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是利德尔·哈特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有两个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特点，一是记录了刚刚被俘的德国重要将领的战争叙述和看法，用史学界流行的“口述史”视角看，本书具有“战争口述史”的特点，但形式上又不是完整的、纯粹的口述史，也不是一般的访谈录，它是以德国将领的口述材料为依据的分析和研究。二是在将领们叙述时间的把握上具有“原汁原味”的真实性。

本书真实记录了，在二战中德国将帅的记录和作战过程……

《山那边》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对二战许多次重大会战的德国方面的决策过程提供了第一手权威性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我们会发现德国将领们的军事素养确实很高，他们的战略判断多数是非常准确的，由此可解释为什么近现代的德国军事教育、总参谋部和作战体制成了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包括近现代的中国、日本都曾模仿过，在培养现代化第一流军事将领方面，德国的经验为各国所公认，尤其在“西克特时代”，在战胜国的压制下，德国军事建设反而因祸得福，创建了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国防军，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经验至今仍可借鉴。

大师与败军之将的沙场复盘——中译本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部分：希特勒的将帅们

 第一章：自杀性的分裂

 第二章：西克特的气质

 第三章：布隆贝格——弗里奇时代

 第四章：勃劳希奇——哈尔德时代

 第五章：早期胜利的缔造者——古德里安

 第六章：“阳光下的军人”——隆美尔

 第七章：阴影中的军人

 第八章：“老卫士”——龙德施泰特

第二部分：战争准备

 第九章：希特勒的崛起

 第十章：装甲兵的崛起

第三部分：德国人眼中的战争

 第十一章：希特勒怎样击败法国——放走英国

 第十二章：敦刻尔克的“暂停命令

 第十三章：法兰西的结局和第一次受挫

 第十四章：地中海的失败

 第十五章：希特勒入侵苏联

 第十六章：为何拿不下莫斯科

 第十七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挫败

 第十八章：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

 第十九章：红军

 第二十章；盟军反攻意大利

 第二十一章：诺曼底的瘫痪

 第二十二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从西线总部的角度观察

 第二十三章：希特勒的最后一搏——第二次阿登出击

 第二十四章：一个青年将领眼中的希特勒

结论

后记

第一章 自我毁灭的分裂

人们在战争中看到的现象，在战后看起来往往变得面目全非，这点上，领袖们形象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领袖们战时的公众形象不仅不真实，而且也随着战场上的胜败趋势而不断变幻。

希特勒在战前简直是个显赫无比的人物，在征服西方时更是如此，他成了拿破仑的天才战略、马基雅维利的狡诈权术、默罕默德的宗教狂热的混合体。他在莫斯科城下首次受挫后，他的巨人形象开始隐去，被看作一个浮躁的军事外行，他一连串疯狂的命令、一意孤行的愚昧无知是盟军最大财富。德军所有的灾难都记在希特勒身上，所有的成功都记在总参谋部的账上。

这幅图景并不真实，尽管其中有些真相，希特勒远不是一个愚蠢的战略家，在一定程度上，他聪明绝顶，而他的失败根源于紧紧伴随这种聪明的天然缺陷。

希特勒具有惊人的洞穿事物本质的判断力，也是一位心理战的战略大师，而且他把心理战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远在战前，他就对身边同僚描述如何使用妙计大胆奇袭，一举拿下挪威；如何诱使法军脱离坚固的马奇诺防线。他比任何一位将领都看得更清楚，在大战帷幕拉开前，可以通过虚声恫吓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获得不流血的胜利。历史上没有一个战略家能像希特勒那样、在战略的最高层次上把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

希特勒的观点往往同职业军人出身的将领们相反，又经常被证明是正确的，好像故意在捉弄那些试图影响希特勒决策的将领们。这种结果导致希特勒对他们的轻视，以至后来他们对战场形势比较正确的判断也不被希特勒接受。在莫斯科会战时，希特勒的缺陷超过了天赋，愚蠢透支了聪明，各种失误的积累最终造成他的军事破产。这让人想起了拿破仑，这位专业的战略家正是被自己的胜利弄得眼花缭乱，在相同的地点犯了同样致命的错误。

