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他决心用手中的笔采描绘这个世界，但是在填满了帝国．高山、海湾、马匹和人类许多年之后，直至临死前他才意识到他“精心创造的线条之迷宫”描绘的正是他自己的形象。这是认识博尔赫斯的重要线索。

对于喜爱博尔赫斯的人们来说，詹森·威尔逊编著的《博尔赫斯》是一部极佳的导读作品。

博尔赫斯声称自己从来没有发明过一个人物：”他一直是我自己，只是戴上了面具而已。”詹森·威尔逊提醒我们，博尔赫斯始终是—位不断在作品中再现自己生活的诗人，当然绝不是以—种自白的方式。对于喜爱博尔赫斯的人们来说，《博尔赫斯》是一部极佳的导读作品。

《博尔赫斯》中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门的(1899—1986)是阿根廷著名作家，其作品因文字隽永、哲理深刻而享誉世界文坛。他的许多著作已译成中文，并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截至今年，仅在豆瓣网，博尔赫斯小组的成员就已接近万人。

序

第一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巴勒莫

第二章 日内瓦和西班牙

第三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锋派与文学友谊

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意外事帮

第五章 20世纪40年代，战争，庇隆主义和写作

第六章 从失明到到日内瓦

原注

参考书目

正是在这些城市街道中，博尔赫斯寻找着并信笔写下了诗歌(他从没学过如何打字)，甚至在墙上张贴先锋派杂志的宣传海报。1921年，博尔赫斯受到他吸收自西班牙的先锋派的热情所鼓动，同别人合作创办了一本名为《棱镜》的壁饰杂志。该杂志只出了两期(1921年12月和1922年3月)。杂志提出了极端主义诗学的诗歌宣言并刊载了他妹妹诺拉创作的木刻画。晚上，博尔赫斯和朋友们匆匆忙忙地沿着像圣·达菲和卡亚俄这样的重要街道张贴这些海报。这几乎是一家人的内部事务。妹妹诺拉和堂弟弗朗西斯科·皮内罗(Fralacisco Pinero)都是参与者，母亲负责提供胶水。诺拉的木刻画作品之一还成为博尔赫斯第一本诗集的封面：一座低矮的郊区房子，四周围着栏杆，看不到院子，周围没有人。博尔赫斯曾告诉胡安·克鲁兹(Juan Cruz)，这是一座柏拉图式的或是基里科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它传达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完美的原型，它被掩藏起来的美。此时的博尔赫斯已经毁弃了自己写过的极端主义诗篇；他认为一首真正的现代诗不应该靠堆积飞驰的汽车、飞机或火车这些意象。他一位聪明的朋友内斯特·阿巴拉(Nestor Ibarra)注意到，博尔赫斯在写了第一首极端主义诗歌之后却令人诧异地不再选择做极端主义者或者是先锋派诗人。与他大量阅读所培养的敏感相一致，博尔赫斯发展了一种反思的、细密的写作风格，他把它叫做“简洁的隐喻”。在他的回忆录里，博尔赫斯常常会提到他从未离开过第一本诗集：“我觉得我一生都在重写我的第一本书。”

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是由他父亲赞助出版的。他的推销极富传奇色彩。他印刷这部作品时匆匆忙忙，因为他父亲另一只眼睛要动手术，所以他们一家不得不回到欧洲(他们1923年7月离开，在那待了一年)。他一共写了64首诗，但不得不删掉6首，因为它们不符合页码标记。书的样稿没有经过校对，没有目录，也没有页码，纸张还很粗糙。300本就这么匆匆忙忙由非专业人士印刷出来。为了推销这些书，博尔赫斯偷偷把它们塞进他的出版商阿尔佛雷多·比安奇(Alfredo Bianchi)挂在大厅的大衣里，而不是当面分发这些诗集。这样人们就不得不来阅读这些免费的诗集。这一事件后不久，博尔赫斯一家就再次乘船前往欧洲。

