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外国卷）》中谈论的大师，皆为社科人文类，而不涉及自然科学类，且均为近世人物。原因是编者并不打算将其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只想展现近代人类人文精神的演进。尤其对近两个世纪的文化反思，对每个有精神要求的当代人都至关重要。

由祝勇主编的《重读大师（外国卷）》不仅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阅读《重读大师（外国卷）》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

卢梭 一种谎言的真诚说法

萨德 为萨德一辩

雪莱 雪莱的大空之爱

梭罗 瓦尔登湖的神话

 事关梭罗

托尔斯泰 且说托尔斯泰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叶芝 《幻象》中的幻象

罗曼·罗兰 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

 为什么封存五十年

高尔基 高尔基回国

普鲁斯 特虚幻普鲁斯特

罗素 让人为难的罗素

卡夫卡 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维特根斯坦 另一个维特根斯坦

布尔加科夫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巴乌斯托夫斯基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马雅可夫斯基 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

川端康成 猜测川端康成之死

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的现实

法捷耶夫 作家村里的枪声

奥斯特洛夫斯基 记恋冬妮娅

加缪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杜拉斯 杜拉斯，永远的野性

索尔仁尼琴 你从古拉格归来

罗伯-格里耶 越过界限，消除阴影与隔阂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之轻

本雅明 感谢本雅明

正像卢梭自己所常常喜欢强调的那样：“我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忏悔录》——这座语言大厦从一开始便注定了自身的构建特色，即整部书贯满了高度的真诚。

然而，自19世纪的卡莱尔一直至本世纪的解构主义批评在西方的盛极一时以来，卢梭的伟人品格以及《忏悔录》的真诚向度似乎渐渐显得有些羞怯难当、捉襟见肘了。如德·曼就认为，由于卢梭巧妙地运用了文学上的比喻语言，他的表面忏悔背后却充满着搪塞读者的假话，批评家囿于字面意义，只能跟着作者的表白看到他要真实忏悔的一面，却看不到作者巧用语言花招实现自我辩解和自我美化的另一面。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卢梭所一再表示的自己与任何人有多么的不同的观点，却几乎被任何一位拜读其书的人所珍爱；因为谁都认为自己跟卢梭的个性极为相似，毫无疑问，这正是掉进了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的淤泥中去而发生的现象，潜意识河流的热望显然在期待着我们的涉入。同时，我们认为，艺术文本作为一种象征载体时，必定暗含着某些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东西，那么，当卢梭以其忏悔的虔诚跪拜在至高无上的审判主面前时，是否也同样隐含着一方独特的象征空间来预示看某种超验的精神情绪之存在呢？

为了更便于象征意义的有效确立，这时，费希特的名言能够启发我们：“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种哲学，正因为他是这种人。”同样道理，卢梭的所言所行我们亦认为是其经验个性在其思想中打下烙印而导出的必然结果，所以，回到作家个性的解剖中去发现其存在的可能性不失为一条捷径。

卢梭一生无疑是颠沛流离苦难的一生。有人认为这是时代造成的，“他命定的不幸，我们可以说是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瘫痪，在那个时代，他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半瘫痪的”。①他刚一出生母亲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十岁时，以修理钟表为生计的父亲又因故被逐放他乡，留下孤苦伶仃的儿子自行谋生，到了十六岁，终于在无限苦闷的情形下只身离开了故乡日内瓦，长年漂泊到处流浪的生涯，使他充分地接触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人们的理智已经提醒过我们注意，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正在酝酿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暴动，社会上经济的凋敝和风气的败坏，资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以及小农田园梦想的基本破产等都使早熟的卢梭感慨万千，特别是在巴黎的一段生活对他影响尤其重大。由于自己的出身低微，加之感情与想象力的丰富，面对巴黎奢侈惯了的贵族大公们，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自卑感油然而生，以致养成他自尊心强、忧郁而敏感、高傲而腼腆、容易疑神疑鬼从而犹豫不决的性格特点，自己投身进去的这个社会“无论是人也好，礼仪也好，光彩夺目的生活也好，都是既感到高兴又为之痛苦，在那里感到别扭，总是不得舒畅”。此时，卢梭自卑感的表现形式却常常以一种极度蔑视令其自惭形秽的对象的态度而出现，按他自己的意思来说，乃是“面对出生于这个上流社会的笨蛋们那种从容不迫的翩翩风度而感到自愧弗如”。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位以其终生的热情来怀恋田园悠闲生活，提倡个性回复到原始纯朴境界的思想家其思维的根源，亦无非是作为自身的个体在现实生活强大的挤压下，一时找不到更好的生存方式而无所适从，最终四处逃避所导致的结果。1-3

