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春现在是部办公厅副主任了。
官至厅局级，可还是单身一人。
当年，在我离开地质大学以后，阿春曾经有过一次闪电式的婚姻，从开始到结束，统共不到一年。据她说，当初结婚那是做给父母看的，后来离婚却是做给我看的。我心想，这不是八百竿子打不着吗？和我有什么关系呀？真是！
和京城众多的单身白领女性一样，她的日子过得很精彩也很滋润。
勤奋工作的八小时以外，什么古奇、普拉达的高跟鞋，什么迪奥的ml裙、七分裤，什么米兰的丝袜，还有法国的gil—da内衣，都是她喜欢的品牌。
沃尔玛、诺马特、普尔斯马特、星巴克、必胜客、燕莎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
三里屯、后海有形有格的夜店酒吧也是她经常的去处。这些地方营造的小资气氛、怀旧加现代的夜浪漫和几乎直追曼谷、东京的时尚，感都让阿春痴迷。
外资商家们还专门为京城的这些富有且行事低调的人准备了著名品牌vip会员俱乐部服务专区以及私家沙龙的特别入口。
有时候，只要我有空，她就会跑来找我，拽着我陪她逛街、购物。甚至连喝咖啡、聊天、遛弯这样的小事，有时也不能“幸免”。在学校读书时，她和我妻子很熟，经常师娘长师娘短的。如今她说，师娘不在我身边，权当她代表师娘陪陪我啦。您瞧瞧，耗了我的时间陪她，到头来还成了她陪我，这是什么事啊？
当着她的面，我从不提她的个人问题。而她在我面前也决不轻易说自己再嫁之事。这好像成了我们俩人之间的一种默契、一种心照不宣。
她二十一岁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部机关工作。三年后被提拔为副处长。仅仅过了两年，即一九九三年，老处长退休时，她顺利接班。六年后，即一九九九年，又升任部办公厅副主任，这一年她才三十二岁。
一个年轻的女高级干部，既漂亮又是单身，可想而知，在她的屁股后面该有多少男人在追逐、在等待？可惜，到如今阿春是一个也没瞧上。
于是，关于她个人婚姻传言的好几个版本便在部机关流行开了：
一日非部级干部不嫁。大家觉得有些疑惑：部里的几个部长都早已成婚、且夫人们个个健在，哪儿还有她的“位置”啊？显然，在自个儿部里找是绝对行不通的了。那么，在中央其他部、委、办找？或许这还是条路子呢。于是乎，大伙儿仗着情况熟，掰着指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中央七十多家部委数了个遍，结果发现在任的部长或部级干部竟然没有一个是独身的。当然，离退休的部级干部倒是有，但那都是一些老伴去了世的。即便如此，这样的“部级干部”也都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最小的也有六七十岁了，给阿春当老公？她愿意吗？当她的爷爷还差不多！
二日非百万富翁不嫁。大家还是有些疑惑：据平时观察，阿春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况且在她的“追星族”名单上，别说百万大款，就是身价过亿的大企业家也赫然在目。其次，论她现在的月收入，已足够她这个“单身贵族”挥霍一番的了，因此，这条传言显然也是“吃咸萝卜操淡心——扯蛋”。
三日非女性同性恋不嫁。大家更加疑惑了，你怎么知道人家打单身就是同性恋？但凡“丁克”一族就是同性恋，这也太玄乎了吧？或许你自己就是同性恋吧？还说别人！邪门儿！……
瞧，我这刚一迈脚走出地铁车厢，就收到了阿春的回电。她先是抱怨我一整天都不给她打电话，害得她坐卧不安、无所适从。紧接着就下达指示，命我火速赶到她的住处吃晚饭。 阿春虽然没有再嫁人，但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部里还是给她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地点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院里。
作为一个从外地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大学生，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年轻单身女人，在人口飞速膨胀、房地产价格日涨“斗金”的中国首都，能够不花一分钱地弄到一套房子，这样的好事儿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天方夜谭也好，地方夜谭也罢，阿春还是那个阿春，迈出学校大门不过十余年时间，除了职务变了，其他什么都没变。
如果真要说变，那就是阿春变得更年轻、更漂亮、更性感也更迷人了。
在安定门地铁车站出口，我刚一抬眼儿就发现了阿春那辆白色的捷达车正孤零零地停在站前的空地上。有人会说：你就那么肯定这辆捷达车就是阿春的？没准儿是别人的呢？再说，这白颜色的捷达车在北京城里多了去了！这黑灯瞎火的不看车牌号，谁是谁的，你哪儿搞得清楚啊？
说实话，真叫我说我也说不出个头头道道来，这样的事儿只是凭感觉，凭冥冥之中的意识，凭着多年和她交往的经验。
人是不能独自生存的。人的生存都是建立在同事、恋人、家人、朋友等人际关系之上的。人和人交往必须要了解对方，考虑对方的立场和心情，认识到这一点在人际交往中正确处世是十分重要的。
阿春也发现了我，她推开车门使劲儿地向我招手，生怕我看不见她似的。她就这么厉害：在众多的人当中能一眼儿认出我，就像我认她的车一样，那么准、那么厉害！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实际上，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人与人的关系早已是“性相近也，习也相近也”。
