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部长篇小说。作者用触目惊心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婚姻悲剧。陈学士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他经历了父亲、妻子、堂兄的背叛，在生不如死中煎熬，在煎熬中生不如死。痛定思痛，他给自己设计了四条路：或自杀，或离婚，或出家，或隐居。可是作为孩子的父亲，责任重过一切。他始终不忘心中的信念，忍辱负重，坚忍前行。

这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婚姻悲剧。

说不清的是是非非，道不尽的恩恩怨怨！曹公在《石头记》开篇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部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知读者朋友能否理解本书作者的“其中味”？

第一章 日子

第二章 家丑

第三章 兄弟

第四章 孝道

第五章 报复

第六章 控诉

第七章 逃避

第八章 伤逝

后记

陈学士很快就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在陈村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按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个大男人结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陈学士不同，陈学士在村里所有人的眼里是“城里人”“老师”“大作家”“大记者”，传说他老丈人还是县长呢……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呢？其实，大家奇怪的并不是他的结婚不结婚，而是他娶的居然不是县长家的闺女或者是哪一个吃商品粮的闺女，而是他一家子婶婶的亲妹子—_甭说没出“五服”了，连“三服”都还没出呢，那闺女长得也不咋着，又不识啥字儿——连小学都没上完啊，真不知道学士这个死憨子是咋想的，这还不算，最主要的是这样一来辈分不就乱套了吗？婶婶变成了“妻姐”，叔叔变成了“条串”(豫西方言，即连襟，指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之间的关系)，以后可该咋着叫啊？

——有人就调侃说：咋着叫？乱叫呗，或者打哈哈呀。

——但你总不能乱叫或打哈哈一辈子吧！

——这个死憨子，喝了啥迷魂汤了吧？

陈学士没有喝啥迷魂汤，他清醒着呢，也正是因为他清醒着呢，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吧。只是在一个人独处时，他常常会冷不丁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究竟算什么人？”

他无法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是呀，他是谁？他究竟算什么人？

“城里人”“老师”“大作家”“大记者”是村里人的说法，这是因为他是在县城教学的，是县广播站、县报社的特约记者，偶尔也会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眼羡。但真正的“城里人”“老师”“大作家”“大记者”根本看不起他，甚至会时不时的给他白眼，让他难堪。“城里人”认为他并不是吃商品粮的，连“合同制”或“亦工亦农”也不是，只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是农民就不是城里人。“老师”认为他只是聘请的“临时代课的”，既不是吃商品粮的，又没有民师指标，充其量是编外老师，既是“编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老师(当时的老师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立老师，也就是吃商品粮的老师；一种是民办老师，在县里有“指标”，将来有可能转成公立老师)，说白了就是来学校要饭吃的农民。“大作家”“大记者”就更不用提了，文人相轻，何况他写的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要说“大作家”“大记者”了，就是“小作家”“小记者”的边也沾不上。这就决定了他的处境是何等_的尴尬。可以这么说，在当时，是不是吃商品粮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唯一标准，那些吃商品粮的甚至“合同制”或“亦工亦农”的人自觉高人一等，是绝对看不起农民的，而农民又恰恰是贴在陈学士身上的标签，想揭也揭不掉，又如何会被城里人所看得起呢？如果哪个农民子女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揭掉了身上的农民标签也会很快忘本，变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现在的问题是，陈学士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民，他并没有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站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地给学生上课，并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城里人”的轻贱鄙视，愤然撂挑子不干，没想到就在他正要离开时，他教过的学生会全部涌出教室，冲出学校，男生站在公路中间挡住汽车，不让汽车开动，女生站在一边痛哭流涕……陈学士感动得泪流满面，发誓要善待学生，好好教学，但这并没有改变他“来学校要饭吃”的身份，他仍然会时不时地问自己：“我是谁？我究竟算什么人？”当时，他的一个同学曾笑着说：“你究竟算什么人？叫我说你算是穿着皮鞋的农民！”陈学士苦笑。穿着皮鞋的农民？农民有皮鞋穿么？农民会穿皮鞋么？穿着皮鞋还咋着犁地、耙地、种地、抢收？不可能的事嘛。再说自己也没有皮鞋穿啊。当时皮鞋可是城里人的专利，穿在脚上趾高气扬，走起路来嚓嚓声响，很是优越，很是嚣张,很是不可一世。换言之，在当时，是农民就不可能穿皮鞋，穿上了皮鞋就不可能是农民。直到若干年后，当“农民工”一词家喻户晓时，陈学士才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被城里人轻贱、歧视、白眼、欺侮而又时时处处离不了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话说回来，陈学士在县城还是小有名气的，主要是他的课讲得好，每年他教的班的升学率又总是稳居全县第一，金杯银杯不如学生和家长的口碑——众口称赞，想不出名都难，因此当时喜欢陈学士的女孩子还是很多的，都是城里人，吃商品粮的，但当她们知道陈学士居然不是吃商品粮的时候，一个一个地就显示出了鄙夷不屑，包括那位同他恋得火热的同学——县长家的千金小姐，也“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些，婶婶都一清二楚，因为陈学士有啥事儿都喜欢跟这个婶婶说。婶婶也给他说过几个媳妇，都没说成，主要是他不愿意，为啥不愿意，他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反正就是不愿意。随着年龄的_天天长大，一家人都为他着急犯愁起来——俗话说挑三拣四贻误终身，将来寻不着媳妇咋办？这天，婶婶专门找到陈学士，说：“学娃，我说你也甭再挑三拣四啦，现在寻媳妇还是要寻一个能做活的，我把俺妹子说给你算了，俺那妹子长得可墩札了，做活可是通有劲来着，那些看上去白白净净的，实际上都是花衣裳架子，中看不中用啊。你也出不了四两力，不寻个能做活的中不中？你要是娶了俺妹子，将来地里有啥活了我跟你叔也好替你做，你就教你的学享你的福啦。”陈学士想想也是，就答应了。不答应又咋着？这都是命啊。

