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主编的《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终于1939年,长达35年。
它不但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钱玄同人生的真情独白,是五四前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位重要学人思想、学术观念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心路记录。上册,1905-1922;中册,1923-1933;下册,1933-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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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中下)(精)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杨天石 |
出版社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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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杨天石主编的《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终于1939年,长达35年。 它不但是一部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钱玄同人生的真情独白,是五四前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位重要学人思想、学术观念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心路记录。上册,1905-1922;中册,1923-1933;下册,1933-1939。 内容推荐 杨天石主编的《钱玄同日记》始记于1905年12月9日,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其逝世仅两天,长达35年。除1911年全年阙如外,其余每年都有断续不等的记载。钱氏日记早于其他五四文化名人(如胡适始于1911年1月、鲁迅始于1912年5月),为我们保留了清末民初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情节(如中国留日学生、同盟会在东京的反清革命活动和章太炎的讲学等)。钱氏个性率真坦荡,表述直截了当。他的日记,不仅记个人经历、所见所闻和与同时代人的交往,也记载个人对人、事等各种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同时记载大量的读书心得以及治学成果。因此,本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教育史和学术史的珍贵资料,是钱玄同先生35年人生的真情独白,是一部五四前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位重要学人思想、学术观念演变和读书治学的心路历程,是一部五四时期中国学术转型发展的嬗变史。 《钱玄同日记》由当代著名学者杨天石领衔整理。 目录 前言 杨天石 整理体例 (上) 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1887—1905 一九〇五年 一九〇六年 一九〇七年 一九〇八年 一九〇九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一一年缺 一九一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二年 (中)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下)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附录一 :本书主要人物字、号、称谓、略称、昵称、绰号及外国人译名异同表 附录二:回忆父亲——钱玄同先生钱秉雄1399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杨天石 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杨天石 试读章节 9月4日星期五 晨八时赴孔德,与沈、朱、许、马、周布置师遗墨,共38件:钱廿三、沈七、朱二(一为“速死”)、许三、马二、周一。十时许开会,来者△△人,推许为主席。招待员为林尹、孙伏园、陆宗达、李季谷也。首由许致开会辞,次由朱报告先师生平大事,次由章三婿乐清人朱铎民(名镜宙),穆君(器)之夫,报告师之病状及国葬等事,次由我略述师于“文、史、儒、玄”四学之要点,次由蒋梦麟以来宾资格演说,即散会,正十二时。十一时许摄会场影,会散后又由秉雄为吾侪包黑纱之△△人摄一影(叔雅已走,多一马太玄)。发起之十人,到七,黄及马宗均不在平,吴不来,来函云:通告已转发讫。竟荃已到济南,弟前作挽连(?),似不甚佳(!)无须再挂,今日中院监场,看卷,恐难抽身,唯有遥致哀悼而已。此上玄同先生。吴承仕十五、九月四日。妙!妙!章汤夫人于二日有电致朱云: 北平德胜门内草厂大坑廿一号朱遏先先生鉴:北平追悼会,请先生暨女婿朱铎民为家属代表,特电恳请,汤国黎,冬。故二朱均为家属代表也。午兼士宴朱铎民于东兴楼,邀钱、许、周、朱、马五人作陪,二时回孔德拆台,将各家出品送归。今日天气甚热,甚累,三时以后回房卧息也。晚八时半回家,将蔡先生信寄来《刘君申叔事略》一篇收入《遗书》也。今晨士远南旋矣。 9月6日星期日 今日开<<亡会第十三次常委会于来今雨轩,到者:陈、汪、魏、钱也,晚毕。到金处诊视,血压183也,达降血压针,取药水。因约罗雨亭来,共商考省送师范生国文题,三时顷到某海,始知昨晚劭已到平,热已愈,晚偕其至大美去雅,汪一庵也来,十时归家。 9月7日星期一 今日本拟至海,并约罗雨亭、吴新斋二人往,计省试卷约七十本,拟三人分看之也。讵料三时往,忽得劭电话,知已入清源医院,因平汉车中着凉,身起红斑荨蔴症云。五时至葛处诊,183,取水药一瓶。 再往某海,觉实在看不动卷,只好让罗、吴两人看。又如(与>二人(凡三人)共出明日第二试题。晚十时归。 9月8日星期二 因精神不佳,未往阅卷。晚访马幼渔,十一时归家。 9月9日星期三 上午在家。 午后三时至师大取钱,至中华取《饮冰室专集》廿四册。即至孔德翻阅梁书。今日因嫂、丰、翠等纷纷送五十岁寿礼前来,不得已逃至孑L德,以避明晨在家见到他们也。噫!殊苦也! 其实我是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二日生,决不承认是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之七月七五日也——今晚因避寿寓孔德。 