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是中国电影编剧，国家一级作家。她的家庭是个珠玉世家，自幼酷爱文学艺术，读书偏爱太史公的春秋笔法。成年后曾师从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尤攻秦史。

本书收录了霍达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今月曾经照古人》、《大雅若俗》等诗词及随笔。

霍达是中国电影编剧，国家一级作家。她的家庭是个珠玉世家，自幼酷爱文学艺术，读书偏爱太史公的春秋笔法。成年后曾师从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尤攻秦史。六十年代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1966年毕业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大专毕业后，长期在四机部、北京市园林局、文物局从事外文情报翻译工作，同时坚持业余写作，青年时代开始发表作品。

本书收录了其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今月曾经照古人》、《大雅若俗》等诗词及随笔。

听雨楼随笔

抚剑堂诗抄

这个传统，传到今天，当然不会一成不变。不过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听书”，从北方到南方都保留着这种一个人说、大家听的表演形式。我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就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位演员绘声绘色地朗读，成千上万的人在收音机前静听，每天中午听半个小时，一直听了两个半月。听得津津有味，听得泪流满面、感叹欷欺。这次实践，使我对小说的语言有了更深的体会。

现代小说已有很大发展，当然不能等同于口头文学。但口头文学仍给我们启示，那就是：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魅力，牢牢地抓住读者，把你的心和他们交流。据说现在美国有畅销小说的录音带，这是否“复归”现象？

正是由于中国小说有着这样的渊源，便形成了自身的语言特色。在传统的中国小说中，绝对不可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一口气花费好几页的篇幅去描写景色。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个笨办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比如中国的诗词，用字极省，却写景极真、极美，意境深远。宋代柳永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并列了江岸、风、月亮三个名词，而且“岸”是生长着杨柳的岸，“风”是早晨的风，“月”是早晨的月，而且不是圆月，是残月。名词之间省略了一切连接词。只用了七个字，却活画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景色，弥漫着孤独的旅行者无法排遣的凄凉和哀愁。再比如宋代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是写了风、江岸和杨柳，情趣却完全不同了。这里的“风”是春风，“岸”是江南岸，一派明媚的大好春光。杨柳在这里没有明写，是藏起来的，通过一个“绿”字，既写了风，又写了杨柳，杨柳是被春风吹绿的，“绿”在这里成了动词，像彩笔一样把大江南岸染绿了。中国的小说吸收了诗词的长处，把描写的语言运用得凝练典雅。而且把写景和写物的动作、情绪结合起来，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例如《水浒传》中写林冲雪夜上梁山，不单独写人、写动作，也不单独写雪，而用了“踏着凌琼碎玉”这极富诗意的语句，雪的洁白、凌乱，人的匆忙、凄凉和穷途末路、义无反顾，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了。这比哕里哕嗦写了半天雪再写人要高明得多。

小说语言的另一部分是人物的对话。对话比叙述语言更难写，因为在对话中绝对不能使用标准的书面语，也不能使用作者自己的语言，而必须是人物自己在说话，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试想《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宝玉、黛玉、宝钗、凤姐，以至于那成群的小丫头、看门的焦大，哪个人物的语言是相同的？一人一个腔调，那的人生阅历、修养、性格造就的，别人无法代替的。再让我们看看《水浒传》中的对话。在写到野猪林中董超、薛霸要谋杀林冲时：那两个坏蛋的语言真是奇绝妙绝。他们不说：“林冲，我们今天要杀你！”而是说：“林冲！你须记得：明年今日是你的周年！”杀气腾腾，凶辣，却还充满了得意洋洋的嘲笑。因为他们两人把林冲事先用骗术捆在了树上，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不是他们的对手了，必死无疑了，完全有把握杀死他了(如果不是鲁智深相救，林冲必然到明年今逝世一周年)，所以在杀死他之前还有兴致开个玩笑。莎士比亚是很善于写这类语言的。再看看那个在十字坡开店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她用麻醉药麻倒了武松(实际上武松是伪装麻醉)，说了什么呢？她拍着手说：“倒也，倒也！由你精似鬼，喝了老娘洗脚水！”多么生动！匪气、泼妇气、豪气都有了，并且还有幽默，还押韵，朗朗E口。这样的语言，只能用汉字写出来，读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译成其他任何文字都会走样的，因而我赞成～位同行说的话：美文不可译。

现代的中国口语，真是丰富多彩，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我认为最适合文字表达的、也是我在各种方言中最熟悉的，是北京方要。中国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北京的方言也为大家易懂。所谓“京腔”，字正腔圆，柔和动听，朗朗上口。这是长期形成的。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南北交汇，五方杂处，必然会产生通行全国的语。而北京人生活在“天子脚下”，又有一种底气十足的自豪感，别看表面上笑容可掬、娓娓而谈，骨子里却透着一股傲气哩！