在婶婶的安排下，陈学士和婶婶的妹子见了一面，婚事就算定下来了。

婶婶的妹子叫秦雪莲，秦寨人。秦寨离陈村不远，从陈村往南，翻过摩天岭再走三里地就到了。秦寨人都姓秦，没有杂姓，据说其先祖的先祖是秦桧的后人，秦桧害死岳爷爷后民间义士纷纷起而杀之，杀不了秦桧本人就找其后人的晦气，其后人只好四处躲藏，有几个人躲到了摩天岭上，隐姓埋名定居下来，刚开始都不敢声张，正是“人于宋后羞称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此过了几代才慢慢公开了姓氏，但谁都不承认自己是秦桧的后人，即使现在，若有人问起秦寨的人您姓啥，秦寨的人也都是胸脯一挺，自豪地说：“秦——秦始皇的秦！”好像秦始皇的“秦”和秦桧的“秦”不是一个“秦”一样。陈学士对什么始皇“秦”或是秦桧“秦”并不感兴趣，反正都是“秦”嘛。他感兴趣的是秦雪莲，诚如婶婶所说，雪莲长得很墩札，除此之外可能再也找不到长相方面的优点了，不像是高山上的雪莲，“绿茎碧叶好颜色”“夜掩朝开多异香”“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陈学士有时会想，人怎么长得跟名字大相径庭呢？转而又想，农村人，都是种地的，中看不中看有啥差别？关键是要中用，再说了现在的闺女已经不是过去的闺女了，只要人家不嫌弃咱已经是烧高香了，咱还有啥好说的？

按当地习俗，陈学士给秦雪莲封了一个一百一十块的“封”(即红包，有的地方叫利是)，寓意“百里挑一”，然后带她逛了县城，想再给她买点东西或像样的衣服什么的，可惜两人逛了半天，也没买成啥，只是花了两块钱买了块枣红色顶巾。秦雪莲说：“看来看去就这东西实惠，冬天包在头上不冷。”这让陈学士大发感慨，认为秦雪莲真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不像有的闺女，啥东西都想要，啥东西都想买，还振振有词地说啥“现在不占点就不中，到时候想占还占不住呢。”吃饭时陈学士喝了点杜康酒，他要秦雪莲也喝点，秦雪莲说不会喝，喝酒是男人的事儿，闺女家咋会喝酒呢，你能喝就喝吧，甭喝醉就中了。陈学士就自己放开喝了，也没敢喝多少，喝到了五六成吧。他的想法是酒壮人胆——当然不是有啥非分之想，而是……比如说散散步、牵牵手什么的，也算是有了点儿浪漫情调吧，不然，不是白在县城混了？可惜秦雪莲浪漫不起来，她见陈学士要拉她的手，赶紧说：“可不敢，可不敢，你不知道呀，俺村有一个闺女还没过门呢，也不过是去地做活时跟男方走的近了点儿，就被人指指戳戳的，他爹气得抓起笤帚疙瘩就往死里打。在俺那儿，不说别的啥，门前门后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淹死。”陈学士只好悻悻作罢。他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想，真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啊。  又过了一个月，婶婶给他捎来了两对新鞋，是秦雪莲亲手做的，千层底，一针一线，针针细密，尤其是鞋底上绾的疙瘩，好看结实，耐穿着呢。陈学士想象着秦雪莲白天坐在树阴下、晚上坐在灯光下“丝椤丝椤”纳鞋底、上鞋帮的情形，多少有点儿激动，情不自禁地把新鞋穿上，走了几步，很可脚，很舒服。侄子侄女看着地上的鞋印，哇哇大叫：“快来看呀，快来看呀，俺叔穿的新鞋还是疙瘩底呢。”引得大人们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着对未来媳妇的满意——中啊，一看就知道是做活的好手，这回学士可是有得福享了。