9月10日星期四 上午在孑L德。午后浴。四时顷回家,知檖女忽来,亟逃至孔德,觉无聊,而因心绪不佳,觉面部红、热,因往葛处诊视,云血压仍183,“达”碘钙一针,取药水一瓶而归。即访启明。十时半回家,知嫂、丰、翠及稻、檖之子女等,又刘子植夫妇均来吾家云。何必!最奇者《世界日报》之吴范寰忽介绍一原△△来,询生日事,我自民国以来早已不用阴历矣,朋友皆不知,彼从何而知之耶?面倒臭1 9月11日星期五 上午九时至师大文理学院开教务会议,此为本年度我第一次出席师之会议。 下午二时至清源医院访劭,较前年稍好些。四时至某海,因约张西堂、罗根泽往商课事也。 与周虎闲谈方言事,九时半回家。 今日《世界日报》有如此一条,岂不甚怪,他从何而知之?恐来宾仅彼一人,碰璧(壁)者亦仅彼一人也。 9月12日星期六 今日为余生日(五十岁)。 上午至孔德,取日前先师追悼会之挽联,略事整理,预备打包寄苏。 下午七时大世兄赏饭于四十二号,玄、婠发、雄、强四人,充留守。 9月13日星期日 上午九时顷访高老爷谈商课程事。又访罗、张,亦为功课事,均未晤。十一时至清源医院访劭,渐见愈。十二时顷至孔德。三时回家,照一合家之相及余个人之像也。 P1220-P1221 序言 钱玄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以文字音韵学见长,而且是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编辑家、文字改革家,在多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钱玄同祖籍浙江湖州。1887年9月12日(清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苏州。原名师黄,字德潜。辛亥革命前改名夏,别号中季,亦称季。1916年改名玄同,1921年以疑古为别号,自称疑古玄同。1937年11月,再次名为“夏”。 父亲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及绍兴、扬州、苏州等地书院山长。异母兄钱恂,号念劬,清末历任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或公使。嫂单士厘,随钱恂出使各国,是近代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知识女性之一。 钱玄同幼受家教,熟读传统经籍。1902年前后赞同“保皇”,欣赏梁启超的政治主张。1903年冬,受《苏报》案影响,开始转向“排满革命”。1904年与方于笥(青箱)等人创办《湖州白话报》。1905年冬,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玄同随兄赴日,进入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习。次年,结识章太炎,成为章的崇拜者,主张“保存国粹”,“光复旧物”。1907年加入同盟会。当时,日本“左翼”知识界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钱玄同一度醉心于此。他一面参加国学讲习会,与朱希祖、朱宗莱、黄侃、周树人、周作人、龚宝铨、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等共同受教于章太炎,学习《说文》《庄子》《文心雕龙》等书,一面参加“社会主义讲习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交往。1910年,协助与同盟会分离之后的章太炎、陶成章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批评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欧化”倾向,以白话讲述中国的文字学、经学、诸子学等方面的知识。同年,钱玄同归国,先后任教于湖州、海宁、嘉兴等地的中学堂。1911年春,拜见今文经学者崔适,自此,崇信今文经学派。后来并曾尊崔适为师。 武昌起义,浙江光复,钱玄同无比兴奋。1912年3月,钱玄同在浙江教育司任科员。他在“复古”思想影响下,参考《礼记》等书,自制“深衣”“玄冠”,穿戴上班,一时引为笑谈。1913年,钱玄同随兄到北京,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5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讲师。1918年,在北大讲授音韵学。此后,钱玄同长期任北大教授。1922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钱玄同任国学门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次年初,创办《国学季刊》,钱玄同任编委。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钱玄同仍任教授。1928年任该校国文系主任。其间,曾一度在孑L德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及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兼课。 钱玄同热忱拥护共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给了钱玄同以巨大刺激。当时,部分复辟分子利用孔子学说制造舆论,钱玄同因之主张“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于二十世纪共和时代”。1917年1月,钱玄同读到胡适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文学改良刍议》,致函陈独秀,表示“绝对赞同”,同时激烈地攻击“《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1918年初参加编辑《新青年》。他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旧文化,要求学习西方,在文化领域实行改革的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但是,其间他也发表过一些废汉字、汉语、不读中国书的偏激之论,受到社会批评,以致连陈独秀也不得不出面声明:“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他积极提倡白话文,曾化名王敬轩致函《新青年》,攻击新文化运动,供刘半农反驳,二人共同演出了一出有名的“双簧”。又曾多次访问正在埋头抄古碑的周树人,劝他为《新青年》写稿,鼓励周树人走上以文学改造社会的道路。1919年10月,《新青年》仍归陈独秀一人编辑。次年,编辑部迁回上海,钱玄同与该刊关系日疏。