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持久的文化热，营造了文化自觉环境，促使散文主体“自我”的觉醒。和而不同，世纪末的散文终于完成了从散文家的主体，到散文的抒写姿态、话语、策略以及文本形式的蜕变。不过，变化是复杂的，散文始终和人的“陛情”相联结，也可以说，散文就是作者的“性情”。追求“艺术性”的散文也始终追求“性情”的自我“在”“艺术性”中能自由地呈现。

回眸百年中国散文史，人们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什么因素在操纵和影响着它的命运？范培松著的《中国散文史》这本书将告诉你答案。

“性情”的艺术或艺术的“性情”时时向散文家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谁是我？魂归何处？散文主体性的危机始终伴随着散文的历程，并成为百年散文创作的敏感区。和其它文体相比，散文在被阅读时，作家的“我”常常会被人们联想和窥视。太多的恩怨，太多的是非也就因此而生。过程的美丽也伴随着痛苦，但有一点是始终不移的：变化的指向充满了现代性想象。

《中国散文史》由范培松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中国散文史》内容分为异军突起、裂变分化、消融聚合、和而不同四篇。

百年中国散文之命运（代序）

绪论

上卷

第一编 异军突起（1918年一20年代末）

 第一章 五四散文整体观

第一节 “愤”：五四散文家的破坏心态

第二节 五四散文鸟瞰：“极一时之盛”

 第二章 现代散文的萌芽：杂感

第一节 杂感热

第二节 陈独秀李大钊

第三节 胡适刘半农

第四节 钱玄同吴虞

第五节 杂感的成因及影响

 第三章 五四散文主潮：怨怒之音（上）

第一节 鲁迅

第二节 茅盾瞿秋白

第三节 郭沫若王统照川岛

 第四章 五四散文主潮：怨怒之音（下）

第四节 飘泊者的哀怨悲歌

第五节 郁达夫

第六节 庐隐石评梅陈学昭

 第五章 五四散文的分流

第一节 冲淡：落潮中被召回的名士情趣

第二节 周作人的冲淡散文

第三节 俞平伯钟敬文

 第六章 五四散文的趋美变异

第一节 冰心的清纯散文

第二节 朱自清等的儒雅散文

第三节 徐志摩等的唯美散文

第二编 裂变分化（20年代末一40年代中期）

 第七章 散文的蜕变和杂文的兴盛

第一节 散文观念的两极蜕变和冲突

第二节 散文的俗化及其收获

第三节 杂文的兴盛

 第八章 京派散文

第一节 文化选择及其审美心理特征

第二节 沈从文

第三节 何其芳

第四节 其它京派散文作家

 第九章 论语派散文

第一节 文化心理、理论资源和抒写策略

第二节 林语堂

第三节 其它论语派作家

 第十章 表现自我艰难的挣扎

第一节 丰子恺的性灵小品

第二节 周作人、陈源等的书斋小品

第三节 郁达夫等的游记

第四节 郭沫若等的回忆散文

第五节 冰心等的哀祭散文

第六节 鲁彦等的乡土散文

第七节 其它散文作家

 第十一章 时代呼唤无畏的抗争

第一节 爱国抗日：抗日战争时期散文的灼热主题

第二节 战地速写

第三节 “孤岛”时期的杂文

第四节 “后方家园”中的散文

 第十二章 海派散文

第一节 文化性格和审美特征

第二节 张爱玲章衣萍苏青

 第十三章 学者散文

第一节 文化精神特征、渊源及影响

第二节 梁实秋

第三节 钱锺书王了

下卷

第三编 消融聚合（40年代中期一80年代中期）

 第十四章 “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

第一节 角色转换：“工农兵”代言人的提出和确立

第二节 “工农兵”代言人的首次集体亮相：军旅散文

第三节 “工农兵”代言人的变脸艺术：散文“当诗一样写”

