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他十岁开始学习小提琴，曾赴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跟随音乐大师保罗?兴德米特学习作曲理论，1951年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1956年参与创办指挥系，任教授、系主任，执教三十余年，桃李满天下。

黄飞立的口述史《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书中讲述了一位音乐家的成长故事和传奇经历。读者会通过上一辈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和执著、他们的音乐表演天赋和非凡技巧、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人生波澜、他们的理想和友谊，以及他们对音乐表现力最高境界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在更深层次上理解音乐之妙和人生之美。

我是十岁以后才开始正式学音乐的。那天，我的远房舅舅到上海来，父亲陪他去办货，于是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给我买一支长笛。可是等父亲回来，发现他买的是一把小提琴——也许是小提琴的价钱更便宜吧，不知道，呵呵，那就学呗。

我家五个兄弟姐妹都会乐器，大姐学钢琴，二姐学小提琴，妹妹在上海音专学钢琴，弟弟后来是学大提琴和声乐。那时候，许多亲戚朋友都主张我考上海音专，但我不愿意，因为我的志向是要做医生的，像Livingstone那样，治病救人。

那时候，我报考了燕京大学生物系，那是协和医学院的预科，并且已经考取了。但是不久，卢沟桥事件爆发，母亲不让我去，只好留在沪江生物系念医预科。没想到仗一直打下去，直到我1941年毕业，上海依然沦陷。

二十六岁那年，忽然意识到：我这辈子大概是做不成医生了。

上帝送我一把小提琴

 Ⅰ．以马内利

 Ⅱ．敬礼，童子军

 Ⅲ．我想学长笛，父亲买来一把小提琴

 Ⅳ．我想当医生，上帝说：“不，你去搞音乐。”

 Ⅴ．告别上海

 Ⅵ．在路上

 Ⅶ．一笑回头问吉山

1．国立福建音专的三个新老师

2．立记茶室

3．记Nicoloff与蔡校长

4．“妈妈，Nicoloff又来啦！”

5．记卢前校长

6．记我的离开

 Ⅷ．又在路上

 Ⅸ．聪明人俱乐部

 Ⅹ．赚钱、赚钱、赚钱

 Ⅺ．耶鲁大学记事

 Ⅻ．高压锅、打字机与电熨斗

 ⅩⅢ．在天津

1．难得的“土改”良机

2．记苏联专家

3．“就是你，你就是指挥系主任”

4．哦，今天又打倒谁了

5．管弦系做木工活，指挥系办造纸厂

 ⅩⅣ．在北京

1．南线阁忆旧

2．从《嘎达梅林》到《红色娘子军》

3．“我是牛鬼蛇神”

4．清风店琐记

5．复校了

发烫的青春

 Ⅰ．马思聪、父亲和我

 Ⅱ．安伦小子

 Ⅲ．指挥系里的一级运动员

 Ⅳ．Cetto，cello

上帝，也送我一把小提琴(后记)

我的母亲正相反，她是封建大家族出身，祖辈在宁波。我的曾曾外祖父是个钦差大臣，做过清朝驻广州的盐运使，那是个肥差，所以很有钱。后来广州有两个出名的百万富豪，其中的“王百万”指的就是我曾外祖父，据母亲说，她小时候用的杯子、吃饭的碗都是金做的。但是到我外祖父的时候败家了，因为赌钱。曾经有一次，他一个晚上就把广州整整一条街给输掉了——叫高第街，专门做鞋子生意的，现在也很有名，结果一个晚上就归别人了。所以从我外祖父起，就破落了。

我的母亲思想比较开放，给自己放了大脚，而且从家庭里出走，到上海给一个医生做帮手，学了一点西医。但那个医生对她剥削得厉害，于是她又出走，到日本学医，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些人。原来她叫王素波，留学时受新思想的影响，给自己改了名字，叫王翰芙，取“汉虎”的谐音。回国后，母亲大概是在教会里和父亲认识的，后来在培正女子小学做教务主任，也教过家政课。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小孩，上面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那时候广州有好几个教会学校，比如培正、培英。我上的是培正小学，校歌现在还记得：“培正培正何光荣，教育生涯惨淡营，培后进兮其素志，正轨道兮树风声，……”另外还有培道女中、真光女中、协和女师等等女校，当时都很有名。解放后，培正、培道改成了广州市第七中学，培英改成第八中学，直到80年代恢复了一些校名，其他的大概就没有了。

1927年我十岁，母亲因为和合监意见不合，辞职不干了，带我二姐先去了上海。一年以后，父亲和我们几个小孩也过去，坐一条招商局的轮船，把所有的红木家具都搬上。那时我的年纪小，但表现得很smaIrt，给箱子、家具编了号，清点起来很方便，一件都没丢。到了上海，我们家就住在闸北一条铁路的旁边，不久，北伐的军队打过来，他们的火车进上海我都有看到。家里一个男佣可能是冒充上海的工人或者怎样，北伐军缴械时，他也去了，并且扛了一挺机关枪回来，把我妈妈吓了一跳，让他赶紧拿走。这是我对北伐军的一点点印象。

父亲在教会办的《真光》杂志里做主编，为了生存，母亲也挂招牌当医生。没过多久，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伍廷芳的儿子伍梯云做了外交部长，又把我父亲拉去做秘书。父亲在南京干了两三年，期间不断地换部长，伍梯云下台后，父亲离开了一阵，后来又被孙科拉去做秘书。

父亲和孙科以前就认识。过去在广州海边的大衾岛上，教会办了一个麻风医院，在我六七岁左右、父亲做总干事的时候，教会派他和一个传教士到美国为大衾岛募捐，那次打的就是孙科的头牌。后来教会为大衾岛第二次募捐，又派我父亲操办这个事情，还是请孙科领头。当时，孙科在南京做铁道部部长，想拉父亲做秘书，可是父亲不喜欢做官，等募捐的事完了就想离开。于是孙科安排父亲在上海的铁路局做专员，负责京沪、沪杭甬的铁路线(按：“甬”为宁波简称)。所谓“专员”大概就是什么事情都管，也可以什么都不管，具体我就不大清楚了。

母亲做小儿科的大夫，行医几年，总觉得责任很大，经常失眠，所以几年后就不干了，做家庭主妇。父亲在国民政府里做“简任官员”，那是比较高级别的，相当于现在司局级以上、副部之下的一个级别，所以拿的工资不少，家庭境况好许多，供得起我们五个小孩念比较好的学校。大姐、二姐和我都在沪江大学读书，妹妹在上海音专学钢琴，弟弟先是在圣约翰大学读经济，后来也转到了上海音专，大概是学大提琴或者声乐。当时教会学校很贵的，比如我在沪江读书，一年要三百多块，那么几个孩子加起来，家里负担还是蛮重的。到了每年交学费的时候，母亲都要在那里算半天，就是说，也并不那么痛快。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