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编辑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向学者约稿，就像记者可以采访名人一样。我和钟老的相识，就是因我主动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时间是1998年的开春，那时我正在紧张地主编《学林春秋》一书。当时我已经组织了很多位老先生的稿子，但后来一查却缺了钟老，这就等于说在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中缺掉了“民俗学研究”这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钟先生一向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民俗学研究之父”。尽管他那时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我还是叩响了他家的宅门。
没想到初次见面，钟先生便对我的想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这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因为20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了，需要有人来抓。就拿我所从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来说吧，已经走过了整整八十个年头了，我确实有一些话要说。你这次来约我写这方面的稿子，我一定会写的。”就这样，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约稿。
过了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我便收到了他撰写的两万四千多字的长文——《我与中国民俗学》。他在文中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民俗学研究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涉及到该学科经历过的每一个阶段。钟先生做了大量的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全身心地参与和开拓，就没有中国民俗学研究事业兴旺发达的今天。钟先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已经七十多年了。虽然所经历的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进步，但一下子达到豁然贯通境地的事情是没有的。学问、思想的进步，主要要凭不断地积累，而不是‘弹指楼台’。我现在所悟到的一些道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常对同志们说，我现在的一些比较成熟的意见，是多年来学习、探索的结果。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他们在态度上有些急躁，希望一夜之间学问就成熟了。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正常的态度。它忽视了学术成长的必需历程，只能是一种空想，一种虚幻之花。我要以过来人的身份，诚恳地告戒他们：只有服从规律，才能获得成功！”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揭示了积累和成功的规律。是钟老留给广大后学的宝贵的治学经验。
记得当我把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学林春秋》送到钟老手上时，他拿过书认真地翻看后，对我说：“真是出得又快又好！有时候干事情，不一定人多就好。你编这部书就你一个人吧，要是一个集体，反而不见得能编好。人多意见不容易统一，你想这么编，他想那么编，劲使不到一处，有时还互相掣肘。一个人虽然力量有限，但当你把力量发挥到极致，力量就是很大的。”我知道钟先生是在鼓励我，其实他本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以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在指导多达十几名博士生，还要关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还要挤出时间写文章。对比
到了2001年的夏天，听学术界的朋友说，明年有关方面要给钟老庆祝百年华诞。其时，我正在主编一套学术丛书，名日“名家心语”，已经出版了几位老先生的著作，反响很好。何不干脆请钟老编一本，以祝贺他老人家的百岁华诞。我向他谈了我的想法，他听后非常高兴，说他也正有此意。真可谓是一拍即合。不过，因他老人家此时身体已不太好，不久即住进友谊医院，故嘱我同他的两个博士生董晓萍和杨利慧联系具体编选事宜和要求。我曾明确提出希望能收入一些钟老新近创作尚未发表过的作品，他欣然同意。现在看来，这一要求对一位年近百岁且又患病住院的老人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可他却真的这样做了。如收入书中的《祝贺中大“现代社会与民俗文化传统”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一文，就是他老人家在病房中口述的；《对“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训”研讨会成员的讲话》一文，是他抱病在医院的会客室为参加会议的人做的专题讲话稿。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经常是下班后把稿子拿回家晚上接着看；校样打出来后，我和杨利慧博士两人各拿一半，看完后互相交换，为的是能抢出一些时问来，好给老人带去安慰和快乐。在此期间，钟老的病情又有发展，但他的神志很清楚，十分关注该书的进展。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劳作，该书的样书终于在2002年1月9日送到我的办公室。我一接到，只是快速地翻阅了一遍，便叫来快递急忙送给杨利慧博士。我已同她在电话中说好，她一拿到书就马上赶往医院交给钟老。杨博士是当天下午五点多钟赶到医院的。晚上八点左右，她打电话告诉我：“钟老看到了新书《婪尾集》，非常高兴，非常喜欢。他特别嘱我带话给你，对你为该书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P3-5
作为一个编辑，我是幸运的，因为我一开始投身编辑工作就进入了中华书局。这可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出版社，成立于1912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1949年后，中华书局先后出版过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古籍整理类图书，聚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作者队伍。记得刚刚入局不久，看到中华出版的图书，作者都是钱锺书、王力、王季思、周祖谟、胡厚宣、王仲荦、唐长孺、唐圭璋、缪钺、邓广铭、周一良、张政娘、罗尔纲等大名鼎鼎的学者，我当时就想：原来他们都是中华的作者啊！我何时才能认识他们啊！不久，机会就来了。
