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浪创作的《八大山人》用凝重而洒脱的笔调，描述了八大山人这位大画家的坎坷人生，并向人们展示了明末清初的南昌章江风俗长卷。它集传记、小说、书画与儒释道为一体，是一部研究八大山人艺术生涯的重要参考书。

历时十年采访、查阅资料、收集素材，孙海浪经过对三四千万字的原始资料进行反复论证，最终写就了这部长达8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

孙海浪创作的《八大山人》从多角度描绘了一个豪放、飘逸、高雅、清贫并诙谐的大写意画家的形象，记录了八大山人求新、求变、简笔形具的创造旅程，揭示了这位大画家隐秘、悲愤的一生，并向人们展示了明末清初的南昌章江风俗长卷，是一部既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好看小说。同时，《八大山人》集传记、小说、书画与儒释道为一体，是一部研究八大山人艺术生涯的重要参考书。

人物表

楔子

哭笑

红白

穷究

怒蟹

灵芝

钟馗

王气

画魂

肃贪

荷缘

悟禅

真假

重逢

乡试

抗婚

国殇

雪耻

山隐

剃度

灯社

觉经

藤月

思凡

梅湖

青云

道义

无极

新友

冤家

小像

个山

墨戏

痴情

疯癫

□歌

背叛

北兰

过年

孔雀

焚寺

扬州

傲骨

绝境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说起南昌，历史悠远。相传公元前201年，汉高祖与楚霸王在中原大争天下的时候，命令颖阴侯灌婴率兵进驻南昌，用土夯成这座古城。当时豫章城内外盛产樟树，松阳门内有一棵樟树“高达十七丈，大四十五周，枝叶扶疏，蔽荫十亩”，故南昌又称“豫章”。当时豫章郡城周围计十里八十四步，辟有六门：南有南门和松阳门，西有皋门和昌门，东、北有东门、北门。郡内有贯穿南北的豫章江(即赣江)，“南昌”是取“南方昌盛”和“昌大南疆”之意，故称“南昌大疆”。南昌历来有“七门九洲十八坡”之说：“七门”为永和门、顺化门、进贤门、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七座古门。但“七门一向”，赣江、抚河之水的由南流向低洼的北面，水为龙，有灵气，故七座城门全砌成朝南面一个方向。“九洲”为扬子洲、潮王洲、打缆洲、新添洲、杨家洲、黄泥洲、黄牛洲、南鲤洲、晒网洲，“十八坡”为总镇坡、傅家坡、骆家坡、凤凰坡等，是明清以来南昌人对家乡地形地貌的概述。“九”为个位数之最，“十八”乃九之双重。古城南昌处于江河湖泊之间，洲渚滩墩之多，远不止十九；南昌所建民居尽在丘陵之上，丘坡之多亦不可尽数。

此刻，古城南昌轮廓，已朦朦胧胧笼罩在烦闷的烟雨里。中大街、西大街、东大街和翠花街、洗马池、棋盘街、塘塍上、戊子牌、嫁妆街、总镇坡、东辕门等，一条条麻石路湿漉漉的，泛出青光。阵阵凄风冷雨扑打着古老的城墙，墙面苔痕斑驳，青藤漫漶，裸露出开始风化的断砖土石。城里草木幽深，偶尔传来一两声敲更或汪汪犬吠声，与那满地飘零的落叶混杂在一起，单调而凄零，像一个荒诞的梦境，处处一片破落残败的景象。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来，南昌七座城门已经关闭。街面行人稀少，在风雨里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唯有城北通仙坊弋阳王府那个宅子，门檐高高地挑起两盏大红灯笼，在寒微的夜风里摇曳，发出“吱嘎、吱嘎”单调的响声。

在赣抚平原上，在那匹枣红马后面，还有一匹灰色大马在疾驰。策马人也不断地挥动着鞭儿，急催：“快！快！”这一红一灰两匹骏马一前一后，跃过山峦，冲过浅河，穿过丛林，都向南昌城飞奔……

策马人从何地来？赶到南昌有何急事相报？

原来，他俩均为京城派出的信使：那骑红马的“两马使”，是来向巡抚传达朝廷令全国各地兴建“生祠”以纪念“九千岁”生日的信使；另一骑灰马行色匆匆的，是南昌府的信使顾义勇……

