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一直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一部“含血喷人之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苏联《真理报》评论员文章称，“小说《群魔》是对革命最肮脏的诽谤。”

本书是一部抨击“涅恰耶夫主义”或涅恰耶夫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小说，作者着重探索了恐怖分子的内心活动。

《群魔》是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他塑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及七十年代初民主青年的群像。作者着重探索了恐怖分子的内心活动。《群魔》的主人公之一是自称为革命者的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他通过其领导的秘密组织进行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企图动摇社会基础，以便发起暴动，夺取政权。作者以令人惊叹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心理描写拆穿了他的骗局；他是个阴谋家和恶棍。这部小说是一部从政治上和道德上抨击“虚无主义”，即抨击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论战性长篇小说。

第一部

 第一章 代序：深受尊敬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

斯基生平的若干琐事

 第二章 亨利亲王。提亲

 第三章 别人的罪孽

 第四章 一个跛女人

 第五章 一条绝顶聪明的毒蛇

第二部

 第一章 夜

 第二章 夜(续)

 第三章 决斗

 第四章 人人都在期待

 第五章 节日之前

 第六章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忙碌不堪

 第七章 在我们的人那儿

 第八章 伊凡王子

 第九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被抄家

 第十章 海盗。不祥的早晨

第三部

 第一章 节日。第一部分

 第二章 节日的结束

 第三章 一桩风流韵事的结局

 第四章 最后的决定

 第五章 一个女旅客

 第六章 忙碌不堪的一夜

 第七章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最后一次出游

 第八章 结局

译后记

“您的心是善良的，尼古拉，而且是高尚的，”老人顺便说道，“您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一向跟上流社会往来，到现在为止，您在这里的言行举止一直堪称表率，因而使得我们大家都很敬爱的令堂甚觉宽慰……不料现在一切又发生了这样莫名其妙的、对大家也很危险的变化！我现在是以你们家的朋友，以一个真心爱护您的长辈，以您的一个不该对他见怪的亲戚的身份对您说这一番话的……告诉我，是什么促使您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行动，把一切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都置之不顾了？这种仿佛是在谵妄中干出来的乖常行为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尼古拉带着厌烦和难于忍耐的神情听着。蓦地在他的眼神中仿佛闪现出一种狡黠的和讥诮的表情。

“我也许可以告诉您是什么促使我这么干的。”他阴沉地说道，接着环顾了一下四周，便向伊万·奥西波维奇的一只耳朵俯下身去。文质彬彬的阿廖沙·捷利亚特尼科夫朝窗户又走了三步，而上校则在《呼声报》后面咳了一声。可怜的伊万·奥西波维奇急忙信任地伸出自己的耳朵；他非常好奇：这时发生了一桩简直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此事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那老人突然感到，尼古拉非但没有悄悄地告诉他什么有趣的秘密，反而蓦地用牙齿噙住他的上半边耳朵，并且狠狠地咬了一下。他浑身发抖，呼吸也停止了。

“尼古拉，您开的是什么玩笑！”他下意识地呻吟道，连声音都变了。

阿廖沙和上校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况且他们也看不见发生的事情，直到最后他们都认为那一老一少是在说悄悄话呢；然而老人脸上的绝望表情却惊动了他们。他们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不知道究竟是应该像事先约定的那样跑去帮忙呢，还是应该再等一会儿。尼古拉也许察觉了这种情况，于是更加使劲地咬了一下耳朵。

“尼古拉，尼古拉！”受害者又呻吟起来了，“‘噢……你开玩笑也开够了……”

当然，要是再过片刻，可怜的人就会吓死了；但是这个恶棍发了善心，把耳朵放开了。这种要命的恐惧持续了整整一分钟，在这之后老人便昏过去了。然而过了半小时，尼古拉就被抓了起来，暂时送到禁闭室去，而且关在一间特别的密室里，门口还专门设了哨兵。这是一个严厉的决定，但是我们温和的省长这一次却怒不可遏，他决定哪怕是在瓦尔瓦拉·彼特罗夫娜本人面前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当这位夫人怒气冲冲地急忙去见省长要求立即作出解释的时候，她居然被挡在门外不予接见；于是她没有走下马车便又赶回家去，简直都不相信她自己了。这件事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

