑生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省。他是一个破落贵族家庭的长子。父亲常年在巴黎当银行职员;母亲文学修养很深,尤其喜爱诗歌。父母协议分居后,他主要受母亲的教育和熏陶,少年时代便憧憬做一名诗人,十三岁就开始写诗。一八六八年,他去省会鲁昂读中学,又受到在该市图书馆工作的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指导。所以他早期的习作多为诗歌和韵文体戏剧。若不是布耶在第二年猝然去世,莫泊桑后来的文学道路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了。
一八六九年七月,莫泊桑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获得文学业士学衔;同年十月,到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一八七○年七月,普法战争刚爆发,他应征入伍,在不久后的大溃退中险些做了俘虏;同年九月调返巴黎;次年四月离开军队。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在海军部谋到一个编外人员的差事,工作之余,依然从事文学习作。
从一八七三年九月起,莫泊桑有幸得到母亲的好友、小说大师福楼拜的悉心指导。那是一段颇为感人的文坛佳话。莫泊桑初见福楼拜,后者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否有天才,我还不能断定。你拿给我读的东西表明你是聪明的。但是,年轻人,不要忘记,照布封的说法,才能就是长期的坚持不懈。努力吧!”从此每逢星期日,莫泊桑就带着新的习作,从巴黎长途奔波到鲁昂近郊的福楼拜住所,聆听福楼拜对他前一周交上的习作的点评。福楼拜对他的训练非常严格,不但要求他学会观察事物,“发现别人没有发现和没有写出的特征”,表达所观察到的事物的特征,例如“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里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马有什么不同”;而且要求他努力找到最适于表达事物特征的“那个名词、那个动词和那个形容词”。正是福楼拜的循循善诱,把一直向往做诗人的莫泊桑引上了小说创作的道路,并使他的小说功底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八七九年二月,莫泊桑转入公共教育部工作,仍坚持写作,但是遵照严师的意见,极少发表。
左拉于一八七七年发表长篇小说《小酒店》,大振了自然主义的声威;以左拉为首、包括莫泊桑在内的六个智趣相投者便经常在他位于巴黎西郊的梅塘别墅聚会。一八七九年夏天,他们相约以一八七○年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个中篇小说,后来结集为《梅塘晚会》,于次年四月发表。《梅塘晚会》无情地再现了普法战争的惨剧,引起强烈的反响,短短几周就印行了八版。尤其出人意外的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羊脂球》,竟出自籍籍无名的莫泊桑之手。莫泊桑以其对生活的透彻观察、对题材的精确把握和炉火纯青的文学技巧,一鸣惊人。
《羊脂球》轰动文坛以后,莫泊桑实际上就摆脱公职,专事写作,主要写小说,兼为报刊撰写评论。从青年时代起就被多种疾病所苦的莫泊桑,是在同病魔的搏斗中坚持写作的。他于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逝世,年仅四十三岁。
莫泊桑经常自喻:“我像流星一样进入文坛。”从一八八○年发表《羊脂球》到一八九一年因病笃而基本搁笔,莫泊桑的作家生涯只有十年多的时间,可谓短暂。然而他却写下了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一部诗集、三部游记以及为数可观的各类文章,留下一份丰厚的文学遗产。
二
莫泊桑的人生不长,他的社会思想和立场却比较复杂。
一八七○年爆发的普法战争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也使莫泊桑中断学业、提前踏入社会。法国大资产阶级攫取了一八七。年九月成立的第三共和国的权力,又于次年五月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便做起“长治久安”的美梦来。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金融资产阶级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对内强化对劳动民众的压榨,对外加紧殖民主义扩张。不过巴黎公社失败时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起就开始复苏;一八八○年法国工人党建立,更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莫泊桑生活在这社会和阶级矛盾尖锐的年代,却像他的老师福楼拜一样,试图超脱于政治之外。除了在普法战争中短暂从军,他没有介入过重大的社会事件。他拒绝加入温和的秘密组织共济会,因为“我永远也不愿把自己同任何政党、宗教、宗派和流派拴在一起,永远也不愿加入宣扬某种教义的组织,向任何教条、奖赏和主义低头,以便保留说它们坏话的权利”。有人建议他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也敬谢不敏,因为“我希望自由”。
也许正因为保留了这些“权利”和“自由”,他对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阶级频加谴责。他指出“当代商业的原则实为有组织的盗窃”。他揭露“庞大的金融企业的领导人,在全法国众目睽睽之下做尽伤天害理的勾当”。他认为若将所有贪赃枉法的权贵都绳之以法,“得把预算全部用来修建监狱才行”。他甚至疾呼:“93年实在太温和……既然今天的领导阶级和当年的一样愚蠢,那就应该像当年那样把他们统统消灭。”
他对下层民众也存有成见,经常提到他们的“粗俗”和“愚昧”。他把自己归于一个自定义的“贵族”:“国家之强盛仅仅有赖于它的贵族,那些高级的人”,即“有文化者的阶级”。从这一观念出发,他甚至设想出一幅“演变”的图景:下层民众中逐渐有人获得文化,变得聪明,上升到“贵族”行列;同样,“贵族”也会因“脑力衰萎”而下降为下层民众。
尽管莫泊桑经常提到下层民众的“愚昧”、“粗俗”,却对他们的苦难表示同情,认为他们应该得到怜悯和帮助。为了给报刊撰写时政文章,他曾深入矿井,访问炼铁厂,见证劳动人民的苦难。基于自身小公务员的生活体验,他对小职员的命运坎坷感触尤深,称这些“满腹希腊拉丁文却死于饥饿”的人是人世间最可怜的人,甚至把办公室直呼作“地狱”。
莫泊桑自身染有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陋习,特别是声名大噪以后私生活近乎糜烂。可是,他又痛感资产阶级文明的卑劣和世风的败坏。他哀叹:“五十年前,人们称为‘正派人’的人相当多见。而今天,这种人很难找到”;“巨大的金融灾难表明,诚信正在消失”;“英雄辈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律师爷和金融家们的世纪”。难能可贵的是,他却能克服偏见,在普通大众中看到真正的英雄:“他们还是存在的,而且真正配得起这光荣的称号,只不过他们默默无闻。”
就这样,莫泊桑跻身于上流社会,他对“领导阶级”却只有憎恶;他自外于人民大众,对他们的亲近和怜悯却往往超过对他们的轻蔑。
……
……他(莫泊桑)高产,稳产,显示出炉火纯青的功力,令我惊叹,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源源而出,无限地丰富多彩,无不精湛绝妙,令人叹为观止;每一篇都是一出小小的喜剧,一出小小的完整的戏剧,打开一扇令人顿悟醒豁的生活的窗口。他的作品,可以令人笑,可以令人哭,但永远发人深思。
——左拉《在莫泊桑葬礼上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