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国度》出版于1901年，立德夫人在这本书里为我们讲述了她在中国10多个省市的经历，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为了让中国妇女的双脚彻底解放出来，立德夫人组织了“天足会”，并且四处组织演讲。为了使“天足运动”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她找到“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为“天足运动”题字，每次演讲时，她就把张之洞题字的红纸悬挂在会场。书中还提到为了赢得中国官方的更多支持，她千方百计见到李鸿章总督试图请他题字的事情。书中的大量照片已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如2005年重庆东水城门修复工程就是以这本书中盼照片为参照的。

《蓝色的国度(外国人看中国)》讲述了清末民初作者阿绮波德·立德随经商的丈夫在中国10多个城市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当地大量风土人情和民俗生活。

作为100年前在中国居住并深谙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立德夫人以外国人独有的视角和眼光考察中国这块神秘的土地，向读者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被历史遗漏的细节。

1 第一次访问北京

2 引航镇——大沽

3 8月的烟台

4 上海的城墙

5 上海

6 中国的农村

7 宁波的春天

8 9月的芜湖

9 龙王洞和龙丘

10 中国的冥府——丰都

11 拮据的传教士

12 重庆周边的农村

13 西部地区的反洋人暴动

14 暴乱的警惕

15 温塘

16 四川的边境

17 布置餐桌

18 传教士的工作

19 反对裹足行动(一)

20 反对裹足行动(二)

从北京回到天津，我一直这样想，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最奇妙的就是北京城了。回到天津，新修的铁路和火车头首先映入我的眼帘。这铁路和火车头同欧洲相比只能算小孩的玩意儿，但仍使我有恍惚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穿越了好几个世纪。要知道，3天前我们出北京城的时候还是骑着马。天津的铁匠们在尖厉的汽笛声中打着铁，赶着驴和马的水兵们在英式的河堤上走着。一艘有着英国皇家快艇中队舰旗的军舰真真切切地停在领事馆门外：3天前我们离开北京城时，是用褐色的双峰骆驼驮着行李离开的，每每呼吸，都让人感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污浊的时代。在北京，公共卫生设施的缺乏令人震惊，除了前几天在大多数城门外新设置的化粪池外，再无其他卫生设施，更不用说下水道了。这种让人窒息的气味不禁令我们怀疑北京到底是大都市还是小乡村，但这一项新成果的投入使用已经让我们倍感欣慰了，毕竟化粪池的出现，标志着北京的城市面貌有所改观。

美学、卫生学、社会经济学这些从伦敦来的新玩意儿让我很厌烦。对那些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来说，最令人振奋的消息莫过于去北京旅行了。奎宁是治病良药，吃起来苦不堪言，北京就是这个样子。在汉白玉桥周围，甚至在煤山上都能看到阳光下熠熠闪光的皇家楼阁的琉璃瓦。除此之外，在北京还有许多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牌楼、小亭、洁净的空气，阳光的映照下，连泥墙也变得美丽起来。深蓝色、鲜绿色与朱红色将牌楼上盘着的威严的金龙搭配得十分和谐。中国妇女几百年来都穿着西方男人才穿的长裤，她们没有裙子，只有旗袍。我们的行踪混杂在这些最温顺的人群中，他们如此顺从，对乘坐八台大轿的官员和骑马的侍卫，时刻准备着为其让路。

我们沿着白河，乘船缓缓地顺流而下，一位候补道台和他的随从也与我们同船而行。道台脸色灰白，不停地吸着烟，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不和我们说一句话。不管怎么看，在那个世代显贵的家族中，他都是最孱弱的部分。这让我们不得不这样提醒自己，与我们乘船同行的是一位即将上任的官员。

一般人往往都看重事物的表面，但北京大考场的外表我们都不曾看到过。在这个考场中，即将进行的是三年一次的全国科举考试。中国的男人们在考试中一路拼杀，成功了，就高官厚禄，死后名字还将被深刻在大石碑上，永远被后人瞻仰。

这种考场是中国最奇特的事物l之一。虽然有中国最出色的男人在这里赢得功名，但它的奇特性依然存在，其给人的毁灭性，远甚于遥远的意大利的古罗马。走进意大利异教的庙宇，虽然宗教仪式已经有好几个世纪没有在这里举行了，但与中国相比，这种宗教仪式更像是一直被延续着。如今，北京的庙宇中，每年至少在围城之前，都要举行两次盛大的仪式。据我了解，释迦摩尼和观音菩萨在中国受到的欢迎程度要低于阿波罗和丘比特在欧洲受到的欢迎程度。此前在中国其他地方，哪怕是极小规模的宗教仪式我都没有见过。

也许，佛教、道教、儒教仍然被中国人视若明珠，万分敬仰着。可在中国住了几个月后，我对此观点的信任度开始大幅度下跌。除了庙宇和神像之外，宗教在中国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如果庙宇和声像就是宗教的象征者，那古罗马就是多宗教国家了。在伦敦时，我曾给外国人做过导游，参观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前英国国会所在地。英国国会分长老院[也称上院]和平民院[也称下院])。我们去平民院时，一些议员正在祈祷。在外国客人中没有信基督的，但庄重和肃穆的祈祷还是让他们深受感动。一位来自德国的活泼女游客上前小声问道：“这些漂亮的建筑能用小望远镜看一看吗？”在孔庙里，没有人会因为使用一个望远镜而举棋不定的。之后我们又去参观长老院，因为议院的长老(议员)们还没有做祈祷，我们是无法看到里面的场景的。在祈祷结束以前，任何人都不能往里看，一位警察这样说。“这样的祈祷每天都做吗？每天？”一位瑞典教授严肃地问道，“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只能下这样的结论：英国这个国家是奇妙的。”