我和阿春就是如此，接触多了，连习惯和脾气也都有些相似了。
阿春是一个办事认真、性格活泼的女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现代时尚的女人，这是她和某些女强人的唯一区别。
但决非传言中说的那么夸张和神秘。
她努力工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像她这样漂亮的女孩子不愿再嫁，决非是为了找什么“部级干部”和“亿万富翁”，而是现今中国年轻女性藐视甚至是挑战传统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受教育程度高、经济独立的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收入也低的男性构成了当今中国单身一族的主体。这一部分人也是当今中国最难摆脱单身生活的人。
至于她为什么进步得那么快，那完全是因为她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比别人更善于把握机遇罢了。
古人说“舟循川则游迷，人顺路则不迷。”
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只有客观环境和主观努力两大因素，主观努力是否对头就是成败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祸与福都只是宿命论的思想垃圾，人生不是赌博，机遇也只属于虚无。路子走对了，天天都是机遇。路子走错了，处处都会碰壁。
阿春路走对了，当然也就成功了。P7-10
《窗前的眼》终于脱稿可以付印出版了，心中顿感无比的轻松与喜悦。
我的大哥亚平对弟妹们要求很严，尤其对我，他要求我每年都要进步，有成绩，有收获。
我是一名记者、作家，可想而知。
感谢大哥他对我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所给予的关心、帮助和支持，若不是他的督促，可能这部书稿至今还躺在抽屉中睡大觉。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英武，我们俩是多年的朋友，我和他纯真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述，一切尽在不言中。
亚静
2009年春天于北京金台西
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想从外地调到北京某单位去工作，我敢打赌，同事们八成会认为你是想入非非，不切实际。
因为那个时候，别说调进北京，就是从小城市调进省会一级的大城市都很困难，更别说调进北京部一级领导机关工作了，这一切，不但要受到级别、指标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制于不少人为的因素。
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锅饭”体制似乎在一夜之间被打破。
这种情况和许许多多计划经济体制衍生的奇怪现象一道，被永远扫进了人类历史的“垃圾堆”。
因此，我们经常说人类的历史有时看起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年代灵活多样的聘用制，使许许多多胸怀抱负的有识之士以及年轻人得以进入首都的广阔天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施展才华。
我的许多在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事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期进入北京的。如今，他们有的三十而立，有的四十不惑，个个成绩斐然。
那一年，步入不惑之年的我，也如愿以偿地进入北京当了一名新闻记者。
我供职的那家新闻单位，在国内国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单位里藏龙卧虎、高手林立。
其实，我的理想原本是想当一名作家而非一名记者。或许是以前在部队干得时间长了，军人漂泊不定的生活使我产生了一种“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
到了地方以后总想稳定了还要稳定。军转办分配我工作前，我常常独自一人遐思，为今后设计着宏伟蓝图。我想，作家——“坐家”，顾名思义，天天坐在家中，生活工作稳定而舒适，多么惬意啊！这么多年听惯了演习的枪炮声，如今那敲击电脑键盘写作的声音，对我而言，无疑也是最动听、最悦耳的音乐！
可记者却不同了，成天东奔西颠，弄不好还会被当成“狗仔队”(原为意大利文：paparazzi)遭人唾骂。当然，这还不算是最坏的情况。如果你被公派出国担任驻外记者，假如被驻在国情报机关盯上这还算是好的，因为这是你的一种“荣幸”；可你若被恐怖分子当作人质抓去，那情况可就糟糕透了，因为那个麻烦可就大了。
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总是不尽人意。
这不，到头来，我还是当了一名“老记”。
不管怎么说吧，那个时候，虽然“天字一号”幸运儿轮不到咱们，但心中揣着大目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都没放弃。
