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由军旅作家、学者丁晓平在胡乔木亲属协助下，利用5年业余时间采访创作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翔实、最准确、最全面的胡乔木传记作品。全书向读者展示了胡乔木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才学超群的卓越才能和人格魅力，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决策内幕，尤其是客观真实地分析记录了胡乔木在邓小平时代经历的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从一个侧面系统总结了中共中央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文化科学工作的历史经验。

胡乔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是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是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大秀才”“大学者”和辞章家。他经历了中共在战争年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岁月，亲历了共和国开国大业到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他起草、整理或参与起草、修改的中共中央重要、重大文献和文章没有人可以计算，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已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经典文献。他一生在理论、历史、新闻、文艺、教育、科学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战争年代，毛泽东说：“靠乔木，有饭吃。”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丁晓平的这本《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气势恢弘，视野开阔，集史料性、研究性、可读性于一体，向读者展示了胡乔木正道直行，竭忠尽智、才学超群的卓越才能和人格魅力，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决策内幕，尤其是客观真实地分析记录了胡乔木在邓小平时代经历的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引人入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分为“木卷：书生革命”、“火卷：战争年代”、“土卷：峥嵘岁月”、“金卷：妙笔春秋”和“水卷：黄河青山”五卷，共计56万字，全面客观地记叙了胡乔木革命奋斗和追求真理的人生历程，完整记录了胡乔木自1941年担任毛泽东秘书和1975年开始协助邓小平全面整顿到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工作50年的台前幕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代序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胡木英 胡石英）

木卷 书生革命

 第一章 少年英发

 第二章 鼎新求学

 第三章 上海滩上

火卷 战争年代

 第四章 美丽爱情

 第五章 主席秘书

 第六章 整风运动

 第七章 决议历史

 第八章 重庆谈判

  第九章 转战陕北

 第十章 开国前夜

土卷 峥嵘岁月

 第十一章 新闻首脑

 第十二章 风范大家

 第十三章 中苏论战

 第十四章 整风跃进

 第十五章 庐山风云

 第十六章 诗化人生

 第十七章 冷藏岁月

金卷 妙笔春秋

 第十八章 社科院长

 第十九章 再决历史

 第二十章 政局高端

水卷 黄河青山

 第廿一章 弦急琴摧

 第廿二章 上善若水

后记 局限的历史和历史的局限

胡乔木怎么也不会想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他竟依然受到严厉的指责。他因想见毛泽东最后一面给江青写的信竟被他人诬为“效忠信”；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迫于毛主席指示的压力不得不写的揭批材料，也被他人死揪着不放……

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的第27天，“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四人帮”一倒台，邓小平的复出似乎指日可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0月8日，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依然坚持毛泽东生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这种局面和形势下，由邓小平授意建立起来的国务院政研室，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受到“四人帮”的打压，外部受气；“四人帮”垮台了，内部出气了，但外部依然在受气。而作为政研室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更是里外受气。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机关单位的负责人都去守灵，却唯独政研室没有资格。后来，政研室的少数负责人分批去了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唯独胡乔木没有资格。这对胡乔木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多年，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一路走来，有生里来也有死里去，有苦中乐也有乐中苦，但革命终于成功，晴总多于阴，喜总大于悲。如今，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生前毛最喜欢的秘书，胡乔木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能有个机会跟主席告个别。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人十分理解胡乔木的心情，就决定以政研室的名义给中央打了报告请示。但很快批示就转下来了，依然是不准胡乔木参加。这个时候，邓力群就劝胡乔木说：“你写封信吧。”无奈之中，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求见毛泽东最后一面。可想而知，江青不可能答应这个帮邓小平和她唱“对台戏”的胡乔木的。

