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心》作于一九二五年初，在文学圈子里获得一致好评，人们发现它确实尖锐地抨击了现实，但它抨击的是现实中的粗野、愚昧和荒廖。小说写一条狗因为做了人的脑垂体移植手术，突然成了有人外表的流氓，致使流氓习气随着脑垂体分泌的激素，渗入了取名沙里科夫的实验室怪物的每个细胞。沙里科夫的可怕不公在于他身上那些流氓无产者的劣性，并且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庸俗化。

本书是俄国著名作家布尔加科夫的短篇小说集，里面收录了作家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短篇作品：《不祥的蛋》和《狗心》。《不祥的蛋》是作者的成名之作；而《狗心》则最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写作风格。两个短篇都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文笔机智，讽刺辛辣，既有对无知领导的揶揄，对官僚主义者的嘲讽，也有对高科技时代伦理道德问题的审视，更有对处于革命暴力中人的"突变"的人性的否定性思考。作家用一种喜剧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描绘着特殊时期中社会的悲剧以及人的悲剧。

不祥的蛋戴骢译 / 001

狗心曹国维译 / 098

坎坷一生，著作等身--代译后记戴骢 / 221

呜——呜——呜——呜——呜——咕——咕——咕！噢，看看我吧！我快死了。暴风雪在门洞里哀号，给我念倒头经，我也跟着哀号。我完了，完了。那个帽子邋遢的坏蛋——中央经委职工标准营养食堂的炊事员——一桶开水泼来，烫伤了我左面半个身子。没心肝的畜生，还无产者呢。上帝，我的上帝，疼死我了！都伤着骨头啦。我现在只有哀号的份儿，不停地哀号，可哀号顶什么用。

我碍着他什么啦？我在泔水池里刨点吃的，就把经委吃穷啦？吝啬鬼！你们什么时候去瞧瞧他那副丑相：横里倒比竖里宽，这个面孔红光光的贼。唉，人们呵，人们。中午，圆帽泼了我一桶开水，这会儿天色暗了，从普列奇斯坚卡消防队里飘来了大葱味儿，按说该是下午4点光景。消防队晚上吃粥，这你们知道。不过粥可是最没劲的东西，就像蘑菇。话说回来，我听普列奇斯坚卡那边熟识的狗说，似乎涅格林大街的巴尔饭店里，顾客吃的就是现成的蘑菇，浇上辣味佐料，得三卢布七十五戈比一客呢。这事儿叫谁愿意谁吃——反正，跟舔套鞋似的，没味儿……呜——呜——呜——呜——呜……

半个身子疼得受不了，我的前景我自己看得最清楚：明天伤口就会溃烂，请问，我拿什么治疗？夏天还可以跑跑索科尔尼基公园，那儿有种疗效特好的药草；另外，还能白拣好些香肠头吃，公民们到处乱扔的油纸，也能让你舔个够。要不是那个老家伙在月光下的圆场子里没完没了地唱《亲爱的阿伊达》出自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1813—1901)所作歌剧《阿伊达》。拉达梅斯以此曲向阿伊达倾吐爱情。——唱得我心里空落落的——那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去处了。可眼下能去哪儿呢？人们没用皮靴踢过你屁股？踢过。你肋骨上没挨过砖头砸？苦头吃够啦。我什么罪都受过，认命了。要说我现在在哭，那是因为我又疼又冷，我还没有咽气呀……狗的生命力是旺盛的。

可我的身体已经给折磨得不行了，到处是伤。人们把它作践够了。你们知道，主要是圆帽冲我泼来的开水烫伤了皮，这样，左面半个身子一点保护也没有。我很容易得肺炎，万一得了肺炎，公民们，我准得活活饿死。按说，得了肺炎应当在正门楼梯底下躺着静养，可谁会为我这只单身的病狗东走西跑地去垃圾箱里找食？得了肺炎，我就只能爬，浑身没力气，随便遇上哪个懂行的，都会一棍子把我打死。然后，那些戴号牌的清洁工就会扯着我的腿，一把甩到大卡车上运走……