在会城南昌居住着显赫的王室贵族——弋阳王。弋阳王府旧邸有山腰官阁、古石堂、碧澜池、浣花池、天池诸迹。那是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王府。当初太祖皇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在各地建“藩”，像一道保护国家利益的坚固篱笆遍布全国。朱元璋封了自己十个王子为亲王，并规定亲王的嫡长子仍然承荫封亲王，次长子及庶子却只能封为郡王。郡王的儿子授镇国将军，孙子授辅国将军，曾孙授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奉国中尉。皇子朱权13岁就被封藩册定为宁王。他拥有大小城池几十座，兵力雄厚，英勇善战，成为不可一世的王爷。他16岁时被封到大宁，“统封疆91城镇，龙朔三千余里”，“带甲八万，军车六千”，甚至超越了亲王护卫军19000兵最高限额的规模。

然而，“祸生于得意”。永乐元年二月，27岁的朱权奏请封国，“欲得杭州”。皇帝朱棣不允许，要他在建宁(今南京)、荆州、重庆、南昌四郡任选一郡。不知是朱权颇有眼光，还是因其岳父生在南昌与豫章有缘，他选中了南昌。朱权到南昌之后不再过问政事，他整日赋闲在家，或闭门鼓琴书画，或与文士谈诗论道，纂辑、刊刻了许多书籍，编著了《通鉴博论》2卷、《史断》1卷、《汉唐秘史》2卷、《宁国仪范》74章、《家训》六篇、《文谱》8卷、《诗谱》4卷；还把北方杂剧南移，整理了《太和正音谱》、《琴阮启蒙》、《太古遗音》等，编写了《辩三教》、《瑶天笙鹤》、《豫章三害》、《白日飞升》、《肃清瀚海》、《独步大罗》、《私奔相如》等。晚年他隐居西山参道，撰写了《道德陛命全集》、《天地卦》和《活人心法》、《□仙修身秘诀》等许多道教和医学方面的书籍。他自号□仙。死后谥日献。从此，朱权的后裔世世代代居住在南昌。不过朱权始终情绪低落。当时有一位名叫刘日湘的诗人，写有一首题为《过宁王府故宫并陵寝志感》的诗，诗云“高低禾黍拂晴沙，知属当年帝子家。八百亭台风雨暗，三千歌舞夕阳斜。玉鱼有恨埋芳草，石马无灵饱土花。最是不堪回首处，西陵树色乱群鸦”，描述了宁王府由兴盛走向衰败的窘态和情景。朱权在江西繁衍子孙，他的后裔渐渐分为临川、宜春、瑞昌、乐安、石城、弋阳、钟陵、建安八个支系。皇帝封了他们八个郡王，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生活。在经历了三百七十多年之后，王族越来越庞大并杂乱散居，宁王府从此更名为弋阳王府。

在南昌除弋阳王府外，还有临川、宜春、瑞昌、石城诸王府第。按洪武朝的钦定，辅国中尉每年只有300石皇俸。王子王孙们不可能无限制地享受花销，因此再也看不到当年弋阳王府的气势和堂皇了。

弋阳王府地处章江门，身为辅国中尉的朱家老爷的宅子并不宽敞。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驮笼挂袋进贤门，千车万帆惠民门，推进涌出广润门，接官送府章江门，杀人放火德胜门，冷坛社庙永和门，枪刀剑戟顺化门。”

章江门是南昌接官送府的必经之路。章江渡口创立于晋代，延续一千七百多年。这里江水澄碧，水天一色，明代诗人曾启有一诗对码头描写道：“日落西山欲曙天，渡头人语古城边。钟声杳蔼临江落，帆影参差隔浦船。处处蘼芜深夕露，万家杨柳生晴烟。年年过客频来往，谁复江流叹逝川。”这座城门比其他六座更为雄伟：城楼建筑高两层，飞檐翘首，青水瓦、歇山顶，雕梁画栋，气势非凡。登楼览胜，远眺西山叠翠，近看南浦飞云，周围积沙成注，一片片沙滩水鸟忽起忽落，滔滔章江载帆北去，“孤江一行雁，飞人白芦花”，好一幅平沙落雁的图景！

