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报人徐铸成的“搁笔”之作，自1985年3月开始动笔，历经两年杀青。以平实流畅的笔触，加忆了作者八十年丰富而坎坷的人生历程，着重于作者的记者生涯及所参加的政治活动，涉及了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徐铸成曾任第一、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代表，民盟中央委员，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57年被错划右派沉寂二十余年。晚年复出，游历著述，留下了四百多万字的专著及文集。

徐铸成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初名《八十自述——自编年谱》，自198S年3月开始动笔，至1987年5月杀青。在作者去世后，由三联书店于1998年以《徐铸成回忆录》为题，首次了版。此次修订，参照本书繁体版和作者原稿，全面恢复了原著风貌。

本书以平实的笔法，回忆了作者八十年的人生历程。于自己的新闻从业生涯及所参加的政治活动，着墨尤多。叙及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还详细征引当时的曰记，存录下第一手史料。

作者自言，“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并以“事无不可对人富，胸有是非堪自信”自况，所以，写这本回忆录时，“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本书价值所在。

前言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楔子

第一章 负箧求知(1907—1926年)

第二章 步入报界(1927—1937年)

第三章 主持笔政(1938—1948年)

第四章 民主报人(1949—1957年)

第五章 坎坷生涯(1958—1976年)

第六章 游历著述(1977—1987年)

附录

“阳谋”亲历记

死的解放

后记

徐铸成生平简表

第一章 负箧求知(1907—1926年)

1907年 出生

1907年6月24日(岁次丁未，农历五月十四日)，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县城内东珠巷狮子巷口一个大杂院中。

这座宅子，是城内有名的破“墙门”，正厅三楹，还是明代遗留下的古建筑。同居有十余家，大半系同姓疏房，各分居一二间这祖遗产业。

曾祖仲安公，稍通文墨，只有自置薄田二十余亩，主要靠经管族中公产维持一家生计。是年他七十八岁，经常盼望在翌年八十初度时能得一曾孙，这样，在“撒手”见阎王时，就不必下跪了。我的出生，实现了他老人家梦寐以求的想望，“其喜可知也”。

祖石樵公，时年五十六岁，在酿酒行经管账目。我的祖母宗氏，对我最为宝爱。生有三位姑母，长次两位已适范氏、余氏，均居农村，有一叔父，早岁在酱园当伙计。

曾祖母及我的母亲，均朱氏。

1908年一岁

是年曾祖父八十初度，特请宜兴第一家照相馆——蓉镜轩来家摄“合家欢”，曾祖特在额上题有“八旬大庆，四世同堂”八个字以志庆。

1909—1919年两岁至十二岁

1909年，曾祖病逝，我已能麻服匍匐在灵前，掩面作悲哀状。

1910年，我的父亲少石公(讳家骥)十六岁即在邑东南之湖汶乡设余氏家塾，教我姑婆家的几位表叔及异姓子弟。是年秋，上海革命维新空气吹来此小城，乃赴江阴入师范传习所学习半年。

1911年，辛亥年，是年十月爆发武昌革命。是时宜兴分为宜兴、荆溪两县。我家适在宜兴县衙门的隔壁，一时谣言汹汹，说保安队将来攻打县衙门。祖母乃偕我避居西庙巷我新出嫁的三姑周家。不数日两县县太爷均被保安队护送出境，城乡宣告光复，我仍随祖母回家。

1912年，五岁。剪去辫子，城内哄传“白狼来了”(即白朗起义)，惊恐万分，傍晚即家家闭户。祖母又偕我逃至西庙巷三姑母家。

1913年，六岁。入对门汤氏家塾，从汤次雅先生开蒙。学费每季五百文。

1914年，岁次甲寅。祖父石樵公忽疽发于背，呻吟病床历六月，秋间逝世。从此再无为我买玩具、偕我往茶馆吃早点的人了!

改人后门东庙巷斜对过的公立第三小学。该校系新创办，仅一班，学生二十余人，教师为朱盘英先生，授新式课文“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此外，还每日教珠算一小时。

1915年，八岁。随父母至离城三十余里之汤渡从善小学读书，父亲任校长兼主要教师。堂叔西林随往助教。放学后，同学教我放牛、采菱；大雨后，则笼虾、叉鱼、摸蟹，初尝农村儿童生活趣味。结识了同学高焕荣等。

1916年，父亲调回湖■乡，任新成立的广善小学校长，月薪二十元，每年以十个月计薪。我和母亲、姊姊仍回城，我入通真观巷之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全校有七个班级，初级小学四班在一个教室上课，名谓复式教育。高小一二年级同一室，高三毕业班则单独授课。校长任日庠先生，为有名之举人公。