无产者里，就数清洁工最可恶，最废物。全是人类渣滓，最末等的货色。厨师倒是有好有赖。譬如说吧，普列奇斯坚卡那边故世的弗拉斯就不一样。他救了多少条狗呵。因为生病的时候最要紧的是吃点好吃的东西。老狗们常常念叨说，从前弗拉斯一抬手，甩出根骨头来，那上面的肉呀，足足有一两多。单凭他是个真正的好人，托尔斯泰伯爵家见过世面的大厨师，不是标准营养食堂的炊事员，他也该在天国享福。食堂炊事员搞的什么标准营养——我这狗脑袋压根儿就闹不明白。你要知道，他们呀，天杀的，用臭咸肉熬汤，那些可怜虫居然一点儿不知道，跑进食堂，吃呀，喝呀，还把盘子舔个精光。

那个打字的妞儿拿九级工资，一个月才四张半十卢布票子。不错，她那个情人准会送她一双麻纱长袜，可你知道，为了这双长袜她得受多少玩弄呵。他不是一般地和她偷欢，他用的是法国人的办法。嘿，这些法国人全是流氓，这话咱们自个儿说说。尽管他们吃饭舍得花钱，每餐都喝红葡萄酒。还有……这个打字的妞儿只能跑食堂，当然啦，靠那四张半票子上不了巴尔饭店。她连看电影都没钱。可看电影，那是娘儿们唯一的乐趣。她冻得浑身打颤，皱着眉头，还是一股劲地往下咽……想想吧：光两道菜就卖四十戈比，其实，那两道菜加一块儿连十五戈比都不值——余下的二十五戈比都叫总务主任捞走了。她需要的难道是这种伙食？她右上肺不好，还有法国式恋爱落下的妇女病，扣了病假工资，食堂里尽供应臭肉，瞧，她来了，来了……穿着情人送的长袜跑到门洞里来了。两条腿冻得冰冷，风一直灌到肚子上，这都怪她的衣服跟我这身毛一样不挡风。她的衬裤也不暖和，镶个花边，光式样好看。她穿这种透风的玩意儿全是为了情人。你倒让她换条法兰绒裤子试试，那家伙准会大喊大叫：你怎么一点不懂打扮！我讨厌我的玛特廖娜，讨厌法兰绒裤子，这会儿我时来运转，当了主任，不管捞到多少钱，我全花在女人身上，花在对虾上，花在阿布劳久尔索香槟酒上。年轻的时候我挨饿挨够了，受穷受够了，再不享受，到进了棺材就什么也享受不着了。

在苏联文学史上，布尔加科夫是一位堪称不朽的作家。

他目光锐利，洞幽烛微，笔锋又犀利异常，不怕开罪权势，这就导致他一生坎坷，最终贫病交加而死。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创作曾得到好评，揄扬纷至，却只是昙花一现，继之而来的是对他创作倾向的批判、攻讦，乃至抄没手稿，剥夺谋生权利等等限制与压迫。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期，然而写出来的作品却无一能够出版，人们不再提及他，既没有人批评他，更没有人赞扬他，他被忘却了。除了他早年的剧作《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偶在剧院上演几场外，他似乎已从文坛上消失。

二十年后，进入上世纪60年代，星移斗转，人事更迭。布尔加科夫从人们的忘却中走了出来。他生前未能面世的作品终于陆续发表，然而统治俄罗斯的旧观念仍未退出舞台，因而布尔加科夫的作品在出版前被编辑部横加删改，官方虽称布尔加科夫为“在革命年代从事写作的20年代苏维埃作家”，却留有余地，说：“就世界观的坚定性和创作视野的广度而言，布尔加科夫不如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

又过了二十年，到了80年代，以作家西蒙诺夫为主席的“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委员会”根据布尔加科夫的遗孀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亲自编辑、整理、校订的手稿，不加删改地出齐了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使世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布尔加科夫创作的无可估量的价值。于是布尔加科夫阔步走入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蒲宁等俄罗斯文学巨人的行列。

