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最具争议性的出版物之一，本书一经出版，就被翻译成25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热议。作者用犀利的语言、亲身的经历、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有关全球经济政策前所未有的窗户。本书从全球化的视角，既有对东亚危机的剖析，又有对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改革的考察，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如果您迷惑于扑朔迷离的经济，如果您对全球化怀有质疑，如果您想揭开国际组织的神秘面纱，驻足书香，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这本敏锐．有深刻见解的著作解释了全球经济政策巨大的缺陷，是关注全球经济未来的读者的必读作品。

作为一位局内人，斯蒂格利茨曾先后在白宫和世界银行任职，亲眼目睹了全球化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这些国家的穷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他公开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财政部，指出它们往往根据意识形态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把华尔街的利益放在贫困国家的利益之上，给寻求资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标准”的解决方案，而不考虑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何种影响。

IMF推销的经验常南辕北辙。那些“听话”的穷国，失去了增长资本，即便增长出现时，经济利益也被权势阶层取走了。另外一些国家“不服管”，根据常识行事，反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斯蒂格利茨基于自己的经历撰写了本书，旨在引发公开的辩论，并倡导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制定的民主和透明。

在全球经济徘徊在十字路口之际，在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呼声日高的今天，斯蒂格利茨的声音更值得我们聆听。

中文版序

前言

致谢

第1章 全球机构的承诺

第2章 未兑现的承诺

第3章 自由选择

第4章 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将世界带到崩溃的边缘

第5章 谁失去了俄罗斯

第6章 不公平的公平贸易法和其他危害

第7章 建立市场经济的颇佳之路

第8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议程

第9章 未来之路

后记

注释

译者后记

全球化力量曾经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具有争议呢？很多国家在对外开放贸易时，其经济发展速度比不开放时的发展速度更快。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由出口驱动时，国际贸易有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出口增长是使许多亚洲国家富裕以及数以百万人经济状况改善的核心所在。因为全球化，世界上许多人的寿命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其生活质量比以前更好。西方世界的人民可能认为在耐克低薪工作是一种剥削，但对于许多发展中世界的人民来说，在工厂里工作是比待在农村种植水稻更好的选择。

全球化降低了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那种被隔离的感觉，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识的机会，这种机会甚至好于一个世纪以前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国家所能达到的程度。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那些通过互联网通信进行的联系，给国际社会造成较大的压力。反全球化抗议本身就是这种全球连通性的结果，虽然有许多政府强烈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达成了《国际地雷公约》。1997年，121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该公约降低了儿童和其他无辜者因地雷而受伤的可能性。与此类似，一些组织有序的公共压力迫使国际社会豁免了一些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虽然全球化存在很多负面影响，但它同时也能使人受益。1992年，牙买加向美国开放了牛奶市场，虽然这可能会对当地奶制品生产者带来不利的影响，但它同时意味着一些贫穷的孩子能够买到更便宜的牛奶。新的外国企业可能会对受保护的国有企业造成伤害，但同时也能够引进新技术、进入新市场和创建新的企业。

作为全球化世界的另一面，虽然对外援助存在诸多缺陷，但还是给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了利益，而且这些利益是在未被人注意的情况下实现的：菲律宾游击队放下武器后，世界银行对其进行资助，为其提供就业机会；灌溉项目的实施使得那些幸运的农民因其农田得到灌溉而收入翻番；教育项目使农村地区的人们都具备一定的读写能力；在一些国家，艾滋病项目有助于控制这一致命疾病的传播。

很多人诋毁全球化是因为他们常常忽视了全球化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全球化的提倡者们认为它的好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对这些提倡者来说，全球化(通常与接受已取得胜利的美国式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进步；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有效地实现增长和与贫困斗争，就必须接受全球化。但是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并没有为其带来它承诺的经济利益。

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已使得第三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赤贫之中，他们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地承诺要降低贫困，但是，贫困人口的实际数目增加了近1亿。而与此同时，世界总收入却以年均2．5％的速度保持增长。

