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识于“五四”
1904年2月4日，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乳名“玉爱”。她的父亲邓庭忠当时在广西省做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员。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湖南长沙人，经过媒妁之言与邓庭忠结婚，随丈夫到了广西南宁，婚后生了邓颖超这个唯一的女儿。邓颖超3岁那年，她当镇台的父亲因为得罪了上司，被流放新疆，她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为谋生，1910年邓颖超随母亲从南宁辗转来到天津，靠母亲行医和做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后来得知，父亲在刑满回家的路上猝死他乡。
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是一位敢于反对封建习俗、性格刚强的知识女性，母亲自立自强的性格对邓颖超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母亲经常教导邓颖超，女子必须独立、自强才有出路。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起个人经历时，专门说到邓颖超的母亲。他说，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60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说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以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1912年，8岁的邓颖超随母亲又到了北京，入北京平民学校读书，受到学校创办人、校长陈翼龙革命思想的启蒙。1916年，12岁的邓颖超(当时名叫邓文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邓颖超在她的习作《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中写下“振起精神，谋国家之进步”的誓言，表现了她的报国之心。
“五四”时期，15岁的邓颖超投身到爱国运动的行列之中，她和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发起成立“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是讲演队长。后来她这样回忆：“当时我们这些青年都是爱国的，热情高涨，不顾一切，为反对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实现中国的改造，流血牺牲，被捕坐牢，以致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吴建宁采访了邓颖超天津直隶第一女师的同学梁岫尘。她说：“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到城东南角演讲，她怕群众听不清，于是就问附近的老大爷要桌子。桌子这么高她怎么上？我正在她旁边，她一撑我的胳膊，‘噌’的一下就上去了。她是大声疾呼，声泪俱下啊。这时候观众很多，都围上了。她越讲越激动，听众甚至都掉眼泪。”
那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一身学生装，胸前别着一枚圆形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徽章，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在天津学界已很有名气。一次，周恩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当时讲台上一位女学生正在讲演，她就是邓颖超。年仅15岁的邓颖超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的情况：代表团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们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军警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说：“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的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学生回答说：“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队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一个擅笔战，一个擅演讲，都是活跃人物，一开始相互就留下了印象。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接受吴建宁采访时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与她闲聊，讲起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邓颖超：“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说，哟，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英俊。她曾经看过周恩来主演的新剧。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南开又是个男校，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由于周恩来生得俊秀，先后扮演了《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其扮相很像，演技逼真。正是周恩来演的“华娥”一剧，使她早就记住了“周恩来”这个名字。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1919年9月，天津学界20名青年精英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生10名，女生10名。在结社时，他们通过抓阄排列序号。21岁的周恩来抓到5号，化名为“伍豪”；而年仅15岁的邓颖超抓到1号，名为“逸豪”。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周恩来还因此被捕入狱；在觉悟社内，他们又是志趣相投的战友。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人之常情，但那时他们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曾扮演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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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南京市首届“十大文化名人”评选结果揭晓，与此同时，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市档案局(馆)共同建设的“南京文化名人档案库”工作也正式启动。国内著名的电视纪录片编导、时任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的吴建宁同志荣获首眉“十大文化名人”称号后，他的部分档案被首批征集进南京市档案馆。
吴建宁拍摄过十几部国家级重大题材的电视纪录片，其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吴建宁同志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全国优秀电视艺术工作者。首批征集进馆的档案是吴建宁几十年来从事电视纪录片工作的真实记录，这些档案不仅见证了他在我国电视纪录片领域里辛勤耕耘，取得骄人成绩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及南京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许多重要人物的喜怒哀乐。
2009年，南京市档案局(馆)与吴建宁同志协商，确定利用其工作中形成的相关档案，撰写《镜头里的记忆》一书，并将此选题列入了南京市档案局“开启记忆之门——档案编研重点工程”之中。
