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书信选》是译者花费三年多时间翻译完成的,考虑到该书作为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之一出版,现特从原书(The Letters of Lord Bymn)中选译了拜伦从青少年起直至逝世为止的书信一百余封。这些书信的对象包括拜伦的母亲、姐姐、妻子、情人、朋友、出版商等;所涉及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从诗人童年时代生活到恋爱、婚姻、家庭、创作、友谊……直至希腊革命等。书信写作地点随着作者的足迹所至从诺丁汉、剑桥、里斯本、雅典、威尼斯、比萨……直至梅索朗吉昂,信中所反映的多彩多姿的异国风情、奇特有趣的习俗和诗人的冒险经历等都可使读者一饱眼福。
拜伦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诗坛巨人,他那饱含激情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充满戏剧性的一生更为后人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拜伦的书信也像他的作品一样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通过这些内容丰富、情感充沛的书简,不仅可以更真实、更全面地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而且可以使我们摸着伟人的脉搏谛听那颗怦然跳动的心。
我亲爱的伊丽莎白:
这两天来由于玩一种掷骰子游戏熬夜熬到清晨4点,感到很疲倦,我拿起笔来写信询问殿下及在总主教的富丽堂皇的宅邸的我的其他女友们过得怎样。我知道我疏忽了更经常地写信理应受到责骂;但我这三个月来在乡间四处奔波,怎么可能履行写信的职责呢?终于要过六个星期的安居生活了,所以我可以写信了。我和往常一样消瘦(自从减轻体重以来没有再增加一盎司),而心情却更好了——不过,住在索斯威尔毕竟令人生厌。谢谢圣多米尼加,我已经领教了:我曾两次来到离它8英里的地方,但却不能使自己在它的低气压的空气里闷死。这个地方相当肮脏破烂——人声喧哗,醉汉乱作一团,令人厌恶,所有的只是掷骰子游戏、红葡萄酒、打猎、数学、纽马克特、骚乱和赛马。但同索斯威尔的永远不变的沉闷比较起来它还是一个天堂。哦!除了求爱、构怨和作诗以外无所事事真是件痛苦的事。
明年1月(不过这事只能我们两人知道,务请保密,否则我的任何好奇的计划都要受到我母亲方面的干扰)我要和我的堂兄贝特斯沃思上尉一起到海边去四五个月,他在海军的最出色的“鞑靼号”炮舰上担任指挥。我见到过各种事情,还希望看看海军的生活情况。我们可能要到地中海或西印度群岛去或者——见鬼去;如果有可能带我见鬼去,贝特斯沃思是会这么做的;他在不同的地方负伤过二十四次,而且他此时还持有已故的纳尔逊勋爵的一封信,信中说贝特斯沃思是海军中唯一比他自己有更多伤疤的军官。
我有了一位新的朋友,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一只驯服的熊。当我把它带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问我打算用它来做什么,我回答道:“它要考奖学金。”谢拉德会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的话。这个回答并没有使他们感到高兴。我们在这儿有许多聚会,今晚即有一个骑手、赌博者、拳击手、作者、牧师和诗人们的大聚会,他们和我共进晚餐——这是一种难得的聚会,不过他们相处得很好,就我来说,我是所有东西的调味品,除了骑手以外;顺便说一句,不久前的一天我又从马上摔了下来。
我感谢你兄弟的论文。我写了一部214页的小说——一首380行的诗,准备在几个星期内发表(不署我的名字),还有注释——博斯沃思·菲尔德的560行以及另一首250行有韵诗,除了几篇较小的篇什以外。要发表的诗是一首讽刺诗。顺便说一句,我在《评论周刊》上被捧上了天,可在另外一个出版物上却被骂得狗血喷头。他们告诉我,这样会使该书更有销路。这样可以使辩论继续下去,使那书不被人淡忘。此外,任何时代的出头的人总得承担一份责任,就是最卑贱的人也逃脱不了——因此我要像一个哲学家那样来承担这份责任。很奇怪,两种相反的批评在同一天发表出来,在辱骂我的五页文章中我的审查员只从不同的诗中引了两行来支持他的意见。好了,吹毛求疵的恰当的办法就是引一大段,使它们显得很荒谬,因为简单的辩解绝不是证明。另一方面,赞扬的文章有七页,对该主题的评论使我不敢当。再见。又——给我写信,给我写信,给我写信!!!p16-18