弋阳王府老太爷朱多□，号贞吉，不但诗画出众，且与佛学有缘，他曾自号“了心居士”。生有五子：长子朱谋□、次子朱谋超、老三朱谋□、老四朱谋□、老五朱谋卦。这天，石城王府召集各府议事，其他几府的人都到齐了，唯有弋阳王府老四、宁国中尉朱谋□因妻子临产，故请妻兄林儒钧前来旁听。

林儒钧字仲纶、号子堂，世称“子堂先生”，年约三十四五岁，生得身材清癯，白净脸儿，两道弯弯的修眉，一对盈盈的水眼。他学富五车，精明能干，弋阳王府遇到什么难事大事都请他参与。石城王府是南昌会城各王族的大户，大宅院第，三进三出，堂堂皇皇占去了半边街，每进都有天井、庭院和更楼、眺楼，除去奴婢也有一百多号人。在众多王府中，年过七旬的石城王府老王爷朱谋玮虽脾气古板，却刚直侠义，说话威望最高。

天刚蒙蒙亮，东方天际露出了鱼肚白。路旁的树林、野草在微微颤动，四处都笼罩在薄雾中。信使顾义勇沿江快马加鞭奔至赣江北岸的石头渚，在一堆高高崖壁下，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篆刻着一行大字：“晋殷洪乔投书处”。在碑石旁的岸边搭有一个草棚，棚子里备有专供来往行人歇息解渴之茶水。有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正在招呼歇脚的行人。P6-8

他的身姿仙影不止一次飘入我的梦境。我看见他站在彩云里，笑盈盈地问我：“孩子，你在找我？”当我听到这索莫苍凉的悲音，便伫立在南昌古城那条大青麻石铺砌的西大街，与童叟邻妇一起顾盼着、守望着。

“他来了！是他，果真是他！”顿时，我热泪盈眶，从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上前去，翘首张望——

他“独身徜徉市肆间，常戴布帽，拽长领袍，履穿踵决，拂袖翩跹行”。他肩搭行囊，手握秃笔，忽而掩面哭泣，忽而哑然大笑，和蔼可亲地向我走来。我听见他吟唱着一曲《河上花歌》，歌声悲壮、苍凉！我奔跑过去，拽住老人风中飘曳的旧衫，生怕他离我而远去！

他问我甚名？我答：“南昌老崽俚，家住章江门。”他点头微笑，说我们是老乡。我问他高寿？老人抚着那绺稀疏胡子诙谐地答道：“若活到今天，四百岁不差多少了。”

我瞠目而视，正要把憋在肚子里一大堆难题全盘托出，向他请教，可转眼间老人又销声匿迹了！

我梦中四处呼唤他、追寻他，却不见他的踪影……

是啊，他是个圣人，本来就独行踽踽，若隐若现。

他是儒？是僧？是道？还是凡人？我说不清楚。

明天启六年(1626)十月二十三日，他出生于江西南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第九世孙。

他是画家，与原济、弘仁、髡残并为明末清初水墨写意派四大画僧。为何又哭又笑，又癫又狂又傻？

他是才子，8岁能诗，11岁能画绿水青山，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他16岁参加乡试考为“诸生”(秀才)。他能诗会画，却怎么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

他的名号很多，谱名“统□”，号彭祖、中桂，他的僧名和别号如雪笛、雪个、笛山、个山、个山驴、驴、驴屋、驴汉、驴屋驴、人屋、传綮、刃庵、拾得、何园、洛园、黄竹园、八还、钝汉、广道人、净土人、丁字、九叶、书年、书疾；还有更怪的名字：“个相如吃”、“三月十九”以及“鹤”、“口如扁担”等不同形象的花押……他为何隐身埋名，成为东躲西藏的逃亡者？