1985年，中华书局决定在第二年创办一个新的学术书评刊物——《书品》，由我负责编辑工作。这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舞台，更重要的是给我提供了直接和这些大师接触的机会。因为《书品》是专门品评和介绍中华版图书的书评刊物，而中华版图书包括文、史、哲各个方面，也就是说我应该和方方面面的学者打交道，而不像在编辑室仅仅只和某一方面的学者打交道，我可以直接约他们为《书品》撰稿。在编辑《书品》的七年中，我先后和许多大师级学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我除了经常去拜访他们外，还和他们特别是外地的学者保持书信联系。就这样，这本小小的杂志先后刊发了许多著名学者撰写的重要文章，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1992年底，因工作需要，我调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负责参与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工作。古籍小组的办事机构就设在中华书局，办公地点并没有变，只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小组的机关刊物，是一本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大杂志，较之《书品》，任务更重了，接触面也更大了。也就是说，这个舞台更大了，我可以和更多的作者接触了。事实也确是如此，我在编辑《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近七年当中，又同更多的学界名家建立了友谊。其实，办杂志是很辛苦的，但也最能锻炼人，也最有收获。我能同这么多的前辈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就是我最大的收获。这收获不仅体现在，由于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在编辑工作方面有了一些进步和成绩，除了较好地完成了编杂志的工作，还先后主编出版了六卷本的《学林春秋》、三卷本的《学林往事》和二十册“名家心语”丛书。更重要的是在这么多年的接触当中，他们的人格、信念、学识和甘为学术献身的精神都给我以深深的教育和影响，是他们在教我做人和做事。
只是余生也晚，我同他们认识时，大都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先生了。自然规律最是无情，接下来的就是“哲人其萎”的事实，很多大师先后驾鹤西去，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缺少真正的大师的时代。我自然就会回忆起同前辈们接触中的一些往事：百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拿到我给他赶制出版的《婪尾集》样书时的欣慰之情；我陪九十几岁高龄的顾廷龙先生去中国历史博物馆查阅吴大激信札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103岁的周有光先生同我谈起当今国际国内发生的大事时不仅了然于胸且颇有见地；生病住院的邓广铭先生还惦记着回家给我写《我和宋史》；迎来百岁华诞的吴宗济先生谈起他在“干校”时的经历：张岱年先生那间小小的书房兼会客室；杨向奎先生说起那些趣闻逸事；钱锺书先生轻声地告诉我他是第四次读《大藏经》；季羡林先生面对五十家出版社的激烈竞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君子一诺”：胡厚宣先生临终前还在赶写《我和甲骨文》；张政娘先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要写的文章题目连同资料送给求教者：启功先生娓娓道来他“投笔从戎”的经历；史念海先生要我多催着点他才能写出文章来：周一良先生告诉我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写；马学良先生深情回忆他的老师李方桂和丁声树；程千帆先生谈到匡亚明老不禁动容；王世襄先生席间如何指导厨师做菜；周祖谟先生那中关园280号住宅：杨志玖先生对马可波罗的一往情深；赵俪生先生对我的表扬和批评；李慎之先生的侃侃而谈足以启人心智；赵守俨先生的开明领导让我干劲倍增……这些往事在我的脑子里不知过了有多少遍，前辈们的音容笑貌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那些逝去的大师都是不世出的人物，尽管我在他们生前抢救出了《学林春秋》、《学林往事》和“名家心语”丛书，但他们的离去，确是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无法弥补的损失。为了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多了解这些大师们的贡献和风采，我想我应该把我同他们的接触如实地记述下来。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对他们的学术贡献知之甚少，文中只是记录了我看到的大师和听到的大师的谈话，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他们的一个侧面，故将拙作定名为《大师的侧影》。
在最初考虑出版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华书局，因为我是中华培养出来的，我写的这些人和事也都和中华密不可分。副总编辑徐俊听了我的介绍后，当即表示接受出版，令我十分感动。真是亲不亲，“娘家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些年来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之所以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是与这些大师级的学者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学问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做人和做事。谨以此书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2009年1月16日夜于京北传薪斋
自然规律最是无情，接下来的就是“哲人其萎”的事实，很多大师先后驾鹤西去，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缺少真正的大师的时代。为了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多了解大师们的贡献和风采，作者把同他们的接触如实地记述下来编成本书，内容包括《给钟敬文先生出最后一本书》、《我和顾廷龙先生的友谊》和《我和邓广铭先生的一些交往》等32篇文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者任中华书局《书品》编辑期间，结识了启功、钱锺书、周一良、程千帆等老一辈著名学者，深为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所感动。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华如逝水，这些可敬的文化老人大多已经故世，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也渐渐远去。就在这一年里，作者提笔写下了与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交往，再现了他们朴实而卓越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