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银行家血统的杰米·戴蒙,从美国运通、旅行者集团,到美一银行、摩根大通,“对任何事情,都雷厉风行。他只会实干,想法只会拖延时间。
他是当今华尔街的领军人物和唯一的英雄!只有他和他的摩根大通在华尔街史上最艰难的时期飞跃发展。他用11个小时就收购了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他是奥巴马宴请胡锦涛时白宫国宴的座上嘉宾。不了解他,不能说了解了华尔街。他,就是摩根大通主席兼CEO,杰米·戴蒙。
资深作家达夫·麦克唐纳早在2004年就荣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大奖。《最后的胜者——杰米·戴蒙与摩根大通的兴起》亚马逊上榜图书,是摩根大通高度赞赏的一部传记。
在2008年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中出现了一位领袖,他带领他的团队巧妙度过了这场金融浩劫,令对手望尘莫及。他就是杰米·戴蒙,摩根大通主席兼CEO,华尔街的领军人物。2008年,戴蒙在短短十一个小时之内就收购了濒临破产的竞争对手贝尔斯登,震惊世界。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全行业陷入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戴蒙却领导公司不断走向一个又一个成功。当戴蒙的竞争者们目睹自己的公司轰然倒塌之际,唯独摩根大通,在华尔街史上最艰难的时期飞跃发展。
《最后的胜者——杰米·戴蒙与摩根大通的兴起》由达夫·麦克唐纳编著。
关于杰米·戴蒙的传记《最后的胜者——杰米·戴蒙与摩根大通的兴起》对这位当今金融界唯一可以被称为英雄的人物做了最全面刻画。
韦尔自70年代结交的老友、公司董事会的资深董事乔·怀特(JoeWright)曾提醒韦尔说,公司更名为更加面向消费者的旅行者集团可能会有损普莱莫瑞卡已在金融市场界所树立的良好声望,韦尔的回答则更为直接:“说白了吧,是我在金融市场界享有声望,而不是普莱莫瑞卡。”尽管此时的韦尔狂妄自大,但他仍然懂得去奖励那些值得奖励的人。11月,他又授予戴蒙另一个头衔:旅行者集团首席运营官。
除了试图阻止格林希尔把大额资金挥霍在他聘请来的摩根士丹利老友们的身上,戴蒙还要应对另一个让他头疼的高级主管:公司经纪业务主管约瑟夫·潘穆利。潘穆利是一个跟韦尔如出一辙的鼓动家。是那种对团队进行思想鼓动时能把自己感动得流泪的人。但是这位口若悬河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却是个怪异的管理者。他无法把希尔森公司与美邦证券恰当地融合在一起,经纪人也在私下对媒体透露说公司计算机系统有时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官僚作风让人感觉很压抑。
潘穆利也常常向经纪人轻易许诺;但之后又不能兑现——比如保障补偿金。当他因此受到责怪时,他便会施加一些小威胁。不论是韦尔还是格林希尔所常常听到的就是潘穆利要离开公司,并带走之前9000名希尔森公司的经纪人。戴蒙听说了潘穆利发出的威胁,有一天就找潘穆利进行了一次谈话,以提醒他摆正自己的位置。戴蒙说,“约瑟夫,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你第一次跟我说要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想解雇你。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潘穆利回答说,“很好。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
最终,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但是戴蒙已经不需要解雇潘穆利了。到1994年夏天,最终韦尔和格林希尔对潘穆利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把潘穆利叫到格林希尔的办公室,告知他被任命为旅行者集团的副主席。从那时开始,戴蒙开始直接管理经纪人这支队伍,开始了他前所未有的繁忙工作。他的助理特丽萨·斯威尼觉得在此期间,她整天连坐一下的时间都没有。“一开始,我从不向他问好,他也不向我打招呼,”她说,“我每天早上七点到办公室,晚上十点才离开。我丈夫是个投资银行家,我比他工作的时间还要长。曾经一度我都不清楚我和杰米到底还是不是朋友。我这一辈子从没这么辛苦地工作过。”
