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本书是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的同名图书，全书呈现了大量珍贵资料和有关人士的深情回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科学巨匠钱学森传奇而光辉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

本书是中央电视台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的同名图书，全书呈现了大量珍贵资料和有关人士的深情回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科学巨匠钱学森传奇而光辉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导演手记和后记等相关内容揭示了拍摄中的幕后花絮和感想，“告诉你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钱学森”。

前言

第一集

 初年·国内

第二集

 留美

第三集

 归国

第四集

 导弹

第五集

 “两弹一星”

第六集

 晚年

导演手记：告诉你不为人所知的钱学森

后记：一次未曾谋面的纪录

人物传记片《钱学森》摄制组成员从上到下，从前到后达百人之多，而真正见过钱学森并采访过他的，却仅我一人。

那是1997年，我担任十二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的执行总导演，负责全片一百多位当事人的采访。由于周恩来生前是中共党内与知识分子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领导人，加上他一直担任领导“两弹一星”研制的最高机构——中央专委会的主任，钱学森与周恩来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因此他是《周恩来》一片中的重量级采访人物。我们摄制组负责联络采访对象的统筹告诉我，钱学森办公室说，钱老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要向钱老请示。有一天，钱办打来电话，跟我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当时的国防科工委面谈。纪录片《周恩来》的上百位采访对象中，上至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等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工人、农民，我们均通过电话或传真联络就能约定，要求面见汇报才能决定进行采访的，钱学森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

经过层层的哨卡，呈递介绍信、填报会客登记、查验证件，我来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一位声音洪亮、面色红润、伟岸高大的军人接待了我。他自我介绍，名叫涂元季，是钱学森的秘书，也是他的学术助手。涂秘书告诉我，钱老退休以后从未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尤其是电视采访，老人家几年来一直闭门谢客。但钱老对周恩来有特殊感情，考虑到本片乃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年之作，所以他破例答应接受采访。

商量采访具体细节的时候，我提出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屋子，而且要提前一小时为采访布置灯光。涂秘书听后皱起了眉头，他告诉我，钱老家的房间都非常小，而钱老腿脚不便，无法出门，希望我们不要搞得太复杂，尽量缩短准备时间。对于我们采访提纲中关于钱老被美国当局扣押五年而最终回国的一段，涂秘书说，钱老不愿提起这段往事，我们可以采访钱老的夫人蒋英。

由于当时我们主要是拍摄周恩来的生平，对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本人并未有太多的研究，涂秘书指出了我们采访大纲中大量的常识错误，其中他谈到，我们理解的“两弹一星”是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这是错误的，应该是包括原子弹、氢弹在内的核弹和导弹、卫星，称为“两弹一星”，而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导弹。如果没有导弹，原子弹相当于没有枪的子弹，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攻击武器。人造卫星能否上天，主要取决于其运载工具——火箭，钱学森作为中国导弹之父，其在中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这次谈话，是我了解钱学森的第一课，也开启了我对钱学森的兴趣。

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来到国防科工委的宿舍，几排红砖三层家属楼，钱学森的家就坐落在此。一楼是警卫战士的住处，钱老一家住在二楼。进门后，发现这是典型的六七十年代民居建筑，每个屋子都非常窄小。我们选择了钱老的书房，但由于屋子太小，我们原来准备布置的十个灯，减成了四个，幸亏当天阳光明媚，我们更多地使用了自然光。当我们布置完毕，钱老面带笑容，坐着轮椅被推到了书房。他的儿子钱永刚告诉我们，钱老时年八十有六，由于骨质疏松：基本上已离不开轮椅。但在和煦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看到钱学森肤色白皙，脸上并没有很多的皱纹，他目光敏锐、明亮有神，不像一个年近耄耋的老人。

当时为了保持采访的统一性，我们设计了一块巨大的背景布，但由于钱老不能离开轮椅，白色的椅背特别显眼，我用我的深色外衣套在了椅背上。

我想上去跟他寒暄几句，钱永刚跟我说，他父亲基本上听不见。由于听力障碍，老人的声音特别洪亮。周围所有的人都称他为“钱老”，尤其让我觉得奇怪的是，他的儿子钱永刚，不叫他爸爸，也称他为“钱老”。钱永刚告诉我，采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问题也不必太多，昨天晚上他父亲都做了准备，简短开场后，采访就开始了。

