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刘再复的海外访谈录。这部集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报刊的采访录、答问录，一部分是和一些朋友的对谈录，共同点是谈话而不是文章。具体内容包括《在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上的演讲兼与王鲁湘的对话》《走出民族主义——与香港科技大学励建书教授的对话》《再论“第三话语空间”——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以文学放逐国家的人——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记者方路问》等。

一个思想者海外二十年的心灵诉说，

一部漂泊者眼中大时代的风云变迁。

这部集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报刊媒体的采访录，一部分是和一些友人的对谈录，共同点是谈话而不是文章，话题包括中国贵族精神、走出民族主义、第三空间、论80年代、重新定义故乡……其中所包含的是一个思想者在海外近二十年中的足音和心声。这是一部真实的思想传记。书中，作者拒绝压抑自己和扭曲自己，没有面具，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身心是完整的，如同作者所说的，“能敞开胸怀说说由衷之言，能不迎合潮流与风气而保持一点生命的本真与锋芒，就是幸福。虽有锋芒，却不是高调”。

自序：思想者的尊严

第一题 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在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上的演讲兼与王鲁湘的对话

 寻回中国贵族精神的轨迹

第二题 经典作家的特质——答《南方周末》夏榆问

第三题 文学二议——与李欧梵的文学对谈

 轻重位置与叙事艺术——与李欧梵的文学对谈之一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陷阱——与李欧梵的文学对谈之二

第四题 走出民族主义

 走出民族主义——与香港科技大学励建书教授的对话

 民族主义再起？——与李泽厚的对话

第五题 告别语言暴力

第六题 知识分子与第三空间

 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亚洲周刊》王健民采访录

 寻求生存的“第三空间”——与女儿剑梅的对话

 “芝加哥学群”的精神取向——剑梅的回应

 再论“第三话语空间”——在《明报月刊》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第七题 人生分野与三项自由——答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主持人许戈辉问

第八题 论80年代

 答广州《新周刊》杂世董薇问

 答《现代中文学刊》编者黄平问

第九题 漂流心态与漂流文学——答日本

 《蓝·BLUE》杂志刘燕子问

第十题 重新定义故乡

 以文学放逐国家的人——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记者方路问

 灯火一点明，黑暗就消失了——与新加坡《圆切线》杂志柯思仁等的对谈

第十一题 无罪之罪与忏悔意识

 无罪之罪和历史共业——与加拿大梁燕城的对谈

 中国文学中的忏悔意识——答香港城市大学《校讯》编者陈舒萱问

第十二题 《红楼梦》的悟性阅读

 大洋彼岸说“红楼”——答《嘹望东方周刊》杨天问

 “红楼”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与剑梅对谈

第十三题 中国“尚文”的历史传统——在日本爱知

 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演讲

第十四题 论教育学世纪

 与李泽厚关于教育的对话(1998)

 与李泽厚关于教育的二次对话(2004)

第十五题 文学的基本要素——《羊城晚报》吴小攀采访录

第十六题 “返回古典”与“回归生命”

 返回古典——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与吟赏国际研讨会”的演讲(摘要)

 回归生命——在“返回古典与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摘要)

第十七题 文学内在主体间性——与杨春时的对话

第十八题 第二人生的心灵报告——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专访录

 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寓言

 生命向宇宙敞开

后记

王鲁湘：刘先生，我知道您1989年离开北京，离开中国以后，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作一种文化的漫游。那么您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再回北京了？

刘再复：十九年了，整整十九年。

王鲁湘：这么多年没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强烈的感受是什么，这种时间差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刘再复：去国十九年了，这次借着你们这个凤凰的翅膀，能够回到北京，感到很高兴。昨天一天，我看一下北京了，变化真大，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认不得了。包括那个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楼，外表也全变了。这真是百年之裂变。变化很大！

王鲁湘：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您这么多年一直在欧美进行游览，进行一些文化的深层次的思考。有人说过，说实际上一个人出家、远游，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家，是为了感受到家里头的某种亲切，或者说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那么通过这么多年在欧美的这样一种游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家园，看自己的家乡，您有什么新的领悟？

刘再复：过去读《荷马史诗》，一部《伊利亚特》，一部《奥德赛》，我把它读作人生的两种基本经验、基本模式。《伊利亚特》是人生的出发，出征。

王鲁湘：向外。

刘再复：《奥德赛》则是回归。

王鲁湘：回家。

刘再复：对。尽管我现在还是个过客，但这次毕竟是一次回归，所以挺高兴。看中国，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时候看不太清楚，到外国之后再回来看，感到中国现在是非常有活力的。