他是高僧，却为何还俗？为何深居简出，过着平民的生活？之后却又为何频繁出没于儒家、佛寺与道院之间？

他是明皇族后裔，才高八斗，为何道尽途穷？他虽身无分文，却为何潇洒无限，快乐无比？即使在晚年，也用那颗宁静的心去拥抱大自然，把自己艰难的足迹留给山山水水。

他的画为何独具匠心？画鹰，没有展翅翱翔，也没有伸爪搏击，沉重的翅膀只有一种看不见的压力；画鸟，白眼向青天；画鱼，从头至尾，那条S线怎么越看越像“太极图”？他笔下的山水画也用的是极简略的枯笔、秃笔，墨色苍白，墨痕干涩；有时大幅的一张宣纸仅绘一只小鸟或一块怪石，那有意留出的大片大片空白却令人回味无穷。

他的字为何独树一帜？笔法从剑拔弩张的方笔出锋，改成圆润藏锋，含蓄、雄强而又婉约，浑厚多姿，又参合篆书笔法，字字犹如一个个锋芒毕露、正气凛然的人挺身站立，给人以一种强烈的立体感！

他的性格为何刚直不阿？贫士或市人屠夫邀他痛饮，他从不拒绝，醉后泼墨作画，淋漓尽致，慷慨赠之；而高官、富商即便出千金购买他的画作，或用绫绢换之，他为何冷眼相待，将其一一拒之门外？

老人为何大难不死？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住他那副瘦骨残心？

这一串又一串抑郁悲愤的问号从我心头划过……

十年，我花了整整十个春秋岁月。我终于找到了，这位老人的名字叫：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四个字连书，隐似“哭之笑之”：亡国之思、家破之痛、失亲之苦，怎能不让他怫然作色，疾首痛心？

我爱八大山人——

我爱他铮铮傲骨，无论处于“无米下锅”、“病入膏盲”的窘况，还是“清兵围剿、血洗家园”的险境，他从不低头，不但活下来了，且活到八旬高龄！

我爱他个性豪放，哭之笑之，画上孤石，蠕动生灵，沉默呐喊；

我爱他惟我是我，俗而不俗，哑人意象，松树跳舞，雏鸡打瞌；

我爱他独立门户，不蹑前踪，干皴湿点，虚虚实实，若有若无；

我爱他鬼斧神工，镂空湖石，外禅内空，大象无形，道法自然；

我爱他笔墨清脱，虫书鸟迹，惟恍惟惚，脱去形迹，悠然神远；

我爱他幽默诙谐，苦中求乐，口如扁担，清贫高雅，活得洒脱……

我爱他视野辽阔，高深莫测：无论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的字画，处处都闪烁儒、释、道的灿烂火花。

我想与老人对话，想亲眼见见他的音容笑貌，想亲耳聆听他对儒、释、道鞭辟入里的领悟与见解，想用我这颗炽烈的心触摸他的人生经历、与命运抗衡的思考……可老人却那么“无情”，竟从我跟前旋踵即逝……

1999年10月26日，我与中央美院几位学子和一位年逾七旬的老画家，来到“耕香院”寺庙旧址，吃过一次别有风味的斋饭。耕香院在江西奉新县新兴乡，这是当年八大山人剃度出家的地方。这一天，正是老人诞辰373周年纪念日。我们驱车来到这里，发现除埋在杂草乱石堆的几块庙宇基石外，三百多年前的“耕香院”早已荡然无存。

黄昏。万籁俱寂，没有一丝风，只有微妙动听的秋虫和残叶的飘落声。我们在一人多高的茅草丛边盘腿而坐，几乎没有生活用具，高脚铜佛灯是从附近小寺庙借来的，碗是老表砍下竹蔸制的，筷子是刚折下小竹枝做的。盘腿坐久了，我总有些不习惯，而老画家坐得沉稳而自如。灯苗很小，光线微弱。身边是潺潺的小溪，我们品尝着茄子、青菜、萝卜和山芋等“全素食”，谈论着八大山人，谈论他的画、他的诗、他的字，还有他的传奇经历。

次日，我又据《西山志》来到西山中庄寻找老人的坟墓，在这片茂密的丛林里流连忘返：明日黄花，见所未见，没有找到他的墓迹，只有枝叶间百鸟的啼鸣。此刻，我忽然大彻大悟：这是“死之美”！上天说，他是贤人、哲人、智人、善人，他不需要墓碑。他就这么静静地躺着，长眠于森林。他给后世留下上千幅字画。不！他在此栽种了上千棵参天大树。

