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就不应当遵守吗?就西方军队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蛮表现来看,西方文明真的比东方文明先进吗?
《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作者乔治·林奇就是提出这种疑问的西方人之一。此公生于1868年,以战地记者出名。为了报道这场文明之间的战争,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踏上中国上海写起,直到事件结束,记下了随联军进京的所见所闻。他说他是“以平等的目光、平和的心态”,竭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来报道的。本书是一个当年在场者的记录,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等重要的问题。既给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留下了一份难得的亲历实录,又给当代世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作为随军记者的作者乔治·林奇于1900年随英军来到中国,《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是他此行的记录,全书分为25章,从他踏上中国上海写起,直到事件结束,记录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经过,和他在中国的见闻;同时,对西方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也为当今世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借鉴。
我们海峡对面的邻居主意绝妙,说来真有意思。头两天的行军中,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沿途所有人口密集的村庄,村民们都会举着法国国旗迎接我们。法国人选择带这么多旗子而不是食物来占用行囊,看起来很奇怪。直到走完了一半的行程我们才明白这三色旗无处不在的原因。
那时法国人已抢先我们一步抵达保定府。我们知道的是,从天津出发的那支纵队目的是去救援山上受困的法国传教士;然而他们带走了保定府的铁路站站长,显然救援并非他们的最终目的。中国人是真的相信他们举着的法国国旗会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其他联军的侵犯的。但这种行径,可以想象,在其他联军士兵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这一举动关系商业利益。保定府对法国至关重要。处在他们的位置,也许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而且,他们在到达之后的五天内留在城中,与中国哨兵面对面的耐心的确值得赞扬。不过法军尽管把持着保定府城门,两天之后才偶然得知有几名英国传教士被囚于城中。于是法国上校做了调查,得知格林先生、太太和孩子,还有格列哥小姐被囚在中国官府大牢内六个星期了。他要求立即将人移交过来。对方很不情愿地照做了。很可惜,没有更多的此类举动可以记在法国人名下。而它们是可以帮助清除一些本次战事中那些极其恶劣的事件给人的痛苦记忆的。例如卢沟桥事件,那些不幸的女人和孩子在经历过法国士兵的凶残暴行后逃到河对岸来寻求英军的庇护。也是在这里,英军指挥官毕格内尔(Bignall)因此禁止任何外国联军在城内宿营。他允许过一次,后来悔恨万分(参见附录五——原注)。
与此同时,部分法军分队开始执行他们的最初使命,也就是解救保定府60英里外真定府的法国传教士。
在几年前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中,罗马天主教修女在中国人那里受到了恐怖的摧残,因此所有修女掌管的天主教教会驻地都修筑了城堡,以防止——如果可能的话_暴行的重演。这种武装保教的方式让其他教派的传教士讽刺为天主教几乎是在城堡里传播福音的呢。然而灾难来临时,那些基督徒只要可能就会乐于接受天主教教徒给他们提供的保护。并且,很多时候天主教神父都会通知无论什么教派的传教士,只要受到中国人滋扰的威胁,就可以到他们那里避难。
中国人认为,这些修筑了城堡的教会是他们必须慎重对待的军事力量。这情形再没有比在真定府更为明显了。罗马天主教教堂造了一座塔楼,中国人认为楼上架设了枪炮(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招来义和拳闹事,这座城市就会被摧毁。于是他们认为最好别去招惹这个地方。这一传教团驻地不仅保护了很多基督教传教士,几名被法军安全护送来的铁路工程师也得到了他们的庇护。
离开北京之前,我们的工程师在印度分队里组成了一支骑士工兵,任务是为联军修路架桥等。这些肤色黝暗的士兵在北京到保定府中伺地段的一条河上建了一座桥,就在法军要通过之前,桥断了。德军和英军火速被派去修桥。见印度分队竟然在齐腰深的冷水中作业,法军拒绝了援助的请求,声称他们不是苦力。他们这样就很不恰当地影射了我们的深色皮肤的士兵。不过,盖斯利将军立即以令人称道的勇气命令我们的部队停止工作,让法军尽自己所能设法过桥。
