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涛(1910-1997)，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名刘华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师范学校肄业。早年参加五卅运动。

本书作者试图将主人公刘澜涛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者的故事。

本书分为四段：一是战争年代。为刘澜涛全国解放以前在陕北特委、两次入狱、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工作、生活纪事。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刘澜涛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西北局任上的工作、生活纪事。三是十年文革浩劫。记述刘澜涛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四是鞠躬尽瘁。为刘澜涛文革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生活纪事。

前言

第一章 战争时代(1910-1949)

 苦寒的童年

 热血青年

 党性是这样炼成的

 延安岁月

 抗日烽火

 解放战争

 迎接新中国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66.4)

 主政华北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

第三章 十年“文革”浩劫(1966.5-1977)

第四章 鞠躬尽瘁(1978—1998)

 为党工作是最愉快的事

 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刘澜涛同志生平

后记

参考资料

孔祥祯回忆说：1933年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打到北平郊区时，难友们准备过暴动。后因条件不成熟而放弃。

监狱不但是我们和敌人斗争的战场，同时我们把它当成学文化的课堂，办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有些吃过“洋面包”的同志(杨献珍、殷鉴等)把马列外文书籍翻译过来，大家一页一页地学习讨论。有些文章比狱外还翻译得早。

狱中出版手抄刊物《红十月》。经常结合狱内外形势开展讨论，同王明“左”倾分子、“中央非常委员会”、“北方紧急会议筹备处”各种倾向的分裂分子斗争。党员们监狱越坐，共产主义信念越坚定，思想统一，斗志昂扬。

大浪淘沙，不坚定分子很快“自首”出狱了。支部的党员经受住了考验，有的共产党员，如郝清玉同志，身患重病，宁可死亡，也不“反省”出狱治病。“反省”政策磨炼了共产党员，也纯洁了狱中党的队伍。一些斗志坚强的团员(如刘有光同志)经过考验加人了党组织，壮大了狱中党的队伍。

绝食斗争是狱中高级斗争形式。1934年12月9日，刘澜涛代表参加绝食的难友宣布开始绝食。由于敌人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无法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狱中孤军奋战，斗争十分险恶。绝食坚持了整七天，迫使敌人派出高级代表同我们谈判(刘澜涛是支部谈判代表之一)，监狱方面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改善伙食，延长放风时间，可以打开监门流通空气，可以看公开发行的报纸书刊，可以增加火炉御寒；病号和身体不好的政治犯下镣，一般政治犯可以改为3斤重的小镣。绝食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党支部研究认为：应当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要适可而止，巩固已有胜利，在新条件下继续斗争，决定复食。由刘澜涛宣布停止绝食，此时刘澜涛还代表支部对反对复食的同志做工作，强调服从支部决定，团结一致，反对分裂。“文革”时中央专案组据此给刘澜涛多加了一顶“破坏北平监狱政治犯绝食斗争”的帽子。

1935年，敌人判定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派30年代有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宪兵第三团特务，伪装被捕的党员进入监狱，摸到狱中党支部的部分情况。薄一波、殷鉴、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张奎、董天知、韩钧、张友清、刘锡五、胡锡奎、张振声等12名共产党“要犯”被国民党军法部门改判死刑，上重镣，集中关押，严加防范，等待执行。这12名党员都是狱中党的骨干，他们总结教训，安排好自己牺牲后党组织的干部配备，决心从容就义。商定，到“天桥”那天，一过前门就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侵略者！”。后来，因为《何梅协定》签订，国民党宪兵三团仓促撤退，死刑未能执行，12人才幸免于难。