在这块森林墓地，在这部森林的天书里，我找到了答案：即使是树木被人采伐，而采伐的迹地也仅是天书翻开的一页。阳光同样照射，雨露照样播撒，樟树、松树、柏树、云杉等依旧欣然茁长，又密又高。即使是老树斜倒在烂泥堆里，也将变成黑色的或褐色沃壤，袒护着细嫩的幼苗，让它扎根那蓄满水分、海绵似的朽物里，在老树桩边生出新生命。

因为爱，我崇拜他，敬仰他，思念他。

因为爱，我才去寻找这尊中国画仙的雕像。

“八大山人”这个古怪的名字，深深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昌城里的渊明路。这条铺满卵石的老街，是以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命名的。它就像一根扁担，南头挑着“孺子亭”，北头挑着“上谕亭”。从上谕亭巷口横过象山路、翠花街，就是广润门附近的西埠门。听老人们说，三四百年前，西埠门内住过一位明皇室后裔“七王爷”。传说，七王爷是南昌老百姓对八大山人的尊称。

我家隔壁左侧是个四海泉茶馆，右侧是文房四宝、书画店，对面是个戏园子“江西大舞台”。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老而浓郁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

“四海泉”为上下三层木结构的老屋，大堂摆着几十张八仙桌、长条凳，每天茶客盈门，座无虚席。南昌开茶馆的历史已有上千年，当时南昌人口不过20万，茶馆却有200余家，其茶道主要有“文士茶”、“羿士茶”、“大众茶”和“农家茶”四种。茶客们可以从早上一直“泡”到下午三四点钟，有的甚至“泡”至半夜，叙旧情，话商贸，谈天说地，其乐无穷。“文士茶”为文人墨客在一起品茶赋诗，“羿士茶”专供道观佛寺的僧道诵经品茗。那时，不管是隔壁文房四宝书画店还是“四海泉”茶馆，我都能在人们品画、卖画的闲聊与议论声中，听到“七王爷”这个熟悉的名字。

我问母亲：“七王爷是什么人？”母亲没多少文化，她也不懂。这个谜始终藏匿在我心里，后来是“一出戏”帮我解开了这个谜底。

江西大舞台每天都上演古装戏。那块挂在戏园子大门前的“戏文水牌”，每天更换两三次(演2至3场)，如上午演《孙悟空大闹天宫》，晚上演《封神榜》，有时上午还要加演一场《拾玉镯》、《西厢记》或《火烧红莲寺》等。过去小孩只要有大人带着可以免票。我因家穷无钱买票，便悄悄牵着老爷或阔太太的衣角，有时钻进老爷长袍底下混入戏园子，冒充公子哥儿“看白戏”。记得一次我混入戏园，那天上演的剧目叫《私奔相如》。随着戏台的锣鼓点子，几个背上插着旗帜、手里握着长矛或大刀的花脸上场了，稀里哗啦打了一阵子仗，从幕后走出个小旦来，他咿咿呀呀地唱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那戏演的是什么。

散场后我就跑去请教隔壁书画店的四老板。四老板不但是生意人，还是我仰慕的大学问人。这条街逢年过节，或哪家婚丧嫁娶，喜联、挽联都是请他写的。那一幅幅苍劲有力的毛墨字，简直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我提出《私奔相如》的问题时，他说，那是“七王爷”的老祖宗朱权编写的一出戏；我又问“朱权是谁”。四老板说，朱权是大明朝皇帝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权被封为宁王。永乐元年(1403)，藩地定为南昌。八大山人为朱权的第九世孙。朱权把北方杂剧移人南昌，编写了《辩三教》、《瑶天笙鹤》、《豫章三害》、《白日飞升》、《独步大罗》、《肃清瀚海》等许多杂剧，《私奔相如》就是其中之一。

