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小说主要以南诏鼎盛时期即公元754年至794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天宝大战、西开寻传、东定昆川、苍山会盟、铁桥大战等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画卷，通过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表现了诏王至奴隶，以及唐朝和吐蕃的重要人物的悲欢离合。

本书是长篇历史小说。小说描写南明最后一个王朝——永历政权的建立与覆灭，以揭示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国家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中国命运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一群凶残的土司杀入昆明，焚掠全省，云南开始了四十年战乱，昆明五华山一次又一次承载着兴亡。

南明十四年抗清，吴三桂八年反清，土司土酋叛降无常，兵荒马乱的历史演绎着血泪传奇。

皇帝、王爷、国公、将军、土司、公子、幕僚、贤达、江南花魁、冷袍女侠，各色人等，在历史漩涡中既为云南历史涂下或红或黑，或浓或淡的一笔，也为个人写就了或悲或壮的人生。

四十年战乱，使滇中红土地浸透了血泪，育出山茶花杜鹃花红艳如血，闪耀着高原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古歌

主要人物表

第一章 天翻地覆睥睨间

第二章 道远任重难回天

第三章 南疆驰骋展宏图

第四章 云贵蹉跎苦颠连

第五章 滇山滇水情无限

第六章 异国异乡恨绵绵

第七章 春城春梦春宵短

第八章 血洗滇池万人冤

尾声

后记

第一章 天翻地覆睥睨间

一、段四将军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九月九日。

大理古城秋高气爽，晴空万里。

日出以前，段钟秀已经打开了自家经营的茶铺大门。这么早，茶客不会就来光顾，他是要等候姐夫和甥女的到来。姐夫在省城黔国公府当差，昨半夜方来到大理，让衙门安排在城南官驿下榻，今日一早便派侍卒前来报信，说将先去衙门公干，公事办妥就回家看望岳母与舅爷。报信侍卒还告知甥女也跟着姐夫来了，段钟秀心里分外高兴，只盼早早相聚。

如今大理古城是辖四州三县的大理府府城。在唐宋两代古城曾是王都，经过元初、明初两次大战，已被彻底毁坏；二百六十年前，明军重筑城墙，长宽各三里三，只有原来王城十分之一的面积。此城西距苍山三里，东距洱海五里，雄踞坝子中央。青砖城墙高二丈四尺，有雄伟的四座城门，十五座敌楼，三十九处铺所，是云南省仅次于省城昆明的第二大城。

大理城北门名“安远门”。往北而去，是通往藏区的茶马古道。明初占领大理的汉人将军以为会有令人不安的大事出在北面远方，才有此命名。百姓们直呼北门为“三塔门”，因为往北三里便是唐代以来著名的古寺崇圣寺。崇圣寺有三塔鼎足而立，又称三塔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安远门城楼上塑起了都天太岁的神像。道士和神汉们对汉人和白人百姓宣讲：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都天太子是封神榜上殷纣王的儿子殷郊，是驱邪去疾保平安的大神。承平日久，武备早废，城楼上已不驻官兵，只有一位老庙祝自告奋勇为神“服役”。城墙内侧有一条两丈宽的巷道，一部四尺宽的石楼梯供香客上下。巷道对面便是段钟秀家的茶铺。

段家这茶铺在通城主街北端，东面面对主街，北面面对城楼内侧巷道，两面五间相连，左右逢源，出入城门的行人和朝拜都天太子的香客络绎不绝，都喜来这茶铺光顾，可算占尽了风水。段家勤谨，又将茶铺扩建为前店后院，除自家人居住外还可接待十来个旅客，五六头牲口，一家人倒也丰衣足食。钟秀父亲早逝，老母在堂，一妻一子，全家四口，又请了三名伙计。