P1-3

2001年写完《错乱》，我像是死过一次一样，以至于小说出版后，还会边看边流泪，那摧残的肉体，扭曲的灵魂，血淋淋的黑幕，赤裸裸的世相，让人触目惊心。

2003年写完《裂变》，又像是死过一次一样，以至于后来每修改一次就像又死过了一次，那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愈演愈烈的猜忌和折腾，使我几欲自杀，差一点精神崩溃。

现在，我终于写完了《刺心》，也不知道崩溃了几次，死过了几次，其实，不要说写作了，即使翻翻过去的日记，回顾所遭受的一切，就像是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轮回。

女儿曾发短消息说：“爸，如果回忆是痛苦的，就别再去揭那已凝结的疤了。让一切沉封吧，忘掉伤痛，记住快乐！”

女儿说的无疑是对的，可惜我做不到。回忆固然痛苦，但若麻木不仁到连回忆也没有了，毋宁死去！

我写的都是悲剧，都很沉重。这与我的为人处事好像格格不入。工作中，与同事朋友的交往中，我是很阳光的一个人，可以说有我的地方就会有欢声笑语，有人甚至戏称我是。“活宝”。但当我把灯光调暗(我不习惯在太亮的灯光下思考和写作)，寂寞独坐，或敲击键盘时，我的心里又非常非常地灰暗，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就会涌上心头，以致不能自抑。我知道，骨子里我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但愿有一天我能突破自己，写出读者朋友期待的喜剧作品来。

刚开始写作时总是偷偷摸摸的，生怕上司知道后会说我不务正业，甚至炒我的鱿鱼，《错乱》公开出版发行后也没敢声张，一直捂着藏着，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上司——时任东莞木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王子祯先生得知我在写小说，关心地询问状况，我才在忐忑不安中送了一本书给他，没想到王副总很快就看完了，还专门找我谈了两个多小时，探讨写作问题，并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打消了我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王副总还第一次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帮我正名，指出“蔚”在姓氏中读yu，不读wei，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这一点，而我则总是将错就错，读yu也好，读w6i也好，统统应答。王副总说：“这样是不对的，人要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读错了就应该及时纠正。”

当然，关心我的还有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他们给我写信，打电话，发邮件，提供资料，谈心得体会，提修改建议，鞭策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比如曾任甘肃省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公安厅厅长、时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的蔚振忠先生不仅赠送我他的诗词选《往事如新》和《蔚姓广谱》(十五卷)，还题词鼓励我：“喜天增岁月，祝君添福财；笔耕终不辍，写出万象来。”再比如我的同事刘绿华女士，不仅给我提供了很多创作素材，还第一个看了《刺心》草稿，然后非常诚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从谋篇布局到具体细节，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我认为很好，很有见地，一一采纳，对小说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刺心》能够出版，刘绿华女士功不可没！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列举了。

我感恩。感恩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爱我恨我折腾我伤害我的人，感恩上天赐予我的一切不幸、苦难和些许的快乐。

我将继续努力写作，用笨拙的笔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许有一天一不小心就写出了现代版的《红楼梦》呢！

贾平凹在谈及文学不应丢失“大道”时说：“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狠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中国人生活得可能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任何时候，人类的生存都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重要的是在困境中突破。”可惜我目前的功力还不够，达不到如此境界，但我会努力的！  祝福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