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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文化现场(南方周末记者文集)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张英
出版社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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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金庸、吴冠中、陈道明、张艺谋、王志文、冯小刚、吴宇森、濮存昕、李连杰、葛优、张和平……他们为什么说了平时不肯说的心里话?因为他,是中国一流的文化记者。本书《中国文化现场》是《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八年积累心血之作。

内容推荐

《中国文化现场》是南方周末记者文集。

在《中国文化现场》一书中,通过张英对名人的采访,你会发现,陈道明、冯小刚、葛优等人的故事,的确很激励人。张英的提问,如此犀利又如此坦率。在他的逼问下,一个个名人被迫撕下伪装,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原来,在盛名与辉煌之下,他们成功的过程竟也如此琐碎和庸常。这一点,会给我们日常的坚持增添一份信心与安慰。

目录

总序:你必须抚摸他们,他们是中国跳脱的心

序:在路上

第一辑 新闻现场

为什么要骂张艺谋——张艺谋批评史

余秋雨“文革”调查

吴冠中假画调查

谢晋的最后时刻

海艺“辱师门”调查

第二辑 体制与人

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

张和平:“人艺”温和的变革者

到处都有张和平

“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

陈道明:“我原来就不是往人群里走的人”

演员陈道明

第三辑  文化真相

金庸:学问不够是人生一大缺憾

吴宇森:我拍电影是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

“文革”都成历史了,还要让人沉重多久啊——专访张艺谋

中国制造李连杰

“就是希望政府知道这个事儿”——李连杰的“术”和“道”

冯小刚:《唐山大地震》拍摄揭秘

葛优:我现在就想娱乐大众

王志文:所有的戏都是在演我自己

代后记 张英:南瓜泡沫第一猛人

试读章节

谢晋走了,张艺谋来了

“张艺谋的沦落,终究是电影制度的问题。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文艺批评家朱大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

据朱大可回忆,最早批评谢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李劫,在上海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主办的一个电影讲座上,首次提出“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赢得在场影评员的热烈掌声。

1986年7月8日,朱大可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这些缺陷包括“谢晋电影的商业性质”,以及“标准的好莱坞审美眼光和习惯”,“更令人不安的是谢晋一味迎合的道德趣味,与所谓现代意识毫无干系”。

文章被大量转载,引发了关于谢晋电影的大讨论。

李劫发表了《谢晋时代应该结束》的文章。认为谢晋这位颇有才气的导演,在银幕上向四周“团团作揖”,以换取一片‘热烈而盲目”的喝彩声和掌声。

对张艺谋电影的挖掘,是在这场批评后不久发生的。“大概是1987年,《红高粱》到上海首映时,《文汇报》的文艺部主任给了我一张票,叫我务必看一看。我去看了之后,觉得有些新意,在随后由《文汇报》举行的讨论会上说了这意思。”李劫说,出席那个讨论会的,都是当时所谓的先锋人物,比如张献、孙甘露、格非等。“《红高粱》在上海文艺评论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甚至有人当场表示,这是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盛大节日。《红高粱》向世人表明了,中国电影不再按照权力意志炮制,而是随着创作者自己的意愿编导。”李劫说,对谢晋的批评给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登场,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后,《孩子王》上海首映式上,陈凯歌高兴地对朱大可说:“你的刀捅到了中国电影的肺叶子上了。”“对《红高粱》的肯定,确实是希望中国电影有所改观,突破谢晋模式。”李劫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成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

朱元璋式的传奇

张艺谋是用来推翻“谢晋模式”的“武器”,但张艺谋从来就不是这其中一员。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很压抑、扭曲。

1978年9月,超龄6岁的工人张艺谋几经周折,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由于当年学院招生过多,开学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学院扩大招生名额和破格录取学生的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已经人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这不是他的同班同学陈凯歌、田壮壮等人所能体会的。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李劫总结说。

1988年2月23日,《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级电影节中获得大奖,消息传回中国,被认为是“为国争光”,当时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还举行了庆功宴。

然而,仅仅三个月后,风向就开始变了。1988年5月起,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

5月5日,《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10日,该报再次刊文《干涸的心田》,将批评的调子升为“辱华”。

此后,《文汇报》同时刊登了批评和肯定《红高粱》的文章,作家白桦是支持者之一:“‘红’片表现了旧时代的民俗、民风以及私生活等,我并不觉得这是迎合洋人的口味,传统性很强,恰恰接近过去的生活真实。”

当年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陈吴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说:“如果一部影片在国外获了奖,我们反而太敏感,很警惕,总认为外国人搞了什么鬼,以至于原来自己认为是好作品也不敢再说好了,这难道是有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吗?”

