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863”计划到“921”工程
一、邓小平坐上了航天飞机
1968年，中国为了实现载人航天计划，秘密组建了507所，也就是后来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航医所)。
507所整合了当时国内各个部门从事航天医学和工程的骨干力量，把原来零星分散艰难摸索的专家们聚集起来，随后即紧紧跟踪美国和苏联的航天动向，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开始了“曙光号”飞船工程研制的秘密历程。
然而，梦想到现实的征途是如此遥远，那一代人有很多并没有料到，自己竟然至死都没有看到中国人登上天的那一刻。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曾仰天长叹，噫吁喊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是如此之难，上青天更是千倍万倍于蜀道之难，而时间流逝到20世纪下半叶，除了美国和苏联，全世界对于一步登天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事多，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和困难堆积如山，客观上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众多宏伟目标了。无奈之下， “曙光一号”工程半道而返，中国人第一次载人航天的梯子被暂时撤了下来。有一阵子，从上到下都在集中精力搞各种应用卫星，外界似乎也能看出来，中国人上天的日子，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再被人提起了。
1978年8月，邓小平说，我国不参加太空竞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和苏联以及欧洲空间局的载人航天活动早已经更新换代，从飞船到航天飞机，从飞船对接到空间站建设，从月球到火星，国外同行们的视野和触角开始伸展得越来越遥远，取得的一个个成就令中国人感叹连连。
所幸的是，航医所几经沉浮，虽然伤筋动骨，一再精简，但最终还算是保留了下来。
也幸好还算有这样一个能够和国外相关航天部门对上口的单位。即使在载人航天工程下马的那几年，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仍然源源不断。光是80年代前几年，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就先后接待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近二百人次专家学者的访问和讲学，同时也派出了上百人次到多个国家考察和进修，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梦，是无法禁止的。
任新民说，1978年7月，我带领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日本记者把我堵在饭店门前，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准备什么时候上天。那年12月份的时候，我又到了美国，美国科学委员会议员专门找到我，问我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对载人航天工程有什么考虑？我当时都回答了他们，说我们肯定要上天，中国将来会有这个实力的。这个时间大概不会拖太久吧。
507所最终幸存下来，虽然口头上不讲载人航天了，但相关方面的医学工程研究仍在艰难进行着。贾司光说，1978年的时候，飞船本来应该鼓足干劲上的，但国家经济太差了。中央提出精简，张爱萍复出后，说我们离载人航天还早着呢，国防科委搞不了这个，要我们归到航天部去。航天部不敢要，当时他们自己的烂摊子都收拾不了。科技局等机关就想办法磨蹭，四处呼吁，说可以减人，但不要解散。所以，骨干队伍才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在这方面，钱学森以他非同凡响的声望和地位，提供了特别大的支持。
虽然后来“曙光一号”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发射，但是其前期工作为以后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遨游太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陈善广说，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钱老对我们所的关注和支持就未曾间断过，他经常来所里进行学术讲课，组织技术研讨会，甚至有段时间几乎是每周来一次。1983年3月7日，钱老再次到我们所做斛学道德》的学术报告，这对于我这个刚到单位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钱老讲课，听一名仰慕已久的享有国际声望的前辈讲课。钱老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他的理论功底极其厚实，对世界高科技前沿进展情况了如指掌。论及道德人品在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具有思辨性和教育意义。在不久后的3月14日、21日，钱老又先后作了三场学术报告，每次报告学术厅里都坐满了人，连门口都被听课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钱老的博学敏思、非凡见解及学术风采，令人折服和景仰。
就在3月14日的学术报告会上，钱学森还专门讲了积极开展学术交流的问题。钱学森说，科学技术工作都是集体的，一个人要把天下打下来，这事就难了。我们都靠互相的帮助，讨论的时候，错误的意见也是宝贵的。没有错误怎么会有正确？谁都可以发言，讲错了也不丢脸。讲错了，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启示，让你能从反过来的角度考虑问题。在科学讨论中，不对的东西也有贡献，谁能保险我在这儿讲的都对？我今天在这里讲的我不敢保险，讲错的准有，你要是给我一个命令，说是你钱学森在507所要讲，不许你讲错了，只能讲对的东西，那好，我说谢谢，我不敢来了，没法讲。那谁能保险呢？那是紧箍咒，思想都束缚住了，那是不行的。