1921年，博尔赫斯作为年轻的叛逆者领袖回到了家中。然而，他反对当时阿根廷盛行的法国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那种声音中法国化的部分，用手势来表达含糊不清的语言。”他讨厌法国文学群体自我宣扬的想法。博尔赫斯还反对之前的那些(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派)聚集在为世界和现代化而奋斗的旗帜下的拉丁美洲诗人，尤其是那些模仿1893年到1898年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尼加拉瓜诗人鲁本·达里奥(Ruben Dario)的诗人。鲁本·达里奥引导着一种融合夸张、灵巧和过度修辞的写作风格。博尔赫斯称“达里奥的模仿者污染了印刷业”。博尔赫斯对这些诗人的反感促使他转而去描写那些当地的现实和亲身的经历。他还挑剔当时在阿根廷最受尊敬的诗人利奥波德·卢贡内斯(Leopoldo Lugones，1874—1938)及其“通用的卢贡内斯”(这是博尔赫斯创造的新词)对二流作家的巨大影响。卢贡内斯后来成为艺术大师藏书库(Biblioteca del Maestro)的主管。博尔赫斯之后承认他那代人对隐喻的偏好事实上首先源于卢贡内斯。他们发现的是那些卢贡内斯早在那本颇具影响力的《感情的月历》(1906)就已经大量使用的隐喻。卢贡内斯从未在公众场合提及博尔赫斯。但是，当他攻击先锋派是来自“海外”的混杂物，创造的是丑陋、“贫瘠”、缺乏韵律并带有欺骗性的诗歌时，卢贡内斯的脑海里显然想到了他。这是恐外的诗人们对博尔赫斯世界主义的早期反应。博尔赫斯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很快摆脱了任何先锋派的束缚。实际上，来自诗的诚实指引着他去写作那些细腻的、反思性的智慧篇章。博尔赫斯从未轻信欧洲先锋派的革命和政治野心。他一直醉心于“纯艺术”诗歌。在一首献给17世纪西班牙诗人巴尔塔萨·格拉西安(Baltasar Gracian)的诗中，他嘲笑自己早期巴洛克式的追求。他声称“我是那诗中的格拉西安”，哀悼着他的“迷宫，双关，象征，冷酷的、艰难的虚无……他的灵魂里没有诗，只有毫无价值的隐喻与诡辩的干燥标本”(也就是思想先于音乐)。1937年，博尔赫斯回首往事时，自责当时在极端主义时期不够真诚，并且是错误的。他将这幼稚的态度归因于他的懦弱，因为他希望用“过分华丽的新颖”来掩藏内心的贫穷。诗歌应该是纯粹的，它面对的是每个个体的“私人的贫穷”，那些可以表达他感受的九个或十个私人的词汇。这种方济会修士式的经验贫乏与只拥有有限经验的个人局限性联系在一起。博尔赫斯后来告诉科丁内兹(Cortirlez)说“诗是我内心唯一真诚的东西”。如果诗向读者传达的是秘密，那么它的前提必须是“述说者的真诚”。阅读博尔赫斯的诗，就是一条直接通向他的内心和灵魂的道路。P064-066

我和博尔赫斯有过几次短暂而正式的会面。在伦敦、波士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曾听过他独特的演讲。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还写过有关他的评论并在《泰晤士报》上匿名起草过他的讣告。但是，仅仅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就足以激动人心。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iltes)在·少年时就发现了博尔赫斯的才华，当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父亲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官。卡洛斯·富恩特斯决定永远不见博尔赫斯，尽管阅读博尔赫斯的作品改变了他的生活。任何人撰写有关博尔赫斯的传记都会遇到这样一个困难：他的生活单调刻板、枯燥无味。他不是一个活动家和冒险家，既不是兰波也不是海明威。他只是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所读的书目远远超过他的读者。所以撰写一本像博尔赫斯这样饱学之士的心灵传记似乎只能蹩脚地模仿博尔赫斯自己的作品。但是有关他的传记依然数不胜数。在这里，我不想老调重弹。我只想看看传记是如何更清晰地阐述这位谦卑之士的作品。要了解博尔赫斯的生活和思想，其中一条途径就是通过他的文学朋友。我就从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对博尔赫斯的即席评论开始吧。她说博尔赫斯与他拥有的天赋并不相称，并暗示在他那惊人的才智和他的行为之间有一道裂痕。奥坎波1931年创立了世界文学期刊《苏尔》。期刊的第一期就是以博尔赫斯的一篇散文开篇。博尔赫斯应该是她在当地的明星作家。奥坎波的情人、法国作家皮埃尔·德里尔·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1933年发表评论认为，长途跋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仅仅为了与博尔赫斯聊天也是值得的。而那时博尔赫斯还没有开始撰写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