我与八大山人的缘分还有一层，那就是我那南昌县小蓝乡墨山村的外公。外公以种田为主，但他精通中草药、木工、捕鱼，还会拉二胡、唱京戏、绘彩画。记得有一次，我看过他珍藏的一幅泛黄的、沾有污点的纸本水墨画，画的是一位身穿儒士服、头戴斗笠的人。那人身材高俊，眉清目秀，颌下少髭。我问他这是谁？他说是“七王爷”。墨山村离青云谱仅一两根香的路程。这幅画是流传于民间的《个山小像》赝品。虽笔墨粗俗，字迹模糊，却反映了南昌人对八大山人的崇敬和怀念。

之后，我上中学了，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面的拓宽，我明白了“七王爷”名叫朱耷，是明末清初一位水墨写意派大画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南昌师范念书，分在美术班，曾有幸见到著名国画大师黄秋园和他的好友、傅抱石的弟子、著名国画家沈飞先生。在沈先生那间简陋的斗室里，二位大师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八大山人。当说到八大山人“纯用减笔，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苍劲圆啐，时有逸气”时，沈先生谈笑风生，津津乐道。在那个难忘的青年时代，我又走近了八大山人一步。

后来，我在图书馆找到一份有关八大山人的资料，上面记载着：“八大山人移居西埠门(现惠民门)”。1956年我父亲因调剧团工作，我们家从渊明路搬到西埠门居住，并转入惠民门小学念书。那是一幢三层旧式小楼房。二楼阳台正对着那条窄小的河街，与人来担往、熙熙攘攘的码头相连。我每天都伫立在阳台眺望，想象八大山人是怎么从西埠门走过的，甚至想象他说话的神态和绘画的细节，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明末清初那个年代的人物与环境之中。

直至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陪同几位外地作家前往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参观。当他们目睹八大山人笔下独辟蹊径、出神人化的字画真迹时，一个个惊叹不已：孤鸟、孤鱼、孤花、孤石；冷眼的鹰、闭眼的八哥、富有“太极拳”韵味的鱼纹，还有以荒山、秃树、独屋等“冷中意象”的语言符号，以及既非藤花又似藤叶与坠落的月编织在一起的《藤月图》，儒家的笔墨写佛与道的《山水册页》等，神秘、清逸、开阔，笔墨清脱，恬适天然，纯用减笔，独立门户，怪象隐意，令人想象无穷。于是，一个满腔悲愤的“哑人”形象活生生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八大山人不仅用笔在绘画，还用心在诉说。

《八大山人》是一部“历史小说”，我坚持忠实自己笔下的八大山人及其他人物所处的年代、经历、环境，还有对他的主要代表作和那些“涉事书画”以及他身上儒释道精神的挖掘，基本上尊重历史；主要人物及主人公与其他人物的关系，绝大多以真实史料为依据，却又不完全被真实历史所限制；我在这部作品中，“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试探用一种轻松的笔调，通过八大山人的人物个性，刻画主人公的悲怆人生。有时甚至模糊时代背景、淡化官场角斗，而用一种轻松笔调去“趣谈人物”、“戏说历史”。因此，《八大山人》不是一部“正传”，而是一部“外传”、“外史”。

八大山人生平事迹可参考的文献并不多。小说中除作者虚构了几个与主线相关的人物外，大多数人物均为真实的、有据可查的。我从1999年起开始着手收集素材，并想方设法查找、复印与八大山人相关的县志、府志、明清时代的人物传记、评书、轶事等史料。在那三四千万字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我反复论证八大山人生平家世、家学、逃禅、还俗、交游以及他另辟蹊径追求绘画与书法艺术风格等行踪，初探江西古代画家贯休、董源、徐熙、巨然、董其昌等与八大山人的书画艺术关联，及其他的亲友石涛、朱容重、罗牧、裘琏、方士王宫等的身世、个性与画艺。

为找到一种感觉，一种八大山人仍活在自己身边的感觉，我沿着八大山人走过的足迹，深人到南昌、新建西山、进贤、宜丰、奉新芦田等地，考察老人青少年时期的“弋阳王府”和中年、晚年时期的青云谱道院、“北兰寺”、“寤歌草堂”。我在他隐居的地方流连忘返，想象这位老人是怎么摆摊卖画、生火做饭、修身养性的。