——毛泽东的追悼大会是在9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通知每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临时搭的观礼台。国务院政研室就推荐了胡乔木和邓力群。谁知，名单报上去以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突然打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没有办法，只好吞声忍气。但相比胡乔木来说，邓力群还算幸运，最后还是有机会和许多年轻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亲历了那悲痛又感动的场面。胡乔木只能坐在南长街123号的家中，倾听那来自广场上的喇叭声，独自品尝人生的辛酸泪……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六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胡乔木先后五次组织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了讨论学习。10月20日、21日、23日，胡乔木一连三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参加了北京市的游行。10月27日、28日、29日、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又接连召开了五次揭批“四人帮”的会议。但就在“揭批”会议上，胡乔木再次成为政研室内部的揭批对象，会议充满着火药味。这对胡乔木的精神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政研室几乎所有的负责人都对胡乔木进行了批判，有的言词还十分刺耳。当然，这一方面来自当时政治气氛的压力，有说违心话的，但不可否认有的也夹杂着个人情感和功利的因素。尤其在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原因就出在胡乔木给江青写的所谓“效忠信”上。这封信在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竟然把这它公开印发出来，这一下子给胡乔木的打击更大。出于敬仰，像胡乔木这样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且深受毛喜爱的人，希望能参加毛的遗体告别仪式，见毛最后一面，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江青竟然禁止胡乔木参与任何与毛泽东追悼有关的活动，这确实令胡乔木伤心。无奈中他给江青写了信。但是不是“效忠信”呢？胡乔木说：“我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转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虽然不能仅仅因为这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就说明胡乔木的信是所谓的“效忠信”，但胡乔木的这些话，在“四人帮”倒台后，确实令许多看到这封“效忠信”的人感到意外和气愤，就连胡乔木的家人也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写啊？”

胡乔木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胡乔木写这封信的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信的原因就是“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因为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公开批判他，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为了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胡乔木既委屈，又悲伤，为了“报答毛主席”，抱着这个单纯意念的他万不得已给江青写了这封信，说了违心的话。或许，这也是胡乔木书生意气的可爱之处吧？历史有时候总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捉弄人。胡乔木不是政客。65岁的他，或许不会想到本来简单的事情往往带来的却是纷繁复杂又意料不到的后果。

但在当时，这些历史的当事人或许“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了。而就在国务院办公厅宣布解散政研室的这次会议上，尽管胡乔木没有参加，但还是有人提出了批评。有人说：“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啰而已。”话确实太尖锐了。还有人说：“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十分清楚政研室内部矛盾关系的邓力群，会上跟他们进行激烈的辩论，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我们每个人不都批判过他？！还有批判更厉害的，李鑫同志不就说过人家胡乔木‘不是个玩意儿，我总算看透你了’嘛。胡乔木同志确有错误，但怎么能与‘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或许都还没有想到，解散政研室并不仅仅因为是要打击胡乔木，更是冲着邓小平来的，其目的就是要剪去邓小平的“羽翼”，使邓小平即使复出后身边也没有“笔杆子”，组建不起来理论队伍。

因为国务院政研室的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不仅“揭批‘四人帮’”运动还没有完成，而且政研室总得还要作一个总结，所以名义上尽管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并没有散伙，只是人员一分为二——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去了华国锋那里，继续“毛著办公室”的工作；邓力群、于光远、丁树奇、滕文生、苏沛、郑惠等仍然和胡乔木在一起，留在了紫光阁，却备受冷淡。面临着政研室解散和人员分流，受到非议的胡乔木心里仍牵挂着中共高层理论人才队伍的培养，他忧心地说：“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以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华国锋批准、李鑫主持起草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但在那个“个人崇拜”仍处于极端的年代，这两句话在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眼里，或许都很难读懂背后的政治含意。在微妙的政治游戏规则中，身在中国政治高层的胡乔木是明白的——其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复出和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每天坚持看报纸的胡乔木指着《人民日报》对家人说：“看来邓的复出恐怕又困难了。”P390-393

为父亲胡乔木写传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从一个热血爱国学子到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父亲在中共中央工作50年之久，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了“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赞誉，写下了苦难又辉煌的人生。正如杨尚昆叔叔所说的，父亲“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

2012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父亲离开我们快2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们脑海里浮现。我们非常崇敬父亲、想念父亲，这也是天下所有的儿女都拥有的一种本能感情吧。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生活是那么轻快、明朗，世界是那么简单、易于了解。父亲的头脑是那样的聪慧，知识是那样的渊博，信仰是那样的坚定，对选定的人生道路是那样的执著，毫不动摇，毫不气馁。诚如朱镕基总理所说的，胡乔木的“道德文章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读他的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他“在你的面前总有使你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拘束，想讲什么话就能讲出来，但是也确实体会到乔木同志的理论、文化、历史、艺术的修养是非常深厚。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