王鲁湘：像贵族精神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是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进行游历的过程中间，有一只眼睛反观自己家园的时候，在对比中间产生的一个灵感，是吧？

刘再复：是，欧洲的贵族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它有个贵族的谱系，形成了贵族的精神，到现在还保留了下来。这方面对我有一些启发。大国的崛起，不光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不光是个经济的问题，它还有一个人文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和海外经验有关系。我出国以后，走了将近三十个国家，有好处，把视野打开了。视野打开以后，再看我们这个国家，会看得更清楚。这么一个大国，能够有今天，不容易。

王鲁湘：那么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再复先生进行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我今天想谈谈“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文学理论。对“五四”运动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充满慈悲心，他们对中国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做了一件大事情。日本明治维新有一个重要口号，叫做“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做的是“文字奉还”，就是打破文字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把它还给多数人。“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现在他们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让多数老百姓看得懂，这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伟大工程。

“五四”运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完成了两个大的发现，一是发现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传统文化以孔夫子作为代表，所以要批评孔子，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传统里面，缺少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必须引进西方文化来补充。这两大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杀。

肯定这两大发现之后，我们对“五四”运动也要作一些反省，其中一点是“五四”运动由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却有问题。提出这一口号发生了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与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在这个意义上，要推翻贵族特权，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有其合理性，但革命之后法国还是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保留了下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叫做骑士勋章，骑士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与贵族特权是不同的，它属于另一层面。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错位。平民也有贵族精神。像《红楼梦》里面的晴雯，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贾宝玉在《芙蓉女儿诔》里就赞她“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她的精神很高贵。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发生了这两个概念错位，对后人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贵族精神首先要从对“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什么是贵族精神。读一读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就会发现，很多大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作过定义，在这些定义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中国从古之沈约到今之章立凡，也作了建议。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用自尊、自律、自明、自隐四项特点加以表述。

首先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尼采是个天才，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贵族将会死亡，贵族精神将会崩溃。因此在世纪末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他的《论道德的谱系》写得非常好，对贵族进行定义，他认为贵族的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自由意志、个人尊严的积极肯定。他认为上等人和下等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不同。他鼓吹，上等人即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是对的，贵族重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两位伟大的贵族诗人，都是决斗而死，决斗的行为语言表明：有一种东西是比生命更加重要，这就是个人的尊严，就是自尊。这是贵族最根本的精神。

另外一点，是遵守规则的精神。强调自尊，强调自由意志，强调个人尊严，这还不够。贵族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要尊重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要讲规则，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种精神。比如决斗的时候，说5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斗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一旦违背规则，你就是失败者了。这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产生了一种公平游戏原则，就是“费厄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我们刚刚说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痞子最可恶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循的，都可以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

P1-5

这部集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报刊的采访录、答问录，一部分是和一些朋友的对谈录，共同点是谈话而不是文章。但为了给采访录作注，让读者深一些地了解访谈内容，也附上几篇演讲稿和文章。出国之后，尽管我竭力回避媒体访问，竭力抹掉“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但还是面对报刊谈论一些必要的话题，只是所有的语言都在权力之外、政治之外、宣传之外，乃是我个人独立不移的真实声音，或多或少都带着挑战习俗的声音。

1992年，欧梵兄在为《漂流手记》第一卷所作的序言中称我的散文是“心灵传记”，那么，可以说，这些访谈录则是我的部分“思想传记”。尽管我的思想不仅在访谈中，但在访谈录中却有一个真实的思想者自我。无论是散文还是访谈，我都没有压抑自己和扭曲自己，也没有面具，该说的话就说，不情愿说的话就不说，身心是完整的。人生这么短，能敞开胸怀说说由衷之言，能不迎合潮流与风气而保持一点生命的本真与锋芒，就是幸福。虽有锋芒，却不是高调。十七年来，我有一点进步，就是从高调俱乐部走向低调俱乐部。阅尽人间困境，要紧的是敢于面对困境的真相说出真话，而不是唱革命高调。

朋友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烟酒声色，只有形而上嗜好，换句话说，形而上思索是唯一的快乐。出国之后，虽然也常常陷入困境，但有这种快乐在，就足以对付一切。我所以喜欢和友人交谈，也愿意接受一些采访，就因为这也是一种思想形式，也感到愉快。今天把这些对谈、访谈编辑整理出一部集子，让它独自站立于书林与学林之中，便是觉得这里头还有些思索的脚印，说得重一些，便是还有些思想的价值。学问，思想，文采，三者我都喜欢，都默默追求，而让我最醉心的还是思想。我知道自己的本质乃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灵魂主权意识很强的思想者，一个把思想的自由表述视为最高尊严的思想者，一个被许多当代猛人、伶俐人、套中人所不容的思想者。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篇对拙著《西寻故乡》的书评。这是1997年春天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文章，作者韩山元，一个素不相识的知音。恕我多引用其中的几段话：