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暮春，我静静地盘腿端坐在西山万寿宫，回味康熙二十九年(1690)那个雷雨之夜，邵长蘅是怎么走进北兰寺与八大山人相晤、交谈并撰写出《八大山人传》的。我按史料提供的踪迹来到新建县西山“莫家山”中庄，伫立在那座“无名墓”前，凝视青松翠柏，聆听那高山流水的潺潺之声，闭目默神，想象八大山人是棺葬、火葬还是水葬？让自己走人那壮观的送葬行列，在眼前又重现出一幕挂长幡、穿白褂、吹哀乐、若干僧人接引葫芦灯为老人送行的情景。

2000年至2004年，我在收集整理和亲身感受八大山人相关的史料和素材之后，开始构思这部小说。2006年春动笔，旨在为这位中国绘画史上的巨匠树起一块墓碑，让世人感悟到“借古当开今”、“笔墨当随时代”。八大山人之所以能影响中国画坛乃至世界画坛数百年且至今不衰，是因为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动笔之前，我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禅宗书”，探究八大山人的诗、画和书法与佛学、道教的奥秘，阅读《中国佛教、道教发展史略》、《禅宗与道家》、《禅道与东方神秘学》、《金刚经说的是什么？》、《楞严大义今释》、《圆觉经略说》，甚至干脆去寺庙当几天“和尚”，把自己置身于“大象无形”和“道之为物、惟恍惟忽”之中，亲身体验八大山人“面壁思禅”的苦境，一遇到疑难问题就向法师请教，直至求得圆满解答为止。这些经典论著与禅宗高论使我对小说人物个性与命运的把握，对八大山人字画的理解人木三分，更深更透，写起来便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了。

在写作过程中，我设法从大量的史料中找到了明末清初的《南昌府治图》和《南昌三湖九津图》，把八大山人的住宅、宗学、逃亡、出家、返昌、卖画、创办道院等一切活动，绘制成一幅“《八大山人》人物故事发生地一览图”，并画了一张想象中的“南昌弋阳府”，贴在我抬头可见的电脑屏幕后的墙壁上；还根据史料提供的线索把“弋阳王府”及其家族相关的上百号人物，概括为“僧道雅士、官商幕僚、平民百姓、红颜知己”四大类，并绘出一张与八大山人及明皇宗室亲属关系的“示意图”，以便从这几条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网”中刻画人物、展开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

材料准备好了，动笔之前，我在指导思想上为《八大山人》定位：在尊重明末清初的历史，在尊重八大山人“家学、逃禅、还俗、从道、安家”等主要生活经历的前提下，不写正史、正传，而是通过“戏说”写人生态度，写民族气节，写一个逃亡明室王孙落人逆境中的一种生活态度，即对“人生与幸福的理解”，从而告诫世人：人，只要有一种精神就能走出逆境，享受生活，创造精神与物质财富，永立于不败之地。

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我紧紧抓住八大山人书画艺术人生这条主线，坚持保留他“白眼望青天”的绘画气质，描述他有血有肉的感情经历和精神世界的飞跃，并把老南昌的人文地貌、风俗民情、戏剧音乐、地方小吃、民间传说，以及八大山人绘画生涯与“儒释道”融人作品中。

我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写了两年。在这段日子里，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坐在电脑屏幕前“敲”打着，常常凌晨一两点钟才睡；写到感人之处常常热泪盈眶；有时小说中某个人物仍在心中“活动不止”，半夜醒来便悄悄打开手电筒，借助一圈微弱光线把刚想到的人物细节、对话或某个场面一一记下，草写在床头边随手可抓的纸头上，以作“备忘”，次日再写。写累了，思苦了，便打开音响播放《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空山鸟语》、《苏武牧羊》，或播放禅乐《大悲咒》、《药师心咒》、《观音灵感歌》、《信心一炷香》、《清净法身佛》，以消除疲劳，把我这颗疲惫不堪的心引入一种灵空境界；或铺开宣纸学几笔“八体”，或“照葫芦画瓢”涂鸦几幅“斗方花鸟”……