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国家不唯翻译布尔加科夫的作品，还出版了大量探讨、分析他的小说和剧作的学术著述，先后三次召开他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国际讨论会，形成“布尔加科夫学”。据俄罗斯文学评论家拉克申说，美国在筹备《20世纪先贤词》，以纪念这一百年来最杰出的人物时，有两位俄罗斯作家入围，其中之一便是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的全名是：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他于1891年5月15日生于基辅。父亲是基辅神学院教授，宗教史学者，母亲是世俗学校教师。这对夫妇生有三子四女，米哈伊尔排行第一。这是个祥和、好学、热爱艺术、崇尚思考、不畏权势、淡泊名利的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米哈伊尔在这样的氛围的熏陶下，自小喜爱音乐、戏剧、小说，尤其是果戈理的讽刺小说，养成了刚正不阿的性格和敏锐尖利的眼力。

1907年米哈伊尔的父亲死于肾硬化，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三十三年后，米哈伊尔也因这种恶疾发作而弃世。父亲亡故时，米哈伊尔尚在基辅第一中学读书，成绩平平，因为他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了。这位文学爱好者1909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基辅大学攻读医学。1916年毕业后，他有两年时间在斯摩棱斯克省的穷乡僻壤担任官派医生。1918年3月返回基辅，开业行医。其时基辅轮番被各种势力占据，每易一主，都要征他去当医生，最后他被邓尼金将军征召至白卫军充当军医，随军去了北高加索。他在北高加索患了恶性伤寒，缠绵病榻，渐渐厌倦了军旅生活，萌生了弃医从文的念头。在去北高加索的军车上，他写下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报刊上，可惜已成逸文。到1919年底，他又发表了好几篇作品。次年他先后写了三部剧作在弗拉季高加索市一一上演，并取得成功。自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1921年岁末，他去了莫斯科，为谋生计，他当过报幕员、小报编辑、科技委员会工程师和灯光广告设计师。1922年春，他进入报界，为莫斯科的报刊和柏林的《前夕》杂志撰文，后又任《汽笛报》小品文专栏作家，写了不少短篇小说、特写、小品文，其中不乏力作，然而也有不少急就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应将其扔入记忆的炉火，一焚了之。”其时他的主要精力用在构思长篇小说《白卫军》上。他于1923年秋动笔撰写这部小说，至1924年初冬脱稿。布尔加科夫在其《自传》中说：“花一年时间写出长篇小说《白卫军》。我爱这部小说甚于我写的其他东西。”1924年，柏林《前夕》杂志、莫斯科《红色大众》杂志等分别刊出了这部小说的片断。1925年，莫斯科大型刊物《俄罗斯》以4、5两期连载这部小说的上半部。后因杂志停刊，下半部未能刊出。而巴黎继1927年出版这部小说的上半部后，又于1929年出版了下半部。可是在作家的祖国，要到他逝世二十六年之后，即1966年才出版《白卫军》的全文。

《白卫军》是一部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俄国国内战争的独树一帜的小说，其时代背景是1918—1919年红军尚未进驻基辅，这个城市先后由黑特曼和彼得留拉分子占据的这一短暂的历史阶段。这部小说与其他写国内战争题材的小说相比，其独特之处是并不把留居基辅、误信黑特曼而加入其部队、期望能守住基辅、拒红军于城外的原沙皇军队的知识分子军官作为敌人，用招贴画和脸谱化的方式来勾勒，而是将他们作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加以描绘，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忧国忧民的人也有随波逐流的人，有目光远大的人也有鼠目寸光的人。而且作家并不讳言他们中不乏具有深厚文化素养，为人正直真诚，眷恋故土故国的爱国志士，并把他们在社会大变革中的选择和举措作为可悲地卷入历史旋涡中的个人所难以左右的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处理。小说《白卫军》在艺术上也有其特殊的魅力，作者用罗曼蒂克的抒情笔触描绘战火纷飞中的基辅，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讽刺黑特曼及其主子德国人，怀旧、追忆、写实、嘲讽、忧虑、惊恐、希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全书营造了一种伤感悒郁、忐忑不安而又美景似画的氛围。

这部小说上半部甫一发表，即赢得好评，高尔基、法捷耶夫都给予充分肯定。象征派大诗人沃洛申透辟地指出布尔加科夫这部成名作堪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媲美，《白卫军》以其深广的容量，深邃有力地表现了“内战中俄罗斯的心灵”。同年，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约请作者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剧本。

