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前，重庆康公馆千金愤然出走，引起陪都上层社会种种猜测……

时隔两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亲自登门，送还康家一个惊喜！开国总理与康氏家族究竟有何不解之缘？

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回望20世纪波澜壮阔的百年，以独特视角为后人讲述了一段民国兴衰、家国荣辱的往事和新中国外交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开拓历程……

《家族与往事》还向后人披露了一段中国人第一次买回外资银行全部股份的传奇和周恩来、邓颖超成全一对革命者浪漫爱情的感人故事……

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倾情讲述——

20世纪，是我国翻天覆地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我国内忧外患频仍、多难兴邦的年代。康岱沙生于1919年，亲身经历了我们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苦难与斗争，挫折与胜利，特别是亲身参与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创建和发展。

关于《家族与往事》，作者把家族的情况充实起来，使本书的内容向前延伸了。这本《家族与往事》就分成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我的家族，中篇是我参加革命前后，下篇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亲历的外交工作。

我思既往念将来

上篇 我的家族：康家三代人

 祖父康寿桐

“绝不拿钱给你们捐官”

站在时代前列的决定

 家族引路人：大伯父康心孚

“救亡存种才是我们的责任”

迎接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维护留学生权益，投身学运

护送刺杀摄政王的黄复生

再赴日本深居简出，一心跟随章太炎

武昌起义成功后接令出川

坚持主张定都北京

为宋教仁墓碑题字

受聘担任北大教职

累死在“五四运动”那一年

 家族核心：二伯父康心如

学童办书店，宣传革命

参加同盟会，自办杂志

自办报纸，成都报界第一个驻外地特派记者

共组《民信日报》，笔伐袁世凯

揭露卖国政府，遭受迫害

弃文从商，催生四川美丰银行

调解争执，在夹缝中打开局面

善察形势，善结人缘，破解危局

忍耐待时，重开美丰新局面

信用第一，一诺千金

回报社会，报效国家

最后的结局

 人称“孟尝君”：我的父亲康心之

早年结识李大钊，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任高培五将军高级顾问，营救刘清扬

投身商界，为抗战办粮食储运

在周恩来同志精心安排下，巧为八路军运物资

领事巷10号，我党统战工作的一个据点

待人厚道，仗义疏财

主办《国民公报》

周总理让我父亲到北京

 爱国实业家：四叔康心远

爱掌管宝丰公司

爱抗战时，周恩来、邓颖超邀四叔四婶聚谈

爱总理在重庆休假，登门看望四叔四婶

爱去世在“文革”爆发那一年

 姑姑母亲与姐妹兄弟

我的姑姑与姑父

我的母亲吴毓兰

康家姐妹兄弟大排行

康家姐妹兄弟今安在

爱细碎的家庭往事

中篇 爱述说往事：没有硝烟的战斗岁月

 离家出走去延安

上海的读书生活

回到重庆闹罢课

秘密加入共产党

和父亲闹僵

弃姓更名叫岱沙

长途跋涉去延安

我们的“窑洞大学”

没上前线上党校

延安女大新学员

 周副主席带我回四川

邓大姐找我拉家常

从延安回重庆

统一战线的启蒙教育

周副主席亲自把我送回家

借助家族社会关系做统战

周恩来同志与于右任的故事

在我家养病的张季鸾先生

突遭国民党特务密捕

周副主席为我写审查结论

 邓大姐帮我找陈朗

在杨家岭养病的日子

说说陈朗一家人

初识在重庆，重逢在延安

在隐蔽战线上

周副主席、邓大姐成全我俩

叶剑英同志当我俩的主婚人

 迎接解放的日子

女儿陈霓降生

李克农同志亲授任务给叔亮

亲历石家庄大轰炸

接管天津后的公安工作

说说老首长许建国

光美同志带我见主席

下篇 再说往事：我的外交记忆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官

筹建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我所知道的外交部组建初期的人员情况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出使雅加达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会议

五国酝酿发起亚非会议

三国首脑支持中国参会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总理如期抵万隆

陈老总要当“警卫员”

 亚非会议起波澜

东西方角逐的特殊战场

企图把会议引向分裂的反共“合唱”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科特拉瓦拉突然抛出“台湾问题”

以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

六十九字声明传遍世界

万隆精神永流传

 陪同周总理去南方

飞往武汉见主席

在毛主席的专列上

凭祥密会胡志明

缅甸总理到云南

傣历新年泼水节

总理总是在工作

 中柬关系不寻常

出使柬埔寨

亚非会议结良缘

总理素服悼国王

刘少奇主席成功访柬

陈毅副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的莫逆之交

坚定不移地相互支持

 王宫深处故事多

多才多艺的亲王

美丽的莫尼克公主

王子在中国

做客西花厅

酷爱舞蹈的王后

 不堪回首的“文革”