在非洲，随着殖民地的独立，人们对其抱有较高的期望，但最终这些期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实现。相反，随着收入减少以及生活标准的不断下滑，非洲大陆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过去几十年间在预期寿命方面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就也开始呈现下滑趋势。虽然艾滋病的肆虐是预期寿命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贫困也是其原因之一。即使是那些放弃了计划经济的非洲国家，在成功地组建了相对诚实的政府、平衡了他们的财政预算、将通货膨胀降低到合适的水平后，却依然无法吸引私有投资者。如果没有这些私有投资，它们将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如果说全球化并没能在降低贫困方面取得成功，同样，它也没能成功地维持稳定。亚洲和拉美爆发的危机威胁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稳定。对金融危机蔓延的恐惧波及全世界，新兴市场国家通货的崩溃意味着其他国家的货币也会随之下跌。1997年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一度对整个世界经济造成威胁。

P2-3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自己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在本书的中心主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我认为全球化(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当各国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并且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时，全球化可以说是收入巨大增长的基础。如果这些国家崛起应对这样的挑战，它们就可以确保收入增长的利益被广泛分享，从而使贫困得到减缓。

中国已经做到这一点。它的增长一直是建立在设法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它已经拥有巨大的出口额，并且已经以其自身的条件，吸引了外国投资者。而这些外国投资者已经做出了反应，使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它还利用全球化来缩小与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中国的经济战略已经取得了成效：据官方统计，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实际GDP增长了542％，农村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4．6％。

中国的成功在国际贸易体系(international trading regime)背景的衬托下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国际贸易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总体上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尽管自己到处宣称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益处，欧洲和美国却仍然通过配额来限制中国的纺织品出口。

在本书中，中国在每一主要的议题中作为一个参照点而出现：在转型、发展和危机管理方面都是这样。在上述的每一个例证中，中国提醒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倡导的政策之外还存在着可供替代的政策，这种可供替代的政策被证明是大为成功的。

当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历着收入下降、贫困激增时，中国的收入显著增加，贫困率也明显下降。当东亚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深重的衰退以及在这些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处方的国家出现大萧条时，中国的增长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当那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遵循“华盛顿共识”政策时，它们的增长不过是刚刚超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前增长水平的一半而已。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韩国的收入都是以令人刮目相看的速率在增长。

中国所做的许多事情只不过是根据常识行事，并且是与标准的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在此危机期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免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高利率，而这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标准特征，中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建设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短期内收入的增长，奠定了较长时期的增长基础。他们关注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创办企业，而不是仅仅对旧企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改造。此外还存在一种实用主义：个人责任制也许并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欲求的私有化之“纯粹”形式，但它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乡镇企业并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荐的“纯粹”私有企业，但它们却在转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本书的主题之一是，激励是有效的，但如果没有正确地设定游戏规则，扭曲的激励就会导致资产的剥夺，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在俄罗斯，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允许资本相对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该国)、高利率、法律规则的缺位，以及资本可获得性的缺乏，都意味着剥夺资产比创造财富更加有利可图。

中国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它近年来强调金融制度(比如股票市场)创建和“法治”的原因之一。将来还会不断有对于诸如竞争性政策．、破产法和市场经济所隐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其他方面问题的关注。只要强调适宜进程、公开和透明的法律程序，就会出现从“法制” (rule by law)到“法治”(rule of law)的过渡。

中国的经验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一直强调对发展和转型终极目标的关注：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以及平等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少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忘记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当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长极为迅速时，中国也依然关注西部省份、东北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我本人曾经有机会亲眼目睹旨在提高贫困地区生活水平的某些计划的实施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出现对这些传统价值的歪曲，而我希望本书能够增强中国的决心。

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将会导致中国城市居民的不断集聚，这就迫切需要确保这些城市是适宜生活和居住的，并且对环境予以特别的关注。成功的发展并不总是要模仿，它涉及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习，从西方许多失败的城市发展经验中可以吸取到许多有益的教训，这些失败包括：没有公共交通、没有公共生活福利设施、没有社区的感受。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许多教训不仅说明“以不变应万变”(one size fits all)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国际金融机构所试图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政策，明显不同于那些成功的西方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它们自己追求实施产业化政策，促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而却并不鼓励发展中国家这样做。它们维护公共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却鼓励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实现私有化。向别人学习包含着比听取他们所说的更加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仔细观察他们怎么做。