孔祥祯同志的夫人说：“他(孔祥祯)对我回忆起监狱的生活时说：我们一干人的监狱生活，既苦又甜，在全世界也找不到，那是一个奇迹。1931年9月份，我被关押进草岚子监狱里。为了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狱中的党员成立了党支部，我被选为第一任书记，刘子久为宣传，胡锡奎为组织。支部抓了大家如何打官司的工作，使每个人对自己的案子心里有底，同时还抓了学习。杨献珍是个学者，英文最好，他主管学习。我的英文就是跟他学的。杨大哥(杨献珍)在狱中用英文翻译了好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人们很难想到关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活跃政治学习生活、相互交流信息呢？要知道草岚子监狱是个老监狱，房间破破烂烂，房与房之间是用木板隔的，有的木板已有缝，可以传纸条，我们还利用每日放风时间相互传话。薄一波等不少同志家境较好，家中经常有人送钱、衣物和食品来探监，在这里大家发挥了共产主义精神，成立了互济会，送来的钱入了会，食品要先照顾病号体弱者，这些举动是无声的，支部并没有规定。那个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薄一波、安子文等有计划、有目标地做看守的政治思想工作。起始都是用钱使他们上钩，让他们帮忙买东西，不算细账。一波同志还将自己一件皮袍送给了一个姓栾的，使他们吃到甜头，愿意接近，愿意跑腿，以后购买每日新闻报纸、外文书籍，以及发信、送信都成了公开的秘密交通。那个姓栾的也从内心里同情我们。1932年10月我因右肘镣毒化脓，1933年初需要取保出狱，进行治疗，刘澜涛就是让姓栾的到前门外陕西一家商号取保，又到榆林会馆联系，由他雇上二轮车将我送到榆林会馆，一切都办得很妥帖顺利。这些不是身临其境者，是难以想象的。我到了榆林会馆只住了两天立刻转到山西泽州会馆，才算安下心来。叔东(孔祥祯)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监狱的斗争非常尖锐，生活又很苦，可是至今回忆起来，心里还是暖烘烘的。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我和澜涛、献珍都是生死之交。’他永远忘记不了的是1932年冬天，他摔跤后右肘化脓，发高烧，不省人事，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是靠杨大哥。当时杨大哥被分配到病房专门侍候病号，他的劳动很辛苦，照顾病人喂饭、喂水、吃药，倒尿盆、痰盂，还要管学习。澜涛同志也是病号，经常吐血，但他也要照顾别人。叔东的右肘化脓，狱医逞能，坚持自己手术开刀，结果病情更坏。杨献珍同志不饶他，严厉地告诫他，治不好就不要硬撑着自己治，治坏了要负责任，不如让病人保外就医，也算行了好。好说歹说，狱医才算点头同意，由他向上级申请表示狱内无法医治，需办理保外就医。叔东感叹道：‘要没有杨献珍、刘澜涛这些好同志，我这条命是不可能保住的。’叔东从监狱出来，住进了德国医院平民病房，一个房间十几人，房钱很低廉，发愁的是药费，大哥来看望过他一次，给他带来一百元钱，是卖了地才换来的，他的伙食极差，需挤出钱买药。后来，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护士，似乎看出他的拮据，买不起药，每日就把给他打针上药的时间放在所有病人的后面，这位护士非常有心计地在给与他用同类药的病人打针时，给针管内留下一点，集中起来再给叔东打，像这样坚持了些时日，伤口也就愈合了。在回家的火车上，遇见了刘亚雄同志，方知陈原道同志已牺牲，亚雄回老家生孩子。他和亚雄同志分别留下通讯地址后，才保持了往来。”

P11-13

此文的作者，都是刘澜涛最亲近的人，但刘澜涛生前，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刻意收集老人的材料。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老人生前的大部分日记。我们读后，好像看到一位铁面无私、嫉恶如仇、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无条件服从党中央领导、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老共产党员的身影。当然，我们从日记中不仅看到党的胜利，也看到党的失误，看到人民遭受的苦难。捧着老人的日记，好像捧着燃烧的火焰，希望它能流布，今又恰逢老人百年诞辰，我们遂编写此书以纪念我们的亲人，纪念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平凡的一生。

《刘澜涛生平纪事》一文，分为四段：

一、战争年代。为刘澜涛全国解放以前在陕北特委、两次入狱、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工作、生活纪事。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刘澜涛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西北局任上的工作、生活纪事。

三、十年“文革”浩劫。记述刘澜涛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

四、鞠躬尽瘁。为刘澜涛“文革”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生活纪事。

《刘澜涛生平纪事》基本是依据事件时间顺序，同时将收集的有关照片按时间顺序插入而成。

我们遵照刘澜涛生前关于“编写历史和提供资料都必须真实，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原则指导思想”，“历史工作者既不能苛求古人，也不能美化古人，苛求与美化都是历史唯心主义。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甚至锦上添花，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同样，否定一切，加油添醋，借作个人宣传，落井下石，也是对历史的歪曲，是站不住脚的，最后必然被推翻，而加以改正”的指导思想，编写这篇文章。