希特勒最致命的错误是胜利的机会已经消失时，仍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攻。这种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将领福熙(Foch)和黑格(Haig)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们是协约国军队的统帅，和当时指挥德国军队的兴登堡(Hindenburg)、鲁登道夫(Ludendorff)一样，都是职业军人。由于希特勒不愿作任何及时的合理撤退，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军在法国的崩溃，而且他在手下将领面前，再一次摆出类似福熙那样一贯正确的姿态。然而，他们的重大区别在于：1918年协约国的战场指挥官们没有服从福熙不明智的命令，而1944——1945年德国将领们却不敢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

为了弄清德国战争计划失败真相，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不得不探寻将领们惧怕希特勒和统帅部内部冲突的原因。希特勒的战略直觉和总参谋部战略上的深思熟虑，曾经是一个珠联壁合、天衣无缝的组合，后来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分歧，这种分歧拯救了德国的对手们。

德国保守派将领是总参谋部体制内制造的产品，尽管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负责德军战略的实施，但在胜利的日子里，他们的作用还没有完全被认识，当战争形势逆转后，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不断放大，在同盟国一方看来，他们是真正令人畏惧的力量。在过去一年里，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主要是龙德施泰特元帅，他是德军将领中的精英代表，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又发生了变化：在军事领域和向纳粹夺权的政变中，不是希特勒左右大局，而是龙德施泰特一锤定音。

德国将领们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队，是个有着各种奇思妙想的智库，对德国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看法误导了盟国方面的人士，他们望眼欲穿地指望德军将领们会起来推翻希特勒政权，而这种指望却永远不会实现。这一看法同样也误导了普通大众，认为德国将领们的能耐同希特勒一样了不得，应该分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然而，这幅图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真实的，现在已时过境迁，就像一个失灵的刹车，德国将领们根本不能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旦战争爆发，将军们为希特勒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但他们的成就被希特勒巨大的个人光环所遮掩。随着希特勒的衰退，当他们在外部世界的眼中愈益显得突出时，他们对国内政局的影响愈发变得无能为力。

这种状况由多种因素造成。他们坚持保守的秩序和传统，对被灌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和狂热信仰迷魂汤的一代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因此，在任何反对纳粹制度、尤其在反对蛊惑人心的布道者希特勒的行动时，他们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军队支持。他们因自我封闭、远离公共事务而变得孤陋寡闻。顺便提一下，希特勒巧妙地切断了他们独立思考的来源，让他们惟命是从。另一个因素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训导和宣誓效忠情结，他们都曾发誓忠于国家元首。在他们看来，一个军人违背自己的庄严承诺而名声大噪是荒谬可笑的。他们作为军人，这种感受是真切的。这些因素都是军人应具备的优良品质，但却妨碍他们同暴君的抗争，并且经常让他们变得患得患失，在面对外部共同威胁时，从根本上放弃了对自己同胞和国家最高利益的忠诚。追求人格完善和患得患失的处世风格，构成他们致命的弱点，长期以来，他们不敢在军事上坚持正确的主张，不能抵御来自军队外部的干涉，从希特勒崛起到德国崩溃，他们为此苦苦挣扎了整整十二年。

第一阶段是同纳粹冲锋队头目交锋，将领们明显占据了上风，但这是利用纳粹冲锋队内部自相残杀间接取得的。希姆莱(Himmier)利用希特勒害怕罗姆(Roehm)褐衫冲锋队坐大的心理，成功地促使希特勒谋杀了冲锋队首领罗姆，清洗了其势力。至于罗姆是否真的要推翻希特勒，只有天知道了。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罗姆的褐衫冲锋队极想在德国军队系统中分得一大杯羹。这股冲锋队势力被消灭后，希特勒更加依赖军方将领，而德军将领们也在军队中重树自己的威望。