我始终坚持认为博尔赫斯充满奇思异想，深不可测。最近一位阿根廷评论家抱怨外国人喜欢把博尔赫斯看作外星人，一个值得崇拜的外星人。其实这不无道理。博尔赫斯1957年发表过一篇令人难忘的寓言故事《博尔赫斯和我》。那时他已经双目失明。在这篇寓言中，我们看到了博尔赫斯自我的分裂，但这并不是如史蒂文森意义上的两重性格交替出现。他的性格中确实有恶的一面(虽然博尔赫斯崇拜史蒂文森)。这篇寓言给我的启示是他没有固定的自我，经常在他自己的故事中扮演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自我。他在1976年曾和艾丽西娅·胡拉多(Alicia Jurado)合写过有关佛教的书。他应该是叔本华的忠诚读者，有着真正的谦虚。常常用一种近乎佛陀式的傻笑来贬低自己，以给大家带来笑声。

读者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当你在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你是谁？阅读时产生的间接经验暗示的是博尔赫斯身上某一方面的品质。博尔赫斯说，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的诗行时，我们就成了莎士比亚；当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时，我们就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读者，作者侵占了原本属于我们的领地，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从已知的自我中被释放出来。1940年，博尔赫斯写过一篇幻想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并作为开篇故事收录在《杜撰集》(1944)中。小说的注脚里有这样一句话：在特隆这个理想世界中，有一个教堂在传道时说，所有人在性爱令人眩晕的那一刻都是同一个人。这种性行为剥离了我们的面具和我们的个性，我们再次成为亚当和夏娃(但奇怪的是，他的小说中并没有出现这种与性爱有关的描写)。因此任何一位重读莎士比亚诗句的读者都是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却谁也不是。15’莎士比亚成为阅读文学本身的经验。1933年，博尔赫斯曾提出这样的假设(这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动词中的一个，如“驳斥”)“没有人本质上是某个人：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是别的任何人”。1941年，他在评论电影《公民凯恩》时(在20世纪40年代，博尔赫斯是一个电影评论家)再一次重申了这个引发争端的观点：“没有人知道他自己是谁，没有人本质上是某个人。”这个奇特的说法与我们一直认为的“自我是稳定的”信念恰好相反。它缘于阅读时的体验。阅读就是抛弃虚伪的自我，并在或长或短的阅读过程中假想接纳异己或另一个自我。在阅读和性爱中，我们融化成了更深远的、匿名的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博尔赫斯是在开玩笑吗？他真的相信这个柏拉图式的过程吗？我的问题表明把博尔赫斯的作品当成传记来读是多么难啊。他真是位揶揄家。你很容易就可以反驳他这个引发争端的观点，即，阅读和性爱是一种相似的行为，那只是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忘我的基础上。

在一个句子中，人物可以多快走向反面，呈现出双重性，这并不源于心理因素，而是源于读者是如何进入角色的。故事《神学者》最后以天堂结束。在那里，上帝不得不关注神学上的争论，并将奥理安和他的敌人潘诺尼亚的约翰相混淆。小说是这样写的：“更准确地说，在乐园里，奥理安发现在上帝高深莫测的眼里，他和潘诺尼亚的约翰(正统派和异教徒，憎恶者和被憎恶者，控告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人。”我们看似迥然不同，其实我们都是原型，都是一个人，谁都不是。博尔赫斯经常引用保罗·瓦莱里(大多数时候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诗人)的话，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一个有多个名字的人写的。我想博尔赫斯是把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变成读者阅读文本时的行为，而读者通常是匿名的。这样一来，作者和读者就都消失在语言中，所谓的个性和特性荡然无存，留给我们的是必不可少的语言的柏拉图主义。语言书写我们并抛弃我们的个性，这是博尔赫斯反对文学自我而下的赌注。