本文作者试图将文章的主人公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者的故事。

在白区，他们“将头颅掖在腰带上”，于黑暗里点亮星星之火。在战争年代他们埋头苦干，扎根民众，致力政权建设，是军事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具体贯彻者，他们和元帅、将军们一样都是战功卓越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人民生活困难到什么程度，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象。党和国家领导人开会，讨论的就是粮食、棉花、钢铁、煤的生产指标能不能完成。他们最着急、最头疼的事情是6亿人民吃不饱饭。那时候，北京告急，上海、天津告急，全国不少省市粮食都极其紧张，不少省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事！急得周恩来、李先念寝食难安。本文反映的周总理，每次找人谈话，几乎谈的都是粮食问题。管粮食的李先念给各省市负责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都是实情。要什么没什么，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文章的主人公们就奋斗在那个年代。为了祖国的强盛，人民生活幸福，他们抱着良好的愿望，急切要改变现状，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努力建设着祖国，艰难地探索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这中间，他们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带来的是国家的强大与辉煌；错误和失误，带来的则是人民的苦难与个人辗转反侧的苦痛。

对于“文革”前夜的中国的探讨，出版的著作已经很多很多，分析得很详细。本文作者对那些曲折的过程不再做研究。在阅读这些书籍时，书中每一次会议都有文章主人公的身影，他当时的情况到底如何？比如，1964年毛泽东生日聚餐的那件事情，本文主人公的记载是“这是有历史意义的宴会，我是以严肃愉快的心情参加的。宴会席间毛主席说：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几天后“李井泉来谈话，得知毛主席一些重要讲话内容和宴会讲话的本意”，本文主人公才有些迟钝地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但再明白，也想不到毛泽东要和刘少奇分道扬镳。所谓当局者迷，这也是实情。

本文作者力求从当时的角度尽可能对文章主人公们作出客观的介绍。既不以我们现在对“三面红旗”、“四清”等问题的认识，现在对社会主义理解，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他的战友、学生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介绍文章的主人公们的故事。本文所涉及的事件琐碎、杂乱。好在文章主人公是个不隐恶扬善的人，他对工作中的错误从不隐瞒，“文革”后多次检查。所以全文看下来，内容前后呼应，还是成文的。

中国共产党现在处于建党以来最安定的时期。共和国现在已经成熟，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在正确的道路上，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条建设中国的正确道路，正是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者受尽磨难、艰难探索选定的。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管在新中国幼年时期，他们多么幼稚，有多少失误，他们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出于公心、兢兢业业、真诚地努力工作着。对前辈们的奋斗精神、清廉作风、高尚人格，任何人无权诋毁和妄说。

我主观愿望所追求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尽量客观反映文章主人公的一生。但是写历史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问用当前的眼光描述问题，带出个人的情感，更不要说和书中主人公有所联系的人的文章了。本文如有不实之处，我愿意听取批评意见。

刘澜涛1992年将“文革”被囚期间及恢复工作初期的诗函编辑成《皓翁诗函汇集》小册子。他在小册子《自序》一文中写道：“余今八十有二，抚今追昔，祖国兴衰盛事，自身坎坷磨难，人间悲欢离合，集于一身，感触颇多。然‘文革’十年浩劫，遭冤受难者数以千万计，岂止我一家一人。”“往事如烟，难忘者常绕心间，遂将收集到的诗函汇集成册。”“拙作虽然无诗味，但作为我生平一段重要时间的备忘录，还是很有用处的。”

就以文中主人公的话结束我的前言吧！

刘冀阜执笔

2010年8月14日

《刘澜涛生平纪事》终于出版了，这是第一本有关刘澜涛的文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本书从策划到付梓前后不到5个月的时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对刘澜涛各个时期照片、讲话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存在很多困难。刘澜涛生前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但他的讲话和文稿见诸报端的并不多；1966年前，刘澜涛保存的照片、文件、资料及生活物品在十年浩劫中全部被抄走，刘澜涛生前说过：“‘造反派’抄家比日本鬼子‘扫荡’还要厉害”。“文革”后归还的只有被“中央专案组”“一办”当作“罪证”的日记本及刘澜涛开会时的记录本(会后回忆记录)。现在虽然在网络上可以检索到不少有关刘澜涛的照片，但质量太差无法利用，这些情况给本书前期的材料收集和整理，中期的文稿审定和版面设计，以及后期的出版都带来了困难。所幸的是，我们编撰纪念文章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曾经与刘澜涛共同战斗、工作过的老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在编辑过程中，又得到了刘澜涛最后工作的单位全国政协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与大家见面的。

为此，我们深深地感谢那些曾经同刘澜涛一起战斗和工作过、如今仍然健在的老同志；感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全国政协有关单位、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当然，还要感谢那些常年战斗在党史资料、文史资料战线的同志和珍贵历史照片的拍摄者。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我们这些后辈怎么可能了解到那么多革命前辈们当年具体生动的事迹呢！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也不可能顺利出版。本文大量采用了他们编写的资料和历史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匆忙，本书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思涛

2010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