20世纪80年代时，日本科技代表团参观长征火箭，回国后嘲笑中国工艺和产品粗糙落后，认为没有几件东西是日本不能生产的。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黄东说，我在澳门经常讲，长征和神舟追求的并非“单项最优”而是“整体最优”，这就是钱学森在中国大力提倡的系统工程。中国航天工业正是在系统工程精神指导下，远远超越了中国不争气的汽车工业，取得了瞩目成就。
P2-4
谢谢你
这么多年以来，我虽然一直身处国防尖端领域，了解并创作了不少航天方面的作品，但对于航天医学工程这一科技领域，还是所知甚少。
这其中的缘故，除了我以前还没有来得及深入了解之外，也和国家过去对这一段历史的严格保密有关。
2008年，因为有机会深入相关单位采访体验，我立即调整了整个创作计划，并迅速把全部力量投入到了中国航天医学工程这一题材的调查与写作上来。
当时的基本判断是：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他种种缘故，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一部完整、系统地表现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的文学作品。虽然，此前也有人偶尔涉及过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但都比较简单、零碎，尤其是“921”工程之前的那段秘密历程，更是鲜有人披露。即使有些作品有所反映，也由于缺乏深度和广度的了解，缺乏严谨科学的考证，许多地方就难免以讹传讹，错误百出。第二，航天医学工程几乎是和航天系统中的火箭、卫星及飞船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大系统，它的建立甚至早于当时的航天部门。从最早的航空医学工程到航天医学工程，从最早的“曙光号”飞船到后来的“921’'工程，从最早的小狗上天到后来的载人航天，航天医学工程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几十年来，曾经发生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奇迹和故事。并且，这样的作用依然存在，这样的奇迹依然在发生，而我的创作，就是在这种历史作用和时代奇迹中加入自己的探寻与发现。
常常是食之无味，寝而无眠。辗转调查与伏案创作的艰辛自不待言，光是对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了解，就已经使我在短短几个月中两鬓成霜。
2009年6月16日，在我完成这套系列作品最后一个标点的那天，山东电视台《我的中国梦》剧组对我进行了采访拍摄。他们已经陆续拍摄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钱三强、华罗庚、童弟周、王淦昌、张光斗、邓稼先、陈景润等，我是作为国防尖端题材创作这方面的所谓“专家”被列为采访对象的。拍摄到最后，摄制组按惯例要求采访对象题一句话，我有感而发，在一本纪念册上写了这么一句——梦想越多越好，梦想成为现实更好。
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历来多梦。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美好的梦想，并且最终成为更多美好的现实。
两年前，长江出版集团集中出版了我的《科学写实系列》4部作品(《596秘史》、《中国飞天大传》、《倾听大师们的声音》、健过额济纳》)。这次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尖端科技纪实》系列之《“曙光号”全解密》和《通天秘旅》，将连同我另一部长篇小说《红色》，一并呈献于此，以就教于方家。
最后，我还是要一如既往地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感谢时代所赐予我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感谢我的领导与同事，新朋与故交。感谢中国航天员中心为我这部作品的创作所给予的包括采访体验和图片资料提供在内的各种支持与便利。感谢航天医学工程老专家贾司光教授、王德汉教授和黄端生教授，他们在我的写作中不断提供线索，讲授知识，并且反复帮我审稿把关。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周五一社长和张永副总编辑，他们对我这几本书另垂青目，期待有加，陈捷主任和毛颖捷编辑伏案劳作，精雕细琢，其专业水准与品行令人肃然起敬。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年事已高，独处一地，还时常惦念我的状况，我常常为不能在他们身边侍奉尽孝而愧疚不已。感谢我的夫人徐玫，这几年来，她全力照管我的生活，帮助我进行数百万字各种文稿的录入、校对和图片整理，省却了我的许多劳动。当然，我也要感谢我自己的健康、快乐和平安，这是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的基础和保证。
我和我的祖国
太阳当头照耀，知了在茂密的枝叶间哗然叫成一片，往日时光和眼前现实逐渐交融为一体。因为怕堵车，不能准时赶到，我每一次出来采访都必须提前驱车上路，先到达约定地点之后再耐心等待。
长期而艰辛的采访调查，常常在这样的情景中一次次展开。
在花园东路北极寺老干部局干休所的3号楼旁，我一边等候航天医学权威贾司光教授午休起来，一边记起了八年前来这栋楼采访拍摄另一位老人的情景。那位老人就是当年中央专委办公室秘书长刘柏罗，和贾司光是多年的邻居。当年的采访是为了拍摄一部名为《国家往事》的大型纪录片，但遗憾的是，由于政治或外交的原因，直到老人去世的时候，仍无法看到这部纪录片的问世。后来，因为我的《尖端科学写实系列》中《596秘史》和《中国飞天大传》两部作品的连续播出，我还又曾和北京台的朋友一起来看望刘柏罗的老伴吴路青，听这位88岁的老太太如少女般得意地讲述他们的事业与爱情。