让我回过头来谈谈他1960年收录在《创造者》中的那篇寓言“博尔赫斯和我”。这篇有关自我的寓言提到了两个“博尔赫斯”。其中一个是著名的博尔赫斯。他才华横溢、光芒四射。从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到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从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世界顶尖级的知识分子和作家都对他敬佩不已。这个著名的博尔赫斯是他的作品创造出来的，是读者心目中的“博尔赫斯”。他们对“真正的”、有血有肉的家庭生活中的博尔赫斯根本不了解。1961年，这位著名的作家和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共同分享了福门托奖，虽然众人皆。知他和纳博科夫以及乔伊斯的情况一样从未获得诺贝尔奖。这一个博尔赫斯是百科全书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曾写道，他是“自贡戈拉(Gongora)以来西班牙最伟大的作家”。这个大名鼎鼎的博尔赫斯自视甚高，独领风骚。他已经成为了一座丰碑。谦虚的博尔赫斯在那个人中认不出自己。有一次在街上有人问他是不是博尔赫斯，他回答说：“有时候是。”两个博尔赫斯都致力于伪装与夸张，都曾经提笔描写过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都细述过时间和永恒的游戏。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谦虚的博尔赫斯想要逃离他的名声。他更喜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漫步，喜欢研究地图或品尝咖啡，喜欢生活中简单的事情(他生活朴素，例行节俭，对自己近乎苛刻)。而另外一个博尔赫斯拄着盲人的拐杖经常在街上被人叫住，祝贺他是博尔赫斯。这是一个印在邮票和旅游册子上受人爱戴的民族偶像。博尔赫斯用一个有关作者的谜语结束了这个寓言故事：“我不知道这两人中谁写了这一页。”他两个都是。博尔赫斯在回顾早期的自我时，经常认为那时的他很陌生；他几乎把自己的身世变迁看成是一系列单一的个体：一个个自立而无法识别的自我。在1941年的一个札记中，他阐明了自己对时光流逝而体现的多重自我的理解：“像所有人一样，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就是许多个人”，博尔赫斯一一罗列了他们。博尔赫斯也是许多个人，他并不喜欢成为他自己。有一首写给他的文学导师爱默生的诗是这样结尾的：“我的名字在整个大陆传扬／而我却从没活过／我渴望成为其他人。”难道他在开玩笑？传记应该吸收博尔赫斯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经验。他曾声称，当我们在读爱伦·坡的作品时，我们不仅仅在他所写的句子中与爱伦·坡接触，而且还与这些句子的“作者”相接触。他是比文本本身更伟大的形象。传记里的爱伦·坡和我们读者阅读的时候在心中创造的、我们了解和认识的爱伦·坡是不同的。博尔赫斯也一样。

《创造者》(1960)是一部散文和诗歌杂集，也是1929年以来他的第一本新诗(我会再次谈及作者这31年来的作品，尽管他增加了一些新诗到他的《诗集，1912—1943》中，但很难称得上是一本新书)。在书的后记中，那时已经失明的博尔赫斯这样总结自己61年的生活：“虽然我阅读了很多，但经历的事情却很少。”多年后，他纠正了这个简洁的句子：“因为我阅读了很多，所以经历了很多。”对博尔赫斯而言，他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事情就是阅读叔本华和学习英格兰吟游乐曲。这位61岁老人的洞察力变成了一个关于唯我论的寓言。年轻时，他决心用手中的笔来描绘这个世界，但是在填满了帝国、高山、海湾、马匹和人类许多年之后，直至临死前他才意识到他“精心创造的线条之迷宫”描绘的正是他自己的形象。这是认识博尔赫斯的重要线索。你只能在时间中知道一个偶然的自我．，但你无法知道客观的、以经验为依据的世界。你认为你正在了解的世界其实不过是自身困惑的一个投影。博尔赫斯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对他来说这个客观世界无关紧要。比如，他从不阅读报纸，声称它们第二天就会被遗忘。他厌恶镜子、生命的繁衍和自己的肉体，不断地梦到迷宫、面具和镜子。对自我的厌恶成了内心的战争，这在《博尔赫斯和我》一文中详细剖析过。1972年，博尔赫斯还写了一首同一主题的诗《哨兵》。在诗里，另外一个博尔赫斯将他的记忆，他的冷漠以及他对祖先和勇气的狂热崇拜强加给他。他就像在他的足迹中、声音中照顾那个自我的仆人。正如我们接下来会重复提到的那行重要的诗句“我每个地方都恨他”。在每一个细节里，他都讨厌另外的那个自我。即使当他想要去自杀时，也仍然会出现另外一个自我：“我会在那儿，等待我自己。”因此，最终作为一个读者，博尔赫斯是在阅读他自己。如果我们知道他怎么读和读什么人，我们就能了解这个内心分裂的人。当然，如果博尔赫斯是正确的，那么传记也是关于传记作者的。