我在本书中所强调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国际机构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不民主的。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这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演进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中国的成功意味着它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强烈地批评国际经济机构，指责它们的不透明和不民主的治理，指责它们不反映发展中世界的观点与关注的利益，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其声音的增强，中国有必要代表发展中国家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同我所强调的那样，政治全球化并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社会正义和休戚与共的感觉往往停留在某一国家。中国所处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角色，不仅表明发展存在着可供替代的选择，也表明存在一种不只是能够把繁荣带给少数人，而且能够把繁荣带给绝大多数公民的战略。但作为一个成功的国家，它所需要的是，不能忘记那些落在后面的人们。它可以主张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坚持国际的游戏规则不应当由西方国家中的特殊利益群体所制定，而应当与平等和公平的原则相一致。

在本书初版后的一年半中发生了许多事情，而从我开始撰写本书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更多了。我认为，本书已经对转变思想倾向做出了贡献：如今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这一争论已经明显不同。有一种认识是，虽然全球化可以是．(如同在中国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积极的力量，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它还没有发挥其潜能；在许多地方，它实际上已经引发了贫困。

问题并不是人们是否应当支持或者反对全球化，而是我们应当如何使全球化发生有益的作用，应当如何对国际的游戏规则以及国际机构进行改革？在某些圈子里，习惯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对全球化感到不悦的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它，就像吃药那样痛苦，然而却对他们有益。但是全球化并非不可避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有过从全球化中撤出的先例——并且如果我们不能使全球化更加有益，就会出现回潮。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一种认识是，他们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了过度的限制性，并且亚洲国家在危机期间表现出过度的财政节俭。在阿根廷的紧急援助失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发生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巴西和俄罗斯的紧急援助的失败，他们已经开始更加认真地考察可替代的选择，比如说破产和停滞。

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所一直倡导的)是具有误导性的：它既不能提高增长也不能增强稳定性。这就是一种进步，虽然还没有对更加根本性的难题有所作为——比如说与全球储备体系产生联系，或者发展中国家仍然落在后面，承受汇率和利率易变性的冲击。

如今，几乎没有人捍卫过去的不平等贸易协定，包括1994年所达成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新一轮贸易谈判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启动，它被看做是对过去贸易不平衡的矫正，是一轮“发展回合”(development round)的谈判。但美国和欧洲违背了那一承诺。

值得庆幸的是，在坎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了。它们明白没有协定可以比另外一个协定更好，因为先前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直都是不利的。中国必须继续表明它与巴西、印度、南非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休戚与共的，以确保如果有一个新的协定，它就应当反映出发展中世界的关注和利益。这也许会要求中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利益做出牺牲。世界场景正变得足够庞大，它也许能够帮助达成一项交易，以牺牲更加贫穷的国家为代价，实现自身关注的利益。但这将是一种失误，并且将是短视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和世界将从那些能够对世界上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机构中获益。只有到那时，全球化才能够实现其促进世界上所有国家可持续与平等发展的潜能。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本书第一版受到欢迎实在令人高兴。这不仅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议题，而且说明我的观点产生了共鸣。对全球化不满的传播已经超越了最近多年来吸引世界注意的抗议运动。我很高兴本书对有关全球化的争论有所贡献，并且可能有助于重塑全球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球化是好的或者坏的，而在于它是一股能够给一些人带来巨大利益的强大力量。然而，由于实现全球化的方式被误导，成百上千万人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全球化的利益，反而还使他们的情况变得更糟。如今的挑战是如何改革全球化，如何使全球化不仅为富人和更发达的工业国服务，而且还要为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国家服务。

在本书完成后的几个月内，它所确定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美国将它的农业补贴提高到新的高度。农业补贴曾被批评为是浪费金钱，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背叛，对环境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是对富裕的大型农场主而不是对需要帮助的贫穷小农场主进行补贴。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甚至更令人信服的抱怨：随着补贴货物供应量的增加，美国富裕的大型农场主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国际上最贫穷的人的情况下获得的。比如，对2500个美国棉花农场主的补贴超过了他们生产的价值，因此压低了棉花价格，仅仅在非洲，估计就会使那里成百上千万种植棉花的农民每年损失超过3．5亿美元。对很多最贫穷的非洲国家而言，棉花方面的损失超过了美国对这些国家对外援助的预算。