和刘柏罗一样，85岁的贾司光也是瘦骨嶙峋，也戴了一副厚厚的眼镜。老人一边抖动着青筋暴露的双手，给我讲述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边竭力睁大两只昏花老眼强调说，现在咱们国家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高精尖的东西，而是没有一心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人，尤其是在要害岗位上的人。我不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国家的人呐。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必须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说话。
这一天是2008年6月24日。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因为了解和核实某件事情而如回家一般造访这栋老房子……
在航天员中心新建的实验楼内，陈景山虽然已经退休，早就不干室主任这个角色了，但仍然被聘请回来，做舱外服研制工程的顾问。从20世纪60年代末“曙光号”舱内服开始，陈景山就参与领导研制工作了。陈景山说，现在他们有人讲，说我是航天服的鼻祖，我说这么讲不对，咱们国家真正做航天服的开山鼻祖，应该是我们当时的航天服组长葛申然。
葛申然是老裁缝出身，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一边听陈景山讲老葛头的种种趣事，一边笑着对他说，老葛头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感谢你这一番公正评价的……
在一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里，曾经担任航天员中心总工程师的姜世忠从头到尾都在说，一生中常常遇到正直好心的人。好人很多，支持帮助的人很多。这一路上遇到的是好人，遇到的是以国家事业为重的人。我在这里确实把自己原先所学的东西，用在了载人航天上，很欣慰……
当往日时光被重新唤醒，当落定多年的尘埃重又飞扬，我禁不住被那个时代的温度所温暖，早已远去的那些暴风骤雨，也竟然返身扑面而来，惊天动地。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我不断倾听，不断追问，不断身临其境，反复品味。
我把他们的故事变为我自己的经历，把他们的岁月化作了我内心的交响。
并且，我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客观、理智、冷静，尽量不滥用感情，不乱发议论，尽可能让事实本身说话，让历史自己发言。
我想起许鹿希先生谈到她和邓稼先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时所说的话——
我见过洋人，但也见过洋鬼子。我见过飞机，但也见过敌人的飞机在我们的头顶狂轰滥炸。我饿过肚子，但也被敌人撵到防空洞里挨过饿，受过冻。
如此朴素，如此简单，这是我此生听到的对那一代人最准确最精辟最意味深长的揭示与概括。
当然，烈火金刚并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燃情岁月同样锻造着今天的心灵。
我看到，年轻气盛的李猛名如其人，他时刻大睁着一双圆眼，说话冲，动作快，最不情愿的就是和慢性子的人合作。我时常看到，翟志刚的妻子张淑静一个人坐在餐桌旁吃饭，在这位航天员营养师的沉静里虽然不无光荣与骄傲，但神色中仍难掩那一丝孤单与落寞。有时，我也会在某个星期天早上，偶尔看到聂海胜光脚蹬了双拖鞋，去窗口打些包子小菜之类的，脸上的疲惫透露出航天员训练非同一般的艰苦。不过，我每天最经常看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舱外服加工车间的临时工苏军燕。她年轻漂亮，眼神里闪烁着纯洁无邪的光芒。每天中午，我都能看见她对象杨金兴骑自行车带着她，从别人的小轿车旁一闪而过的情景。这样日复一日的镜头，无不向路旁的人们展示着他们清贫而富有、单调而充实的幸福生活。
幸福是多么容易获得。
快乐又是多么不容易到达。
我和他们一起高兴，一起郁闷，一起经历那许多事后才能证明的光荣与梦想。
同样的，我把他们的活力化作了我的激情，把他们的创造编织进了我的作品。
我知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时代。甚至，这就是历史。
我为我所接触到、了解到的那些老人和青年、男人和女人而感到自豪。
我为我自己能有幸汇入这样的时代洪流而感到骄傲。
我为我充满光荣与梦想的祖国而挥洒心血，奉献此作。
迄今为止的几十年间，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进行了很多艰苦探索，有些是世人已经熟知的，但还有很多秘密的研究及其背后的故事是大众所不了解的。例如在载人航天各大系统中位列第一的航天医学工程，对中国人上天的历史至关重要，却因为种种原因，多年来从未予以系统、全面和深刻的披露。
本书作者采访了上百名老专家和当事人，查阅了数以千计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尽描述了从“863”计划到“921”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航天医学工程围绕保证航天员生命安全和完成天上任务而展开的各种艰难而曲折、光荣而悲壮的非凡历程，披露了中国人为了上天而发生的众多台前幕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载人航天，人是头等大事，怎样保证生命在太空的安全？航天医学工程，这个人们知之甚少的领域，在中国人上天的征途中发挥了何等巨大的作用？航天员上天是不是一帆风顺？光荣背后。有着多少我们看不到的曲折和艰辛？本书中，众多亲历者实话实说，详细讲述了从“863”计划至今的几十年间，中国载人航天领域的历史秘密。
“曙光号”悲壮下马之后，中国航天医学工程面临怎样的生存危机？从“863”计划的酝酿到“921”工程的论证，期间的激烈争论为何长达七年之久？航天员是怎样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