1974年，博尔赫斯在两册《全集》的后记里再次总结了他的一生，这仍是目前最好的西班牙语版本。它展示了这个男人最美好的形象。后记声称，这是2074年(再过100年)在智利出版的虚构《南美百科全书》里的一个注解。这是典型的博尔赫斯式伪造文本和日期的行为，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他对百科全书和地图的热爱。他的后记是这样写的：他出生于1899年，他的父亲是一名心理学讲师，还有个妹妹叫诺拉。他热爱文学、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塞万提斯不可能写过《堂吉诃德》。除了伏尔泰(Voltaire)，史蒂文森(Stevenson)，康拉德(Conrad)和埃萨·德·克罗斯(Eea de Queiroz)的小说之外，他没读过其他人的小说。他特别喜爱短篇小说，喜欢引用爱伦·坡的格言认为世间不存在长诗。他任教于哈佛大学，获得过荣誉学位，但他讨厌参考书目这一学术研究必备的工具。1960年他成为保守派的一员。紧随着他的名声而来的是无数的批判。他钦佩勇气。他写过关于米隆加(Milongas，一种民间舞曲)的抒情诗，为当地一个不重要的诗人写传记。他还试着为缺少神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打造一个新的神话。在导师保罗·格鲁萨克(Paul Groussac)和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的帮助下，他简化了西班牙语，去除了其巴洛克式的雕琢。他不相信个性，并引用卡莱尔关于历史的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阅读和书写的、同时也在书写着我们的文本。后来，他坚持认为但丁的《神曲》是由许多人所写的，是人类精神的结晶。

博尔赫斯写的这一自我讣告与我写给《泰晤士报》的讣告大部分是一致的。但他省略了哪些内容呢？首先，他没有提到他的妹夫吉列尔莫-德·托尔(Guillermo De Torre)，一个闯入这个封闭家庭的西班牙先锋诗人和批评家。其次，他没有提到他自己的感情生活和遭受过的一连串打击。西尔维娜·奥坎波(SilvinaOcampo)说他有一颗“洋蓟菜的心”，严实地将自己包藏起来。再次，他也没有提到威严的母亲利奥诺一阿塞维多(Leonor Acevedo)。利奥诺-阿塞维多把博尔赫斯留在自己身边直到她99岁逝世，甚至和他一同合作翻译卡夫卡及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博尔赫斯显然省略了这些内容。但更有趣的是，他摒弃了那些他称之为“小说”的散文兼短篇小说兼专著的评论，虽然这些评论曾让他名扬于世；他也没有提到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集《杜撰集》或《艾尔·阿莱夫》(共有33个故事)。他仅仅提到自己读过一些小说，写过诗歌和一本离奇的自传，并简化了那僵硬的西班牙语。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他对自己编造的迷宫感到厌烦。在他写于1974年的这篇虚构的讣告中，他似乎受够了那些让他成为博尔赫斯的东西。