应召回国参加运动

对江青的看法

拆散全家去干校

民间外交的历练

深深怀念周总理

 难忘的一九七八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中美建交前艺术团访美

艺术团遭遇政治骚扰

出使罗马尼亚

 退居二线的生活

内政外交都关心

率团访港做使者

政协的“内察外访”

建言献策不轻松

 故事还没有结束

附录

 新中国外交的伟大开拓者

 康心如、康心之兄弟逸事纪要

 我和康心之先生

注释

父亲在高培五那里做事时间不长。1930年，我二伯康心如再次掌握四川美丰银行的管理权，就把我父亲叫回四川重庆。二伯把我父亲介绍到重庆川康殖业银行，当了稽核主任。不久，二伯创立了重庆证券交易所，叫我父亲负责重庆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业务。后来又借我二伯的人脉关系到四川省银行当协理。除此之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父亲还主持以进出口业务为主的德丰公司和从事房地产经营的华丰公司，一度主持过大夏银行与和成银行的业务；并在天府煤矿、东林煤矿、民生航运公司和重庆电力公司等企业有投资；在二伯主持的四川美丰银行里，父亲也是董事和大股东。

全面抗战开始后，四川成为战时大后方。四川作为粮食生产大省，生产的粮食是保障军队作战和人民生活的头等重要的战略物资。蒋介石政府在这里对农民征实物税，让农民向政府不缴钱，直接交粮食。那时钱不值钱，全国都需要粮食。所以粮食储运就成了非常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开始时，蒋介石用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和当过四川省财政厅长的刘航琛相继担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后来，卢、刘两人不干了，这项工作就交到我父亲的头上。国难当头之际，我父亲临危受命，把这个职务担当起来，一直干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卸任。

在周恩来同志精心安排下，巧为八路军运物资

抗战时期，我父亲不仅为国民党政府经办粮食储运，还和我二伯一起为我们党和八路军捐款捐物。只要是为了团结抗日，父亲干什么都心甘情愿。当时，我们党经常给我父亲送来或寄来一些材料，宣传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并说明我们党为抗日培养干部，希望捐款相助，作些贡献。我父亲得知后，出手就捐。就我知道的，在抗战初期，父亲曾先后给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各捐过1000元大洋。1940年春天，我即将离开延安的时候，还收到父亲寄来的1000元大洋，那不是给我的，是要我转给延安女子大学，说是培养抗战女干部用。

除了捐款以外，还捐物。捐物更实用，却更费周折。上节说的向八路军无偿捐赠8卡车棉花、棉织品和药品等急需物资的事，就是冒了很大风险才完成的。这8车物资是我二伯、父亲和四叔当年组建的一系列“丰”字号实业公司生产和经营的产品。他们兄弟三人当时借美丰银行上升势头组建起这批公司加紧扩张业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以实业支援抗战，并不单纯是为了自己赚钱。那时国民党政府已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棉花、棉纱、棉布(简称花纱布)进行严格管制，这三种物资严禁自由买卖。而当时由于日军封锁、战时需要量大，医药用品即使在陪都重庆，也十分短缺。这是康氏企业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所以说，在当时要不是靠着二伯和父亲及叔父他们的企业，是很难筹集到这批物资的，要想把物资运出重庆，送到八路军手上，就更难。而运送物资这件事，就是我二伯拍板、父亲按照周恩来同志的精心部署，一手操办的。

那是在1942年5月，周恩来同志派助手与我父亲联系后，双方商定，由美丰银行的执事带车队于5月10日深夜将捐赠物资运到重庆小龙坎豫丰纱厂墙外，届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派自己的车队前来接货，运往延安。

那天晚上，双方交接顺利。但第二天清晨，我八路军办事处车队开到青木关军统局的检查站时，对方要将车队物资一一开包检查，没有花纱布管制局的许可证一律不准放行。这批物资是二伯父和父亲秘密捐赠八路军的，不可能搞到许可证。这样一来，整个车队的物资在检查站被扣3天。我父亲急忙找到曾经做过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先生，请他帮忙。张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到，只要能找到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的一个连长和他们的运输车辆，就可以摆脱军统局检查站的纠缠。因为他们和各检查站的关系很密切。我父亲一听，马上找到关系打点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辎重汽车团的一个连长，但问题是八路军的车队在检查站被扣，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辎重团也不能直接疏通。

周恩来同志得到我父亲转告的情况后，非常机智，当即决定，与军统局打一个小小“游击战”：命令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强行掉头返回，但不回红岩村的办事处，而是在回程到达小龙坎检查哨之前，把物资转交给我父亲联系好的辎重汽车团。然后，让办事处的车队隐藏几天，错过风头后再回来。

5月13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车队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命令后，不顾军统局青木关检查站的扣押，强行驾车返回。检查站把八路军办事处车队的反常举动上报到军统头子戴笠那里。戴笠立即布置人马赶到小龙坎检查哨准备围堵扣押。他还命令下属立即通知中央社、《中央日报》和《新蜀报》等新闻单位派记者采访报道，准备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丑。没想到，戴笠派去的四十几个少壮派军官和接到通知准备采访的记者，在小龙坎一直等到第二天傍晚也没见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车队。而这时，我二伯和父亲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早已按照周恩来同志预定的安排，装在我父亲联系好的国民党军队的汽车上向着目的地出发了。原本想通过新闻记者给我们共产党出丑的戴笠，这一回却给自己出了丑。

