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是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悠久、国祚绵长、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古国之一。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魏昌教授写的《楚国历史文化读本》这本通俗易懂的新作,通过对楚文化的铺陈叙述和总结提炼,使我们能很清晰地了解楚文化那既匠心独具又兼容并包的发展脉络,很深刻地把握楚文化那既瑰丽神奇又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此书力排繁文缛节和繁琐哲学,把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寓于生动而又具体的实例之中,体现在简洁而又明快的语言之中,使我们对楚文化感到可亲、可信、可敬。
楚国是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悠久、国祚绵长、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古国之一。
楚人创造并积淀下来的文化,今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是华夏文化在南方的分支,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书力求在查阅有关古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阅读近当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一本历史线索清晰、文化内容精要的介绍楚国历史文化方面的通俗读物,以方便青年朋友和广大社会读者的阅读,大致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本书共十二讲,包括历史和文化两部分(当然这两部分是不可分开的,是相互融合贯通的),两者并重。前者主要述史,计八讲,从楚族渊源述起,按时间顺序,楚国的建立、崛起、争霸、称霸、鼎盛、逐步衰落直至灭亡,一目了然。楚国长达八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从建国后至春秋前期出现过一个盛世,即武文成庄诸代一百多年时期。楚庄王以后,由盛而衰,至公元前506年吴人人郢,几乎亡国;然自楚昭王“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后,历昭、惠两代接受教训、励精图治,楚国重又复兴,经楚悼王任吴起变法,又迎来了楚国历史上第二个盛世,即宣、威四十年和怀王前期半个世纪左右。楚国的灭亡是楚国统治者自己酿成的。正由于自己的腐朽无能,对外策略又累累失误,才导致自己走投无路,终不可避免地亡于朝气勃勃的秦王政之手。然而,以楚人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则高举“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旗帜,经数年的浴血奋战,终又结束了暴秦的统治,建立起了新生的政权——楚及汉王朝。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所以楚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永垂史帛的。
后者文化部分,计四讲。章次虽少,却涉及楚国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与风俗文化诸多方面内容,篇幅当稍多于前者。王生铁同志说:“荆楚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归纳起来可称为‘六大支柱’、‘五种精神’。”(《论荆楚文化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此实乃一言中的,高度地概括了楚文化的基本内容与特点,已成为众多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共识。本书在这方面,也按此要求,作了比较系统全面而又简要的介绍,以求突出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内涵,彰显其独特魅力与价值所在。
本书是供广大社会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故采取一般流行的观点与说法,力求达到科学性、规范性、可读性的统一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由于著者精力不够,水平有限,这些要求显然是难以达到的,故只能勉为其难了,尚请广大读者体谅。
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楚熊仪若敖二十年),申侯联合邯与犬戎等部攻周,破镐京(今陕西西安市境),杀幽王,西周亡。次年,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境),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前770-前476年)和战国(前475-前221年)两个时期。
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周王朝从此更加衰落,辖地仅剩下城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豫西一隅之地。与此同时,各地邦国林立,“诸侯强并弱”(《史记·周本纪》),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战国策·秦策一》),展开争当“霸主”的角逐,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局面。
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正值楚国君熊仪(若敖)在位期间。熊仪及下传熊坎(霄敖)、熊朐(蚧冒)三代,仍承继先祖事业,艰苦奋斗,“荜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故至熊朐(前757-前741年)时,就脱颖而出,在诸侯坐大之际,亦大胆地取进攻的态势,积极地向周边地区开拓。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庄王攻打庸时,师叔建议学习先君熊晌(蚧冒)用骄兵之计打败陉隰之例,来制服庸。陉隰,楚地,其地何处,旧说不一。或在沮、漳河之西地,或在丹、汉某地,可能与庸一样是一方国部落。又如《国语·郑语》说:“及平王(周平王)之末,而秦、齐、晋、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蚧冒于是乎启濮。”蚧冒进取濮地,与秦景(应为庄)、襄公取得“周土”,晋文侯“定天子”(助周东迁洛邑),齐庄和僖公“小伯(霸)”一样,同是当时影响很大的行动。蚧冒的征服陉隰与对广阔的濮地开拓,为稍后熊通的驰骋江、汉,创造了条件。