因此，让我绕回来谈谈博尔赫斯才智与行为之间的那个裂痕、那些离奇的怪癖和乖僻的性格。在谈论他生平的第一个三十年之前，我想强调来自他散文《阿根廷作家和传统》中的一个词语。这篇精彩的散文巧妙地为阿根廷的褊狭守旧辩护，并颠覆了人们所认为的它与欧洲隔海相望、距离遥远这一看法。他说，我们阿根廷人可以自由自在地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我们不是单一传统的受害者。在庇隆独裁和法西斯政权执政时期，这种看法显然是在抨击民族主义。1950年，他在高等自由研究院作过此演讲。有人还把它打印出来。他把日期写早，然后加到他1932年散文集《讨论》的新版本中。我们知道，他经常修订和删除他的文本(轻视年表和客观现实)。他拒绝再版他早！的散文集，包括1925年的《探讨集》、1926年的《我希望的尺度》及1928年的《阿根廷的语言》，不过他的遗孀玛丽亚·科达玛(Maria Kodama)在他去世后出版了它们。但是，抛开他在高等自由研究院作的那次轰动的演讲和它的内容不说，博尔赫斯一直认为，阿根廷文化对待西班牙和欧洲文化时是“不敬”的。“不敬”这个词语成了博尔赫斯的缩影。或许博尔赫斯说得有些夸张，你无法确证他所说的话。他总是不时耍些把戏，喜欢逗乐捣鬼。他告诉过一位早期采访他的法国记者，说自己经常偷偷地在他的作品中中设置“玩笑”。但是，博尔赫斯不轻易尊敬别人。作为标新立异的另类声音，“不敬”主导着他的思想：我谁都不是，我没有个性；我们在个性的外表下谁都不是，等等。这是瞬间闪现的智慧之光。尽管博尔赫斯只是他自己，每天喝着牛奶、穿着带扣的衣服、看起来既可敬又独特，但他采取的先锋的策略让中产阶级感到大为震惊。在他的会谈中、在他突如其来的句子结尾中、在他那些不可预测的形容词中、在他随意的罗列中、在他的反驳和巧妙的评论中，特别是在他嘲笑的学问中，不时可以看到他那耀眼的幽默的火花。这是他在文学中所展现的自我的一个方面。与他一起工作了近五年的诺曼·。托马斯·迪·吉奥瓦尼(Norman T1aomas Di Giovanni)强调他有“古怪的想法，乖戾的脾气以及白日梦引导着他，即使是他的私生活。”

1922年，23岁的博尔赫斯在备受战争蹂躏的欧洲生活了关键的14年后，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国后，他撰写的第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人格的虚无》。文章贬低了自我的重要地位，清晰地阐述了是什么铸就一个人的反心理学的论点。没有所谓的自我，他恶作剧似地写道。生命中的每一秒都是完整和自足的。你现在生活的每一刻在向未来走去时都将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插曲，一些不重要的记忆。我们谁也不是。之后，在1942年，他写了一个绝妙的故事《博闻强记的富内斯》，讲述的是一个记忆超群的乌拉圭农场工人。半文盲的富内斯从马背上摔下来后就瘸了，从此无法忘记任何事。但是记住过去的所有细节意味着他无法活在当下，无法积累未来的记忆。博尔赫斯对自我的这一攻击正好与艾略特对诗人逃离个性以摆脱自大狂的探索相呼应。博尔赫斯给这些他所厌恶的东西贴上的文学标签是：“浪漫的自我崇拜”和我们社会仍然信奉的“喧嚷的个人主义”。而最有趣的是，博尔赫斯承认他在对自我进行思考时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我们是否可以称博尔赫斯为佛教徒？他对佛教的痴迷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他本人的一些事？我想，他不但在性情上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还学习过佛教的哲学与教义。他在1979年《全集》第二卷后记中将佛教列入他所热衷的事物之一。博尔赫斯于1914年在日内瓦通过叔本华发现了佛教，并终生迷恋佛教。1980年他证实，佛教再次阐述了他在休谟(Hume)和马赛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ilio Fernandez)作品里所发现的东西。比如，博尔赫斯嘲弄神学和哲学不过是幻想文学的分支，．没有任何真理方面的价值。他喜欢阅读系统哲学，但发展了一种类似于佛教所宣扬的放弃毫无意义深思的反学术倾向。他的这一怀疑态度与作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很相似。博尔赫斯曾经开玩笑说他想带他一起去荒岛。他还告诉过费尔南多·索伦提诺(Fernando Sorrerttino)说他崇拜逻辑谬论。