最后，一切都得到了解释！在半夜两点钟，一直安静得出奇甚至睡着了的囚犯蓦地吵闹起来，开始疯狂地用拳头捶门，用非凡的力气把门上一扇小窗子上的铁栏扭掉，把玻璃砸碎，割破了自己的双手。当值勤的军官带着一个小分队和钥匙跑来，下令打开囚室以便向狂人扑去并把他捆起来的时候，这才发现那犯人得了非常严重的震颤性谵妄症；把他送回家中交给了他妈妈。一切顿时都得到了解释。我们的三位医生全都认为，在这之前的三天间，病人可能已经处于谵妄状态，虽说他显然神志清楚而且诡计多端，但已经失去了健全的理性和意志，后来的种种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利普京最早猜到了真相。伊万·奥西波维奇是个温和而敏感的人，不禁感到十分难为情；但是有趣的是，他也认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即使在完全清醒的时候也可能采取任何疯狂的行动。俱乐部里的人也觉得惭愧，而且感到纳闷，他们怎么都没有察觉这一明显的事实，没有想到对一切怪事作出这惟一可能的解释。不消说，也有怀疑派，但他们的怀疑也没有维持多久。P53-54

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将近十年之久的流放生涯，这使他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四十年代的这位反对专制农奴制的热血青年，在五十年代末回到彼得堡后，逐渐站到与当时的俄国革命阵营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从维护宗法社会和东正教观念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感到憎恶与恐惧，但他并不相信当时已经兴起的解放运动能使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他认为，解放运动是一种非俄国所固有的、人为地从西欧搬去的东西，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同笃信宗教、天性温顺的俄国人民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对抗这种革命思潮，他鼓吹俄罗斯民族应该走一条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认为倘若贵族阶级能接受人民的道德观念与宗教思想，这两种对立的势力就能和睦相处，从而使俄国社会得到改造。

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攻击俄国革命，他在构思《罪与罚》和《白痴》的时候就曾经想跟革命民主主义者论战。然而贯串在这两部小说中的却仍是作家对“穷人”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小人物的深挚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愤怒控诉。直到写作《群魔》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完全撇开了这个强有力的主题，把在思想上和道德上攻击革命阵营和革命运动奉为自己的主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中最反动的一面，在《群魔》中得到相当充分的暴露。

《群魔》取材于一八六九年莫斯科发生的“涅恰耶夫案件”。

涅恰耶夫(1847—1882)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一八六九年春彼得堡韵学生运动。他跑到国外后，在日内瓦与巴枯宁接近，并学会了无政府主义的阴谋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携带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组织的计划来到莫斯科，还随身带着由巴枯宁署名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的委托书。涅恰耶夫建立了一系列秘密小组(“五人小组”)，它们构成了所谓的“人民惩治会”。参加小组的主要是彼特罗夫农学院学生。

不久，“人民惩治会”会员伊万诺夫表示拒绝、服从涅恰耶夫，并宣称他想退出秘密团体。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旧历)，涅恰耶夫用恶意煽动、欺骗和恐吓的办法，迫使“人民惩治会”的一群会员在莫斯科附近暗杀了伊万诺夫，借口是后者有可能向当局出卖秘密组织。警察不久便在彼特罗夫农学院校园的池塘里发现了伊万诺夫的尸体。接着是逮捕和搜查，结果“人民惩治会”被彻底摧毁，其会员几乎全部被押上了被告席，涅恰耶夫逃往国外。

从一八七○年一月份起，俄国和德国的报刊大量报道伊万诺夫被暗杀和“人民惩治会”的破获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正住在德国的德累斯顿，看到这些消息，便开始构思《群魔》。在这部反对革命运动、反对俄国社会的整个进步阵营的政治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绝非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固有的种种无政府主义特点强加在他们身上，向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乃至屠格涅夫、格拉诺夫斯基等许多人，射出了一支支毒箭。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是小说中最阴沉也最神秘的一个人物，一个心目中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荒淫无度的贵族少爷，他完全脱离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蔑视全人类，甚至借折磨他人取乐。他的行为往往是病态的、野蛮的、不可理喻的恶作剧。他始终想摆脱精神上的空虚，然而却永远面对着这种空虚，最后只有自杀。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个形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毕竟反映了客观的现实。斯塔夫罗金是俄国社会转折时期腐朽、堕落的特权阶级的代表，只是他身上多了一层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而已。