中国人对法规的漠视，最令我感到惊奇，在旅居中国的欧洲人身上，也开始滋长这一特点了，这充分表明了漠视与人的本性是相辅相成的。如在中国，我听到一个西方妇女说她野餐的时间改在星期天了。我一生多数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直到来到中国，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唯一一次听说。在这里，野餐在星期天进行已成了惯例而不是例外。“放松休息的日子都安排在星期天”。她们争辩说。这句话在伦敦或烟雾弥漫的利物浦，会更有力。文明国度里，欧洲人的教堂四处可见，不像在中国有教堂的地方寥寥无几。一位海关检查官说的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与其说中国人信奉基督教是英国人的劳动成果，还不如说英国人放弃了基督教是受更多中国人的影响。”北京就像一个大车店，住着各色人种，我在想，到底是什么让其有如此难以捉摸的影n向力？曾经征服者过它的满族人却被它征服了。放眼望去，令人无可奈何地感到一切都那么格格不入，甚至反感，北京现在的状态简直是一个可怕的榜样。P1-3

历史总是为我们详细记录每一场战役，每一个条约，乃至每一次人事变迁，关于皇亲贵族的正史甚至野史，也有太多的人试图为我们记录，每个皇帝有几个宠妃，他们几乎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出。有几个人愿意把目光投到平凡人的身上？人们对几百年延续下来的男耕女织的百姓生活，往往只源于推测，或是道听途说，有谁能身临其境，与他们互诉惆怅呢？历史的缺憾使我们忽略了平民百姓对一个民族历史变迁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蓝色的国度》弥补了这个缺憾，正是这本书使中国人的主观自信受到冲击。实际上也很少有这样一本书，能帮助我们后人从另一个侧面更完整地了解大历史遗漏的细节。

如果真的需要一个人来为我们记录当时的百姓生活，我希望他不是政治风潮中的风云人物，但最好又不完全脱离政治；他可以把他的所见所闻，用生动有趣而又流畅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来；他最好不是一个中国人，因为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对他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对我们却是陌生的；如果可能，最好能以一个女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很多时候，女性的细腻更能捕捉平常生活的亮点。

从远处走来了阿绮波德·立德夫人，走近时，我们看见她穿着高跟鞋，带着精致的咖啡杯、桌布以及银制餐具的箱子。她来自遥远的西方，是随丈夫从英国坐船来到这个满目疮痍的文明古国的。她还带来了她的英国小马和狗狗小黑。这个时候她已经是英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了。在中国，她整整生活了20年，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的所有通商口岸。从北京、上海、天津到九江、宜宾；从城市到山村。正如所希望的那样，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她都忠实地记录下来——《蓝色的国度》(1901年)、《在中国的婚事》(1899)、《熟悉的中国》(1899)、《北京指南》(1904)、《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北京我家花园的周围》(1905)等三部小说、_五部游记、一本北京旅游指南以及很多期刊文章。甚至还有一件颇令她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情。1889年，她的丈夫亲自驾驶着一只叫“利川”号的汽船从上海到宜宾，而后又到了重庆。也许从政治高度上讲，这次旅行颇有些侵略色彩，不过在立德夫人看来，这只是一次单纯的冒险。作为船上唯一的欧洲人，她随着丈夫在“距上海1500英里的农村”住了几个月。在英国司空见惯的生活设施这里都没有！没有洋楼，没有电灯电话，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在重庆炎热的夏天里，她与仆人一样露天睡觉，_度担心头上的核桃树掉下核桃打在她的脸上。在这里，他们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相处，友好的、谄媚的、欺诈的以及偷他们东西的。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在经过长期痛苦的碰撞后缓慢地发生了变化。

《蓝色的国度》出版于1901年，立德夫人在这本书里为我们讲述了她在中国10多个省市的经历，以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为了让中国妇女的双脚彻底解放出来，立德夫人组织了“天足会”，并且四处组织演讲。为了使“天足运动”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她找到“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张之洞，说服他为“天足运动”题字，每次演讲时，她就把张之洞题字的红纸悬挂在会场。书中还提到为了赢得中国官方的更多支持，她千方百计见到李鸿章总督试图请他题字的事情。书中的大量照片已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如2005年重庆东水城门修复工程就是以这本书中盼照片为参照的。

立德夫人说：“我们对这些人的生活投去匆匆一瞥，他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正是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具有意义。”一个人的个性和一个民族的个性是没有区别的，大多来自生存氛围的影响，当然也有来自血脉遗传的。是什么让那个吸食鸦片的民族“只要活着就对一切没有抱怨”？是什么令立德夫人在书的最后这样大声质问：那个能拯救中国的人，你在哪里？是什么使我们从昨天走到今天？答案不是一本书或是一个人就能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