1917年，仍在敦本学习。春间，学校发起赴铜官山远足，学生必须纳费一千八百文，统一缝制校服，整队出发。因家贫，母亲无力出钱，乃被摒诸远足之列。课余曾偕同学出城南门，过升溪桥，游岳堤及堤畔之岳亭，展读岳武穆英勇抗金事迹之碑文，爱国思潮油然萌发。

1918年夏，初级小学毕业，在全班中为最末一名。暑假中，母亲对父亲说：“这孩子大概读不出书了，你带他到湖■去补习一年，如再无办法，我也就断念了。”

暑假后即随父亲至湖■广善小学，仍在四年级为附读生。每晚由父亲讲解《孟子》一章；渐觉读书之兴趣。父亲慈爱，从不加以扑责。

广善地处村边，茂林竹篁，常于课余偕同班同学入竹林深处游玩，得知不少关于竹笋出土之常识，以及农民如何群猎野猪的故事。

学校另有一教师陈寿松先生，教图画及体操，曾为父亲绘一幅牡丹，花叶并无生气，盖照画本临摹者也。

1919年，暑假后仍回城入敦本高小一年级。父亲则被排挤调至栋树港单班小学，仍为校长，月薪则由每月二十元降至十六元，家用更不敷。母亲乃请外祖父写信给石家庄在京汉路任段长之大姨夫推荐，冬间得复，派充司事(相当文书)，母亲暗中为之筹备行装。

我回城后，顿觉有气象一新之感，盖五四运动余风波及此小域，满街满巷均遍贴“还我青岛”、“誓死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勿五分钟热度”等标语；旅外学生会已成立，暑假中假邑庙戏台演出《朝鲜亡国恨》，观众多感动落泪。演主角安重根者为旅沪学生万益君，我同班同学万元祥之叔也(后为1928年宜兴暴动之倡导人，被杀害)。

自再回敦本，我好像换了一个人，无论哪门功课，考试均列名榜首。如国文教师王叔青先生，为秀才公，教《古文观止》极严格。

P7-9

徐铸成先生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在国闻通信社和《大公报》工作十八年，从记者、编辑到担任地方版总编辑；其间和后来又主持《文汇报》笔政十一年，实践了自己的办报理念；被划为“右派”二十三年，历经屈辱和磨难；晚年著述十一年，有大量著作行世。

在《大公报》和《文汇报》期间，作者写下了三百余万言的新闻、通讯、游记、评论等，其中部分文章收入了其学生贺越明编选的《徐铸成新闻评论选》(1984)、《徐铸成通讯游记选》(1986)和《徐铸成政论选》。与他人合撰了《朝鲜纪行》(1952)，还编写了《与教师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60年代初为香港《大公报》撰写旧闻掌故，后编为《金陵旧梦》(1963)在香港出版。

1978年后，作者陆续撰写了二百余万言的回忆史料、小品掌故、人物传记和新闻学术论著，已出版的有：回忆掌故三种：《报海旧闻》(1981)、《旧闻杂忆》(1982)、《旧闻杂忆续篇》(1983)；新闻学术二种：《新闻丛谈》(1984)、《新闻艺术》(1985)；人物传记三种：《杜月笙正传》(1982)、《哈同外传》(1983)、《报人张季鸾先生传》(1986)；杂感、随笔、游记等合集四种：《海角寄语》(1980)、《旧闻杂忆补篇》(1984)、《风雨故人》(1985)、《锦绣河山》(1987)。

作者去世后，其生前完成而因故未能问世的《徐铸成回忆录》(1998)出版，部分旧著重编为《报人六十年》(1999)、《徐铸成传记三种》(1999)和《旧闻杂忆》(合编本，2000)印行。除上述著作外，作者遗留的文字，还有日记、讲稿、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查和活动交代以及一些未发表的文稿。

在这次编辑徐铸成作品系列的过程中，除将有关新闻学术的著述单独结集，并把收入已出版文集中经作者生前认定明显相关的文章重新归类编选之外，其他的则未做变动。这样处理，或可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使读者易于了解和研究作者的思想脉络、作品成果和发表意图。这既是编者的初衷，也与三联书店的一贯风格相吻合。