第四节 与体制不和谐的声音

 第十五章 转折：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上）

第一节 文化精神特征

第二节 巴金的《随想录》和回应

第三节 哀祭散文

第四节 游记

 第十六章 转折：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的散文（下）

第五节 江南散文

第六节 孙犁

第七节 汪曾祺张中行

第八节 贾平凹

 第十七章 台湾散文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诗化散文：余光中、杨牧

第三节 人文小品：王鼎钧、张晓风和亮轩

第四节 思乡小品：琦君、林海音和艾雯

 第十八章 香港散文

第一节 都市文化背景下的港味散文

第二节 叶灵凤曹聚仁

第三节 陈之藩思果

第四编 和而不同（80年代中期一90年代末）

 第十九章 “散文热”：重塑“自我”灵魂的狂欢

第一节 “散文热”整体观

第二节 “散文热”中的散文嬗变

 第二十章 文化散文

第一节 散文体式变革

第二节 文化批判散文

第三节 民间思想随笔

 第二十一章 西部散文

第一节 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

第二节 主要作家（一）

第三节 主要作家（二）

 第二十二章 女性散文

第一节 活跃的女性散文潮

第二节 社会派女性散文

第三节 抒情派女性散文

 第二十三章 其它类散文作家

第一节 人生诘难散文

第二节 江南斜姿散文

第三节 回忆散文

 第二十四章 台湾散文

第一节 自由至上：散文的精神时尚

第二节 都市散文

第三节 乡土散文

第四节 田园散文

 第二十五章 香港散文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学者散文

第三节 其它散文作家

附论：澳门散文

参考书目

第一节 “愤"：五四散文家的破坏心态

一 五四：散文的时代

从中国现代史的宏观角度来考察，五四时期有其特殊的重要历史地位。

先看社会现状。虽然辛亥革命的炮声把末代皇帝轰下了宝座，但是它事实上没有给国家带来多少改变。革命、复辟，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国家处在深重灾难之中。以当时中国工人的收入和其他国家的工人的收入相比，日本比中国高4.1倍，美国比中国高14.8倍。而且还要受中外资本家各种罚款和盘剥。对这种现状，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中作了这样的形容：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也可以这样说，华夏大地上，到处是仇恨，到处是火种。

但历史毕竟进入了二十世纪，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了。王权的倒塌使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权威死了！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几次留学高潮，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新青年》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激起了人们对传统的仇恨情绪，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从而为现代散文意识的萌发和成熟提供了土壤。

考察五四这一时期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是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社会的现状却面目依旧。激进者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对于建设怎样的新文化，他们又是迷茫的，拿不出完整的方案。因此出现了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中列出的许多新旧并存的尴尬可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民国，一方面是清室；一方面有巡察，一方面还有更夫；一方面规定信仰自由，一方面又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一方面禁止重婚，一方面又在纳妾……这些奇怪现象的出现，“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①这种两两对立的奇观，诚如后人评述的是一种浪漫的混乱。

凡此种种，许多觉醒了的人们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变得特别敏感和冲动，瞬间情绪特别丰富。在对旧的憎恶中，对新的企盼特别强烈，但是又看不到明确的方向，因此在新旧交替中情感也在不断地裂变、升腾、回荡，起伏大，落差大，有时还呈现出朦胧多变性。同时，五四运动的爆发，个性的解放，“自我”的复归，使这一时代的人们的表现欲特别强烈，孳生出大批的“思想草稿”式文章。瞬间情绪的丰富和表现欲的强烈，汇聚起来，散文的异军突起成了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散文的时代。