美国钢铁关税这个例子同样如此，按照它的申述，美国政府强化了保障措施以避免进口钢铁的冲击。美国钢铁业的问题已存在多年，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时就遇到了这些问题。对以前的钢铁巨头进行重建很困难。东亚危机减少了消费、降低了工资和汇率贬值后，对东亚的高效企业来说，很容易削弱美国的企业。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外国企业在技术上并不是更有效的，但在工资下降如此充分以及汇率足够低的情况下，它们也能够取代美国的钢铁企业。比如说，摩尔多瓦(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我最近到该国访问，自从其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收入迅速下降了70％(这是在第6章描述的失败中特别具有戏剧性的例子)，而目前，它的预算中有70％都被用来偿还债务。

美国通过提高进口钢铁的关税来应对这些竞争威胁。在摩尔多瓦的例子中，关税超过了350％！如果每次这些奋发图强的经济体发现一丝获得进展的机会，禁止性关税就会打击它们，那么，它们将如何认识市场博弈的规则？应该很明显：这些企业并没有从事不公平的贸易实践。比如，只要美国企业的效率不及东亚企业，就无法采取使它们具有竞争力所要求的措施。美国毫无顾忌地告诫发展中国家，要它们必须“面对痛苦”，但是它自己却不情愿面对痛苦。难怪越来越多人控拆其虚伪。如果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就业率很高、具备失业保险系统、更广泛的安全网)说它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来保障它的工人，那么，对于那些失业率很高而且没有安全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这样的措施进行争论是多么更具强制性啊！

本书强调了全球化的很多方面——观点的全球化、知识的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的全球化。全球化意味着在某个地方所说的话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知晓，某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暗示作用。在试图说服发展中国家同意发动新一轮贸易谈判时，如果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与他们向国会所说的话(他们主要是要说服国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存在不一致，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事就成为共知的信息。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

好消息是，如今对全球化问题的认知不断增加，不只是长期与之对抗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有发达国家。如今，即使是在金融界内部也开始认识到该系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很多人本身也受到巨大不稳定的伤害。这些金融家在很多情况下都积极地回应本书的观点；一些人(比如乔治·索罗斯)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改革提案。很幸运的是，7国集团已有多位财政部长真诚地做出了要纠正这种不平衡的承诺。

美国银行和公司系统的问题——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美林证券公司和其他丑闻——已经使无拘无束和无规制的市场危险变得非常清楚。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式资本主义看起来是成功的。美国财政部长告诉一些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公司治理和会计系统。现在，这些国家并不是如此确信这就是它们应该遵循的正确模式。美国对这些丑闻的反应(认识到需要改善规制)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处提倡的放松规制的颂歌形成鲜明对比。

本书足够幸运，它很快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超过25种)，并获得了大量的评论。我很高兴，看起来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我的预定计划，甚至是那些绝对倾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贸易自由化的评论家，也没有挑战我提出的资本市场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背后的知识不一致或者贸易政策的虚伪。长期以来，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都是关着门进行的，而且没有对它们进行相应的公共详细审查。我不同意这种方式，并希望引起争论。通过对比阅读很高兴：一些人对我的平衡意识加以称赞；但另外一些人却批评我缺乏平衡。一些人自然而然地开始怀疑我是否公开“算账”，另一些人赞同我避免了深人研究的“算账”。当然，进行如此多的争论非常困难，虽然赢得了一些斗争，但同时在某些辩论中失败了，我对这些议题非常热心，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但这并不是一本“揭发内幕的书”。这是一本关于观点的书，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书，它是一曲戏剧，由现实中的人来当演员。对其中涉及的个人加以明确能够使所讨论的事件更真实。但是，如果这些特殊的个人不存在，那么其他人也会推行相同的政策：这里存在潜在的力量，这正是本书要揭示的。我试图避免将个人变为讨论的焦点，也就是说将其从争论中隔离出来，除了个别例外，我相信我成功了。对于让某人身陷争论之中，我深表歉意。