《徐铸成回忆录》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原名《八十自述——自编年谱》，写于1985年3月至1987年12月，期间曾部分刊发于香港《华人》杂志和上海《人才开发》杂志，后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该书印成后，出版社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作者未予同意，遂未发行。199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修订版《徐铸成回忆录》，此次修订增加了作者于1989年至1990年在原稿上做的修改和补充，并做了校正，也做了一些技术处理。200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铸成回忆录》的繁体中文版，在三联版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校正。

此次重版以三联版《徐铸成回忆录》为底本，并参照江苏人民出版社原版和台湾商务版，全面恢复了原书原貌，并对有关人士提出的修订意见一一做了核实和校订。谨向提出修订意见和协助修订的有关人士深表谢意。

徐复仑

我的父亲徐铸成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多了。人们把他称作“报人”，他自己是非常珍重这一称呼的，他在写《报人张季鸾先生传》时就说：“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新闻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对人民负责，也应对历史负责，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这是我国史家传统的特色。称为报人，也该具有这样的品德和特点罢。”他的一生，只有办报这一个理想，并为这一理想而付出了毕生的努力。“报人”的称谓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父亲生于1907年，不到二十岁就开始做记者，到去世时从事新闻工作有六十多年。这六十多年中，他从一个负笈求学的学子历经坎坷而成为“民主报人”。而这六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有良心、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都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把一个报人的经历放到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看待，或许有些意义。

父亲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办《文汇报》和《大公报》，另一件是当右派。父亲的好友罗孚先生有诗云：“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说的就是这两件事。1927年，父亲参加《大公报》，得益于张季鸾、胡政之等先生的指教，后来担任过桂林版、上海版总编辑等重要职务。1938年，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文汇报》，30年代到50年代的《文汇报》曾三次停刊三次复刊，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时代的脉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痕迹，在自己的报史上也创下了辉煌。1957年，父亲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怀着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真诚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没有想到，《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父亲乃至我们全家的悲剧从此开始。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无情的摧残，父亲也曾彷徨迷茫，作过违心的检讨，但他做人的信念没有动摇，对国家前途的信心没有丧失。他一直把这悲剧保持到最后，没有成为笑剧，我以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谈到这一段经历，父亲曾对我说：“比起国家和共产党受的损失，比起那些年轻人的遭遇来，我这点事实不足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改正，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去了。父亲为自己立下了“三不”，即“不计较过去、不服老、不自量力”，为国家的美好前途，为振兴中华，发挥一些余热。虽然后来又发生过一些令父亲伤心的事，但他都能顾全大局，泰然处之。以后的十多年里，父亲写了四百多万字，有十几本专著或文集出版。在这些文字里，他大量地回忆了过去几十年的“旧闻”，还指出这些“旧闻”对现在的意义或经验教训；他在歌颂大好形势的同时，更多地关注那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他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过去“左”的那一套做法，同时也透露出对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真诚拥护。他始终贯彻了“说真话”这一宗旨，不仅大力倡导说真话，而且还身体力行地说真话。

作为一个爱国者，父亲一贯坚持宣传爱国主义，吁望祖国统一；作为执政党的诤友，他一直肝胆相照，坦陈己见；作为报人，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民主建设和新闻改革。80年代，他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呼吁加快新闻改革的步伐。1990年3月，他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开门见山话民主》的文章，对新一代领导人表示支持和拥护，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如果他能看到最近几年的变化，大概能多一些欣慰。

1984年10月，父亲在一篇文章中说：“估计再写两年，腹中的‘存货’也掏得差不多了。那时，我已过了八十整寿，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现代化的美丽前景更加清晰，我打算基本搁笔，欢度晚年了。”这“搁笔”之作，就是这部回忆录。父亲的这部回忆录，是从1985年3月开始动笔的。当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戴文葆先生建议他把一生的经历写下来，以飨读者。父亲断断续续地写了两年，于1987年5月完成。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赵启正同志很感兴趣，特推荐在上海《人才开发》杂志上率先发表。后交某出版社出版，于1989年6月付梓。由于该出版社采取了过分小心谨慎的态度，几经周折，致使这部回忆录终于成了“遗作”。

父亲于1991年12月23日在家中猝然去世，无疾而终，也算是对他一生敬业的回报。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自己回忆录的出版，更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对最后几年的回忆。父亲去世前几天还对我说，他准备在明年(1992年)用一年的时间来修改这部回忆录并补上后来五年的事情。

父亲曾说，他的这部回忆录称不上是对历史的判断和总结，只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罢了。今天，父亲的这部回忆录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但愿后来的人们能从父亲一生的经历中获得一星半点启示，不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

在此，我谨向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先生、潘振平先生以及所有关心和帮助父亲回忆录出版的长辈、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8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