五四散文的异军突起，体现着五四时代特定的文化精神的必然选择。其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宏观上考察，现代散文在五四时期的孕育、诞生和兴盛的进程，是和我国时代的新旧交替、转折的进程高度合拍、同步进行的。根据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②。五四运动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步。它“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③。五四的散文对古代散文的怀疑、否定正是在这“彻底的文化革命”的洪流中进行的。它们目标一致，方向一致。现代散文的第一个胎儿——杂感，也正是这洪流中的弄潮儿。而洪流高潮过后的知识分子情绪的低落，又孕育了一大批中性情绪的散文。尤其是散文本身的许多特长，如灵活机动(既不要缜密精致构思，也不必大块地严密论证)以及强烈的自我表现都适合五四这一动荡、变革的时期，正如鲁迅所说：“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④所以现代散文的兴盛是时代的需要和召唤。散文正是借时代的新旧转折的热情实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而革命也正以现代散文作为它掷向旧阵营的匕首和投枪。另外，五四时期尽管表面上一直有一个名义上的政府在统治全国，但由于政局变化频繁，使得中国实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从而也在某种形式上放松了对舆论的钳制，给散文家抒写“思想草稿”式的瞬间情绪带来了缝隙、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随着启蒙主义者对“科学”和“民主”的张扬，使得当时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给散文准备了广阔的园地，这些都是现代散文兴盛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新旧转折的五四时代为现代散文准备了一支精良可靠的作家队伍。我们如果浏览一下五四有影响的散文家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瞿秋白、叶圣陶、冰心、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俞平伯、庐隐、王统照、林语堂、徐志摩等二十多位的履历表，就会发现，在新旧转折的时代，他们身上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这二十位散文作家中，在五四前后有16位曾出国留学、考察，占百分之八十。它说明我国现代第一代散文家大多有机会直接接触国外五光十色的思想，并能亲身感受到异域文明的气息。与之相比，我们古代的散文家却从未离开过华夏大地。这一区别，决定了现代散文家现代开放型的情感、思维和心态。同时，也说明现代散文史上的第一代散文家大多精通外语，能够直接阅读外文书籍，国外散文的一些适合抒写现代情感的技法，如随笔的随意性、灵活性和不成型性都是他们破除古代陈腐森严的章法的驱动力。二是这二十位散文作家大多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即晚清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他们有的直接受到晚清一些启蒙主义者的熏陶，对旧阵营了如指掌，清楚应该如何“兴风作浪”。他们在五四风潮前后，又大都聚集到北京工作，如上面的二十位作家中就约有十五位在五四时期到北京工作过，占百分之七十五，使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五四的洗礼。第一代散文家大多身兼二任，既是政治家，又是散文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怀疑、憎恨和渴望使他们的创造欲和抒发情感的要求特别强烈，像鲁迅这种“一发而不可收”①的创造欲望就是生动代表。周作人在他的许多散文集的序言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②，也是一种炽烈的抒发情感欲。三是由于他们处在新旧转折时代，这二十位作家中约有十二位是出身在父辈或祖辈具有较深厚的国学修养的“书香门第”，约占百分之六十，他们自幼受到国学熏陶，功底扎实，能较好地吸收古代散文的精华，并对散文的“套路”较为熟悉，同时对古代散文的弊端也很了解，并深受其害。因此这第一代散文家都是散文里手，在创作现代散文时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P27-29

回眸百年，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命运，变化起伏，激荡翻滚：二十世纪初，它以杂感的形式，挟带风雷在五四风雨中诞生，迅即蜕变，走向成熟，迎来灿烂的二十年代散文的成熟和繁荣。时代的骤变，三十年代的小品文的“匕首”、“投枪”和“小摆设”之争，促使散文分化，京派、海派和论语派散文纷纷亮相。长期的战争，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近半个世纪的“工农兵”代言人时代，红色颂歌散文主宰了文坛。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持久的文化热，营造了文化自觉环境，促使散文主体“自我”的觉醒。和而不同，世纪末的散文终于完成了从散文家的主体，到散文的抒写姿态、话语、策略以及文本形式的蜕变。

不过，变化是复杂的，散文始终和人的“性情”相联结，也可以说，散文就是作者的“性情”。追求“艺术性”的散文也始终追求“性情”的“自我”在“艺术性”中能自由地呈现。“陛情”的艺术或艺术的“性情”时时向散文家提出一个问题：我是谁，谁是我？魂归何处？散文主体性的危机始终伴随着散文的历程，并成为百年散文创作的敏感区。和其他文体相比，散文在被阅读时，作家的“我”常常会被人们联想和窥视。太多的恩怨，太多的是非也就因此而生。过程的美丽也伴随着痛苦，但有一点是始终不移的：变化的指向充满了现代性想像。

回眸百年中国散文史，人们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什么因素在操纵和影响着它的命运？

“道”，可道，“道”，亦不可道。可道，是它在任何时刻任何环境中，意义指向非常明确，有特指性、确定性和明晰性。不可道，是“道”在变，因时代而变，因人而变，因社会而变，具有不确定性，尤其“道”和“个人”的关系是不可道。回眸百年散文，载“道”与离“道”却始终或明或暗地主宰和影响着散文的命运。

现代散文是在布道中诞生的。当十九世纪末梁启超推行变法时，看中了散文是他宣传“法”的最有效的一个载体。为此，他树起“文界革命”的大旗，并由此创造了“新文体”。梁氏形容他的“新文体”是“野狐”。在文坛上，这只“野狐”一时独领风骚，风靡全国。人们从这只“野狐”的身上，已清晰可见现代散文的胎儿的影子。但是，为布道的“新文体”最终在“道”的控制下，无法完成文体的脱胎换骨的革命。因为梁启超布的“道”是要布所变的延续封建王朝的“法”，虽则他的“文界革命”的理念，具有现代性的想像，遗憾的是“新文体”却不能成为现代散文的范式。