韦尔霍文斯基父子，也是这部作品中的重要人物。他们一个是“虚无主义者”的代表(儿子彼得)，另一个是自由派西欧主义者的代表(父亲斯捷潘)。

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涅恰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通过他塑造的这个“革命家”的典型来诽谤和否定革命运动。然而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个昧尽天良、恬不知耻的阻谋家．、自私自利的恶魔，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革命者却毫无共同之处。倘若把那些“恶魔”的特点和一些漫画式的夸张撇在一边，那么这个写得十分出色的“借革命而发迹的”政治骗子的形象，倒鲜明地体现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飞黄腾达的钻营家的特点。涅恰耶夫分子所采取的挑拨离间、恐吓讹诈_、纵火暗杀等等阴谋伎俩和恐怖手段，也是与解放运动的本质和崇高目标根本对立的。早在涅恰耶夫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时候，他的策略便遭到了许多俄国革命者的坚决回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涅恰耶夫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想使一切都成为无定形状态以便在道德领域内也确立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的不道德品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472页)

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俄国杰出的厉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他曾给予俄国文化的发展，及他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以十分有益的影响。然而在《群魔》中，格拉诺夫斯基的这些功绩却被漫画化了，他的光辉的学术与教学活动，被歪曲成没有多大价值而且是荒唐可笑的，他的西欧主义被描写成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鄙视，他的某些个人特性和微不足道的弱点，在小说中被夸大到了离奇的程度。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格拉诺夫斯基的被丑化了的面貌，显然应该是一种广泛的典型——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那些普通的、一般的理想主义者兼西欧主义者的写照。在小说中，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是“群魔”之一(彼得)的父亲，又是另一个恶魔(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培育者，这并不是偶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六七十年代俄国的“虚无主义”，尤其是涅恰耶夫主义，正是滥觞于四十年代反对俄国的国粹、力求学习西欧的自由主义。

七十年代俄国的进步报刊在对《群魔》采取否定态度的同时，却把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视作例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一形象体现了四十年代自由派西欧主义者的许多特点。例如《圣彼得堡新闻》曾在一篇专论中写道：“就描绘的艺术生动性、鲜明性和真实性而论，就艺术分析的深度而论，韦尔霍文斯基这个典型接近于我国最优秀的作家们所塑造的那些典型……站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就艺术的真实性而论，与奥涅金、别尔托夫、奥勃洛摩夫这些典型相去无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通过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四十年代“多余的人”的许多弱点，但他是从反动的立场来谴责“多余的人”的——谴责他们脱离俄国乡土，谴责他们对旧的生活方式持批判态度。五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界和文艺界则与此相反，他们谴责“多余的人”对宗法社会的批判还不够充分、不够有效，逃避同专制农奴制的积极斗争。

沙托夫的原型是涅恰耶夫案件中的受害者伊万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赋予了沙托夫以一个悔过的“虚无主义者”的种种特点，尽管从一八七一年对“人民惩治会”的审讯材料中可以看出，伊万诺夫根本没有背叛自己的信念。在小说中，沙托夫被颂扬为崇高的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者，似乎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都远远胜过“虚无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通过沙托夫之口表达了自己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还企图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俄国年轻一代的左右摇摆和变化无常。