1926年10月，由布尔加科夫根据其《白卫军》改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正式公演，据说斯大林曾先后十二次观看该剧的演出，认为“这个剧本本身并不那么坏，因为他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显示了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足见该剧反响之强烈。

也是在1924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恶魔纪》出版。这部抨击官僚主义的小说开创了他神秘主义的幻想讽刺风格，采用一连串荒诞到令人难以逆料的怪异形式，描述某工厂一名干事无端被厂长解雇后所经历的一个接一个打击，直至跳楼自杀的悲剧。这种既怪诞而又现实的讽刺艺术，颇似果戈理的小说《鼻子》。俄国大作家札米亚京评论这部中篇小说时，说：“《恶魔纪》像电影一样，一个接一个转换情节，其幻想根植于日常生活，可以下断语说，这个中篇虽不能说具有非凡的价值，但是它告诉人们，这位作家是能够写出非凡的东西来的。”

事实果如札米亚京所料，1925年布尔加科夫的第二部中篇小说《不祥的蛋》出版，立即得到各方好评，其时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也赞誉说：“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写得机智、巧妙……我非常喜欢布尔加科夫，非常喜欢。”

《不祥的蛋》不仅以其对官僚主义者的愚昧无知、好大喜功和玩忽职守(致使科学家所发现的“生命之光”到了他们手中变成了“死亡之光”)所作的辛辣抨击赢得了读者的共鸣，而且以其将讽刺、幻想、写实这三者巧妙而又自然地糅成一体而构成的既荒诞又真实的画面，使一代又一代作家得以从中汲取丰富养料，无怪乎有人认为《不祥的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兴起的荒诞派小说，以及其后在拉美崛起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迹近之处，若不说一脉相承的话。

布尔加科夫在1925年写成的另一个中篇小说《狗心》，虽然就主题、手法和艺术成就而言，堪称《不祥的蛋》的姊妹篇，甚至可以说是他短篇小说中的扛鼎之作，可是遭遇却截然不同。  其时这位崭露头角的讽刺作家所获得的荣誉已似蜃景一般云消雾散，厄运的利剑已高悬在他头上。

1926年5月7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突然搜查了布尔加科夫的住所，没收了他的日记和《狗心》手稿。事后得知祸端正因《狗心》触犯当局而起。布尔加科夫曾多次要求当局把他的私人文件归还他，均无结果。于是布尔加科夫发表声明，决意退出全俄作协，以抗议抄没他的私人文件。侦查机关这才通知他说，他的私人文件可以归还他，条件是他必须收回声明。他答应了。他拿回了日记本和《狗心》手稿。然而苏联境内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出版社敢于接受这篇小说。(直到1987年苏联大型刊物《旗》才首次发表《狗心》。)

同年11月，布尔加科夫的另一讽刺喜剧《佐伊卡的住宅》公演。该剧对那些以没有进过大学为荣的官员极尽嘲讽，观众如潮。(说句题外话：斯大林曾亲去剧院八次观看此剧。)苏联剧目审查委员会忍无可忍，即以此剧和《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在政治上有害”为由，下令两剧禁演。

1927年，莫斯科艺术剧院将布尔加科夫的新作《逃亡》列入剧目，可未及公演，即被查禁，即使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出面说项，也无济于事。次年，布尔加科夫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红岛》一剧也被禁演。

总之，自上世纪20年代末起，布尔加科夫没有一篇小说能够在苏联发表或出版，其剧作也几乎全被查禁。

用作家自己的话说，等待着他的是“贫穷、流落街头和死亡。”他的书桌里放有一把手枪，他多次想饮弹自尽。

1930年3月底，布尔加科夫写了一封《致苏联政府》的信，一式七份，按七个地址分寄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

他哪里知道他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地步，正是因为斯大林认为：“布尔加科夫的《逃亡》是企图为白卫分子的活动作辩护或半辩护的表现……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斯大林还指出《红岛》是一部“劣作”，而《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所起到的“显示布尔什维克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客观效果，其实并非剧作者的主观愿望。