在我们抵达保定府的两天之前,一支中国大部队与我们相遇。德军为了好玩追赶他们。他们说中方开了火;不过德军没有任何伤亡,而中方损失了三四十名士兵和两门大炮。但这并不是打仗。实际上,整个远征过程中,中国士兵或者可以说几乎是友好的。我们碰到几个在寻找被德军追逐的这支大部队的中国兵,在缴了他们的马匹骡子和武器之后就放了他们。
在两支纵队抵达保定府之后一天津纵队的征程更为艰苦,迟于我们两天抵达——那里的处境十分不妙。保定府知府已经逃跑;不过一位80岁的老将军和一名骑兵统领曾一度被俘。尽管前述最高长官(知府)最终被证实对所有罪行均负有重责,由于一些秘密势力的影响,这两位还是在藩台和臬台之前先人了狱。
这位藩台就是盖斯利将军为了与其会面而在城门外等了两个小时的那位。这是由于他的翻译詹姆森的误导:而这又是那些深知中国人的人自然不愿向强大的进攻部队首领解释而犯的错误。藩台坐着大轿由很多下属官员护送出来,用很有尊严的方式对盖斯利将军表示了欢迎,并给他的下属和马匹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草料,不过没有任何东西给士兵。
英国部队在城墙外宿营,联军其他队伍驻扎在附近的村庄里。盖斯利将军给中国卫戍部队三天的离城宽限期,宽限期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准入城。P137-139
110年前的北京之夏,天气不似今年这么热,当时的执政者还是躲出京城凉快去了。那是因为……详鬼子来啦,而且又是带着先进的枪炮,不请自来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史书记载,这批洋人为八国联军,共有18000人,跟大清的8、万兵勇打了没几仗,就把北京给占了。代价是他们死52人,伤205人;而清军伤亡4万人。持续时间是1900年6月20目至8月15日。是谓“北京之战”,亦称“北京之围”或“解救北京”事件。在中国,这是“庚子事变”或“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一般称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间和参战人数跟义和团运动的定性一样,还有争论。
西方列强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这次战争的“正当性”。其一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使领馆,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侵犯了使馆,毁坏了外国财产,还杀了外国人,依照国际法和通商条约,应当受到制裁并要进行赔偿。这一条好理解。其二是西洋国家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有义务和责任去晓谕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设法改进他们的野蛮状态。这一条的荒谬性在当时的大清国上下是不言而喻的,但很不幸,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颇受赞同。于是,联军组成了,战争打响了,西方打胜了,中国低头了。但是,当理性的西方人看到他们的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平民,在这场号称“正义”的战争中,屠杀中国普通百姓、劫掠私人住宅和清朝王公住宅时,不免要问:中国政府应当遵守有关战时行为和平时行为的标准法典,联合干涉中国的列。强就不应当遵守吗?就西方军队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蛮表现来看,西方文明真的比东方文明先进吗?
本书作者乔治·林奇就是提出这种疑问的西方人之一。此公生于1868年,以战地记者出名。为了报道这场文明之间的战争,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踏上中国上海写起,直到事件结束,记下了随联军进京的所见所闻。他说他是“以平等的目光、平和的心态”,竭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来报道的。对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感触,有同意之处,也有不同意的时候。比如他对英国军队的作为,往往欲言又止或文过饰非。他自己在前言中也说过:“有些题材我不能触及。那些也许说明了我们的西方文明只不过是块野蛮的遮羞布的东西,想必也无法在英格兰出版。”又比如他对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的评语,充满误解,等等。但是,为了不影响读者的独立判断,这里就不加细述了。不过我们还是愿意指出一点,也就是我们费力翻译此书的动因,即它毕竟是一个当年在场者的记录,又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等重要的问题。于是,既给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留下了一份难得的亲历实录,又给当代世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这个译本是据1901年伦敦和纽约的初版译的。除本书外,该作者还有一本《战地记者手记》(Impressions of a War Correspondent,1903)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