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主要批评是，虽然它是一个公共机构，但它并没有按照我们对公共机构的期望来运作。比如，在西方民主中，存在基本的知情权(在《美国信息自由法案》中就有反映)，但对国际经济组织来说，不存在这样的知情权。在美国和大部分其他西方民主社会中，存在着“旋转门”——个人能够迅速地从公共机构转移到那些与他们的公共服务有紧密联系的高薪私人部门。对此进行关注，不仅是因为旋转门可能提升利益冲突，而且还因为这些冲突有可能会破坏对公共机构的信心。某个高级官员可能给承包人一份合同合约，希望(更糟糕的是谅解)当这位高级官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承包人将会通过雇用他而对其进行回报。比如，如果掌管能源部的人来自石油公司后来又回到石油公司，就会担心他们制定的石油政策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和他们具有长期联系的石油公司的利益。政府也已经认识到存在巨大的代价——一些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优秀个人可能不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对旋转门进行强制限制的原因。即使不存在正式的限制，对此看法也非常敏感。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私有金融机构(正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它们的利益服务)间的人员转移并不罕见。虽然这种转移是很自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利用这些人在金融方面的专长，而金融界希望利用这些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拥有的全球经验——但这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这些机构被普遍认为(尤其是被发展中国家认为)不仅反映了金融界的观点，而且代表它们的利益，本书对此进行关注也是很合理的。我注意到一个特殊情况，出现了一些对我是否正在打击个人的行为进行公共讨论。这并非我的本意。但不幸的是，它却将注意力从核心的政策议题中转移了。

最令人失望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我并不期望这些政府官员像本书指出的那样，但至少本书可能会激怒他们，让他们就我提出的很多议题进行争论。2002年6月28日，当本书在世界银行发行时，在承诺要就实质性议题进行讨论后——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我并没成功地进行讨论——他们决定针对这一窘境进行批评，不仅针对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他们已经开始看到真实的诺言)，而且也针对参与活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击让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骄傲自大和对不同观点的蔑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情愿从事有意义的讨论，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对于那些参与论坛——在论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保证这就是本质的讨论——部署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个例外，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狡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被发表了：在请求取消该讨论的记录(我相信这样的会议应该被记录，但是鉴于希望它能够为公开提供便利，我顺从了他们的条件)后，会议结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的评论传真和电邮给媒体。他们传真和电邮的内容不包括我的评论(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评论)，也不包括其他评论员的评论(他们的意见和我的一致)。肯尼斯·罗格夫的评论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成一封“公开的信”，它本身就是虚假的，我确信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这封信，或者更确切地说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寄给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抓住传递信息的人，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已经做了什么。

同样还有很多事情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埋伏”是半斤八两。首先，它总体上显得是很公开，这正是他们经常喜欢做的事。不是要对这些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而是要隐瞒他们的意图；其次，试图将这种讨论转变为混合了暗示和错误描述的片面的人身攻击。这是对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傲慢观点的最好阐释。

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信息，在遭受“伏击”后，本书的销售增加了。虽然一些新闻报道有很多主要关注我已受攻击的事实而不是对这些议题本身进行讨论，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我实现了我希望的目标：引起对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机构问题的关注。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使这一情况变得愈加清晰，即我们是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相互依赖就需要集体行动，要求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工作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健康、环境的全球风险，还是经济或政治的稳定性。但是，民主全球化意味着这些决定必须由世界上所有人全体参与来制定。我们这个没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有在接受多国主义的情况下才能有效。不幸的是，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管理的单边主义不断增加。如果要全球化有效，那么，这一点也必须改变。

2003年1月 纽约

对于每个关注世界经济未来进程的人，这是一本必读的著作。

——乔治·索罗斯

这本敏锐、有深刻见解的著作解释了全球经济政策巨大的缺陷。凭借在白宫和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斯蒂格利茨描述了全球化的主要机构对它们为之服务的国家所采取的失败政策，以及为什么会失败。对于每个关注世界经济未来进程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基本著作。

——乔治·索罗斯

容易理解，富感召力，有很高的可读性……对发生在东亚、俄罗斯和阿根廷的危机及其他问题提供了权威的见解。

——《纽约时报》

发展和经济学并不是统计问题，而是生活和工作。斯蒂格利茨从来都没有忽略那些处在政策末端的人们。成功的政策应该被定义为：不是如何尽快偿还国际银行的贷款，而是人民有多少食物，以及他们的生活得到多大的改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无论你的观点是什么，你都会被斯蒂格利茨关于重塑全球化的睿智远见而吸引。如果你关注全球的未来，相信一个由体面工作组成的世界是可能实现的，并希望避免穷人和富人间的冲突，那么这本书就是你的必读之作。

——胡安·索玛维亚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关于全球经济政策制定难题的一次伟大的探索。向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对于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很有益处。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