不过，“新文体”的影响是巨大的，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回忆1904年到1910年期间的生活时，这样说：“这时代是梁先生(指梁启超——引者注)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新青年》的创办，并开辟了“随感录”专栏，由此又直接引爆了杂感热，都和梁氏的“新文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旧转折关头，不定型的布道式的思想草稿，在杂感中得到生动的表现。现代散文正是在这充满布道的“随感录”中诞生了。现代散文凭借着“道”的原动力，终于异军突起。但是此“道”非梁启超变法的“道”。从此，“道”和现代散文结下了道不清、理也乱的暖昧复杂的缘。

现代散文之所以在“道”的催生下诞生，不能忽视二十世纪初的大的文化环境。文学革命的提出，五四运动的爆发，西方文化的涌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的张扬，弘扬了人们的主体意识。在人文主义的启蒙中，现代散文家们一方面热衷于布道，热衷于启蒙；另一方面，正是这个“道”的启蒙，又促使散文家清醒，把自身作为“精神的个人”欣赏，唤醒了“自我”。“自我”的独立成为时尚。五四浪潮过后，觉醒的人们，尤其是在五四中搏击过的散文家，在二十年代初的落潮的时代出现了空前的迷茫。对社会的失望和自己理想的“新社会”的不可得，使得一部分散文家离“道”厌“道”，追求一种和“道”对立的独立。这里形成了一个怪圈：“道”使散文家的“自我”独立，独立的散文家的“自我”却又弃“道”。所以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刚过，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散文家立刻踏上了对散文主体的“自我”独立的探索路程，起点就是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

与京派散文家相比，海派散文家不同，他们对“乡”和“都市”的矛盾并不敏感。他们对“都市”有天生的好感。海派散文作家梁得所一到香港，那“两层的电车，有烟囱的汽车，碧绿的海，虽久别重逢，却使我一见如故”。香港“仿佛是从前我们家里一个人”。他们对“乡”很淡漠，淡得如一缕青烟，如海派散文家钱歌川对故乡常州的记忆，淡得已到了“毫无关系”的地步，因为海派散文家已经成了都市的一分子，或者说是都市的一个细胞。他们在都市中如鱼得水，生活得非常滋润。张爱玲“喜欢听市声”，“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她还喜欢在生火炉时扇出的滚滚的白烟中穿行，去闻闻那“布毛臭”。他们完全市民化，熔铸入他们散文中的灵魂是都市和市民意识。因此他们比较自觉地以都市的市民姿态抒写都市，写市民关心的生活，表达市民的浓浓的意识。因此在价值观念上，有些乱谱，只要是市民喜欢的，他们都会去颂扬或批判，在反映民意的同时，也不免沾染上市侩气世俗气。和京派相比，鲁迅说，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我认为，还不如说，京派近“乡”，海派近“城”。不过，“乡”也罢，“城”也罢，都是一种避“道”的姿态，所以，他们在对待“道”的态度上是完全一致的。

当散文进入了“工农兵”代言人时代，“工农兵”崇拜使得散文家放弃了“乡”或“城”的姿态，因为如果再坚持以“乡”或“城”的姿态，容易使人们产生离经叛道的联想。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乡”与“城”的对峙又突现出来。一方面有些散文家树起“小女人散文”旗号，恢复海派散文的传统，进行都市散文创作。另一方面，贾平凹、刘亮程等又亮出“乡下人”的招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是典型的以“乡”的姿态写的“农裔”散文。张炜借助散文高举两面旗子，一面是抵抗，用他的话说是抵抗“流行的荒谬”，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城市”①；另一面旗子是“融入”，“融入野地”。“野地”和“城市”的对立，从某种程度说，也是“乡村”与“都市”的对立的翻版。这些对峙，促使了散文的多元化发展。

二十世纪是散文的世纪；是杂感惊天动地地拉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又是轰轰烈烈的散文大爆炸，成为二十世纪末的作家们重塑灵魂的一次狂欢。散文家的命运逐渐为散文家的“自我”所主宰。和而不同，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散文家们，包括所有作家们追求的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艺术理想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