评论家拉克申认为，处于因最高当局的批评而濒临绝境的布尔加科夫，所以要致函苏联政府“并非为了诉苦，更不是为了表示忏悔或有所乞求。布尔加科夫必须对自己的命运作出果断的、不容逆转的决定，必须剪断死结。他首先要知道他还有没有可能留在国内工作，还是只剩下一条出路——移居国外。要是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逆来顺受对他来说又不啻囚禁，那么他准备一死了之”。

他在致苏联政府的信中要求当局公正地评价他十年来的创作，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给他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那我请求当一名在编的群众演员。如果连当群众演员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一名舞台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按它认为可行的办法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1930年4月18日，布尔加科夫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接电话的是布尔加科夫的一位朋友，那人一接电话，便转身对布尔加科夫说：“斯大林来电话。”布尔加科夫还以为朋友给他开玩笑，可接过电话一听，果然是斯大林。事后，布尔加科夫的夫人根据丈夫的口述记下了这段对话：

斯大林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我们几个同志都看过了。我们表示同意，您会得到答复的。不过，或许真的应该放您到国外去？怎么，我们已经使您很厌烦了吗？

布尔加科夫最近这个时期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居住在祖国之外？我觉得，不能。

斯大林您想得对。我也这么想。您希望在哪儿工作？是艺术剧院吗？

布尔加科夫是的，我希望这样。我表示过这种愿望，但他们拒绝了。  斯大林那您递一份正式申请嘛!我看，他们会同意的……

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布尔加科夫，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他被莫斯科艺术剧院聘为助理导演。1932年1月，苏联政府作出决议，准许《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恢复上演。2月18日，此剧重新公演。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热烈鼓掌欢呼，要求与剧作者见面，演员谢幕达二十次，可是正在后台的剧作者却没有走上舞台，因为他深知他的处境并无根本好转，他的其他作品仍然不能发表或上演，送审的新作全如泥牛入海。因写传记小说《莫里哀先生的一生》(下简称《莫里哀》)，几次申请去法国考察，均遭拒绝。当局对他看法依旧。他仍未走出逆境。

然而长年的逆境反使布尔加科夫摆脱了最初的彷徨，创作毅力弥坚，创作激情益高，达到了百折不挠的境界。

自1931年起，他先后写了话剧《亚当和夏娃》《极乐之地》《伊凡·瓦西里耶维奇》《莫里哀》《最后的日子》《堂·吉诃德》《巴统》和歌剧剧本《彼得大帝》等。

同时他还写作小说《莫里哀》《剧院情史》《大师和玛格丽特》及《死者手记》。

他生命最后十年内所写的十九部作品中，本有三部可望演出或出版，只要他肯按照当局的意思作出修改。但是他宁愿不上演，宁愿不出版，坚决不肯改变他的创作原则和意图。

斯大林曾希望布尔加科夫在《逃亡》一剧的八个梦外“再增加一两个梦，使观众能够了解布尔什维克做得完全正确”。布尔加科夫没有增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布尔加科夫将《莫里哀》一剧的着重点由君主政权和艺术，艺术家的自由和倖臣的威逼，转移到表现莫里哀这位大艺术家的艺术才华上，布尔加科夫严词拒绝。《杰出人物传记丛书》主编吉洪诺夫要求布尔加科夫对列入丛书的传记小说《莫里哀》作出修改，布尔加科夫也断然拒绝。

布尔加科夫认为：“一个作家不论处境何等困难，都应忠于自己的原则……如果把文学用于满足自己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文学是可鄙的。”

所以他在1931年给斯大林的第二封信中，率直地说：“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广阔原野上，我是唯一的一只文学之狼。有人劝我在狼皮上涂点颜色，这是个愚不可及的劝告。涂上颜色的狼也罢，剪去狼毛的狼也罢，怎么也像不了一只哈巴狗。”

可见布尔加科夫不唯在文学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无畏者，而且甘于寂寞。也许正是无边的寂寞助他著成了石破天惊之作——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