1921年1月,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为《新青年》的办刊方针发生冲突,钱玄同认为是“猪头问题”。他主张思想自由,认为尽可任《新青年》“劳农化”,“我们和他们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1922年3月,与周作人、沈兼士等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反对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人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 五四当日,钱玄同曾随学生一起游行。五四之后,当年的《新青年》同人向政治与学术两途分化,钱玄同选择的是学术之途。他坚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继续反对复古倾向,认为“赛先生绝对不是西洋人所私有,的的确确是全世界人类所公有之物”,“分明是世界文化”。因此,他积极主张:《新青年》的议论,“现在还是救时的圣药”。当时,因整理中国传统文化而出现“疑古思潮”。钱玄同为了探讨中国古史和古书的真伪,积极支持胡适和顾颉刚的学术研究,鼓励他们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他说:“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1921年,他与顾多次通信,提倡收集古今辨伪著作,点校刊行,不仅辨“伪书”,而且辨“伪事”。他认为,《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后来的《文选》、《花间集》等书无异,不是什么“圣经”。他要胡适为《诗经》中的《国风》“洗一个澡,替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帽子”。1923年,顾颉刚致函钱玄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钱玄同在复函中评之为“精当绝伦”。函中,钱玄同并进一步提出自己对“六经”的怀疑意见。二人之间的通信一时成为“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 1924年11月,钱玄同与周树人、周作人、顾颉刚等共同发起创办《语丝》周刊。当时,适值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溥仪被逐出故宫,钱玄同曾在该刊发表《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升迁之喜并祝进步》等文,坚持民主、共和立场,认为中国出路在于接受“全世界之现代文化”,而不是“复兴古人之精神”。他的文章,鲁迅曾评论说:“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语丝》出版后,迅速风行,成为《新青年》之后北京的又一名刊。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反对校长的风潮,钱玄同曾与周树人、周作人、马裕藻等共同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1926年,钱玄同反思五四前后的偏激之论,自称“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 钱玄同一生用力时间最长、用功最勤的是“国语统一”和“汉字改革”运动。1917年间,钱玄同曾加人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同年,参预审订吴稚晖主编的《国音字典》。1919年4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任委员兼常驻干事。同年,与胡适等共同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在推行“国语统一”的同时,钱玄同又提倡世界语,鼓吹汉字改革。1920年,钱玄同撰文提出减少汉字笔画的建议。1922年,任汉字省体委员会首席委员。1923年,国语研究会出版《国语月刊》,钱玄同利用该刊,积极提倡“汉字革命”与“国语文学”。1925年4月,章士钊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创办《甲寅》杂志,反对白话文和注音字母。钱玄同坚决反对文化界的昏谬和倒退,愤而与黎锦熙等创办作为《京报》副刊之一的《国语周刊》,钱玄同宣称,要与“僵尸“‘魔鬼”决斗,“拼个你死我活”,同时,提倡“丰富的、美丽的、新鲜的、自然的’’民间文艺。同年9月,《新青年》旧日同人刘半农自欧洲归国,组织语音学团体“数人会”,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均成为会员。该会研究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于1926年11月公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为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之一。1928年,钱玄同被南京国民政府聘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委。1931年,兼任教育部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同年,《国语周刊》在北平《世界日报》复刊。1932年,耗费多年心力主持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1933年,与黎锦熙分任中国大辞典总编纂。1934年,钱玄同提出“简体字”方案,于1935年通过,但未能推行。同年,任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 钱玄同是爱国主义者。五四运动后,他虽潜心治学,但仍关心时事政治。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钱玄同发表文章,主张一面“反抗帝国主义对于我国施加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一面积极“唤醒国人”,“请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ei-ence)、穆姑娘(Moral)来给咱们建国”。1933年,日军突袭山海关,华北危急,钱玄同痛感于日本侵凌,而自己缺乏“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曾谢绝宴饮。5月,傅作义所辖部队在北平近郊抗战。事后,胡适以白话为该部队牺牲将士墓撰写碑文。钱玄同为之书丹,反映出他们二人共同的爱国热情。