看完了这部书才知道，刘再复苦苦寻找的是“情感的故--乡”、“心灵的家园”。用刘再复的话来说，他所寻找的故乡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固定点，而是“生命的永恒之海，一个可容纳情思的伟大家园”。

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都有一个具体的，说得出是什么样子的故乡，但未必人人都有个“心灵的家园”。再说，没有那么一个“心灵的家园”，他们也可以“饭照吃，舞照跳”，每天吃饱、排泄、睡觉，日7-~得蛮好。但爱思考的人就不同，他们更重视精神生活的充实与提升。刘再复就是这样一个人。

读这部书时，我最感兴趣的是：刘再复找到他精神的故乡了吗？答案可在《思想者种族》一文中找到。这篇散文写得格外深沉，读来令人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思想者》是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杰作。刘再复五次到巴黎，四次走进罗丹博物馆探望这位“思想者”，每次都心情激动。以下一段话，不仅是这篇短文的“笔心”，也是全书的“文心”：

“在广阔的蓝天下有一支奇特的种族，就叫做思想者种族。它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支种族没有国家，没有偏见，但有故乡，乡土就在书本中，就在稿纸上，就在所有会思索的人类心灵里。这一种族，是精神上的吉普赛人，他们到处漂泊，穿越各种土地边界，流浪四方。”

刘再复、李泽厚、余秋雨都是中国"-3代才华横溢、思想闪光的学者，三人的文章风格有显著差异，李泽厚的文章理性色彩浓厚，余秋雨则是文采斑斓，刘再复似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刘再复的这部书既有理论著作的严谨缜密，又有文艺著作的感性色彩。

(摘自《联合早报》1997年4月5日副刊)

所以把从未谋面、从未联系的韩山元先生视为知音，不是因为他对我的热情评价，而是他在赤子似的阅读中准确地发现我的“文心”。不错，没有国界的流浪汉，精神上的吉普赛人，思想者种族中漂泊的一员，正是我的存在状态，如果阅读过韩山元先生这篇书评，大约就会了解我为什么把这部集子命名为《思想者十八题》。

十八题中，有的题目早已谈得很详尽，并有专书出版。有的题目虽然谈得很多，但尚未整理出来，如《返回古典》，此集中选了两篇即兴谈话，以示问题的正式提出。还有些论题，只是把思想点破而已，充分论证还得留待将来，有些对话，每一小题都可作一大篇文章。集中有和欧梵兄的两篇对话，其中关于轻与重的思索，是十三年前的记录稿，此次编辑集子时，才把它挖掘出来。岁月流逝，时间并没有老化我们的思想，这是最值得欣慰的。

2007年5月于美国科罗拉多州

《思想者十八题》是我父亲(刘再复)在海外的访谈录，于2007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此书由余英时先生作序，是我和许多朋友爱读的一本书。

国内年轻的出版策划人周青丰看中此书，一直想出版。可我父亲了解国内特殊的人文环境，不太适合以繁体版的原始面貌推出，因此一直悬搁此事。我在青丰的敦促下，想到尽管必须放下繁体版的几篇重要对谈，但大部分访谈录还是可以自成一体，其中所包含的一个思想者在海外近二十年中的足音与心声十分丰富，不会让国内读者失望。于是，此次简体版出版，我便自告奋勇来作些篇目上的调整。最后让我备感困难的是放下余先生的“序”和“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我最后作了“妥协”，把“序”和“十日谈”放到别的刊物发表。我做此事的心情几乎接近“我不入地狱谁来入”，有点“悲壮”，害怕严酷的批评与误解，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编出了“简体字版”，因为我不想让我父亲的这么多重要思想思绪被活埋，毕竟父亲有许多知音在国内。

父亲不喜欢自称“作家”、“批评家”等，只愿意自称“思想者”。这大约是因为他是思想型的学者，他虽然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三者的“汇合”，但“思想”才是他的本质和他的快乐源泉。他挚爱的文学作品，也是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他“痴迷”于文学，又“痴迷”于思想，所以也喜爱哲学。好些朋友珍惜这部分访谈录，恐怕也正是它反映了我父亲的热爱思想的文化性格。

谢谢周青丰推出简体字版，我在调整中不得不放下一些篇目，请敬爱的师长和朋友们宽恕。谢谢我的表叔叶鸿基，他通过他负责的“再复迷”网站，帮助我调整与更新，使得此书能及时在国内问世。

刘剑梅

2010年11月9日美国马里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