“谨小慎微”的张艺谋对批评尤其敏感:“《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浑浑噩噩,缺乏崇高感’。”

其实不光是张艺谋,陈凯歌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

P3-5

序言

在路上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直到现在,我才确定记者是我的终身职业目标。

作为记者,我的名字是2002年12月5日在《南方周末》上出现的。那篇稿子是《大陆运台文物都有一个“故”字头》,采访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带我进《南方周末》的是向阳,我被视为有一定经验的记者进了文化部。《南方周末》的门槛高,我和所有进《南方周末》的同事一样,从零开始干起。

开始我和所有的进入《南方周末》的记者一样,不习惯。《南方周末》没有职业培训,也没有采编手册。在北京的记者站,实行的是完全松散型管理,每周去一次记者站,开评报会报选题。从报选题到采访、写稿,完全是记者自己联系、安排。习惯了被管理的我,突然到这样一个放羊式管理的报社,非常的不习惯。好在过了两个月左右,我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接下来写的是4个版的专题:为2003年春节推出特刊“金庸影视”专题,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正在拍摄中的《天龙八部》,我采访了张纪中、鞠觉亮、李亚鹏、周迅、周杰、胡军、周晓文等人。不久,因为关于北京永定门的报道《北京开门》,我通过了《南方周末》的试用期,正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

翻阅2003年的报道,《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戴思杰和小裁缝》、《王志文这人》、《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以及《金庸的节日》、《崔健:因为恐惧,所以批判》、刘震云专访等这一系列文章算可以留在我的书籍里。那一年是摸索期,但我没有让《南方周末》的编辑失望,通过这些独家专访,慢慢我知道《南方周末》的新闻应该怎么做了。

之前,我在各家报纸干,无非是凭着年轻,身体好,勤奋刻苦,能写会跑,拥有一定的资源。任何有野心的年轻人都可在他的单位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做一个勤奋的蚂蚁,是没有出息的,你得按照体制内的潜规则,先是成为编辑,再当副主任一主任一编委一副主编一主编,那是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和道路。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变成一个平庸的部门主任,想方设法往上爬,成为管理团队和既得利益者队伍里的一部分。没有人把职业记者当成终身职业,也没有这样的价值观。

只有《南方周末》,给了记者激情、理想和信念。到了2004年,我已经成为本年度发稿最多的记者。葛优、徐克、几米、沙拉·布莱曼、周迅、吴倩莲、赵宝刚、周星驰、德波顿、杨争光、贾平凹的专访,世界遗产大会专题,余秋雨专访及余秋雨文革调查应该算是那一年让《南方周末》自豪的报道。

因为文化新闻只在局部有影响,到了2005年,我开始调整,由电视、电影、娱乐、文学扩展到教育新闻,陈丹青离开清华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独家抓住了这个机会,让他谈了大学艺术教育制度对艺术的危害。

在2006年,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南方周末》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再说我即使有这方面才能,凭着自知之明,也顶多算个三流的,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有可能做到一流。

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2006年里,我开始以职业新闻记者来要求自己。这一年我发稿达61篇,有《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复旦自主招生》、《郭敬明抄袭案》、《卡拉OK版权收费》、《作协专题》等文化热点新闻,也有《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长沙歌厅走出来的电视艺人》、《北京儿艺体制改革轨迹》、《洛丽塔从禁书到“世纪经典”》、《韩寒白烨之争》这样的文化现象观察和专题,有范小青、胡戈、阎连科、莫言、余华、陈忠实、武和平、胡因梦、潭恩美这样的深入专访,也有《追寻那支西去的红军》这样的研究性题目。我拿了5个月度好稿奖、2个总编特别奖、1个年度新闻二等奖。

《南方周末》是一所好学校,这里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和他们合作,锻炼了我的业务能力。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提纲的设置,到现场的采访技巧,还有后期的写作,我都获益匪浅。比如,通过和文化部的向阳、吴蔚、陈一鸣的合作,学到怎么写新闻;从新闻部的张捷和后来加入《南方周末》的袁蕾那里,学到了新闻的整体结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别的报纸干,我交出去的是原材料;在《南方周末》,我交出去的是作品。