前741年(楚蚧冒十七年),蚧冒卒,弟熊通杀蚧冒子自立,这是后来著名的楚武王(前740-前690年)。他即君位,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着力经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乘东周王朝日衰、诸夏混乱之际,积极而又谨慎地向周围开拓,继续扩大疆域。
前已指出,在汉水之北至南阳盆地,有邓、申、吕等古国,均扼楚北人中原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熊通文、武两手,既娶邓女(邓曼),与邓联姻,又对申兵戎相见,施以兵威(今本《竹书纪年》:“楚人侵申。”)。《左传·哀公十七年》记子觳语:“观丁父,都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此虽是楚后人追述的,却大致反映了熊通初期的活动情况。都(下都),今河南淅川之西丹江中上游处,与申东西相望,熊通侵申伐都,俘都人观丁父任为军率(帅),又南下攻克或征服了蓼(今河南唐河南)、州(今湖北洪湖东北)、随(今湖北随州市)、唐(今随州市境或今河南唐河境)。在此同时,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另据《左传·庄公十八年》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权、那处,均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南。权,子姓,商武丁之后,是历史悠久的古国。熊通灭权后,又迁于那处,灭其国改为县,任命县尹,是春秋初最早设县的行政改革,号称“春秋第一县”。从此,熊通经北征南讨,已大大地巩固了在沮漳江汉地区的统治,引起了中原国家的惊恐。《春秋·桓公二年》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同年《左传》进一步点明:“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也。”蔡、郑均姬姓国,邓(蔡地,今河南漯河市东南)、蔡桓侯与郑庄公在邓相会,商议防备楚国的对策。这一年,为前710年(周桓王十年,楚熊通三十一年),楚国人东周后经五六十年的努力奋战,已成为对中原各国构成威胁的南方大国。
熊通在汉西和江、汉间立住脚跟后,就决心扑向汉东。据《左传·桓公六年》载,楚国原来曾渡汉水略汉东,却因汉东诸国“惧而协,以谋我”(害怕楚国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使楚国终“不得志于汉东”(东略汉东没有取得成功)。所以,楚国对汉东用兵是非常谨慎的。前709年(熊通三十年),熊通经郑重考虑后,首先把进攻目标指向随。随与周天子同宗,攻打随,实际上是打击东周王室;随又是汉东大国,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如被征服,“汉阳诸姬”的屏障就会被打破,楚国的东征北略就更加有利。楚国军队进军到随境,驻军在瑕(今随州市境),派大夫苏章去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来达到楚国的要求。《史记·楚世家》说:“三十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令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熊通软硬兼施,目的就是要随转告东周王室,尊楚为王,熊通见随侯应允,又见随尚能“修政”,无可乘之隙,就收兵回来了。
过了两年,即前704年(楚武王熊通三十七年),随人告诉楚国,虽经随为之尽力周旋,周王室还是不同意。熊通听到后十分恼怒,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于是自立为王,是为楚武王。另据《左传·桓公八年》记,这年夏,熊通在沈鹿(今湖北钟祥市东)会合诸侯,黄、随两国不来参加。黄国,今在河南潢川西,路程较远,熊通派苏章前往黄国进行谴责。对随,熊通则亲率大军攻打,驻军于汉、淮之间。由于随侯听信佞臣少师的错误意见,排斥贤臣季梁正确的建议,经速杞(随地,今湖北广水境)一战,随军溃败,少师被俘。随请和,秋,楚与之订盟而同。沈鹿之会与随败而求盟,说明熊通称王之举已得到随与各国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熊通称王后,立即向濮人大举进攻,“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占有今川、鄂交界及江汉以南的广阔地带。前703年(楚武王三十八年),楚派人伴送巴(古国,地处鄂西南、川东及陕东南一带)与邓通好,中途被鄾(邓属邑,今湖北襄樊市东北)人劫杀。楚、巴出兵攻鄾、邓,邓大败,鄾人宵遁。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莫敖(楚官名)屈瑕将与贰、轸结盟,郧为阻遏楚东进,驻军于蒲骚(郧地,今安陆东南),联合随、州、绞(其地不详,应离随、州不会太远)、蓼等国谋攻楚。楚屈瑕、斗廉乘随等四国军队未至,出锐师袭蒲骚,大败郧国军队,其他各国军队不敢出,贰、轸只得与楚订盟。次年,屈瑕率军惩罚绞,以诱绞国军队出城,而设伏兵之计,大败绞国,迫其订立城下之盟而还。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楚武王命屈瑕攻打罗国(今湖北宜城西)。屈瑕曾打败郧、绞两国,倨傲轻敌,竟下令“谏者有刑”(《左传·桓公十三年》),又不作防备,至罗地后,被罗与卢戎(蛮之一支,居今湖北南漳东北)打败。屈瑕自缢于荒谷,众将自囚于冶父,听候处置。此荒谷、冶父均在湖北江陵(今荆州)境内。楚武王引咎自责,众将免于处分。P15-19
“荆楚文化”的概念,现在正在深入人心。
什么是荆楚文化?荆,是指牡荆,楚,是指灌木。古代用荆楚一词,意为荒芜之地。所以先秦时把荆楚一带的文化视为蛮夷文化。
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楚国是先秦时期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历时800余年。荆楚文化绵延的时间,前从远古,后至现代,历史悠久。我们在研究荆楚文化时,要把握楚文化是重点、是源头。
据太史公司马迁考证,“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楚人系华夏族的一支,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斗争激烈,祝融部落的一支被迫南徙,开始在今河南淅川、丹水地区,后推进到荆山一带,和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始有荆蛮之称。周成王时,封鬻熊之后熊绎于楚蛮,才有见于正史的“楚”作为正式国号和族名出现。从周初到战国时期,中原人移居荆楚,带来了中原文化,又和当地居民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楚文化。楚人不仅物质文明居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首,而且精神文明至今仍启迪着人们的心扉。