在过去一百年中,拜伦作为一个诗人而享有的声誉在欧洲大陆所引起的争论比在英国要少些;但作为一个书信作者,拜伦在他自己的国家现已确立的声誉,迄今甚至几乎没有越过英吉利海峡,这是令人遗憾的。对于那些对拜伦的了解仅限于读过他的诗作的读者来说,他们对拜伦的印象是片面的和不真实的。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莱拉》和《曼弗雷德》中,拜伦所塑造的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狂热的拜伦形象——他在情绪激烈爆发的瞬间也的确就是这样。只是在他写作《唐璜》那个时期,他才在他的诗歌里显露出他的朋友们所了解和热爱的、愤世嫉俗和令人愉快的拜伦形象。阅读他的书信,可以同他保持更密切的和更经常的接触。正是从他的书信以及从穆尔、特里劳尼、梅德温、拜伦夫人和肯尼迪医生所保存下来的他的谈话记录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像拿破仑一样是19世纪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保罗·瓦莱利说:“一个作家对于不公正的命运总是尽可能逆来顺受。”换句话说,一个人曾经需要创造一个富有诗意的、幻想的世界,因为现实世界剥夺了他的幸福。就拜伦而言,愤世嫉俗的动机还是在他童年时就已显而易见了。他天生是个跛子,这使他备受折磨。他的母亲,因其名姓而十分自豪,被她丈夫始乱而终弃。拜伦是在贫困中长大的;起初他是生活在一片争吵不休的环境之中,以后又生活在一种牢骚不已的气氛里。这位母亲为人勇敢而又正直,但却生遭不幸而且性情暴躁,既爱他而同时又折磨他。他为她而感到羞耻。由于这种羞耻感和他自己的残疾·他变得很容易害羞。当时来运转,他的一个堂弟的去世使他晋升为贵族时,他还是那样幼稚,明显地表现出很自豪,这种自豪乃是他对那些不幸的岁月的报复。
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他是在苏格兰的坚定的加尔文派教徒中长大成人的。从童年起他就受到宿命论的教育。这种宿命论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听到过人们讲述的他祖先的故事。他明白无论从父亲还是从母亲方面的血统来说他的祖先都是可怕的、危险的、半疯的。他认为他命中注定要过一种热情而有内疚感的生活。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在他在剑桥的不信教的朋友和18世纪法国怀疑论者的影响下成为一个伏尔泰的自然神论者,然后又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在内心深处他始终是一个加尔文派教徒,这个加尔文派教徒将要审判唐璜,希望过更正派的生活并且蔑视爱上恰尔德·哈洛尔德的过于放荡的女人们。这个加尔文派教徒一直活到诗人生命垂危的那一天,这已由他和肯尼迪医生的谈话证实了。
他的美貌姗姗来迟,这使得他不能满怀信心地过一种多愁善感的生活。他是一个跛子,一个姑娘们爱取笑的略微显胖的腼腆的青年。他所热恋的第一位女人玛丽·查沃思对他的爱情嗤之以鼻并和另外一个男人结了婚。结果是他这个天生多愁善感和温和的人,竟变得既孤僻又傲慢了。他步入社会时把爱情和友谊看得很崇高。但男人和女人们的反复无常使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变成了一个厌世者,或者至少他自以为是个厌世者。但像那个加尔文派教徒伴随了他一生一样,多愁善感也伴随了他一生。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可以看一看弗朗西斯·韦伯斯特夫人的冒险经历以及后来拜伦对特里萨·圭奇奥里的态度。
为了摆脱伤感主义,他求助于他自己的辛辣的讽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在他童年时的书信中便已经显露端倪。当拜伦向他的姐姐描述他那可怕的母亲“富孀”时,随着他所遭受的痛苦的加剧,他所用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带有嬉笑嘲讽的意味了。就在他写他那忧郁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时候,他所写的书信却是明快而单纯的。《游记》和书信的写作态度都是严肃认真的。诗歌是他的激情的安全阀。由于诗情的进发而平静下来,于是他又成了拜伦——一个幽默、聪明的人。
“如果有什么东西更可以代表拜伦的特色,那么这种东西就是他的扎实的常识”。这话是迪斯雷利说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任何人比这位极富热情的人更善于不带幻觉或感情用事地洞察现实了。当启程前往希腊的时刻来到时,拜伦的伙伴们夸夸其谈,说了许多愚蠢的话。只有拜伦看到了这次冒险行动的艰苦、令人忧郁而且有点徒劳无益的一面。他在这次行动中显示出他是一位活动家。在梅索朗吉昂,他是唯一没有惊慌失措的人。如果不是由于他的疾病,他可能会注定有一种活动家的生涯。至少他自己是作如是观。
但是,由于他的腿有毛病,行动不便,他陷入了百无聊赖的痛苦境地。一个青年总是处于激动的状态是很危险的,正像他那样,这种危险就在于那个生活于这种激动状态的人再也不能使他自己习惯于平静的状态。“无论如何不要列出可怕的动词‘ennuyer’(引起烦恼)的各种变化形式”。这里拜伦以奇妙的方式反映了19世纪初的精神。这种精神这样习惯于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炽烈的情感以致正如斯丹达尔所说的“它总是追求炽烈的情感”。拜伦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说明拜伦的种种所作所为,而且还可以说明他的几乎全部的错误。“生活的伟大的目的就是感觉——感觉我们的生存,即使是在痛苦中生存。正是这种‘不甘寂寞’驱使我们去赌博——去战斗——去旅行——去充分而敏锐地感觉各种各样的追求,其中引人入胜的主要之处是同这种追求的成就不可分割的‘内心激动’的情状。”