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的发稿量达到了66篇。盘点一下,我保持了原来的传统,比如有郭敬明的官司案、新闻发言人、作协扩招专题,王卫平谈中国电视意识形态方面的专访,也有4个版的《大明王朝》专题,更有对老南京遭受破坏、文化部推行上岗证谋利的调查,还有《海艺辱师门全记录》这样的特稿尝试,也有关于慰安妇赔偿调查、上海教科书停用重编的深度调查;还有我打破部门壁垒,为新闻部民生版的选题贡献,比如《公民韩寒的交通问题》等,为此,我还获得了5个月度新闻奖、2个总编奖、《南方周末》的年度十佳员工奖和年度新闻三等奖、教育部新闻专题奖。

在2008年,我在职业记者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发稿量高达97篇,获得了6个月度新闻奖、1个总编奖,《张艺谋解密开幕式》获得《南方周末》的年度新闻二等奖,《中国制造李连杰》和《“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获得年度新闻提名奖。

2009年,我发稿91篇,获得4个月度新闻奖,2个集体月度新闻奖。我参与了中国梦,开拓周末图书出版项目。我获得《南方周末》优秀员工特别贡献金奖。这一年,我在访谈领域有明显的进步,比如关于许倬云、戈贝尔、刘小萌、奈斯比特、金冲及的访谈;在热点人物上,我也没有放过,比如葛优、库恩、季羡林、张艺谋、莫言基本上都是独家专访;在热点事件上,我对社会热点名人做广告立法解读专题,张爱玲小团圆专题,文化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专题、香港电影北上专题、知青专题、世界音乐专题、《新闻联播》改版专题基本上都是厚实呈现。

有时候,和新闻部或者和经济部的同事聊起来,听到他们认为文化部的采访容易、写稿容易,我就觉得是一种误读: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很多时候是凭着惯性在工作,因为它往往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才开始,你只要顺着事件的逻辑,把真相和前因后果查清楚,写出来就好。不管采访多少人,你是一个简单的采访,甚至是三言两语的采访。

而文化部做的新闻呢?通常是公众知道的人物,每一次采访都要有新料出来;通常一个热点有几百家媒体采访,可见有多难。为一个人物,采访两小时,资料收集和采访提纲可能是两到三天的准备,加上采访、写作,可能是一周。时政、社会、经济新闻的竞争对手有那么多吗?

2010年开始,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受报社委托,我负责图书出版方面的开拓工作。可能我不会像以往7年里那样写那么多稿子,但对于我以后的每一篇新闻报道,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写出代表《南方周末》高水准的稿子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已有的《南方周末》记者那样,能够把名字铭刻在中国新闻史上。

虽然我已经38岁了,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希望能够永远保持激情和动力,保持一个人在路上奋力奔跑的姿势,就像《南方周末》的那几句广告语: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

后记

张英:南瓜泡沫第一猛人

傅剑锋

我相信张英的祖上应该是三国猛张飞。

我作这样的推测是有依据的。《南方周珠》(以下简称“南周”)云集了国内媒介诸多猛人,但张英居然猛冠“诸猛”,打破了南瓜泡沫(南周内部戏称)该死的“两三定律”与“高级”定律,这在南周史上是罕见的。

南瓜泡沫的所谓“两三定律”是指,哪怕是一些很牛的记者,也只能“各领风骚两三年”。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往往做记者越久,精神与体能的消耗就越大,追求更高更好作品的心理压力就越大,结果造成事事“举轻若重”、一些成名的牛记者在两三年后出现精神倦怠、写稿数量下降的情况。这其实不只是《南方周末》,也是不少成名的职业记者会出现的迷茫。

但张英打破了这一“定律”,2005年来,在《南方周末》多年写稿量保持全社第一。并且,每年总有数篇稿件能获年度报道奖项。在当下浮躁的中国记者圈中,35岁后还在做记者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记者是年轻人才能顶得住的活儿。但张英,这个三十七八岁的“老男人”,却以傲视年轻人的活力,创下了这样的猛人记录。我等惧怕“两三定律”的诸辈不由颇感困惑:这人怎么能这样猛啊?除了是猛张飞后人,还能不能找到更好解释?