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养由基是楚国著名的神箭手,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发扬古乐“八音”是指金、木、土、石、丝、竹、革、匏。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老庄哲学、屈骚宋赋也都开中华相关人文之先河。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300年间,东西文化竞相争辉。我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据专家作比较研究后认为: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都是楚国人。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种,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专家学者得出结论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
综观以上丰富多彩的楚文化,都集中地凝聚着最基本的价值取向。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五种精神:
一是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商周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并与土著居民逐渐融合。西周初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歧视。熊绎回来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楚庄王,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史书记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战国早期,楚国经济更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屈原的《天问》,更是探寻自然与人文奥秘的不朽名著。总之,在诸多领域,楚人大胆革新,不断开拓,力求“一鸣惊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会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正是其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的思想,才使包括来自南洋、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得以有效传播与融合。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人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四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与周王室没有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学以致用,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这些特征多基于楚人的善于学习、包容众长的博大胸襟。青铜冶炼正是楚人学习吴越的技术发展起来的。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为了避免战事,奉送给楚国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纺织工。楚国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迅即退兵。这300名工匠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对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楚人兼收并蓄,学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发展楚国的可贵精神。总之,从上古时期楚地先民融会三苗文化,吸收中原文化、吴越文化以及巴文化;从战国秦汉时期与儒道相安,再到其后的接纳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从近代学习西方文化,直到现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荆楚文化都不拘守、不狭隘,荆楚文化表现出多元互动、开放豁达、融合性强的特征。长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凤文化与龙文化相互补充;使其兼有南北神韵,真是妙不可言。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有尚武之风。如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有一首五言古风,写到秦始皇,其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文王、庄王、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写下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作为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楚被秦灭时,楚人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不仅是预言,也是誓言。果然不过十六七年,秦国就在以楚国后裔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中被推翻。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时空,融人到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代代相传。