之后，我们邀请了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黄慧英同志担纲此书的写作任务。此后黄慧英同志专心此书的写作，为此推掉了其他约稿，除了对吴建宁进行了10多次采访外，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书稿的完成付出了心血。吴建宁同志工作繁忙，但他百忙中认真审阅、修改了书稿，对此书立意的确立、风格的把握、史实的考证，甚至是文字的推敲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并且提供了大量珍贵、鲜活的照片，其认真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给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备方面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南京市档案局的领导为此书的编写、出版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对此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将军是我国电视纪录片的领军人，虽然公务繁忙，仍然拔冗为此书作序；南京市档案局的丁枫、王晓燕、丛伟、刘峰、陈阳林、李兆梅、夏蓓、姜海参与了本书的校对工作。在此，对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编写、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发行，能够唤起社会各界名人的档案意识，把自己丰富的档案捐赠给“南京名人档案库”，我们将在妥善保管的基础上，利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源，打造出更多、更好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档案文化产品，实现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开发利用的新突破，为南京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做出新贡献。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该书的编写和编辑工作肯定有挂一漏万的遗憾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效礼
一部介绍纪录片人吴建宁的书《镜头里的记忆》就要付梓了，细读书稿内容，端详一幅幅吴建宁在国内外拍摄纪录片的照片瞬间，一种欣慰油然而生。纪录片的国家记忆是重大题材，难度很大，一位地方电视台的纪录片人何以攀登这座高山，并且二十多年目标一贯，始终如一？是如何为我们这个国家、为一代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忆的呢？
长期以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等重大奖项的评比活动中，常常能看到吴建宁领军摄制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记住了吴建宁这个名字。纪录片人是忙碌的、满世界跑的，吴建宁也不例外。直到2001年在全国的一次纪录片交流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吴建宁，他坐在台下听讲座，当时他已经获得过三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个工程”奖。
在我的印象里，吴建宁总是那样好学又乐于钻研，不知疲倦、一部接着一部地拍摄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不事张扬，静静做事，脚踏实地通过作品与生活对话。由他担纲总编导的五集纪录片《风雨钟山路》通过南京解放、新中国诞生的风雨历程，告诉人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访问了包括张学良将军在内的一批重要历史见证人；八集纪录片《血脉》用海峡两岸一个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对接，在生理血脉的透析中解读中华文化的血脉，呼唤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八集纪录片《郑和下西洋》表现了礼仪之邦的中国“和为贵”的民族性，把一个历史久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航海科技、国际关系等复杂内容的题材，做得十分生动好看；四集纪录片《见证南京大屠杀》用铁的事实将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的罪恶固化；六集纪录片《奠基——老一辈革命家与新中国体育》又以雄辩的事实告诉人们，新中国是如何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成为世界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让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为拍片、为工作，我已记不清来过江苏多少次了。这是一个经济大省，更是一个文化强省。我曾在业内许多场合说过，纪录片是江苏和南京的名片。长期的纪录片创作的高频率、高成功率，能形成一个区域的文化品格。大型纪录片的创作生产，就是用作品做“历史的书记官”，这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
2003年，在中国电视金鹰奖20周年的颁奖盛典上，我再次见到吴建宁。我和吴建宁还有四川的彭辉，同时获得中国电视金鹰奖20年“突出成就奖”。当我们一同走向领奖台时，我为这两位年轻人而感到高兴。在这之后，吴建宁没有停步，他又获得一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电视金鹰奖”特等奖、最佳作品奖、优秀作品奖，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内外大奖，还被评为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
重大题材作品的创作是一件有益社会、造福子孙的工程。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很多被世界所称赞的美好事物，但也有不少电视作品展现的是一些个别的、边缘化的东西，甚至是丑恶的东西，为了博得某些猎奇的目光，或被经济利益所驱使，作品低俗、媚俗，忽略了我们中华民族和谐、健康的主流文化。
如何去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去复兴我们的精神家园？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的很多宝贵财富开发出来，用它来塑造中国的形象，表现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力量，在我们的作品里传达我们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所谓主流价值观，它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所谓现代，就是经过我们民族近百年来不屈不挠的奋斗、反抗，提炼出的一种主流文化的精神；所谓传统，就是历经几千年的考验，证明它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全人类的财富。
创作纪录片需要耐得住寂寞，勇于吃苦，不断奉献并牺牲许多个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的一项艰苦的事业。有人把电视纪录片比做电视节目中的“贵族”。我认为，所谓“贵族”，贵就贵在纪录片是有思想的、善于思辨的人做的事，而吴建宁正是这样一位孜孜以求、耐得住寂寞、甘于奉献、不断追求社会价值的人。
一部部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作品，在教育观众之前，首先触动和教育的是创作者本人。纪录片工作者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感悟，不能想象他能够去发现生活里的真善美。
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丰富的题材，飞速发展的社会给我们无限的创作激情，思想解放又使我们表现生活的手法多样化。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扶持纪录片的创作，不仅仅是江苏的同志们，更是全国的纪录片工作者。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
《镜头里的记忆(开启记忆之门)》简介：如何去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去复兴我们的精神家园？这就需要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的很多宝贵财富开发出来，用它来塑造中国的形象，表现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力量，在我们的作品里传达我们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黄慧英所著的《镜头里的记忆(开启记忆之门)》内容包括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交官约翰·谢伟恩采访记、日军“百人斩”凶刀的追踪采访、记西哈努克亲王，采访张学良等。
黄慧英所著的《镜头里的记忆(开启记忆之门)》是南京档案局重点编研项目《开启记忆之门》丛书中的一本。本书内容包括了周恩来与邓颖超、外交官约翰·谢伟恩采访记、日军“百人斩”凶刀的追踪采访、记西哈努克亲王，采访张学良等。全书文笔细腻，以镜头为线索，重现了一帧帧历史，定格聚集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将这些历史和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