对于百无聊赖的忧虑和他的性情的暴烈无常总是使他采取极端的行动,同时由于他的伤感主义和天生地喜欢循规蹈矩,他又不得不对所采取的极端行动加以否定。这就是他的内心冲突的原因。如果他还活着,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所料想的那样,他可能会欣然回到拜伦夫人那里去,照例同她和她的女儿一起度过晚年。在梅索朗吉昂他已在献祭时的道德赎罪中发现了一种非拜伦式的幸福;但更复杂的是,他又嘲笑他自己的道德。“如果我能劫后余生,我要就这个题目写两首诗——一首是史诗,另一首是讽刺诗,在诗里谁也得不到宽恕,而且我自己是最得不到宽恕的……”
1816年当拜伦离开英格兰的时候,霍布豪斯看到他“亲爱的伙伴”站在船的甲板上,喃喃地说道:“上帝为了他性情豪爽、心地善良而保佑他吧”。这些话用在拜伦身上是恰如其分的。他勇敢而坦率,乐善好施,尽管这从他的外貌上是看不出来的。女人们对他大加抱怨,不过必须承认,她们比他自己更为她们自己的不幸感到内疚。谁能怜悯一个克莱尔·克莱蒙特?甚至怜悯一个卡罗琳·兰姆?当他去世时,在巴黎,帽子上戴着一条黑纱的青年男子们以及简·韦尔什写信给托马斯·卡莱尔说:“如果他们说太阳或月亮掉到天外去了,由于想到这会给宇宙留下一个更为可怕而令人沉郁的空白而感到的震惊远没有‘拜伦去世了’这句话所给予人们的震惊来得大。”因为人们所感谢的是天才和伟人而不是完人。
如果要在这里列出拜伦所有的通信人来,那要占去很大的篇幅,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通信人可依时间先后的不同而分成若干组。
在拜伦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的信是写给他的母亲“有钱的寡妇”的,是写给汉森律师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尊敬的姐姐奥古斯塔`拜伦的,她不久以后便成了利夫人。接着的通信入是索斯威尔的朋友们:一位谦和的知己、可爱的伊丽莎白·皮戈特以及她的兄弟约翰·皮戈特;还有在剑桥的大学时的朋友们:斯克罗普·戴维斯,一个可爱的演滑稽戏的人;稳重的霍布豪斯,一个严厉而忠实的朋友;以及牧师霍奇森,他常给人以谨慎的忠告,但很少为人们所听取。
在拜伦的希腊之行以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出版以后,许多慕名者纷至沓来。首先是读过他的手稿的殷勤备至的亲戚R.C.达拉斯,接着是上流社会的文人如汤姆。穆尔和银行家兼文学事业的资助者塞缪尔·罗杰斯。其中还应加入一个有成就的作者所自然会有的通信人:他的出版者约翰‘默里,他的资助人和朋友金奈尔德。
通信人的第三组是热爱他的女人们:卡罗琳·兰姆、弗朗西斯·韦伯斯特夫人、牛津夫人和安娜贝拉·米尔班克,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拜伦就给米尔班克起名叫“平行四边形公主”。在如此多的风流韵事中,他一定有一位知己的女友。这就是令人钦佩的梅尔本夫人,拜伦通信人中最引入注目的人。她或许不喜欢十分狡猾、叫人莫测高深的拜伦,那个加尔文派教徒和多愁善感的人,而是喜欢爱讽刺嘲笑的浅薄的拜伦。在散文方面,他更偏爱梅尔本夫人的愤世嫉裕而不是卡罗琳夫人的浪漫主义。
奥古斯塔·利、安娜贝拉和梅尔本夫人成为他生活的三个中心长达两年之久。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拜伦的结婚和分居的喜剧。由于他曾在瑞2居住过,于是又有了第四组通信人,即雪莱家的人。雪莱的姨子克莱尔·克莱蒙特拼命讨好拜伦,并把他介绍给雪莱。玛丽·雪莱始终同拜伦保持着友好但却稍有点冷淡的关系。通过雪莱家的人,雪莱家自己的朋友们也同拜伦的生活发生了联系:梅德温、威廉斯一家和特里劳尼。拜伦已经认识了利·亨特,拜伦在伦敦经常见到他。
第五组是威尼斯的通信人:特里萨·圭奇奥里和她的不可信赖的丈夫,她的兄弟甘巴和英国领事霍普纳。霍普纳由于受托代管拜伦和克莱尔以及后来和他的女儿阿莱格拉之间的书信而成为拜伦的最忠实的通信人之一。
最后一组通信人是由参加过希腊冒险之行的人们组成的——驻伦敦的希腊委员会的成员们,马弗洛克达托王子、“印刷工上校”斯坦厄普以及赞特的银行家塞缪尔·巴尔夫。
最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长时期的书信往来过程中,一个为伟大的命运在其疾如流星般的轨道上所接触的无名之辈相继被照亮;正如房间里明净的空气中的浮尘被射入的一束短暂的阳光突然照亮,而当阳光消失以后,浮尘又看不见了一样。
书信的作者可以说有这样三种:一种是借助书信来披露思想的;一种是无病呻吟、把十分单调的生活中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借重形式来装饰各种事情;最后一种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信并把他们的整个炽烈而充满活力的身心都倾注到通信中去的人。虽然在最伟大的书信作者中存在着集这三者于一身的通信人,不过我们可以说泰恩属于第一种,塞维尼夫人属于第二种,拜伦则属于第三种。