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思，“跛女人”玛丽娅·列比亚德金娜和无神论者基里洛夫，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印证神秘的宗教观念。作家让列比亚德金娜高踞于其他人物之上，正是由于她与斯塔夫罗金和沙托夫不同，生来就怀着热烈的、不假思索的、发自内心的宗教信仰。通过基里洛夫的形象，作家企图证明无神论固有的特点是“毫无生气”，“与活生生的生活不能并存”。基里洛夫否认上帝，认为自己必须“表现出桀骜不驯和一种新的、极端的自由”，并得出结论：只有完全心甘情愿地离开人，世，才可能使他的充分自由达到“顶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向读者暗示：无神论的逻辑会导致多么惊人的后果。然而基里洛夫的形象却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内心的矛盾。作家是抱着明显的同情心来描绘基里洛夫的，因而在他那亵渎神明的思想中也流露出作家本人对上帝的怀疑。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打击革命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时又竭力揭露和抨击所有那些客观上有助于“动摇基础”的社会政治力量，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政府当局。照作家看来，这是一群尸位素餐、目光短浅、不能有效镇压“造反”的官僚。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通过省长冯·列姆布克的形象表明，沙皇的政府官员似乎都看不见自己鼻子底下的革命阴谋，不善于同阴谋家们作斗争。这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另一部分，是贵族的上层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们完全脱离俄国的乡土，很容易接受种种新的“毁灭性”思想的影响，因而仿佛在纵容“虚无主义者”，甚至是在“帮助”他们。在《群魔》第二部第五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省长夫人领导的那一帮贵族的种种轻佻的娱乐所作的详尽描写，竭力暗示读者，来自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及其喽哕的“虚无主义风尚”，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陷于道德败坏和彻底“瓦解”。

然而贵族在《群魔》中之所以被描写得如此可厌，却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容易沾染上虚无主义。即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最反动的作品中，也能使人感觉到作家所特有的对于贵族阶级——寄生的特权阶级的批评。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尼古拉·斯塔夫罗金的形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鞭挞了“虚无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同时也鞭挞了贵族少爷。贵族阶级的许多无关重要的人物，其中也包括那些并未沾染上“恶魔习气”的人物(如来自彼得堡的年轻公爵、妄自尊大的将军、前省长等)，都是用荒诞可笑的色调描绘出来的。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减弱《群魔》的反动本质。

《群魔》最初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在《俄国导报》上连载，一八七三年出版了单行本。

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批评界对《群魔》持否定态度。民粹派政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指出，涅恰耶夫案件对俄国解放运动而言是不典型的，它“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是一头巨怪，因此它不能成为一部规模较大的长篇小说的题材”，《群魔》的作者忽略了解放运动的共同性质，“却抓住了一桩可悲的、错误的犯罪事件——涅恰耶夫案件”。民粹派思想家彼·特卡乔夫说，《群魔》“暴露出《穷人》的作者创作上的破产：他开始抄写审判记录，把各种事实弄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还天真地认为他好像是在创作艺术作品”。《圣彼得堡新闻》也指出，《群魔》中所描写的东西是不典型的，是缺乏代表性的，并把这部作品称作“由病态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沙皇制度的捍卫者在数十年间一直利用《群魔》同解放运动进行斗争。《群魔》的问世，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反动阵营接近起来。

《群魔》的反动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小说在艺术上受到损害。但这部作品依然能使人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才能，感觉到他心理分析和安排情节的技巧。《群魔》的英译者之一戴维·马加沙克写道：“倘若认真地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观点，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忽略了他那些才思横溢的篇章，忽略了他那令人惊叹的对人的内心的洞察力，以及他对人的性格中那些对人的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的方面所作的毁灭性批评，那同样是荒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周围的私有制社会中种种腐败现象特别敏感，诸如道德沦丧、极端利己主义、升官思想、欺骗、讹诈、压制人的个性和自由等等，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从客观上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些现象才是小说中各种人物行动的真实基础，虽然那些人物的使命也是扮演大大小小“从革命中产生的魔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少年》中，作家自己表明了，正是这种“恶魔气质”对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社会是多么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发展到紧要的转折关头的时候。苏联文学研究家叶尔米洛夫曾经写道：“倘把《群魔》和《少年》加以对比，特别能使我们深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故弄玄虚后面实际上总是隐藏着一种客观的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道德沦丧，对来自金钱势力的那种敌视人的消灭个性差异等等的恐惧。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打击被他看做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者’的那些人，但实际上却打击了资产阶级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变节者和人类的敌人。”

《群魔》虽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但是对于研究这位作家的思想和创作，却具有重要价值。本书的注释，除少数是译者所加外，其余都是根据俄文本编者所加的注释编写或翻译的。

译者

一九八一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