采访开始后，钱老基本上不理会我的提问，自顾自地说完了他要说的话。但是他讲的内容，不仅是我提纲上所提出的，而且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天，钱老情绪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面带孩童般纯真的微笑，他虽因耳背，音调较高，但语速平缓，一字一顿，而且内容风趣幽默，不像是讲一些严肃的、严谨的科学问题，这时的钱学森，似乎不仅是科学家，而更像一个大师级艺术家。采访中他大部分时间面带微笑，即使说到在人代会上，因有人质疑“两弹一星”，他非常生气，据理力驳时，脸上依然面带微笑。

当他说到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称周恩来总理遗孀、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老师时(钱老在北京实验二小上小学，当时邓是学校老师)，和在研究“东风二号”导弹失败原因，一个女工程师因为着急把脸搞歪的故事时，他都孩童般地笑出了声。但是当他讲到“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让他保重身体时，脸色立刻凝重了起来，声音哽咽，眼角有了泪光。

原定的半小时采访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钱老讲了一个多小时。钱老讲的内容很多，在后来《周恩来》成片时，他的访谈仅用了不到五分钟。其后我们在采访他的夫人蒋英时，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由于当时对钱学森了解尚浅，我印象里的钱学森和我们采访过的许多老人没有太多差别：性情平和，衣着简朴，家居陈旧，很难把我所见到的一切和一个神秘的大科学家联系到一起。我更不会想到，十年后在我拍摄《钱学森》传记片时，这竟是钱学森一生中唯一一次有记录的完整采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拍摄的每一分钟画面都极其珍贵。

二、钱学森是新中国的战略科学家

当我加人《钱学森》摄制组时，该片已筹备几年，但一直进展缓慢。我在了解很多情况后，也突然发现，这是一项几乎难以完成的工作。首先，由于钱学森长期从事高度机密的国防科研工作，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因此，有关他的影像资料极为缺乏。他在“文革”前的所有影像资料加起来不超过五分钟。其次，在采访中我们还发现，作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竟然找不到在具体的科研攻关工作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再有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钱学森对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和高科技发展究竟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在几年的采访拍摄中，我们渐渐地对钱学森的科学地位和突出贡献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这里面突出的有两点：

一是钱学森以一己之力确立了新中国国防科研的战略。

1955年10月，刚过国庆节，钱学森回到了中国。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将虚位以待几年的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的位置授予了他，钱学森也开始了纯理论的科学研究，为力学所做了布局。1956年5月，国家召开了全国长期科学规划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副总理组织了六百多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二年规划”。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又有限，所以要确定几项优先发展的项目。在前期规划项目中，飞机制造名列其中。这是因为，刚刚结束的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由于空中力量不够，吃了大亏。中央高层痛下决心，准备打造自己的航空工业，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是力推者之一。但人们没有想到，在规划制定时，航空专业出身的钱学森却态度鲜明地反对优先安排发展飞机，提出应优先发展火箭武器，后来他自己将其转译成“导弹”，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P167-169

2009年10月底，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正处于经历有关部门的审片和修改阶段，这时传来了一代科学家钱学森仙逝的讣闻，我顿时不胜哀恸。《钱学森》一片从筹备到正式开拍直至进入后期制作，历时三年多，这中间钱老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差，并数次入院救治。我们一直期待能采访钱老，拍摄到他的镜头，但最终这成为了我们的遗憾。

钱学森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人生近百年。而这100年，是中华民族废除封建帝制，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艰苦探索与浴血奋斗的100年，钱学森和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一样，为了中国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尊严，奉献了他的一生。

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一直贯穿着爱国主义的激情。钱学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的血管里一直流淌着爱国主义的热血。在他冲破重重阻力，终于登上离开美国的轮船时，他对美国记者说：“我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其后，他再也没有踏上这块他曾生活了20年的土地。“除非美国政府正式向我道歉”，他说。这是何等的气节！当钱学森投身“两弹一星”的研制，用他的智慧、心血和汗水铸造出共和国的利剑和坚盾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才有尊严可言。

作为负责任的纪录片工作者，在尽情表达我们的情感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理性的思考。诚然，钱学森是影视纪录片的绝好题材。他的生活经历曲折跌宕、他的性格个性独特复杂、他从事的工作充满神秘而不为人所知，但我们必须执著地发掘钱学森一生所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启示。

我从事科学教育电影和纪录片工作已近30年，科学研究是人类发现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过程，我们科教电影是通过解读科学发现的过程，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钱学森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首先，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是有国界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尤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百年来的中国饱经苦难，生于忧患的钱学森的生命轨迹必然与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祖国的需要就是钱学森的选择。就像一位“两弹一星”元勋所言，他们是“以身许国”。祖国和民族的紧迫需要，科学家的天才得到充分的施展，能创造惊人的奇迹。