二○○一年，在我的好朋友柳银武的帮助下，我终于出版了我的处女作，书名儿叫《他从库尔斯克号身边走来》。这本纪实文学书的出版发行，奠定了我由“老记”向“老作”转变的基础。那时候我颇有些得意，走起路来，总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打那儿以后，我基本上以每年出版一本书的速度，跻身首都文坛。
说起我的这位朋友，目前他在首都出版界也算的上是号人物了。
早几年，我有幸认识他时，虽然他已经是一家著名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了，可是在单位还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那时，我们俩人经常凑到一块儿，聊天、下馆子喝酒。
后来，有些失意的他终于离开了那家出版社。
他竞聘某出版社总编职位，居然手到擒来。
事后有一天，我到那家出版社去看他，在挂着“总编辑办公室”牌子的门前，我站住了。
我定了定神，突然想起我们报社总编的派头，竞然也有些紧张起来，敲门的力气顿时小了许多。
不知道敲了多少下，门的那一面猛地传出一声“进来！”着实给我吓了一跳，心想：“当了官就是不一样！”
推开门，大总编见是我，连忙笑容可掬地将我迎了进去。屁股刚刚落座，便有女秘书进来端茶倒水。短短几分钟之内，就有好几拔人马进来找他签字、谈工作。就这样，我在他那已经“鸟枪换炮”的办公室里足足坐了半个多小时。
在前一拨人马刚离开，下一拨人还没有进来的空当，他方才转过身子和我聊了几句。
他有些有洋洋自得地问我：“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故意装糊涂。
“就，就是我现在的工作……”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不怎么样，哪有你原来的出版社好啊？”我冷冰冰地呛了他一句。
他大惊失色，连忙问我是不是妒忌他才胡言乱语？
我笑了，笑声特大。心想，此时此刻，谁要是站在走廊上绝对是可以听见的。
他慌忙摆手。
我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谨慎且特别在乎别人反应的人。我忍住了笑。
我认真地对他说：“你想一想，你原来那家出版社是个什么档次？你现在的出版社是个什么档次？古人日，‘宁为鸡首，不当牛后’，依我看，你就是当上眼下这个出版社的社长，也比不上原来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主任。原来的是老牌、大牌，是中国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你掂一掂这个分量，不信你到全国图书订货会或书博会上去找找感觉，如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绝对没有贬低你现在工作的出版社和别的任何一家出版社的意思。还有，你下半辈子就打算一直搞行政管理啦？你丢掉了你所钟爱的而且极有发展前途的专业，多可惜啊！”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刚说完，女秘书的脑袋便从门缝处伸了进来，向他通报有人找。
我连忙起身，向他告辞。
于是，我们的这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他送我到楼梯口，脸上露着一丝恻隐之色。
离开这位老兄，第二天我便接受任务到外地采访去了。
这一去就是半年。
回单位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似乎不经意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又调回原单位了。”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了一遍，这回该我大惊失色了：“你说什么？”
“我说，我又调回原单位了！”这一回，他扯着嗓子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非常吃惊，吃惊他真的听了我的话，又调回了原来工作的那家著名的出版社。
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
可是，如今我觉得真正的好马倒是那些敢于吃回头草的马。
吃回头草的马那才叫有能耐！
这不，这位老兄硬是放着总编不当，义无反顾地重回原来工作的出版社，并且只当了一名普通编辑。
我每次见他，他都会阐述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他的每一个设想在我看来，都是能够让一个项目或者一本书稿甚至一家企业起死回生的“金点子”。
就像任何先进武器都无法替代一个恰倒好处的标点符号那样，令我怦然心动。 他善于发掘生活，善于捕捉各类信息，善于抓住图书出版的动态和各种机会。因此，在他干的那一行当之中，他的专业水平是非常高的。
平时，凡是和他的工作有关系的，他都会认真对待，仔细研究，一丝一毫都不放过，有时甚至可以达到痴迷的程度。说他是个工作狂，那真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在我已出版的图书当中，有好几本都是他担当责任编辑的。因此，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和他结了缘的。
说来也很奇怪，每次他看我的稿子，都是一目十行，而且能够过目不忘。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然后，我带着他的修改意见回家。当我挑灯夜战通宵不眠的时候，我曾嫉妒地想：这家伙肯定在呼呼大睡！
第二天我去见他，却他两眼无神、眼皮浮肿，显然昨儿晚上他并没有睡好觉。