那时，大理城中百姓，除根在乡下的白人外，已有许多从四川、湖广和江南迁来的汉人，各地的饮食文化和茶文化也相继流入。大理人喝茶休闲有两种去处：一日茶铺，二日茶苑。前者位于闹市中，当街上，大都陈设朴陋——白木桌凳、大火炉上架几把大铜壶；客人喝茶用土陶壶和半陶半瓷小杯，由几个长裤短衫的小厮忙来忙去加水侍候。有的茶铺延请艺人说书，戏子清唱，以招徕顾客；又备些干果、蜜饯供客人佐饮。出入茶铺的客人多是歇脚解渴的过路人，做生意的零商小贩，消磨光阴的闲散市民。每逢一月中四个赶集日，茶铺便当街伸出个布棚，备下大桶凉水，摆好三五个陶碗，专供贫苦的赶集人解渴，一般茶铺一文铜钱供一人喝个够，全城中只有北门段家茶铺喝凉水不收钱。茶苑则位于城中幽静处，大都花木掩映，曲径通幽，流水淙淙，各成小院。院内大理石桌子有大有小，周围摆可折叠的麻布躺椅。上茶用江西瓷盖碗，供应茶水和小食的是整齐的男女小童，穿绸戴花，打扮得像观音莲台前的金童玉女。爱出入茶苑品茗清谈的有官府书吏、文人学士，自然也有爱充风雅的三教九流。客人们各在一小院，举止斯文，轻言细语，互不来往。

二百六十年前，大明朝三十万大军征伐云南，血淋淋地攻灭大理。悍将骄兵虽然没有将白人贵族斩尽杀绝，却也竭尽欺凌、侮辱和迫害。侥幸存活下来的白人贵族东躲西藏，改名换姓，茹苦含辛，苟延残喘。明朝在云南推行军屯、民屯、商屯，成千上万的汉人来到云南。为了躲过迫害，许多聪明而又软弱的白人冒籍自称为汉人之后。谁也查不清芸芸众生的家世，数十年后，大理城中汉人已有半数左右。五六十年后，朝廷对白人的禁锢和压迫松动了，但是“汉人贵，白人贱”的意识却是根深蒂固的。自尊的白人内心不承认这种贵贱之分。明朝中期以后，白人发明了“民家人”的自称，用于与外族的交往，白人内部则互相以“白子白女”亲切地自称。那意思是白人是“民家人”，汉人是“官家人”，只有官民之别，并无贵贱之分。段钟秀一家是从剑川回迁来的民家人。他家在剑川姓杨，迁回大理后追谱溯源，恢复段姓。段钟秀是民家人，出入于他的茶铺的客人也是民家人居多。

段钟秀身材颀长，英俊的紫檀色长方脸，剑眉挺秀，风眼闪光，胡须又黑又硬。他从来只想平平实实过日子，苦讨苦吃度光阴，没有想望有什么富贵的根基。偏有好事者自作多情，考证出他是大理国皇室的嫡传。他们说，洪武十八年沐英的爪牙在永昌秘密杀害段世的所谓儿子段聪，以为段世的嫡系在云南已经绝种；其实段世好友杨朝彦早将自己的儿子与段聪调换，使段聪以杨姓子弟身份在剑川活了下来，到段（杨）钟秀又传了十代。段王爷家男子汉相传十代，已发展了百余人，但仍然保持着点苍山一样雄秀的长相。

于是许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偷偷议论：

“你看人家魁梧如金刚，鼻高额圆，眼如丹凤，耳如轮珠，坐有虎相，走若狼形，一看就是龙种！”

“水之有源，其流必远；木之有根，其叶必茂；总有一天，段家又要大发大旺！”

“龙人浅潭遭虾戏，虎入牢笼受犬欺。这是什么世道？龙子龙孙来开茶铺，侍候孬种贱人！”

段钟秀在大理城中结得人缘并不全因为那传说中的高贵出身，更主要靠他的热忱、善良和与生俱来的豪爽之气。段钟秀为人光明磊落，仗义疏财，扶弱济贫，常常为乡人排忧解难。闻别人负屈含冤，他愤愤不平，怒目挺拳，千方百计伸张正义，为人讨回公道。四邻乡里，若有纠纷，都爱找他公断是非；他的评判总是令人心服口服，比衙门里的大老爷更有权威。段钟秀家并不富裕，无力周济穷困，但只要真有为难求他救助，他宁愿自家节衣缩食，也要尽力帮助你。贫穷乡人进城赶集，喝不起三文钱的热茶，他那北门茶铺就舍水，不收钱让人喝个够。穷人在铺中歇个脚，听一阵评书清唱，他家小厮不追不赶，笑脸相迎。