我父亲又是怎么疏通国民党军委会辎重汽车团的呢？原来，他听了张紫葛先生点出的门路后，便向四川另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和实业家，也是父亲和二伯的好友鲜伯良先生透露此事。愿为抗日出力的鲜先生一听当即决定，疏通辎重汽车团的金条由他来出。于是，我父亲就拿着鲜先生给的三根金条，找到辎重汽车团的那个连长商谈：一根金条作为汽车团上缴的运费和弟兄们的辛苦钱，一根金条作为通过青木关和咸阳检查站的小费，第三根金条是给连长运过西安北面的一个检查站的费用。就这样，金条打点到位，全部物资也就顺利通过重重关卡，完好地运到了目的地延安。

这个故事，父亲生前从未对我说起过。直到2000年，张紫葛先生与我堂弟康国雄联系上以后，提笔把这个积在他心底半个世纪的往事写了出来，我才知晓。P54-57

20世纪，是我国翻天覆地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我国内忧外患频仍、多难兴邦的年代。我生于1919年，亲身经历了我们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苦难与斗争，挫折与胜利，特别是亲身参与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创建和发展。我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在这个艰难曲折的时期，走上了为理想和信仰，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的道路，感到无比的欣慰，也有切肤的伤痛。这些经历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有责任把它留下来，给后人一个交待，对历史作一见证。

从1938年人党起，直到“文革”止，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工作的，中间大约有5年左右的时间是在李克农等同志具体领导下工作的。是他们特别是周总理教给了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做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和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他在敌特监视、追踪我的情况下保护了我；是他亲自为我写历史审查结论，保护我度过了“文革”的劫难；甚至我和我恋人陈叔亮从离散到重聚和成婚，也是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亲手搭建的鹊桥。可以说，我在革命队伍中的成长和幸福是在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亲切关怀和教诲下获得的。不仅我本人，而且我的父亲、二伯和四叔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记录下这些宝贵的史实，就成为本书的重要内容和贯串全书的主线，希望从我的亲历中也能反映出周恩来同志伟大人格魅力和博大情怀的一个侧影。表达我对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大姐的无限感激与怀念。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是需要多讲一讲周总理的。

关于本书，我最初的设想是少讲一点我家族的情况，后来听取了一些亲友的建议，我受到触动。一是我的人生轨迹与我家族有着紧密的联系，那是我人生历程的源头；二是我的父辈康氏四兄弟(康心孚、康心如、康心之、康心远)是我国早期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分别在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中，在民国时期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中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一定代表性；三是除大伯康心孚外，父辈三兄弟都曾与周恩来同志有过交往，抗战时期都曾为我们党实实在在地做过事情。一个家族两代人都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与帮助，很感人。因此，我最后决定还是把我家族的情况充实起来，使本书的内容向前延伸了。这本书就分成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我的家族，中篇是我参加革命前后，下篇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亲历的外交工作。

我已年过九旬，精力有限，幸得晚辈吕立勤大力协助和他家人的热情支持。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加班加点整理录人我的口述内容，遇有疑问，随时打电话与我商讨。不仅如此，他还多方搜寻史料，反复核对史实，不断丰富口述内容，很快就完成了这本书稿的写作。

还要感谢原驻印尼使馆研究室的同事、《世界知识》原主编黄书海同志。亚非会议是我最想用心表达而又被很多人反复讲过的内容。怎样把我亲历的感受表达出来是一件很难的事。多亏黄书海帮助我编辑整理出清晰的文字，使后来立勤在协助我进行二度写作时能够很好地把握叙事线索，书中这部分内容让我非常满意。

最后，还要感谢一位与我共同亲历了55年前亚非会议的老记者张彦同志。我很早就知道他，但与他并不熟悉。他当年与我们燕京大学校友李慎之同志一起遵照周：总理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亚非会议日记》，5年前又主编《万隆精神普照大地》一书，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为了把亚非会议这一节写好，我的合作者立勤登门向他求教。他不仅亲自签名赠送了《万隆精神普照大地》一书，还具体指点立勤这部分内容的写作要点，从而使我们在这一老话题中找到了新感受。

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还有很多同志和亲友应该感谢。借此机会，我在这里向大家一一谢过，感谢你们给予我的巨大鼓励、关心与支持！

梁启超先生说：“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既往、现在、将来是前后相承的历史长河；将来是既往和现在的延续与发展。“温故而知新”，我们回忆和记述既往，不仅是老年人对已逝岁月的留恋，更是给现在和未来提供借鉴，对未来寄托着希望。这就是我和我的合作者、支持者写作、出版本书的初衷。

康岱沙

2010年12月8日于北京东交民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