1976年，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同他的朋友，一位早期传记作家艾丽西娅·胡拉多合作写了《佛教是什么》一书。艾丽西娅·胡拉多坚持认为这部作品基本上由博尔赫斯执笔，来自他在高等自由研究学院作演讲的笔记。无需详尽的分析，我就能够看出博尔赫斯的许多观点与佛教有关。首先，博尔赫斯认同佛教的无神论立场。佛教反对战争，宣扬宽容的精神，没有牧师(只有僧人)，并致力于将自我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中庸之道的实践很接近博尔赫斯自己的生活：不极端纵欲或禁欲，没有罪恶，没有悔恨，没有宽恕，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头脑中发生的，是佛教的绝对理想主义。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已经成了博尔赫斯的日常实践。佛教同样否定历史，因为所有的过去都存在于一个精神空间中。博尔赫斯写道，荷马就是所有人。博尔赫斯按照荣格心理学的原型概念来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年表和客观现实毫无意义，他对名字和时间都不感兴趣。所有的思想家都在重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有的作家都是荷马或莎士比亚。1942年他写道，“我不相信历史”。当他谈到印度诗人泰戈尔和东方人的时候，他说：“让他们感兴趣的是永恒，而不是时间。”为了贬低人类的自负，博尔赫斯常常将故事中的时问视角转移到永恒。这种突然的叙述角度转换是博尔赫斯思维方式的一部分。他在《武士和女俘的故事》中写道：“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位永恒的德罗富尔特，但不是那位如同所有其他个体一样毫无疑问独一无二的、深不可测的作为个体的德罗富尔特，而是那位由无意识和记忆创造出来的作为普遍类型的德罗富尔特。”从时间已不存在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又回到了普遍的本质上。

同样被博尔赫斯和佛教思想摒弃的是外在世界和客观现实。从文学的层面来说，博尔赫斯嘲笑现实主义，因为他不相信语言能够捕捉现实。在他的寓言《巴别塔图书馆》(1941)中，他描述了通过书本来了解世界是多么的荒谬。叙述者转向读者问道：‘你们虽然读了我的书，但是你们确定读懂了我的语言吗？”佛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博尔赫斯为什么嘲笑博学，蔑视迂腐，鄙视文献。你不能通过阅读和思考就成为一名佛教徒。它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博尔赫斯把思想史看作自负和荒诞的历史。在由人身牛头怪物米诺陶(Minotaur)叙述的科幻故事《阿斯特里恩的房子》中，我们得知“和哲学家一样，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通过写作这门艺术来交流”。这也许不是博尔赫斯的说法，但是关于文字局限性的想法一直贯穿在他的作品中。佛教教义也警告说，语言无法传达涅槃，即现象之外的虚无，真相不在文字中。博尔赫斯最伟大的寓言小说《阿莱夫》，也是一个佛教徒的笑话。虽然博尔赫斯列出了一系列事物，但是小说中博尔赫斯在楼梯下获得的景象却无法用一系列连续的语句再创建出来。只有神秘的外在时间能够瞬间洞穿一切，但也无法将它传达出来(博尔赫斯曾经两次体会到永恒的一刻)。在博尔赫斯热衷研究佛教的过程中，最有说服力的是他对自我即主体的否定，这是最本质的信条。没有自我，只有内心的见证者、旁观者。《博尔赫斯和我》一文中总有两个博尔赫斯在争吵。在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中，博尔赫斯描述了他身上不断出现的经验：即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将这种突然出现的虚幻感觉与印度的一支哲学流派联系起来。他追求平和、快乐及宁静，远离情感、性欲、名利以及他自身强烈的本本主义的纷扰，并由此获得自由。否定自我并潜入到内心的虚无是一种解脱。其结果是给人带来愉悦的谦虚。根据博尔赫斯对佛学的研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种幻觉，由先前一系列短暂而孤立的自我在瞬间的晕眩中产生。这也是他的小说《圆形废墟》的主题。结尾写道：“在慰藉、耻辱和惊恐中，他领悟到自己不过是个空壳，只是在另一个人的梦里。”我们都是饥饿的灵魂，没有明确的身份。博尔赫斯不是一个践行佛教的信徒，但作为一个读者，他的确思考过佛教的许多问题。他传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即他所有的阅读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关注。

