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本书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孔子的一生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积极努力的一生,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崇高的精神。司马迁撰写了《孔子世家》,是孔子第一部传记。
本书是一部孔子的传记,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孔子伟大、传奇的一生。行文夹叙夹议,对很多异岐之说均有定评。本书初版于近20年前,中国学大师张贷年先生亲自作序,许为难得之作。作者近20年来潜心先秦研究,不断修订,已使之更臻完美。
三、因礼得仁,引仁入礼
孔子从事三代礼乐文化比较研究的结果,不仅确定了周礼的率先地位,而且从周礼的道德理性中发现了仁。
上节谈到,周礼的道德理性是尊尊与亲亲。亲亲即在氏族内部依亲近疏远之原则而爱有差等,血缘愈近而爱愈亲。显然,这种讲究血缘关系的爱是以亲子(父母与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由此派生出孝、悌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子之爱及其派生之德称之为仁。如《国语·晋语》晋骊姬引“外人之言”说,“爱亲之谓仁”;又,《伪古文尚书·金滕》“予仁若考(孝)”,即以孝为仁;《左传》僖公8年宋太子兹父让国于庶兄目夷,目夷不受,彼此互赞对方为仁,这是以兄友弟恭、互敬互让为仁,等等。
在孔子论仁之前,关于仁的讨论已经展开,除上述提法外,还有许多解释。这些解释往往因人因事而异,如“利国之谓仁”、“仁不怨君”、“杀无道(无道之君)而立有道,仁也”、“不背本(祖业),仁也”、“刚愎不仁”、“幸灾不仁”,等等。孔子的贡献在于:他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中,注意以爱亲为仁的提法,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坚持在更为广阔的人际关系和政治道德领域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去影响礼、改造礼,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仁论和以仁为基础的礼论。
大概从这个时候起,孔子便经常谈论仁,他的学生也随时向他请教仁。仅在《论语》一书中,言及仁的地方多达一百余处。仁,成为孔门师生的热门话题。为便于了解孔子仁论之大体,下面从孔门师生关于仁的言谈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加以说明。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他的学生有若的话,从仁自礼出这一点来看,颇能体现孔子的思想。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宰予向孔子说:“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就会荒疏;三年不奏音乐,音乐就会忘掉。旧一年的粮食吃完了,新一年的粮食又已登场,取火的燧木也经过了一个轮回,守孝一年也就行了。”
孔子问:“父母死后不到三年就吃精米饭,穿绵缎衣,你心安么?”
“安!”
“你觉得安,那就做吧。君子居丧期间,吃美味不觉得甜,听音乐不觉得快乐,住在家里不觉得舒适,因此不这样做。而你却觉得心安,那就自便好了。”
宰予退下后,孔子感叹说:“宰予不仁啊!子女出生三年才能完全脱离其父母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天下都这样做的。宰予他自己难道没有得到父母三年怀抱之爱吗?”
宰予视三年居丧为徒具形式的无益之举,孔子则把它看成子辈对父母之恩的情感反馈而予以高度注意,认为这种亲子之爱是礼本身所体现的。尽管礼体现的亲子之爱没有突破宗法血缘关系的狭隘范围,但在孔子看来,它是培育仁的思想土壤。一个连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也缺乏还报热情的人,是不可能做到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若提出孝悌为仁之本,并说: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道,即仁道。只有在孝悌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仁,走向仁。
“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孔子这席话的语次,表明了由孝悌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泛爱众而亲仁”也说明了“泛爱众”与仁在内涵上的联系。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孝悌之爱推行到血缘关系以外的社会成员中去,做到“泛爱众”,那是十分高尚的,那就是仁。因此,他后来同樊迟讨论时,直接把仁的涵义说成“爱人”。他所说的“众”和“人”,当包括国人以及国都以外的广大遂鄙之民。所谓“爱”,或因亲疏尊卑不同而爱有差等,但只要不是“恶人”,都应受到不同程度的惠爱。即使是奴隶,他们的生命也应该受到关心。正是基于这种感情,他诅咒传统的殉葬制度,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以为先有俑殉然后发展为人殉,故诅咒带头搞俑殉的人断子绝孙,以表示对人殉制度的强烈不满。古代人殉多用奴隶,故孔子以爱人为旗帜的仁也泽及这些社会最卑贱的人。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这句话是就仁的政治实用性讲的。他认为贤明有德的国王可以而且必须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仁。此所谓仁,也就是他在另一个地方说的“为政以德”的德政。自周公以来,周人强调“敬德保民”,孔子要求的德政便是这一传统的进一步发挥,也是以爱人为旗帜的仁在政治上的具体运用。其主要内容为:反战,禁暴,重民,举贤。