张英打破的另一定律是南瓜泡沫“高级定律”。所谓“高级定律”是,被评上《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的诸君,往往会在几年内走人,写稿数量也往往会下降。此前,这个定律几乎颠扑不破,这些精英的流失,总是一次次造成《南方周末》业务上的重大损失。一位我极尊敬的前高级记者曾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每一个人的离开,都会在我们头顶的天空留下同样形状的黑洞。没想到,他说完此语的一年多后,也离开了南周。

造成这一“南瓜泡沫”定律的原因之一是,在南周这种业务至上的氛围中,大家往往对高级记者的作品评介严苛,高级记者的心理压力较大。心理包袱一多,往往出手过慎,作品数量下降也变得可以理解。另外,《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在业界颇受追捧,也容易被其他媒体挖走。所以,南周同事开玩笑:“我还不想评上高级呢,因为我还不想走人。”

但张英在2008年评上高级记者后,至今还没出现“走人”迹象,其稿件总量仍在2009年保持了全社之冠,也仍拿了一个年度新闻奖项。

所以,试解一下“猛人之谜”,必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八卦需求的好事。

张英稿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名人有关。什么名人最近来事,什么名人就会很快出现在他笔下。并且,他从来不玩二手材料,从不作奉承式采访,从来不搞肤浅交流。不写则已,一写总试着把笔锋潜入名人的骨髓里。张艺谋、冯小刚、章子怡、李连杰、周星驰、濮存昕,他始终试图扒下他们的名人外皮,还原出一个真性情,让他们说真话。

他说,其实有时问得太狠,一些名人也会被他逼急。他和冯小刚、张艺谋都吵过架、翻过脸,但他总能和他们重修于好。他告诉我的法门是“真诚”二字诀。即使吵了架,他也仍会和他们发短信,作沟通,寄卡片。他所说的真诚还包括每次都是很敬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不只是感到你是一名记者,还是一名可以给他们提供想法的建言者。他和冯小刚、张艺谋的交情是,当他看到一本好的小说或想到好的创意时,他会推荐给他们,他们也会从中受益。

但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贴在一起”的关系,而是“不离不弃不愠不火”的关系。该批的时候,他_并没有手下留情。奥运时,张英访了张艺谋几天几夜,搞出了全国独家的奥运开闭幕式大揭秘。但最近老谋子搞了个不三不四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英该批照批,写了火力很猛的《张艺谋批判史》。

当然,也有人说,张英稿量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对着名人,录音机一放就是了,写稿容易。但张英并不这样认为,其一是对名人资源的积累与维护,也是辛劳的重要工作。其二是,他认为,他做访谈也需大量的事前工作,没有庞大的事前工作与敏感性,是问不出好问题的。其三是,他认为,他的特稿与调查等方面的写作并不堕南周水准,如《黑户三十年》,虽然被毙了,但后来发在了《报告文学》上,反响颇大。

依我之见,如果把张英理解为一个名人采访专家,那就太狭隘了,他是一个对一切热点充满好奇的人。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这样的性格才决定了他非得做一名记者,并且是一猛人记者。

但他有时会因为一些同事的负面评价喋喋不休地倾吐委屈。我觉得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这种强烈的职业感,这种对职业荣誉的珍惜,使他不断地修整与提升自我——张英式的话语是这样概括的:“你丫觉得我做不好,我偏要做好给你看。”

他有如此好强之性,却没有“南周高级”的心理压力,猛题他做,我有时请他做一个民生小题,他也乐此不疲。他告诉我的话是:“我有平常心,我做对得起自己和报社的事。”

我似乎找到了“猛人之谜”的答案,就是他强大的内心。

可惜的是,他看似壮实的身体已经很不强大,他的身上到处是病。他一边像永动机似的亢奋工作着,对一切新闻抱有孜孜以求的热忱与好奇,一边却每天吃药、经常看病。

我曾劝他:“兄弟,新闻是无限的,身体是有限的,何必如此玩命呢?”

他笑谑着解释:“南周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呢,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我如果一定要走那样的路,顶多也是三流作家。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想做一名职业记者”,“中国不缺作家,但缺真正伟大、牛X的记者”。

猛人之猛,原来是因为有这样貌似低调的自我定位和狂妄野心。

(作者为《南方周末》资深编辑)

书评(媒体评论)

张英不是那种可以用领域来定义的记者,他是一个可以与“记者”这一职业全息对应的完整意义上的记者。他的几乎出自本能的好奇,他的罕见的新闻敏感及其捕获、突破能力,使他成为南周这个中国第一周报多年的发稿冠军,同时也佳作累累。

——《南方周末》副主编 陈明洋

作为《南方周末》的一杆老枪,张英说,他的路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成熟记者的自信。祝愿他打破老枪的宿命,在记者的路上走得更远。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江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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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8 23:2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