《现代汉语词典》对“大师”的释义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简言之，成为大师，有两项条件：有造诣、被尊崇。于是，大师的存在，便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存在，而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存在。他们的存在，遮蔽着他人与群体，同时也遮蔽着历史。他们是以人类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的。芸芸众生死去，只有他们永生。思想的不朽与伟大愈发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渺小。人们确立了大师的话语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当人们试图透过对大师的解读逼近原始的历史，更发现历史已经被他们垄断。大师是山峰也是鸿沟。当我们站立在国家图书馆望不到首尾的书柜旁，我们会感到一种阅读的恐惧，读书越多，恐惧便越深，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思想都被表达过，所有的情感都被倾诉过了。当文学家面对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当哲学家面对庄子和尼采，当经济学家面对马克思和萨缪尔森，他们都可能染上一种疑难杂症——失语。像孔子说的：“予欲无言。”大师的存在足以令后人乱了方寸，就像婆婆怒目之下的小媳妇，不知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所有的新见都不过是末被揭露的重复，所有的正确都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我们已经失去了偏执一端向这个世界挑战的信心和勇气．我们预先就看到了那种挑战的徒劳与可笑。”我们实在不能断定大师的存在是成全了我们还是妨碍了我们。

朋友说：“纪念碑令我望而生畏。”这确是悖论。大师活水般的思想成为经典，其经典又在时间中风干成僵死的教条。对经典的阅读，永远都不可能是平等的交流。在阅读开始之前，阅读者便带有了明显的期待心理和意向性，而这种不平等又往往导致对思想的误读或者原意的遮蔽。然而，我们却大多是这样过来的，在自以为是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大师的改写。与其说是对真理的向往，不如说是对权威的崇拜——大师的名字成为符号，它使我们皈依了传统的拜物教。

也许，“反读”是抵抗投降的好方法。在我的印象中，是友人李书磊最早提出“反读”这个概念。若倒退二三十年，“反读”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假设——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在规定的情境下按照统一的理念解读大师，阅读这种纯粹的精神活动于是成为自由体操里面的“规定动作”，我们以为这样可以离大师越来越近，结果却恰恰相反——幸好今天的人们生存在思想开放、价值多元的历史时空里，今昔观念的差别，恰好可以使我们利用叙述立场和阅读立场的冲突，摆脱大师的“催眠”，使自我获得解救。“打倒一切”固然过激，但“怀疑一切”却大有必要。

如前所说，大师的叙述记录了人类的灵魂史，经典则是大师们的精神遗嘱，然而，对大师与经典的阅读效果，除了取决于原作的品质外，更取决于读者的品质。换句话说，大师思想的流动毕竟是相对的，而时代与读者的流动却是绝对的，以绝对看相对，我们感觉不出自身在变，反会觉得大师在“变”，他们在世人心目中所处的位置，除了与其本身的“含金置”有关外，更与阅读者的精神状况有关，即：所谓大师，实际上是经过了阐释的大师——这涉及到接受美学的范畴。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被某一代入奉为圭臬、顶礼膜拜的，到了另一个时代，很可能一钱不值，显得尴尬而可笑。这样讲可能极端了一些，但至少，大师的“季节性”变化却在所难免。比如高尔基、索尔仁尼琴、张爱玲等这些人物，二十年前的人们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绝不相同。因而我们说，大师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存在”。而后人超越了时代的困囿反观大师时，大师也已不再是个体化的大师，而是杂糅了复杂的历史信息的文化存在，在时间中经历着升值/贬值的自然过程。

于是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个理念。“重读大师”不仅仅是一种“动态”，更是一种“常态”——这样的“重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而就不会是一次性的，而应是时时发生的。我们在重读中领悟了历史的述说，在传统中寻找了“对应的力量与智慧”，在这种颇富“时间差”效果的重读中，后人不仅“打捞”和发现了已逝的英灵，更能发现自我，体会对既往的生命拥有裁判权的那份愉悦，体会到“现代人对历史的胜利”。

于是也便有了《重读大师》这两本书（中国卷和外国卷）。这两本书的编选，完全出于一种偶然的契机。当最初的动议得到圈子里几位朋友的一致支持后，便义无返顾了。我从一开始就有信心将它编成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所幸的是平日的阅读已经使我具有了“原始积累”，即使是回头重找，也毕竟是心中有数，同时开始以此为专题进行大范围的阅读，以补充视野里的盲点。当下中国优秀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为这两本书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以至于全部书稿完工的时候，心中真是充满喜悦与期待。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本集子谈论的大师，皆为社科人文类，而不涉及自然科学类，且均为近世人物。原因是编者并不打算将其变成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只想展现近代人类人文精神的演进。尤其对近两个世纪的文化反思，对每个有精神要求的当代人都至关重要。取舍尺度，一在见地，人云亦云者不取，授勋演说者不取，最好说些不流行的话，要个人视角，总之，要凸现“重读”的价值；二在写法，虽不强求行云流水，但一定要不枯涩，文体介于随笔与论文之间为最宜。如此，或可多吸引几位读者。向出版社捧出这两卷厚厚的书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既解说了历史，亦诠释了现在，既完成了对历史的追述，亦完成了对现时的叙述——我们把自身的精神状态，留在了历史的刻度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