塞维尼夫人书信中最著名的是“文学书简”;写来取悦于人,有时则是为了公开给人们看的,像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一样写得技巧圆熟。这些并不是我最喜爱的。那些最能说明她应有的声誉的书信是当她真正要写点什么时所写的简朴的书信——写给她的来访者、她的园丁和树木的。拜伦写信绝不是为了产生一种文学效果。他写信是为了传递信息、表达明白而确定的感情;他写信措词十分准确,这是没有艺术的艺术,是艺术的极致。
我们发现他的书信的散文和诗的格调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之处。首先是有气势。当拜伦形成一种判断、产生一种欲望、怀有一种怨恨的时候,这些思想是一定要宣泄出来的。他既不能把这些思想秘而不宣,也不能克制它们。所有要加以强调的话都是冲口而出,有一种爆发力。一切都是毫无保留、始终一贯地粗犷地说出来的。他的母亲从前就是这样写信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变化。拜伦的一封信,就像他的一首诗一样,裹携着读者沿着一条不可抗拒的急流前进。他的散文和诗歌在口气上首先是在韵律上如此一致,以致有时书信很自然地变成了一首诗,而读者却丝毫没有因这种变化而感到惊奇。在威尼斯狂欢节致汤姆‘穆尔的那封绝妙的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们几乎可以说拜伦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富有诗意。后者由于其节奏和主题的有点单调,有时会招致人们的非难。但是他的书信和他的日记一样显示出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戏剧中丑角的狂热的诗意。在他的散文中,正像在他的诗中一样,他喜欢用明显的对句:“我的亲戚越来越少,而你的亲戚却越来越多,何者最好,上帝知道……”他的语言有时具有地道的音乐性:“我有许多愿望,先生——愿望,但是她要我到拉文纳来。这对于必然的事来说是很好的;但对于纯粹的希望来说……”这样的话像韵律一样反复出现。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当我们看到拜伦书信手稿时,由于仓促写成,不易看明白,也从不删改,我们可以想象拜伦写信时的飞快速度,因为他疾书不止,从不踌躇,从不修改。这支疾速、强有力的笔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画。正是在这些书信中,在日记中,在《唐璜》中以及在他的“抒情短诗”中,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披露了他自己,作为最伟大的古典作家之一,他并不比伏尔泰和斯威夫特逊色多少。
安德烈·莫洛亚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的重要代表,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曾对我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新诗歌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的第四部分便是专门介绍评价拜伦诗歌的艺术成就的。他的代表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以及《唐璜》等著名诗作早已被翻译介绍到我国,他的几种传记在我国也有译本。尽管在他的传记中可以见到他的书信的一些片断,但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拜伦书信集的中译本。而书信乃是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和成就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是读者了解作家心灵世界的一个窗口。把如此一位有影响的诗人的书信择要地介绍给我国读者,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拜伦书信选》是译者花费三年多时间翻译完成的,考虑到该书作为外国名家散文丛书之一出版,现特从原书(The Letters of Lord Bymn)中选译了拜伦从青少年起直至逝世为止的书信一百余封。这些书信的对象包括拜伦的母亲、姐姐、妻子、情人、朋友、出版商等;所涉及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从诗人童年时代生活到恋爱、婚姻、家庭、创作、友谊……直至希腊革命等。书信写作地点随着作者的足迹所至从诺丁汉、剑桥、里斯本、雅典、威尼斯、比萨……直至梅索朗吉昂,信中所反映的多彩多姿的异国风情、奇特有趣的习俗和诗人的冒险经历等都可使读者一饱眼福。
为了保持原信的文字风格,有些地方采用了直译,由于译者学识和水平所限,译文中不确之处尚希读者不吝教正。在此,谨向对此书的出版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的谢大光、李家文和李松青等同志致以谢意。
王昕若
1992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