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南美大陆玻利维亚、巴拉圭、巴西和阿根廷之间还有一块土地的归属没有确定，这就是查科地区。
查科地区位于美洲大陆南部的中心地带，东起巴拉圭河和巴拉那河，向西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塔里哈省和圣克鲁斯省境内的安第斯山麓，北部的边界在南纬18度左右的亚马逊盆地，南邻阿根廷的萨拉多河和潘帕斯，面积大约为26万平方公里，略小于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查科地区土地贫瘠，基本上是一块干旱未开垦的半沙漠地区。这个地区高温少雨，缺乏淡水，在可以查到的气候记录中，南美洲气温的最高纪录就多次出现在这个地区。
查科地区分为南查科和北查科，南查科位于阿根廷境内，而北查科——也称格兰查科，在20世纪初则是一块没有明确归属的土地。这是一块形状类似犀牛脑袋的土地，面积大约17万平方公里，位于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犀牛的尖嘴伸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附近。在靠近查科地区西部的地方，是一块干旱缺水的半沙漠平原，往东去则景色大不一样，土地慢慢地肥沃起来。这里生长着许多富含鞣酸的白坚木(破斧木)，是制革工业的重要原料，此外还有长满灌木丛的片片草原。
总的来说，北查科地区和安第斯山东麓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干旱、高温，缺少淡水，不适宜人类居住与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竟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引发了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一场颇为奇特的战争。
一个大的政治区域分裂为多个小区域时，很容易在领土划分上留下后遗症。查科问题就是庞大的西班牙殖民帝国轰然崩塌时留下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
为了证明本国政府对查科地区拥有主权，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的学者们分别拿出了一系列的证据。巴拉圭人拿出的证据是，1617年12月16日，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将巴拉圭划分为两个管辖区。之后，巴拉圭总督就不时组织讨伐队讨伐查科地区的印第安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662年的拉萨罗·奥尔特加·巴列霍斯远征。这次征讨历时6个月，在查科地区建立了5个要塞。1675年，时任巴拉圭总督的雷赫·科尔瓦兰组织部队，在亚松森对面的河西岸建立了一座要塞。
巴拉圭方面还提出了其他证据，比如传教士的传教记录。根据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保留的记录，在1787年，时任巴拉圭总督的佩德罗·梅洛在亚松森以北20英里的巴拉圭河西岸建立了梅洛蒂亚归化区，而这个归化区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查科地区的边缘。它的作用也是安排从查科地区过来的皈依基督教的土著居民。此外，巴拉圭与巴西在历史上的冲突也表明，在1840年以后，巴拉圭与巴西的实际边界线就是巴拉圭河，巴拉圭河西部就是巴拉圭领土。
玻利维亚也拿出了证据，其年代显然要比巴拉圭早。玻利维亚的证据是早在1559年，该地区就已经是查尔卡斯王室法庭的管辖范围。对于这个证据，巴拉圭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西班牙王室的法庭制度是司法管辖制度，而不是行政管理制度，王室法庭的管辖范围不是依照行政区域划分的。以查尔卡斯王室法庭为例，该王室法庭位于拉巴斯，但其管辖范围曾包括巴拉圭。这只说明王室法庭有权处理该地区的案件，但是并不意味着坐镇拉巴斯的西班牙法官对巴拉圭有行政管理权。
双方还从其他方面寻找证据——巴拉圭人在西班牙人留下的档案中找到一张1620年的地图，上面标明查科是巴拉圭的领土。玻利维亚人不甘示弱，也在老档案中寻找地图，后来果然找到了西班牙殖民时期把查科地区划在玻利维亚范围内的地图。拿着西班牙总督留下来的两张自相矛盾的地图，两国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历史角度看，拉美国家独立后领土划分的原则是“实际占有原则”，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各个新独立国家的版图，以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总督辖区为准。这个政策出台于1810年，是西班牙各殖民地独立后划分领土的基本依据。问题是现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说不清，1810年时查科地区究竟被谁控制。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都已经独立多年，两国相安无事也很多年了，为什么在20世纪初突然因为查科的归属吵了起来呢？这还要从1884年的太平洋战争说起。
1884年，玻利维亚、智利和秘鲁为争夺氮肥和硝酸盐的产地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玻利维亚战败。玻利维亚战败后，唯一的出海口被划归智利，玻利维亚成为完全的内陆国。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玻利维亚很难接受丧失出海口的事实，因此，玻利维亚曾试图收复失地。但是，1904年与智利签订的条约彻底断送了玻利维亚的梦想。在此之后，玻利维亚一直想办法取得一个出海口，以保证本国物资商品运输道路的畅通。通往大西洋的巴拉圭河又宽又深，1000多吨的轮船可以从海口一直溯流而上航行2000公里，直抵巴西境内。这么宽阔的河流自然成为玻利维亚理想的入海通道。
不过，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玻利维亚国力虚弱，要夺取巴拉圭河的话，需要看巴西和阿根廷的眼色。在巴西和阿根廷的反对下，玻利维亚也只能暂时搁置以巴拉圭河作为出海口的计划。
与20世纪20年代的巴拉圭相比，1811年独立时的巴拉圭面积更大。巴拉圭的三个邻国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组成了三国同盟。在与三国同盟的战争中，巴拉圭被迫割地，领土面积一再缩小。这让巴拉圭对邻国的举动非常敏感，当玻利维亚希望得到查科的控制权时，就引起了巴拉圭的警觉。对于玻利维亚的行动，巴拉圭一直提防着。
为了形成事实上的控制，巴拉圭批准了许多外国公司在查科地区投资，尤其是阿根廷公司在这一地区拥有很大的利益。巴拉圭还大力欢迎从德国前来垦殖的门诺派基督教徒。大量外国公司的投资和门诺教徒的垦殖，使得巴拉圭名正言顺地在查科地区建立了许多要塞和据点。
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在查科地区建立的所谓“要塞”，其实不过是军垦地。为了获得对查科的实际控制权，两国在查科地区派出了大量的军人进行军垦。为了防范所谓的野蛮人和猛兽的袭击，拓荒的军人们在居住点外围构筑了工事，挖掘战壕，也就形成了所谓要塞。一个典型的要塞由军人居住的简易房屋、水井和牲畜栅栏组成，与其说是要塞，还不如说是军人农场。P2-5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撤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一激情、不确定性一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一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上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撤战争史》1.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于西坝河
《百年战火：美洲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之于其他种类繁多的军事刊物响意义，就像1908年下水的无畏舰之于同时期的所有其他军舰的意义一样——它带来一种全新的战舰模式。以复制粘贴构造起来的“时效性”。和靠亮丽光鲜的纸张装订出来的“权威性”，在《战争史研究》厚踏实的历史内涵和敏捷尖锐的视点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
近代的南美洲并不是一块安静的乐土，各国为了纷杂的利盖争斗不休。本书详细回顾了南美近百年的大小战事：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国旷日持久的海军竞赛；海地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飘摇成长；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引爆查科战争始末；智利海军如何在风雨中壮大起来；英国和阿根廷为何在福克兰群岛上兵戎相见……
穷存亡之际遇盛衰之变成一家之言民间第一军事杂志《战争史研究》倾七年之力首次结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