1936年,与北平文化界七十余人,联合签名,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救国。 自1929年起,钱玄同即患高血压、神经衰弱等病。1935年,右目患视网膜炎,身体日衰,但他仍作文自勉,声称“一个人,无论事功和学问,总得要干,总得要努力干。”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师大迁往陕西,钱玄同因病留平。他托人寄语随校西迁的老友黎锦熙,宣称决不“污伪命”。1939年1月17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52岁。其生平著作,近年已辑为《钱玄同文集》出版,但并不完整。 钱玄同的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东渡日本之初,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逝世仅三天,长达34年。 治史者大都重视日记,因为它记个人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世界,比较准确,也比较具体,常常可以据此考证若干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关系,更常常有正史、官书所不可能有的“私房”情节,有助于补正史之缺,甚或解正史不能解之谜。但是,前人日记也有两种。一种是专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倘能真实地记录世事、人情,亦自有其价值;倘不以记录世事、人情为目的,而以装腔作势,自扮圣贤为事,则这种日记的价值就很小。另一种日记,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或为备忘,或为个人道德修养,或为情之所发,不能自已。这种日记,率性操弧,一任本真。其记录世事、人情者固然可贵,即使纯记个人经历或感情,也可以从中见到一个赤条条的未经包裹的“自我”。其价值不言而喻。钱玄同的日记,显然属于后者。他解剖自己时,坦率真诚,至情流露;论事论人时,直言无隐,毫无粉饰,不像日常交往和著书时总有不可避免的某些顾虑。 钱玄同一生,历经维新保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抗日战争等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的日记,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时代的面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史。钱玄同是文化人,他的生平活动关涉近代中国文化的启蒙与转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他的日记,不仅记个人经历、思想,而且大量记述自己的读书心得与研究成果。他是大学问家,研究面广,阅读面更广,涉及经学、子学、史学、文学、艺术、宗教、文字、音韵、训诂、碑帖、书法等门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钱玄同多方面的成就。钱玄同的日记还记录了他和同时代许多文化人的交往和对他们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研究近代的文化人。 钱玄同的日记书写极为潦草、紊乱,难于辨识,因此整理工作的第一步是“认字”。日记涉及许多专门的学术门类,除包含日文、法文、德文、世界语以及甲骨文、金文、篆文、国际音标、当时在讨论中的各类汉语拼音方案外,还有许多钱玄同自制的符号和词语,这使我们的整理工作分外艰难。有时,钱玄同将古书记错、古字写错,麻烦就会更大。本书的整理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二十年,其重要原因之一固在于我个人各事丛杂,但另一重要原因则在于认读艰难。我们不愿也不舍得轻易放弃对疑难字词的辨识。一段文字,常常在反复阅读、反复揣摩之后,才能读懂,这以后还要广泛阅读各种古籍或相关文献,多方验证,方敢确定释文,施加标点。有些字,多年不识,年深日久,忽然解悟,相关段落也就豁然贯通。这时候,我们真有像发现一颗小行星那样的欢乐。在全书排出清样后,我们又“大海捞针”,利用互联网进行检索和验证,解决了许多人工检索难以迅速解决的疑难问题。现在的整理稿中还有少数字,有的因原稿缺损,或因字迹漫漶,或因过于潦草,我们虽已尽力,而仍然无法辨识;在整理工作中,我们也可能还有其他讹误不当之处,均祈高明教之。 钱玄同日记的最大缺点是详略不一。有些日记洋洋洒洒,连篇累牍,有些日记则只有一两句话。钱玄同自称是一个“无恒”的人,日记时断时续,有些年,只有少数月份有记,有的年,则干脆一字不记。 钱玄同对自己的日记很重视,生前曾亲自清点,一一编号,最早的少部分日记还曾誊录重抄。钱玄同去世后,日记连同其藏书由其长子钱秉雄先生珍存。“史无前例”的年代中,日记一部分由鲁迅博物馆取走,一部分被查抄,其被查抄部分虽在“文革”结束后发还,但其中第15册(1916年10月26日至12月31日)及第46册(1926年2月12日至6月22日)已不见踪迹。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编辑《中国哲学》,为刊物开辟稿源,不想却自此陷进此书的整理工作。钱秉雄先生热情支持并授权我主持整理此稿,但钱先生生前未能见到此书的出版,这是令我深自愧疚的事。钱秉雄先生的长子端伟先生继承先人遗志,继续支持整理工作,热情古道,令我感动。鲁迅博物馆两任领导王士菁、陈漱渝教授均曾关怀并支持此事,谨致谢意。 本书的出版是鲁迅博物馆与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合作的结果。鲁迅博物馆阎彤、王燕芝、左瑾、陈盛荣提供整理初稿。辽宁师范大学刘贵福协助我校订初稿并参加整理部分初稿。整理工作的指导及全稿的修改、审订、疑难问题的解决、部分初稿的整理以及最后的统稿、定稿均由我负责。整理工作中,曾得到日本伊原泽周、狭间直树教授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左玉河、郑匡民、赵利栋、王法周诸位协助我阅读校样,编制附录,热忱可感。付印前,又承北大同窗、语言学家杨东费心校阅,高情厚谊,永志不忘。 本书出版一度遭遇困难,承清华大学刘桂生先生、北京大学杨琥先生关怀,又承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定先生慧眼相中,并与封越建先生做了艰难、细致的编辑工作,均此致谢。此书由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出版,并作为北大学者丛书之一,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处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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