第二阶段的较量在1938年1月达到了高潮，当时他们落人希姆莱的圈套。1933年，希特勒已经任命冯·布隆贝格(Blomberg)将军为作战部长，但他的同僚深受希特勒跋旄械饺找娌又听说他同他办公室一位打字小姐结婚而深感震惊，因此将领们同布隆贝格关系进一步疏远。但希特勒却很欣赏不分贵贱的婚姻，亲临婚礼给予祝福。布隆贝格结婚不久，希姆莱给希特勒呈上一份警署档案，证明这位打字小姐曾经做过妓女。于是，也不知是真还是假，希特勒大发雷霆，撤掉了布隆贝格。紧跟着，希姆莱故伎重演，又弄出另一份档案，捏造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von Fritsch)是同性恋，于是他也被希特勒打发走人，并且永远不再录用。后来军事法庭调查证明，同性恋一说纯属子虚乌有。

P2-5

《克洛克的信函和日记》记载了一个故事，威灵顿公爵(Duke Wellington)和克洛克(croker)在一次野外旅行时，为了消磨时光，一路上不断地猜测沿途每座山丘背面的地形特点。威灵顿对山那边的情形每猜必中，克洛克大为惊奇，欲知其然，威灵顿回答说：“原因嘛，我一辈子都在猜测山那边是什么。”

威灵顿这句话后来成为重视将道中的想象力、以及对“山那边”发生的情况——敌情和对手意图——进行判断的比喻，同样也形象地概括了情报的职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我有幸获得最早了解“山那边”的机会。当时我正在为P.I.D工作，使我和德国的陆海军将领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同他们的许多次讨论中，我搜集到他们有关战争的原始证词，而这种原始证词往往会随着当事人后来产生的种种顾虑渐渐变得模糊不清。

听德国将军们的叙述和研究他们一样，有助于对那场战争的了解。他们中很少有人符合典型的普鲁士军人刚毅的形象，龙德施泰特元帅最接近这种典型，但他天然的谦恭和淡淡的幽默感，抵消了典型的普鲁士军人刚毅的形象。他在囚禁中矜持自重、不怨天尤人，随遇而安，也不把自己深陷困境的原因归咎于对方阵营。为此，他赢得了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英国军官的尊重。相比之下，一些靠纳粹背景升迁的年轻气盛的德国将领，却显得既嚣张又粗鲁。不过大多数德国将领不属于这两种风格。许多人也许已经发现，这些德国将领的日常表现，就像我们在任何会议上碰到的银行家和工程师那样，精通专业，彬彬有礼。

德国的将军们本质上是一群技术人员，专心致志于军事职业，很少有思想，不难看出，希特勒很容易蒙骗和掌控他们，他发现他们是一批得心应手的工具。

汇集他们的证词，集中加以分析过滤，对了解二战前军事情况的背景是有益的，不仅节省时间，而且避免了战争后期盛行的一种普遍误解，认为德国总参谋部就像1918年之前一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这一误解影响了纽伦堡审判的起诉过程。而在早些时候，这一成见也妨碍了英国和美国政府对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给予及时而有效的支持，这个反纳粹运动有着德国军方的背景并策划已久。德国总参谋部支配一切，这个过时的看法否定了所有对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军队实际作用的冷静观察，而且像传奇故事一样经久不衰，人们深信不疑。很不幸，这一成见延缓了希特勒的垮台，延长了战争时间好几个月，甚至可能几年，不然的话，战争恐怕早就结束了。对于欧洲而言，这一误解所产生的种种后遗症正开始蔓延。

我由衷感谢为我最初发掘这些事件提供方便的人们，他们的工作具有历史意义。同样地，我要感谢精通德语的F·S·金斯顿上尉，他的协作在多次集体讨论时给我以巨大帮助。同时，我对“山那边”这么多人给予现成的帮助表示感谢，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讨论以往事件时，所持的客观态度对这本历史著述作出了贡献。最后，我要感谢一珀西．霍巴特少将、切斯特．威尔莫特，以及写作期间给予批评和建议的G·R·阿特金森、德斯蒙德·弗劳尔。