段钟秀排行第四。民家人不重男轻女，在计算孩子的排行时往往男孩女孩混在一起。钟秀大哥因病早逝，两位姐姐一嫁剑川农家，一嫁昆明义兄杨家，他是老四。乡人觉得直呼大名不敬，有人就给他起了个有趣的外号，叫“段四将军”。这外号越叫越响，越传越远，很多人倒忘了他的大名。这名号也自有来由：一是他有一身绝世武功，数百里内还未逢过敌手；二是他结交的朋友多不文不武，亦文亦武。大理城内的流氓恶少，提起段四将军便会颤抖，看见他的雄姿便躲到阴暗的角落里。大理早就流传着南诏、大理国许多段姓大将军的故事，如今又出一位段四将军，自然又该有新的传奇。

几天前，段钟秀的两位师弟来大理拜访他。兄弟们常来常往，每年要相遇几次。这时恰好从昆明传来信息，他姐夫要来大理公干。姐夫杨世英在黔国公沐天波府中任武教练，是国公爷不离左右的心腹，也是与段钟秀等三人同师学艺的大师兄，所以两位师弟便留在段家等大师兄到来。

段钟秀师弟杨祖诒，字杏孙，剑川人。其父杨栋朝是万历癸丑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给事中。因为疏劾宦官奸贼魏忠贤罢官归乡。魏忠贤倒台后复出，任光禄寺卿。告老还乡后，乡人称为杨光禄。杨祖诒少年时父已去世，中原又呈纷乱，他无心仕进，在家练武习文。另一师弟杨国训，字应元，邓川人。其父杨文靖于天启初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授官检讨，不幸在任上因病去世。杨国训也在家务农，以读书练武为乐。  说起来，段钟秀与三位杨姓子弟相识相交也是天缘巧合。大理城北五里的无为寺传习武术始于晚唐，已有数百年历史。明军灭大理，对于白人集群习武十分疑忌，明令禁止，使无为寺荒废已有二百余年。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有一位法名海量大千和尚云游至大理，闻无为寺大名，到寺中暂住。和尚为河南南阳人，有绝世武功，尤以轻功和达摩、七星剑术最精。消息不胫而走，传至段钟秀茶铺，他得悉便赶到无为寺苦苦哀求拜师。继而一位已经略有功底的昆明士子杨世英追踪而来，杨祖诒、杨国训也闻风而至。四人虽遭到大干回绝，但仍每日前往恳求。大千怕官府为难，不肯收徒，已经打发走许多前来投师的青年，见这四人为人诚实，志向坚定，心中不忍，便将他们带到洱海东北七十里的鸡足山教习了八个月。大干在一个夜晚飘然而去，再不见踪影，再不闻消息。四人寻不见师父，大哭一场，就在鸡足山金鼎指天指地，八拜结义。杨世英建议，四人再在大理相聚一时切磋武艺，便又在段家住了半年。段钟秀母亲看上杨世英人品，将二女嫁他。杨祖诒、杨国训家离大理不远，所以常来常往，比亲弟兄更亲。

段钟秀将杨祖诒和杨国训安顿在后院客室中居住。清晨，店内小厮服侍他们盥洗以后，段钟秀便陪他们用早餐。廊下摆有一张小方桌，四条二人凳，是一家人日常用餐的地方。因为临街的茶铺是单层房，从走廊往北望去，城墙和城楼都在铺房屋脊之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段钟秀的两位义弟与他相依为命，但长相和性格完全两样：杨祖诒个子矮小，略显粗壮，一副圆脸，平日冷静深思，不苟言笑；杨国训身材细高，一张长脸，为人热情急躁，风趣开朗。

民家人早餐照例简单，平时就粑粑、饵快、饭团、汤面只任选一种，不求吃饱，所谓“打个点”。今日两位少爷是客，段妻张氏为他们每人煮了两个荷包蛋、一碗炸酱面，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一面用餐，段钟秀一面说：“姐夫昨晚是子时才到，安顿在南门馆舍。今日一早要先到县衙公干，事毕才能来家。”

杨国训随口应道：“县署在安仁坊，离这儿不到一里。但伯英（杨世英字）兄此来既受命于国公爷，知府大人为何不接见？”

段钟秀回道：“知府大人因病告假，安福里冷冷清清有些时候了。再说姐夫喜欢王县丞为人豪爽，是位爱民好官，找他办事要扎实些。”