当然，北京人也有士农工商之别，身份不同，经历不同，文化修养同，说出话来也不一样。前门外胡同串子的语言，决不可能出自大教授之口；反之，文绉绉老夫子的语言，也不可能由大栅栏的个体户嘴里说出来。所谓“京油子”，主要是指市民阶层。我在写作中为好北京市民的语言而煞费苦心。往往是写好了的对话，一琢磨，还差点儿味儿，于是再改。比如我常常要把稿子中所有的“看”字统统改掉，换成“瞅”或者“瞧”。北京市民口语中几乎没有“看”字，“看书”说“瞅书”，“看电影”说“瞅电影”或“瞧电影”，连“看病”也说“瞧病”，就是不肯说“看”这个字儿，真是邪门儿。只有在“看门”、“看家”这些词儿里才有“看”字儿，却已经念成“堪”的音了；意思也不是“看书”的“看”，而是“看守”的“看”了。

我常常在写对话时边写边说，以检查顺不顺口，对不对味儿。空闲的时候，有意到街上走走，或是和附近的邻居聊天儿，都是为了感受语言、熟悉语言、搜集语言。是生活给了我活生生的语言。

随便举个极平常的例子，我的小说《红尘》中有这样的对话：

“我可不待见嚼老婆舌、串是非的，各人的日子各人过，我管人家干吗？”“大嫂，要都像您这么样儿，世界倒清净了。咳，什么事儿不是坏在街坊的嘴里？就说武二爷吧，要不是卖梨的郓哥儿和那个老不死的何九叔串是非，武二爷也不至于连杀三条人命，闹得一条街不得安宁！”

这是一个不识字的、做过妓女的、对外界时时保持警惕的善良女人和一个百无聊赖、不怀好意、无事生非、没话搭啦话的单身汉的对话，虽然都是“京腔”，又各自打着不同的身世和性格的印记。在书中，即使不标明谁说谁说，也是分得清的。如果把“不待见”换成“不喜欢”，“嚼老婆舌、串是非”换成“散布流言蜚语、挑拨是非”，把“像您这么样儿”换成“像你这个样子”，把“老不死的”换成“健康长寿”，那就全完了！

可惜在座的朋友要通过英语译文来听我说的这些话，这是要打很大折扣的。正如中国读者只有通过中文译文来读你们的书一样，那味道已经所剩无几了。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学好对方的语言，我们才能没有障碍地交流。因为美文不可译。

1990年10月于爱荷华

(发表于1993年第2期《小说林》)P42-44

国学大师王国维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言，真正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其实，不必特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世间凡人，只要是下功夫研究点儿什么的，无论卖豆腐的、种西瓜的、编蝈蝈笼子的、弹钢琴的、唱戏的、写文章的，对于自己所从事、所熟悉、所热爱的工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必有深切的体会：若要出类拔萃，独树一帜，决非易事。人们要做好一件事，大都是从向往开始，如登高望远，对那遥遥可见的风景，充满无限的憧憬，这便是第一境。继而为之痴迷，苦苦追求，虽山重水复、万险千难也在所不惜，这便是第二境。许多人就在这第二境中停顿了，退却了，或者倒下了，吃尽跋涉之苦，却未曾尝到攀登之乐，因为他没有达到那风光无限的第三境。难就难在第三境，妙就妙在第三境，那是艰苦跋涉之后的突然发现，是长期积累之后的妙手偶得，是废纸三千之后的神来之笔。所谓“下笔似有神助”不过是自欺欺人，灵感来自作家自已，是冶炼了自身的天赋、智慧、阅历、学识和治学风格所浓缩的精华进发的闪光裂变，可遇而不可求。一位前辈作家说过：“寻诗争似诗寻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句话，并且阐述自己的创作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并不是作品的主宰，文学创作是一个奇妙的‘互动’过程：你在‘寻’他，他也在‘寻’你。你为了寻找最佳的表现形式，‘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他好像是一件早已存在的、完整的、有生命的艺术品，等待着你的发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作者来说已不是苦行，而是艺术享受。”编辑在发稿时，认为“苦行”二字不妥，问我是不是改为“苦刑”？我说不能改，这不是笔误，而是我刻意这么写的。“苦刑”是他人强加于你的刑罚，只能被动地承受，因此才深感其苦；而“苦行”是你主动地自找苦吃，虽苦而无怨，若“苦行僧”然。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取后者。

写作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升华自我的过程。回首几十年文学生涯，自然是苦多于乐，大半时间都花在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然而，偶有“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顷刻间便抵消了所有的辛劳，所有的付出，由衷地感到今生不虚此行，庆幸我选择了文学，文学选择了我。

收在这部集子里的，是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个都是当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耗了我的一份心血和一段生命，重新翻检时，像抚摸着自己的儿女。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再一次整齐地排列成阵，去面对我的读者。母亲是不愿意当众评价儿女的，那就把这个权利留给读者吧，也许你能够猜到，哪一个是我最钟爱的。

9008年12月6日写于抚剑堂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