然而，令我悲痛的却是，在完成《八大山人》初稿的最后阶段，我84岁的老母亲于2008年2月11日病故。在那悲伤欲绝、难以煎熬的日子里，我几乎喘息不过来，曾一度产生：‘放弃”的念头。在诸位学者、师长和朋友的鼓励、鞭策下，我还是竭尽全力把它写完了。

感谢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朱张才先生。当我刚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他就满腔热情地勉励我说，“好题材，写下去。写好了，你将为中国绘画史挖掘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功在千秋！”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省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俞向党听说我撰写这本书，曾鼓励我说，“《八大山人》描述的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艺术大家满腔激情落魄的一生。八大山人的写意已到出神入化之境，他的绘画艺术到达了艺术巅峰。要写好这么一位孤独、隐秘、清逸、高雅而又超前的人物，难度很大。洋洋八十万字的艰苦写作，本身就是你一大成功。若能改编成影视剧广为传播，将引起世人关注。”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傅伟中先生一发现《八大山人》这个独一无二的选题，便高度重视，立即拍板定案：“列入出版计划，并作为重点出版项目实施，努力打造精品。”朋友的真诚与期待，实令人感动！

感谢中共南昌市青云谱区委书记熊桂金、区长黄之猛同志。当桂金书记在得知拙作《八大山人》即将出版时，给予我极大的激励和鞭策，并大胆提出了一个创建“八大山人影视城”的构想，即在南昌象湖开辟一条“南昌秦淮河”，把“八大山人影视城”与“梅湖景区”连接起来；然后用“八大山人文化”向南昌各大旅游景点辐射，以推动古城南昌文化旅游业和经济建设。

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一级美术师王凯旋先生，在我赴青云谱采风的那些日子，从百忙中抽空与我“侃大山”、聊字画，还拿出他十几年来从八大山人字画汲取精华，却又求变创新的戏剧水墨写意脸谱画让我欣赏，使我大开眼界。由此我想到：“八大山人后继有人。”

本书在搜集资料、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一些先贤及当代专家、学者的八大山人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谢之情。

谨向著名作家高洪波、陈世旭、剧作家周振天、画家吴长江、评论家朱向前、一诚大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彦明、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主任曹靖生及江西佛教协会会长、佑民寺方丈纯一先生致以衷心的谢忱。感谢江西省文联党组书记、省文联常务副主席郜海镭和省文联主席刘华，感谢江西演艺协会的专家、教授和同仁们对《八大山人》的热忱关心和支持。对胡国云、张跃明、尤近明、袁力、李晖、凌云先生和北京悟一法师也一并致谢。

2010年端午节于滕王阁赣江畔·守拙园

由王子而僧人，由僧人而画家，家国不幸绘事幸，白眼青天，笑之哭之，人生百态尽在海浪描绘中。是谓人奇事奇书奇文亦奇也。

历史在现实中呈现。命运在沉浮中展开。山人遇海浪，命也夫。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高洪波

淡定苦难铸就丹青圣手，宠辱不惊终成三教精神。

出神入画赣风雅俗共赏，呼之欲出鲜活八大山人。

——贺海浪兄《八大山人》出版

著名剧作家中国电视家协会副主席海政文工团艺术指导、少将：周振天

作者以明末清初为社会背景，以深沉、大气的手笔，多角度描述了—个豪放、飘逸、高雅、清贫并诙谐的大写意画家的形象，记录了八大山人求新、求变、简笔形具艺术创造的旅程。从这部小说中。我听到了八大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同时亦感受到了一位襟怀若谷的画僧的生命尊严。

八大山人对中国二十世纪绘画影响极大．这部八十余万字长篇巨著的出版，对中国乃至世界画坛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著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

《八大山人》用凝重而洒脱的笔凋，描述了这位大画家凄怆、隐秘、悲愤的坎坷人生，并向人们展示了明末清初的南昌章江风俗长卷，是一部既有历史感又有可读性的好看小说。它集传记、小说、书画与儒释道为—体，是研究八大山人艺术生涯的重要参考书。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解放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向前

我心茫茫，佛海无边。“漫将心印补西天”——从《八大山人》这部厚重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绵延流淌。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一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