父亲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党、民族和国家历史的一种见证。他一生在理论、历史、新闻、文艺、教育、科学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因此，总结他个人的历史，也可谓是从一个侧面系统地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文化科学工作的历史经验。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为父亲写一本让老百姓可读的传记，这也是母亲生前的一个愿望。但要动笔来写父亲时，我们却感到自己的笔是那么笨拙，头脑里父亲的形象是那么遥远、那么模糊，却又是那么的清晰……而一辈子跟文字打交道的父亲，从来没有写过自己，他生前从来不准宣传自己，也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传记方面的文字，更很少跟我们谈他的革命人生。岁月匆匆，白驹过隙，如今许多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前辈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能采访到的父亲的老战友、老同事们也已经十分有限，这给父亲传记的写作带来很大困难。因此，父亲的传记真的不是很好写。

现在，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感谢作家丁晓平先生用五年业余时间完成了我们没有完成的夙愿。不为尊者讳，不为疏者隐。我们从丁晓平的这部胡乔木传中读到了许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父亲的历史，父亲的形象在我们脑海里也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深刻。

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诚挚地向读者朋友推荐丁晓平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这是一部优秀的传记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全面的胡乔木传，它坚决反对歪曲和丑化中共历史的错误倾向，准确地把握了中共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实事求是地反映了父亲胡乔木的一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书写了一部“信史”，让我们在阅读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永远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1年4月

于北京77寿路

人类的历史，就是思想史。或者也可以说，就是思想者的历史。

胡乔木，思想者也。在中共历史上，在共和国历史上，胡乔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或许也很难再找出第二个！

历史不会忘记胡乔木。从1941年开始，胡乔木就一直在中共中央高层工作，长达50多年，经历了中共在战争年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岁月，亲历了共和国开国大业到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他写作、整理或参与起草、修改的中共中央重要、重大文件和文章没有人可以计算，或许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一辈子究竟写下了多少文字。而他笔下的许多文件、文章，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已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经典文献。正如杨尚昆所说，胡乔木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胡乔木的人生沉浮与中共党史的曲折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因此，胡乔木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胡乔木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我们或壮怀激烈仰天长叹，或引项高歌击掌叫绝，或怒发冲冠拍案而起，或俯首沉思一声叹息。而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人(包括他自己)都有自己的说法。但说什么？怎么说？这既是立场问题，更是历史问题。我们需要尊重，更需要尊严。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人物处在历史创造的现场。我们在观看或记录历史时，就必须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建立一个实事求是的坐标系——纵横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整体的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联系的而不是割裂歪曲的，发展的而不是孤立静止的——把“此处”的自己慢慢地放在“彼处”、放在“彼时”，去分析“彼人”和“彼事”，既不要忘了历史的“背景”，也不要当“事后诸葛”和“马后炮”。也就是说，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我们同样需要准确把握其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全面分析。诚如胡乔木所说：研究历史，我们的目的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

历史是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也都有局限性，胡乔木也不例外。甚至，现在的我们也身在局限之中。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历史，从而超越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审视历史，无论是宏观全局、中观局部，还是微观细节，我们千万不要在局限的历史中陷入历史的局限，更不能陷入自身的局限。我们应该正视历史的局限，正视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一分为二地在历史的局限中总结过去，在局限的历史中展望未来。只有这样，我们阅读历史的时候才会感到真实，感到纵深，感到智慧，也感受到境界和力量。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本书写作的历史资料大多是从与胡乔木有过交往的前辈的回忆和著述，以及历史学家、学者、记者和作家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汲取的。就像任何一个对探究历史感兴趣的人一样，我要感谢前辈们用感情和心血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历史记忆。我相信：优秀的传记将带着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在现实的背影中看见未来。而伟大的传记作品，特别是那些品行良好的历史人物的传记，给人类带来了福音——它教给人们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高贵的思想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行为模式，对人的成长是最有启发和最有作用的。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顺利出版，我非常欣慰。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决心动笔为胡乔木作传的时候，我35岁，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如今，五年心血流过，砥砺人生，我却“三十不立，四十而惑”了。这部胡乔木传，是我十年来在文学、历史、学术之间探索跨界和跨文体写作的一个成果。在此，我衷心感谢胡乔木子女胡木英女士、胡石英先生及其侄子胡贻志先生的信任和支持。真诚感谢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先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先生等前辈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们给予的指导和审核。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胡乔木，好大一棵树。

乔木不朽！

丁晓平谨志

2011年5月于平安里弃疾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