说话间，只见城墙城楼上熙熙攘攘，人声喧哗。上城楼的石楼梯上拥上一群群人，男女老幼皆有，他们互相呼唤，频频议论，大声喝彩，似乎都被突发的异事所激奋，又惊奇，又开心。三位用餐人的目_光都被吸引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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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云南史诗三部曲”开始于二○○三年六月十八日，至二○○九年六月脱稿，历时六年。其间，夜以继日，可谓废寝忘食。回忆起来，创作素材的搜集积累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一九八一年拟写写作提纲后，感到素材尚不够丰富，于是又继续搜集积累素材，直至动笔前的业余时间差不多都打发在上面了。

在我过去的人生旅程中，有两件事情使我与云南文史结下不解之缘。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有十七岁，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大理感通寺第十一代住持传慧（又名智通）长老。在请教他一个佛学疑问时，一见如故，从此结成忘年交。记得那时他已有五十九岁。当时我在大理一居民泥木社当一名解板匠，工作艰辛，收入微薄，还被居民委员在大会上点名，宣布为监督改造的对象。长老慈悲，鼓励我坚持自学，希望我不要荒废青春。那时他正在编撰《云南佛教史稿》，因目力衰退，要我帮忙抄录整理。后来他又提出由他提供素材，要我写成初稿……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有条件阅读了大批云南文史资料。一九六六年冬，红卫兵横冲直撞，我被关在大理一中一间小破房中监督劳动，一个月后才知道长老在侮辱和折磨中含冤去世。这位扶掖后进的义学高僧给我留下长久的悲愤和悠远的忆念。

另一件难忘的事开始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大理供销社要招几名采购木料的临时工，来居委会寻人，见我能写会算，便“破格”录用。每日六角工资不够伙食开销，我想不去却又不敢，生怕激怒决定我一家六口命运的居民委员大人。出乎意料，我却得到了两年多最开心的工作：先在大理县凤仪三哨，后在洱源县牛街，每天只消用一二小时验收山民送来的木料，其余时间都可以自己掌握；每月只消外出一二次到木场看看，或到山村去清理旧账，使我得以在小棚中读了上百册书，写下二千多页读书笔记。

那一段时间，我曾经踏遍大理、巍山、永平、剑川等地的许多山村，与伐木人、赶马人和山村青年交为好友。那时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以后，阶级斗争大风大浪略有静息，许多古老的民风民俗又活跃起来。我有幸应邀参加了许多踏歌会、庙会和婚宴；在与运送木料马帮同行的路上，听老者讲故事，听年轻人唱情歌爱调，使我忘记了世间还有迫害和苦难。在我的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幅美丽的风俗画。正如高尔基的名言：“古老的风俗在含情脉脉对着我微笑。”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六四年农历二月八日，我被巍山县永建公社水资路村邀请去过踏歌节。这是一个全山寨狂欢的日子，我竟成了全村的客人。先是一伙彝族青年搂着我走村串寨，有的要与我“打老友”，有的要让初生婴儿拜我为干爹，有一名叫苴国安的青年要我去认识一位村中长得最好的姑娘，要我把她领回家做媳妇，急得我东躲西藏。太阳偏西各家开始晚宴，我在一家做客，才吃了几口，便有另一位热情的家主站在我身后准备“抢客人”。我被“抢去”吃过八家酒菜，灌下不少于一斤老白干，天未黑已不辨东西。天黑后闻村外一声枪响，村民们争先恐后来到歌场，围着篝火踏歌而舞……半夜，老人归家，对对情侣打着火把向密林深处而去，队长苴向华陪着我坐在篝火旁的草地上，慢悠悠讲着有趣的故事。他说“水资路”是彝语是“厄此路”的变音，意思是出圣水的宝箐；附近五六个村寨“自”、“茶”、“苴”三姓人都是南诏王室的后裔；他又约我次日到北山瞻仰供奉凤迦异王子的土主庙……那时我便有一种冲动，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感人的事物和场景写下来？在人们互相仇杀和互相蹂躏的岁月里，乡亲们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是多么珍贵！从那时起，我的笔和小本子再也没有闲过：民间故事、民歌情歌、谚语俚语、民风民俗、碑碣楹联、族谱家史都成为我寻觅和记录的对象。这是一个苦难中的“小反革命”在自寻安慰。