其次，中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钱学森1955年归来，几乎经历了新中国科技、尤其是尖端科技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力尚弱的情况下，集中全国之力，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家，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技发展之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我们的《钱学森》一片中有大量描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能参与纪录片《钱学森》的创作工作对中国纪录片人来说也是一大幸运。更幸运的是，我们在拍摄制作时，得到了中国科协和解放军总装备部的大力支持。在此，我深表谢忱。“探索历史真谛，发现科学之谜，寻找人类真理”是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一直秉持的理念，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科教影视机构，几十年来已经制作了大量的科教电影，其中《圆明园》、《宇宙与入》、《月球探秘》等影片更是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从《钱学森》开始，我们正在展开为中国的文化和科学巨匠作传的一系列计划，《钱学森》是开山之作。我们也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钱学森是一本丰厚的大书，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只是其中精彩的几页。钱学森开创的事业正在延续，而我们对钱学森科学思想和成就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六集传记电视纪录片《钱学森》出品人和总导演，原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党委书记、厂长。现任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公司总裁)

拍摄纪录片《钱学森》前后三年多的日子里，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去探望一次钱老，亲身领略一下这位传奇人物的样貌神态、举止言谈。然而，2009年10月31日早晨，钱老去世的消息传来，震惊了我们这些摄制组的创作人员，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纪录片《钱学森》成了一次与主人公未曾谋面的纪录！

“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驶往香港。一位40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啊。”——这是若干年前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的一篇文章对钱学森1955年9月回国的文学化描写。事实上，这段文字背后隐含的历史是钱学森异常曲折的归国经历。这段经历于2006年5月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开办三周年特别节目——《克利夫兰总统号》中得以呈现。节目播出后，很受好评，并在中科院力学所、北京海淀实验中学、武警北京某中队等单位进行了巡映。我们也因此结识了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先生。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萌生了拍摄纪录片《钱学森》的想法。

今天看来，当年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仅仅掀开了钱学森波澜壮阔的人生的一角。纪录片《钱学森》创作之难、过程之艰均超出我们起初的想象，也难以在这里细表。记得策划之初，总导演薛继军、陈真带领主创人员与康健宁、蒋樾、段锦川等纪录片创作的资深人士数次专门开会，商讨该如何更好、更专业、更艺术地表现钱老的人物形象。对于很多人来说，钱学森是个谜。他所从事的工作长期处于保密状态。即使到了晚年，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1984年，钱老在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个人的历史都在档案中，留在那里最好。我的功过，我死后人民自有评说。”总导演陈真十余年前创作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时对钱老的采访，是我们现在掌握的对其最长的电视采访，也成为通过本片首次披露的珍贵影像。钱老长期工作在国防科技战线，其个人化的内容非常少，只能通过他的同学、同事、学生、家人等人的回忆，通过各种回忆录、文献等等才能“建立”起他丰富的个性形象。

因此，摄制组确定了纪录片的创作方向，即努力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众多的人物采访、丰富的实拍镜头、纪实的手段、朴实的语言叙述钱学森先生非凡的人生经历，力图形象地展现钱老的爱国情怀、科学贡献、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尤其要展现出百姓眼中钱学森德高望重的人民科学家形象。历时三年，在总导演薛继军和陈真的领导下，摄制组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完成了本片的创作。

2009年年底，有关部门审看了影片，给予充分肯定，评价这是一部思想l生、艺术性很高的人物传记片精品。作为创作者，我们深知这部传记片展示的仅仅是钱老华彩人生乐章中的几段动人旋律，我们更深知正是在方方面面的鼎力支持下，这部纪录片才得以顺利完成。

在这里，我们摄制组特别感谢钱老的夫人蒋英女士、钱老的儿子钱永刚先生对本片创作的无私帮助！感谢中国科协、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作为联合摄制单位的大力支持！感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核试验基地、中国卫星远洋测量船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中心、上海航天局、上海交通大学、总装备部钱学森办公室等单位提供的协助与支持！同时，还要感谢接受摄制组采访的近百位各界人士！

影片完成，但总有些拍摄过程中的场景会因为印象深刻而时常浮现。在北京航天桥附近钱老的住所，一所20世纪50年代建的楼房，一个警卫班驻守在那里。屋内陈设简单：日历钟、收音机、周恩来及钱学森父亲的照片、一幅他和聂荣臻元帅在酒泉的油画。

摄制组都是在钱老去医院的时候才到他的住所进行拍摄，直到他去世，我们也没见到他，但在我们的心中他是那般的亲切，一如2007年钱学森当选“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所言：“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