第五,和谐诚信,即追求和谐、为政以德、重在承诺的守信精神。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述着两则楚人重然诺、讲诚信的故事。一则是讲楚庄王讨伐陈国的故事。说楚有一附庸国叫陈国,陈国的大夫夏征舒射杀了国君陈灵公,楚庄王便去讨伐,并声明:只杀有弑君之罪的夏征舒,别无他求,陈人毋庸惊扰。楚师很快就攻进陈都,捕杀了夏征舒。楚庄王宣布:陈国已灭,改为陈县。这时,大家都向楚庄王道贺。大夫申叔时对楚庄王说:你伐陈时宣布只惩罚夏征舒的罪,怎么把陈国也灭了呢?庄王听后说:你讲得很对。于是庄王宣布收回成命,履行诺言,还派人去把已逃到晋国的陈国公子午迎回陈国继承王位。《史记》写道:“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孔子的这一评价在《孔子家语·好生篇》中也有记载:“贤者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第二则讲的是项羽名将季布的故事。季布为人讲究义气,颇有侠义心肠,《史记》写道:“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这位季布早年曾随项羽率部南征北战,多次围攻汉王,使汉王陷于绝境。后来楚汉争霸结束,项羽兵败身死,汉王坐了天下。汉王下令悬赏千金,捉拿季布,但季布重信义,深得人心,人们宁愿冒着被诛灭三族的危险为他提供藏身之处。季布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为汉王所用,担任郎中。有一位辩士曹丘在拜见季布时说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问哉?”这段话告诉我们,一是季布很重然诺,二是他在楚国知名度很高。他的诚信已为社会所公认,否则不会出现在民间谚语中。据考证,自古流行至今的成语“一诺千金”就源出于此。由此可见,楚人重然诺、讲诚信不仅古有定论,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优秀传统道德之一。
楚文化在先秦众多区域文化中独具特色,可以说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与北方黄河文化的激荡与交融,构筑了华夏文明的主要支柱。如果北方文化如雄浑的黄河,那么,荆楚文化恰似清奇的长江。北方以黄帝为始祖,以龙为象征,以儒家思想为学术干流;楚文化则以炎帝为始祖,凤为图腾,以道家思想为其学术主流。可以说,华夏文化的两个支柱是龙凤呈祥,交相辉映,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整体文明没有改变、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国。
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一手抓研究,一手抓普及,使辉煌灿烂的楚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一段时期以来,关于荆楚文化的学术研究著述颇为丰富,但是让广大民众都能读得懂、有兴趣看的普及读物并不多。荆楚大地是诞生“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个成语的地方,愿我们的专家学者在文化领域的研究和普及这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这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现在,我看到长江大学魏昌教授写的《楚国历史文化读本》这本通俗易懂的新作,非常高兴。我认为:此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注重探究源流,发掘内涵。本书通过对楚文化的铺陈叙述和总结提炼,使我们能很清晰地了解楚文化那既匠心独具又兼容并包的发展脉络,很深刻地把握楚文化那既瑰丽神奇又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二是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此书力排繁文缛节和繁琐哲学,把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寓于生动而又具体的实例之中,体现在简洁而又明快的语言之中,使我们对楚文化感到可亲、可信、可敬。鉴于此,我们应当感谢作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我也诚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们要重视文化工作,重视发掘、研究楚文化,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发挥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作用,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软实力的增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九届湖北省政协主席、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我在20世纪80年代,出了一本《楚国简史》,90年代中期,又出了一本《楚国史》,都是为了教学需要,在边教学边研习中撰写而成的。两书出来后,受到了胡绳等先生和社会各界的肯定与欢迎,尤其得到了时任中共荆州地委书记,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的王生铁同志的大力支持与鼓励。生铁同志是我尊敬的领导与真挚的学友,去年冬与我交流研习楚文化心得中,见我身体尚可,希望我能再写一本关于介绍楚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简明读本,后来陈昆满同志也提起了这件事,我经慎重考虑后,欣然接受。经近一年的努力,终成此书,希望能在普及宣传楚国历史文化方面,对广大青年朋友与社会读者有所帮助。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楚国历史文化领域中,众多的老一代学者,如石泉先生、张正明先生等毕生辛勤耕耘,为楚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与普及推广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亦从中受到了宝贵的教益。一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起来了,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令人高兴,深受鼓舞。我这位老朽,就是在这一精神推动下,也跟着大家一起学,一起研究与宣传,虽已力不从心,也算是尽了点心意,故此书若还能对读者有点益处,就心满意足了。
“人生易老天难老”。在垂暮之年,老领导和众多的老朋友不忘记我,还有不少比我年轻的朋友如刘玉堂等同志也不忘记我,使我很感动,在此特向他们致以热烈而真诚的谢意。由于精力不够,水平又有限,故该书不妥和错误之处一定不少,尚请广大读者原谅,并请指正。
魏昌
2009年10月于古荆州津池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