1948年于蒂尔福德家，蒂尔福德

《山那边》的中译本能够问世，首先应感谢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教授，十二年前，他在访问哈佛大学时，从该校图书馆复印了英文版带回国。其次要感谢戴旭先生和新华出版社的孟通编辑，当他们知道我收藏的英文版书籍中有《山那边》原版时，竭力鼓励我组织翻译出版这本军事名著。当然，还要感谢《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张云教授，12年前，他支持我译出了最重要的一章《初期胜利的缔造者——古德里安》，并发表在他主持的国内军事历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刊物上。

由于早年国内军事建设上经历过全盘苏化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认定、军事思想和战争指挥艺术上，基本对苏联的那一套照单全收，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有关二战将领回忆录方面，早年大多以苏军为主，其中不乏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科涅夫、崔可夫等真正的将才，不过一些二战中战绩频频的苏军庸才，甚至败军之将也被包装一番推销到国内。比如人们一直很崇拜的布琼尼这位元帅，在前苏联内战时期，他的第一骑兵军团战绩辉煌、威名远扬，被列宁赞为“无产阶级军队的象征”，但此后他的思想一直停滞不前，拒绝军队向机械化转型，结果二战中惨败于基辅会战，让德军摘取了“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包围战”的胜利桂冠。王天兵先生的新著《哥萨克的末日》有这样一段：”1967年，布琼尼在莫斯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当被问到骑兵在下次战争中将起什么作用时，他答道'决定性的！'布琼尼还在倡导研究核子时代骑兵军的用途。”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知道布琼尼元帅的中国人几乎无不对他肃然起敬，我对上一代中国人在愚民政策的阅读环境中获取知识深感悲凉。

在盲目崇拜苏军的同时，另一方面的情况是，西方国家一些军事指挥上杰出的将领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不为国内军事翻译界所重视，说到底是敌对心理严重影响了客观判断和必要的经验汲取。改革开放以后，对西方国家的军事思想家和将领的翻译介绍逐渐增强。不过出版这些国家的书籍时，前言中免不了提醒读者要警惕地阅读、批判地阅读，唯恐”中毒”，似乎中国读者特别没有脑子。目前这类出版者的套话已不多见。我相信中国人在经历一百多年的苦难磨炼后，至少阅读能力已经成熟，不必以少年儿童对待之。因此相信中国读者和中国军人能够从《山那边》里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但事情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市场经济下，社会追求利润之狂澜席卷出版市场，过去意识形态遏制无意中形成物以稀为贵，西方名将不仅徒然走红，而且用广告式新闻式语言进行炒作，其效果远远超过了以往对苏军将领的吹捧。国内一些战史“捉刀手”费尽心机、精雕细刻、语言夸张，恨不得把这些西方将领变成《说唐》、《三国演义》、《天龙八部》、《雪山飞狐》里的人物。世道之变幻，恍如隔世，实在让人唏嘘感慨。

如果在十年前有出版社愿意的出版的话，我可能独自完成此书的翻译，那时精力充沛，而如今斗转星移，事随境迁，已无”单干”之闲情逸致，好在一批过去的学生和青年才俊后来居上，外文功底比他们老师一辈强多了。他们在学风浮躁的今天，仍能意识到作为学术基础工作的经典著作翻译的重要性，并认真投入其中，精神殊为可嘉。

在此次翻译中具体的章节分工如是：倪乐雄两篇序、第1、2、3、4、5、6章，孙运峰第7，8、9、10章，郑飞第11章，杨小辉第12、13章，陈道银第14、15章，谈谭第16、17章，赵雅丹第18、19章，熊曙光第20、21章，南琳第22章，周晓华第23章，严瑛第24章和结语；本书统稿校对任务由孙运峰助理研究员负责。本书的翻译还得到上海市教育高地项目的资助

最后，感谢参与本书翻译的上海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和星散海内外的弟子们，感谢渥太华中国事务研究院姜留义女士和加拿大同行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