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只要接受过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意思——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史学界权威，蜚声国际，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本书由他自己撰写，回顾了他一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生经历。从少年时代写起，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

在中国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史中，郭沫若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历史学研究，他的古文字研究，他的考古研究等等，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建设领域，有着他人无法取代的地位。而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白话诗，他的历史剧等，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至今为人敬仰。可以说，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史，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史，郭沫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

上卷

　少年时代

　　我的童年

　　反正前后

　　黑猫

　　初出夔门

　学生时代

　　我的学生时代

　　创造十年

　　创造十年续篇

　　今津纪游

　水平线下

　　到宜兴去

　　尚儒村

　　百合与番茄

下卷

　革命春秋

　　北伐途次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脱离蒋介石以后

　海涛集

　　涂家埠

　　南昌之一夜

　　流沙

　　神泉

　　离沪之前

　　跨着东海

　　我是中国人

　归去来

　　浪花十日

　　东平的眉目

　　达夫的来访

　　断线风筝

　　由日本回来了

　　回到上海

　　到浦东去来

　　前线归来

　　希望不要下雨

　　在轰炸中来去

 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

 　第一章 南迁

 　第二章 动荡

 　第三章 再动荡

 　第四章 筹备

 　第五章 宣传周

 　第六章 低潮期

 　第七章 保卫大武汉

 　第八章 推进

 　第九章 反推进

 　第十章 战区行

 　第十一章 生活面面

 　第十二章 疾风知劲草

 　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

 　第十四章 流亡

 　第十五章 长沙大火

 　第十六章 入幽谷

后记

大渡河流入岷江(府河)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

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绝

了种了。

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

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这大约是古书上的若水)。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市镇，名叫沙湾，那便是我的故乡了。

沙湾的市面和大渡河两岸的其他的市镇一样，是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负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平常是异常清静的街面，到这时候两边的街檐便成为肩摩踵接的市场了。

场的西面横亘着峨眉山的连山，东西流泻着大渡河的流水，乡里人要用文雅的字眼来形容乡土人物的时候，总爱用“绥山毓秀，沫水锺灵”的字句。绥山就是峨眉山的第二峰，沫水就是大渡河了。

乡中的地理除掉这一山一水见于古代的文献以外，沙湾场的本身是完全没有古迹的。

场的北端有一个很大的沙洲名叫姚河坝，听说那是旧沙湾场的废墟。在一百几十年前的“老丙午”，大渡河涨水把沙湾场冲没了。后来才移到现在的场所的。那沙洲上面也有几家人家，有一座古庙名叫韩王庙，这所犯的韩王不知道是汉时的韩信，还是宋时的韩世忠。那以前大约是客省人的会馆。

场的南端在相隔有半里路的地方，有一道很清洁的茶溪，从峨眉山麓流下。那上面架着一道很宽的石桥。过桥不远在山麓的倾斜中，有一座明时开山的古寺名叫茶土寺。中有一座碑是明末的乡贤嘉定人的安磐写的。只这一点怕是沙湾场的唯一的名迹。

寺前有一道很简单的石坊，刚好就像寺的山门一样。标记是“大明林母李宜人旌表节孝坊”。但在乡中是连姓林的人也都没有了。

尽管是没有甚么古迹名胜的沙湾，但它全体的印象比较起邻近的村镇来，总是秀丽的，开朗的。这自然是因为街道整齐新颖，和山水的配置也比较适宜的原故。

特别可以记述的是那清洁的茶溪。

那溪水从峨眉山的余脉蜿蜒地流泻下来。流到茶土寺的近旁，溪面便渐渐扩大了。桥的南端有好几家磨坊、为用水的关系在溪面上斜横地砌就了一道长堤，把溪水归引到一个水槽里去。因为这样，堤内的溪水自然汇成一个深潭。水是十分清洁的，一切的游鱼细石都历历地可以看出。潭的南沿是岩壁的高岸，有些地方有几株很茂盛的榕树掩复着。

四川的区域本来离热带很远，但随处差不多都有榕树，都有荔枝，听说还有好些地方有木棉，有雪桃，这真是奇异的现象。木本的有香的海棠我本没有看见过，但听说和这相类似的花木在广东也有，那想来一定又是亚热带性的植物了。

在我们乡下，榕树每每是一二十围的大木，一般人叫着“黄角”。这黄角树每每爱寄生在别的大树上，因为发育的迅速，不两年便要闹到喧宾夺主的地位，把那原有的大木形成为自己身上的寄生树一样。因为这样，乡里人总很嫌厌它。乡里人的迷信只要树木一过于庞大了便要成精，能在人身上作祟。每逢有病有痛，那迷信很深的人，便要用两三寸长的铁钉，隔着小小的红绿的三角布，拿去钉在树身上，以为这样病痛就会祛除的。像那容易膨胀的黄角，那当然不免要多受祓钉的待遇了。