在博尔赫斯生命的最后十年中，玛丽亚·科达玛与他关系最亲密。她曾告诉一位采访者说博尔赫斯东方式的感受方式缘于他对佛经的研读。直至1980年，他还在反复说“自我”是我们的主要错觉之一。他的第一位英文传记作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蒙尼格尔(Emir Rodriguez Monegal)，注意到“个性虚无”理论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早在1923年，在他为私下刊印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而激动时，他就谈到了读者与作者的相似性：“我们都一样无足轻重。你们是这些作品的读者，我是记录者，这纯粹是运气，不值一提。”我认为这并不是理论，而是他的个性。他经常在作品中嘲讽自我身份。比如在《永生之人》中，博尔赫斯写道：“没有人是个什么人物，一个单一的永生者就是所有人。就像科尼利厄斯·阿古利巴一样，我是神，我是英雄，我是哲学家，我是恶魔，我是全世界。这不过是一种拐弯抹角地说我不是的方式罢了。”在1945年，博尔赫斯说他最大的文学抱负是写一本书，写一页甚至只写一小段。它们只和读者有关，但和真实的博尔赫斯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艾丽西娅·胡拉多(出生于1922年)是小说家和博物学家，曾为博尔赫斯、W．H．哈得逊(W．H．Hudson)和格雷厄姆·坎宁安(Graham Cunninghame)写过传记。在1990年出版的回忆录《文字的世界》(El mundo de la palabra)第二卷中她梳理了自己与博尔赫斯的终身友谊。艾丽西娅·胡拉多神情严肃、面容姣好，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的一栋公寓里。它坐落于圣达菲大街和厄瓜多尔的拐角处，比奥迪·卡萨雷斯(Bioy Casares)和西尔维娜·奥坎波也曾在那里住过。博尔赫斯几乎每个晚上都在这里用餐和写作。艾丽西娅·胡拉多回忆了她初读博尔赫斯《杜撰集》时的激动心情。当她通过埃斯特拉·坎托(Estela Calato)与博尔赫斯相见时，她惊讶于博尔赫斯本人与她透过他的散文想象的他的样子之间的天壤之别。这是一个晃动着右手，羞涩腼腆，说话结巴，有着一张平凡而柔和面孔的盲人。然而，他的散文却干练有力，不做修饰，调动的全是奇特的形容词和动词。艾丽西娅·胡拉多写道，那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简洁。当时艾丽西娅·胡拉多32岁，博尔赫斯55岁。在他的余生，他们两人大约每周相见一次，这是一份没有肉体吸引的纯粹友谊。艾丽西娅·胡拉多是为数不多了解博尔赫斯过去的一个。女仆芬妮说她是他的知心朋友。博尔赫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他的小房间里摆放着一张简陋的床和一个小书架(上面没有一本书是他本人写的)。他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蔑视报纸和收音机，对足球运动(阿根廷人的激情)没有丝毫的概念，也从不自吹自擂。当西班牙女王发电报告诉他赢得1980年的塞万提斯奖时，博尔赫斯竟然问艾丽西娅·胡拉多：“索菲亚是谁？”在与博尔赫斯一起度过的日子里，最重要的是艾丽西娅·胡拉多重新点燃了博尔赫斯富有荒诞色彩的幽默和他那狂热的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式逻辑。艾丽西娅·胡拉多说，她和博尔赫斯在一起时的欢笑比她和其他任何人在一起的都要多得多。她回忆到，当博尔赫斯举行关于佛教的讲座时，庇隆曾派侦探去探查并要求汇报博尔赫斯讲座的内容，没想到这些侦探在讲座过程中竟然睡着了，因为博尔赫斯的讲座实在太枯燥无味了。

年轻时，他决心用手中的笔采描绘这个世界，但是在填满了帝国．高山、海湾、马匹和人类许多年之后，直至临死前他才意识到他“精心创造的线条之迷宫”描绘的正是他自己的形象。这是认识博尔赫斯的重要线索。

——詹森·威尔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