我虔诚地用双手将修改过的稿子递给他。他神情恍惚地接过我的书稿，看也不看地随手丢在了他那乱糟糟的桌子上。我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却依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终于，他慢条斯理地开口了：“杀青之道有时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枯燥乏味。落笔成句，可好可坏，其秘诀在于不留斧凿之痕迹。主改的操纵杆必须牢握在你的手中，使之常温，改动要一蹴而就，不可一改再改。”说完，他睁开了眼睛。
而他的那双眼睛，我觉得真的可以穿透一切。
这就是我的朋友，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他的每一次心跳，都显示他是一个天纵其才的家伙。
多年来，我比较偏爱纪实文学的创作，这可能和我所从事的记者职业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那个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成了我的写作对象。
什么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不幸罹难；
什么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穷极无聊用硫酸伤熊；
什么北京小小少年火烧“蓝极速网吧”；
什么歌星红豆猥亵男童；
什么智障音乐指挥舟舟；
什么神探武伯欣；
等等，都曾进入我的作品。
不难看出，那个时期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
在北京乃至全国，我的文学作品拥有不少的读者。一些文学爱好者常常当着我的面背诵我作品中的精彩片段。
由于职业关系，平时我采访一些明星或公众人物都比较方便，并为其中的人写过传记。
有的已经出版发行了。
有的虽未开篇，却已得到了授权。
还有的虽未正式授权，却得到口头的允诺，如董文华等。
能够将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突发事件或名人的轶闻趣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再经过艺术加工变成文学作品，是当年我业余生活中的最大爱好。
其实，无论是作家还是记者，为名人作传，在读者眼中都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事情。
在我看来，一本书除了靠内容吸引读者外，那些在作传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幕后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样也可以让读者爱不释手。
《窗前的眼》，向读者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 至于书名为什么叫《窗前的眼》？那是因为我的孩子小时候特别依恋父母，离开一小会儿都不行，更不用说离开一天以上的时间了。因此，那时候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幼儿园都让我和妻子大伤脑筋。
尽管那家幼儿园是市里条件最好的，可是对一个离不开父母的孩子来说，这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
每天早上，我和妻子都要苦口婆心动员很长时间。如果动员奏效的话。孩子才会眼泪汪汪地站在小班教室窗户后边向你一边摆着小手，一边目送着你匆匆离去，直到看不见你为止。
小班教室窗前的那张小脸，那双印在窗玻璃上圆圆的小眼睛，充满着依恋和感伤，每次回头望去，我和妻子心里都很难受。整个白天我们都在伤感之中度过。
傍晚时分，我们去接孩子。
窗前的泪眼和感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双充满期盼、兴奋、幸福和喜悦的小眼睛。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心头压着的石块儿才会落地，那疼痛了一天的心才会得到一些安慰。那时候，在部队当将军的父亲还未离休，他深谙我们的心情，有时来看我们，只要赶上接孩子的时间，他都会帮我们将孩子接回家。每到这时，孩子都会指着一身戎装的爷爷，无比自豪地对小伙伴们说：“这是我的爷爷！这是我的爷爷！”
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事充满了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这多么像幼儿园窗前那一双双因时、因地、因情而变化着的或令人心碎或令人欣喜兴奋的眼睛！
世事轮回，沧海变桑田。
当我们回首往事、当我们全身心投入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时，想想那些幼小稚嫩的窗前的眼睛，想想那些透过窗口看世界的眼睛，还有那位老兄能够看穿一切的眼睛，我们就会感受到肩头的压力和为人父母的责任。那浸透着岁月浓汁的思绪，那曾经饱经磨难的心灵，怎能不感慨万千？又怎么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二○○八年深秋于北京朝外大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