茶溪南岸的几株大榕树身上，也受了不少的这样的祓钉的灾难。这虽然不免要给予人一种阴惨的印象，但是夏天在那儿纳凉垂钓，倒是再清凉也没有的。

大约就是因为山水比较清秀的原故罢，一般的人文风尚比起邻近的村镇也觉稍有不同。

本是极偏僻的一个乡村，当然不能够要求它有多么美的人文的表现，但那儿也有十来颗秀才的顶戴，后来在最后一科还出过一位恩赐举人。这在邻近各乡看来是凤毛麟角般的事体了。这位举人可以说是时代悲剧的表现者，我在这儿不妨略略地把他的身世叙述一下。

这位举人姓陈。他原来是一位贫寒的儒医，在乡上开了一爿小小的药店。他年纪已经老了，接连下了十好几科都不能及第，但到最后的一科也就公然中了。中的虽然是恩举，当然也是很光耀的事，他穿起花衣补褂，四处拜客，大约得来的贺喜钱也是很不少的。

可怜这盼望了一生的举人的顶戴，或者也可以说是盼望了一生的这一些贺喜钱，却才是害人的毒药。他中了不上半年，因为是举人，便可以“三妻二妾”了，他便娶了一房年轻的小妾。这位姑娘娶来不三个月便毒死了他，把他所得的贺喜钱拐带着，跟着一位情人逃跑了。

乡里的人都为这位陈老先生叹息，说：“假使他不中这一个举，不得这一笔贺喜钱，他总还可以多活得一些年辰，不至于遭这样的惨难罢。”

人的寿命，在当时的人看来，好像比名和利还要贵重一点。但事实上也并不见得是那样。乡里人的主要营业是糟房、茶店、烟馆，这些不是都只要有利可寻，便把生命都置诸度外的吗？他如越货行劫的勾当，尤其是乡里的一部分青年人所视为豪杰的行为。

铜河沙湾——土匪的巢穴！

嘉定人一提起我们沙湾，差不多没有不发生出这个联想的。原因是嘉定的土匪大多出自铜河——大渡河的俗名，而铜河的土匪头领大多出在我们沙湾。我们沙湾的土匪头领如徐大汉子、杨三和尚、徐三和尚、王二狗儿、杨三花脸，都比我大不上六七岁。有的我们在小时候还一同玩耍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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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朋友们的诱掖和鼓励，让我写出了这十几万字的《洪波曲》，现在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了。

为了适应于日报的连载，分章分节来写是预先决定的。每节不能超过干五百字，而在每一节中须得构成一个小的中心，使它自成段落，也是预先决定的。开首写的一两章偶然写成了每章六节，因此又自行套上了一重枷锁：以后的各章都写成六节。节自成段落，章自成段落，这确是太把自己苦着了。

资料很缺乏，当年的日报和杂志一份也没有在身边。从前偶然记过的一些日记，但都散佚了，有的也不在身边。因此，唯一的资料差不多是全凭自己的脑子中所残留的记忆。就像挖煤的一样，每天从自己的脑子里尽量地挖。然而存煤实在有限，挖出来的又多只是些碎屑，没有斤两。

当年共事的朋友们，寄居在香港的实在太少了。要想请教也无从请起。旧时的生活太狭隘，反动方面的资料除自己的直感或旁敲侧击之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日本方面的情报更感缺乏。因此有些推测，未便绝决地写出。例如在长沙大火后，我估计敌人必曾有比近卫声明更露骨的引诱和行动，如密使往还之类。(这在后期是司空见惯的事。)

就因为这些，文字实在不容易写好，写得也很吃力，我实在厌倦了。大体上只写了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的事，这可以说是在蒋管区抗战的高潮期。这倒可以成为一个段落。移到重庆以后，一切的情形更加变坏了。因此，我要读者原谅，我就在这移到重庆之前把笔放下。

有很多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我非常感谢。乃超和立群是帮忙最多的，有好些事是靠他们的手记或记忆而写出的。

多谢各位读者的耐心，多谢《茶亭》编者和《华商报》一切朋友们的厚谊，我们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现在要暂时告别了。敬祝各位健康、愉快、进步。到明年——也差不多就是明天，一同歌颂人民的新春！

1948年11月21日于香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我离开香港赴解放区的前三天，是那天清早把全部赶写完的。为了掩饰我已经离开香港，不要让文字在副刊上中断，匆匆忙忙地多写了一星期左右的分量留下。

真是快，一转眼今天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后的第三日了。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

1950年10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