作家开始构思和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在1928年冬。可是1930年初，他亲手把花了两年心血写至十五章的这部“魔鬼的小说”，付之一炬。次年，他又拾笔重写这部小说，但时有停顿。1930年秋，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成为他新妇后，他便倾注全力于这部小说，直至临终前三周，还向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口授最后一次增补的内容。几度割舍，几度重拾，前后凡十二年，始成此作。这部小说是在作者逝世之后，于1966年在大型刊物《莫斯科》上首次发表的，但杂志编辑部对小说作了很大删节。次年意大利出版社经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批准，出版了这部小说未加删节的全本。至于小说全本在作家祖国出版，那已是1973年的事了。

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尖锐的讽刺力、奔放的想象力、深邃的观察力的结晶，是他集讽刺作家、幻想题材作家、历史小说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的天才于一身，以罕见的毅力和恒心，反复修改、精心构筑的压卷之作。

这部小说将《圣经》故事、神秘幻想和莫斯科的现实生活，联结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大跨度的时空转换、多层次的画面跳跃，荒诞不经的故事、严肃的哲理思考和高超的结构技巧与语言技巧是这部小说艺术魅力之所在。小说的情节尽管离奇，忽而月宫，忽而地狱，忽而莫斯科，忽而耶路撒冷，忽而茶楼酒肆，忽而疯人病院，忽而捕房，忽而爱屋，但无不说明精神价值、文化传统、善恶观念是人类社会和社会细胞所赖以维系、生存的永恒力量。一旦失去这一精神支柱人就不复为人，人就沦为兽类，社会就会瓦解，历史便要倒退。

小说通过罗马总督处死耶稣这一故事，说明了一条真理：胆怯是人类社会最可怕的缺陷。人类社会的一切大患都由胆怯而生。没有胆怯，暴君、暴政、暴徒就无所施其技，恶就无所施其恶。

这便是布尔加科夫这部引人入胜、别开生面的小说所作的哲理思考。作家把这部幻想哲理小说，这部醒世、警世之作留给了后人，把这一文学瑰宝奉献给了世界文库。

1937年，布尔加科夫不再在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任职。家境日益窘迫，靠变卖度日，肾病也渐见端倪。1940年3月10日，布尔加科夫走完了他勤奋、无畏而又凄苦的一生，病逝于莫斯科富曼诺夫街他的居所内，终年四十九岁。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曾去莫斯科新圣母公墓参观。这是俄国和苏联著名文化人士如果戈理、契诃夫、法捷耶夫等，以及苏联政界、军界名流如斯大林夫人、莫洛托夫夫妇和赫鲁晓夫等的永眠之地。久以墓碑、墓碣、墓饰雕刻精美而闻名遐迩。进去一看，果然如此。满目都是气派不凡的大理石、花岗石坟墓和死者的石像。可是在此墓葬群中却有一个土坟，唯一的一个土坟，显得分外触目，走近一看，黑油油的长方形土坟上，赫然放着三束红玫瑰。那天莫斯科彤云密布，寒风萧萧，还飘着稀疏的雪珠，这反使那三束玫瑰益发鲜艳欲滴。坟后简朴的墓碑上简朴地刻着“布尔加科夫之墓”数字。（在他去逝多年后，他的遗孀故世，也合葬于此。）我伫立坟前良久，心想这座土坟岂不是布尔加科夫一生为人的写照。起于泥土，归于泥土。如泥土一样肥沃、朴实、恒久。所以在他谢世四十余年后，后人还来他坟前献上鲜花。我没有带花去。我奉上了一瓣心香。

驱车返旅舍途中，我沉浸在深思之中。多年来我一直在思忖，是什么力量支持布尔加科夫在明明知道他的作品不可能演出，不可能出版的情况下，于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力疾撰文，直至生命蜡炬成灰？现在我悟出来了，是信心。是对未来的信心支持着他。伟大的作家总是站在时代的巅峰之上，他们是能穷尽千里之目的，他们是不朽的。

戴骢

2009年3月于上海

继承过去的现实主义，又容纳象征主义，把现实和幻想结合起来，便宜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现实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加科夫的小说称得上是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丰富发展的显例。他的名字可以当之无愧地跻于布宁、罗曼·罗兰、法朗士、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现实主义创新大师之列。

——札米亚京

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予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

——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