一九八一年我被吸收为公务员，生活已经比较安定。清理旧时杂乱的文稿，将那充满感伤情调的短篇小说、回忆录等习作舍去，还有积累素材的卡片两千多张，脑海里便浮现出“云南史诗三部曲”的雏形。我用一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待冷静下来，我很快感到素材还不够厚实，如果就动笔写作，作品难以到达自己的预期，便强抑创作的冲动，仍旧利用业余时间研读古今的相关著述，对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址开展调查研究。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日常工作十分繁忙，积累素材的工作却没有停止过。

二○○三年离开政府工作岗位，有条件集中精力来完成写作的夙愿时，积累素材的卡片已达六千多张，包括从正史、稗史、地方志和碑碣摘抄的史料，民俗和民间文学资料，重要遗址的调查材料，家族史和家谱资料，现代学者研究民族学、民族史和民俗学的成果，以及三次到内蒙古，一次到西藏，多次到四川、贵州、湖南，向一些专家请教有关民族历史和风俗的疑问，同时考察相关古战场遗址的记录。诚然素材的搜集积累漫长而艰辛，但是如果没有多年来素材的搜集积累，我绝不可能坐在书斋中完成这部著作。

我没有深入学习过文艺理论。在我开始有“云南史诗三部曲”创作意图时，也没有读过几部历史小说。记得在十五六岁时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阿·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的中译本。这两部大作史诗般壮丽的场景、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人情风俗的生动细致的刻画深深打动了我。我一直把它们当作写作的样本。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坛上历史小说创作开始繁荣，众多“主义”与“品类”纷纷登场。诸如什么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创作应该遵守哪些规则，如何把握考据与虚构的关系等等成为热议的话题。虽然我无意加入这类争论，但因为许多朋友的关心质疑，也想借此机会将我的粗浅认识简单说上几句。

首先我要说明，“云南史诗三部曲”写作的目的并不是普及或宣传历史知识。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许多学者卓有成效地去做，出版过许多好书。我强调我写的是小说，是一种艺术创作。众所周知，文艺作品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才有感染力和美学价值。别林斯基说过：“没有虚构，便没有小说。”如果一部小说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谁还乐意去读它？世界上又何曾有一位历史学家可以将历史人物的面貌、性格、动作、表情、语言和心理活动完整地记述下来？但是另一方面写历史小说不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虚构，它必须有历史感，合乎历史的逻辑，这是历史小说与现代题材小说的基本区别。

我认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应该尽可能深入地研究历史，合情合理地重建历史场景，使作品的情节和人物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我通过大量补课，学习经济、文化、艺术、建筑、民俗、服装等各类专史，力图准确地把握各个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社会风貌特征；同时通过对各民族近现代生活和风俗的调查研究，用解剖活化石的方法去推敲其先民的生活方式、民俗特征和心理素质。

有朋友关切地问：“你的小说几分实，几分虚？”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种定量的考核无从着手，也没有意义。我希望比较准确地认识我所描写的时代和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尽可能了解史学界的各种观点，对主要历史人物的经历进行认真的考证，在此框架内进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在创作中，民间传说，现代人的民俗活动，许多难以考证其真伪的家谱，往往成为诱发我的创作灵感的源泉。

“云南史诗三部曲”所描绘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跨越盛唐至清初千年历史，涉及历史事实、典章制度、名物风俗以及民族学和民族史的问题实在太多。时至今日我已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工程学实践，在文史方面根底甚浅，作品中一定有许多贻笑大方之处，乞方家、朋友和各位读者指正。  在搜集积累素材的几十年间及写作的六年中，曾得多许多朋友的关怀和大力帮助。这里，我特别要感谢以下几位好友：

原大理州政协主席  赵有生

大理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李坚

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杨辉

大理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  和佳轶

大理经济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周伟

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三部曲”不可能与读者见面。

我尊敬的语文老师，原下关一中校长贺德金对三部曲的第一部进行了细心的评审，使我后来的创作得到深刻宝贵的教益。

云南人民出版社的沈正德老师有渊博的学识、很高的专业水平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六年如一日，为提高本书的质量兢兢业业工作，使作者受益匪浅。

再一次对关心和帮助本书创作的朋友和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栗标

2009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