反战,即反对诸侯互相攻伐,主张各国睦邻友好,制止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非义战。孔子特别赞赏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做法,认为管仲辅佐齐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不发动战争就使天下安定,这样做符合仁德。
禁暴,即反对严刑苛法和诉诸武力解决政治纠纷的强暴行为。孔子认为,治民之道重在德化礼教,以此引导、整顿民众能使人心归服,比单纯用刑罚政令更有效果。他赞扬泰伯让位于其弟的礼让精神,说:“泰伯,他真是一位道德最崇高的人啊!多次把天下让给兄弟季历,人民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话称赞他。”在孔子看来,如果人们按照泰伯的精神处理政治关系,就可以避免内部争斗。
重民,即注重民事。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他把衣食问题摆在民事首位;对人民的丧事和祭祀活动也要关心,使他们有条件办好。要做到这些,政府必须轻徭薄赋,节约开支,使民以时。孔子重民还有重视国人政治权利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广大国人有干预国家政治的广泛权利。国有大事,往往要召开国人会议征询意见。此风直至春秋犹存。当时,因国人向背而影响政局的事件很多。在孔子看来,保护国人这方面的权利乃为仁所必需。郑大夫子产不毁乡校,允许国人批评朝政,故孔子许之以“仁”。
举贤,即任人唯贤。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国家公职而不论其世族门第如何,这是孔子的愿望,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作为仁与不仁的标准之一。鲁大夫臧文仲不重用贤士柳下惠,孔子便批评他“不仁”。在世卿世禄下,贵族子弟生来就有继承官禄的资格,而学习礼乐以提高品德才干则是后来的事;与此相反,普通人要取得一官半职,则必须努力学习、具备德才条件才有可能。孔子针对这种情况说:先掌握礼乐文化而后做官的是出身微贱的“野人”,先有继承官位资格而后掌握礼乐文化的是出身高贵的“君子”,如果他选拔人才,就要向着那些先掌握礼乐文化的“野人”。在“以世举贤”仍然盛行的春秋时代,孔子这一主张在官制方面打破传统政治的封闭体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由仁而派生出德政,即如上述。孔子认为,如果当权者实行德政,人们就会像群星朝北斗星一样拥戴他;实行德政便是最大的仁,人民需要仁比需要水火更迫切。
P73-77
哲人的贡献在于探索真理、揭示真理,超越一般人的常见,烛照真理的深蕴,或窥测自然的奥秘,或昭示人生的准则,为人民指明前进的道路,给后人以启迪。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孔子就是一位揭示人生真谛的伟大哲人。
孔子阐明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仁”的含义。一方面立己(自立),一方面立人(助人),既肯定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也承认别人的主体能动性,人我并重,兼顾人己。我认为这是一个卓越而又切实的理想原则。孔子专从人己关系来讲仁,没有从血缘关系来讲仁,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春秋时期,曾经有以爱亲为仁的言论,但孔子没有加以宣扬。关于仁与礼的关系,关于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首要的抑或礼是首要的,近人争论不休。事实上,《吕氏春秋》早已作了结论,明确指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的中心观念,这是确定无疑的。孔子有时将仁与礼联系起来,也不能说是保守的观点。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进步思想,又宣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荀子更以“隆礼义”为立说宗旨,能说子产、荀子都是保守、反动的吗?
孔子的一生是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积极努力的一生,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崇高的精神。司马迁撰写了《孔子世家》,是孔子第一部传记。《孔子世家》杂采了当时的许多传说,记载不尽确实。清代史学家精于考据,对于孔子的事迹作了许多考证,最著名的有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但崔氏是以正统儒学的观点从事考订的,亦有不够精确之处。“五四”以后,一些史学家,如钱穆先生等对孔子事迹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多发前人所未发。新中国成立,有些论者对孔子评价不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搞所谓“批孔”,对于孔子极尽诬蔑毁谤之能事,但也无损于孔子思想的光辉。1978年拨乱返正,学术界开始对孔子进行正确的评价。老教育家匡亚明同志撰写了《孔子评传》,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张秉楠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欣喜之余,略赘数语,以为之序。
张岱年
1989年1月于北京大学
拙作出版于1989年,199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大儒列传》丛书,又将其收入。当时,对初版正文作了一些调整和改写,附录中《论语编年》的部分有所扩充。后感到《编年》作些扩充尚需必需,而正文所作之调整和改写则实无必要。承蒙人民日报出版社不弃,提议再版此书,趁此机会,将正文仍恢复初版原貌(个别地方稍作修订),《论语编年》则采用扩充版。
二十年前撰写此书时,曾得到前辈张岱年先生关心,来信鼓励之余,又为之作序。当日情景,历历在心。人事沧桑,先生今已作古,思之怆然。
张秉楠
201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