潘穆利可能猜想公司会像对待扎布那样去对待他。可能会如此,但是韦尔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意识到公司的保险业务可以任用像被辞退的阿特·威廉姆斯那样热血沸腾的领导者,于是他便让潘穆利去管理普莱莫瑞卡的金融服务业。
媒体得出结论,戴蒙的进一步晋升确立了他站到了韦尔的继任者这一位置。戴蒙在《商业周刊》对此事作了评论,言语极具政治口吻,“桑迪还会继续工作很长时间,到时候他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继任者不是我,那也无所谓。”
格林希尔受聘加入美邦已经两年了,所有相关人员都痛苦得意识到引进格林希尔对于公司的发展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使韦尔在1994年初赋予了戴蒙重大职权,任命他为美邦希尔森的首席运营官,但这并不能控制格林希尔大手大脚地过度开销。
前一年在香港和北京设立豪华的办事处最终遭遇了代价惨重的失败。格林希尔的团队刚来时带来了新业务,但很快证明他们无法成功地把他们在摩根士丹利的大批老窖户挖过来。对投资银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当初聘用格林希尔作为奇袭兵的想法,很大原因不仅在于摩根士丹利的人力资源,而且在于其所掌握的大量客户。
此时格林希尔和戴蒙更是屡屡发生冲突,如同挥霍者与吝啬鬼是天生的对头一般。即使戴蒙牢固地控制公司成本,使公司的股权收益保持在华尔街的顶级地位,但是格林希尔源源不断地挥霍公司资金使得经纪人业务部和投资银行业务部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戴蒙知道自己是出了名的吝啬,他曾经打趣自己的开源节流政策——询问公司员工是否拧紧了自动厕纸机,保证每次只能拽出一张厕纸。)
但是需要指明的是,戴蒙并非仅仅靠节约来增加公司收入。他也进行商业投资。例如,在美邦和希尔森合并之后,他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最为先进的经纪人工作站,并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和新服务。经纪人业务的生产力迅猛增长,负净投资流量开始转正,财政收入也随之攀升。对戴蒙来说,能够带来收益的花费可以欣然接受,反之则肯定是不可以的。
格林希尔仍然在四处奔波,但他在每天工作结束后无法发布令人信服的结果,这点成了公司谈论的话题。一个同事回忆道,“我们称他为‘雨人’,他认为这个称号很恰当,觉得那指的是能呼风唤雨的招财者,但事实上我们指的是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扎布是个无能的管理者,但是收拾格林希尔留下的烂摊子简直像是给大象游行表演后收拾残局。”
1995年3月,《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将美邦内部的混乱公之于众,并得出结论说,尽管美邦雄心壮志,但美邦在投资银行业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确如此,在过去的一年,几近绝望的韦尔联系过高盛的乔恩·科赛因(Jon Corzine)以及美林的大卫·科曼斯基(David Komansky),希望他们能通过并购来重组美邦,但是两人对此都毫无兴趣。
与此同时,戴蒙逐渐从格林希尔手里夺取公司的控制权。五月,戴蒙实施了一次被称为“纪念日大清洗”的举措,迫使债券交易部门主管杰克·林尼斯(Jaek Lyhess)以及其他三位员工离开了公司。6月,美邦的情况日益恶化,戴蒙将其在旅行者的首席财务官的头衔让给了海堤·米勒。像当初在韦尔手下工作的戴蒙一样。海堤·米勒很快便从一名助理升为整个公司的首席财务官。(杰伊·费希曼对首席财务官一职觊觎已久,因此事从戴蒙旗下立即转投了利普。一位管理人员回忆说,“从那时起,费什曼几乎忘记了戴蒙这个名字。”)
戴蒙越发不满,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格林希尔。韦尔后来写道,他开始担心戴蒙无法与许多高级管理人员相处,包括弗兰克·扎布、约瑟夫·潘穆利以及鲍勃·格林希尔。“从某种程度上讲,戴蒙似乎与所有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无法相处,”韦尔在《桑迪·韦尔自传》中写道,“就好像这些人是他的威胁。我理解杰米的许多想法,但他不能更加团结地管理公司让我很担忧。”即便如此,韦尔能够看出。结果并不完全如他所愿。
年底,格林希尔知道他该离开美邦了。在1996年1月,格林希尔带着3 400万美元的解雇补偿金离开了公司。戴蒙被任命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的父亲也在公司任职,他给戴蒙打电话并表示祝贺。(父亲跟戴蒙开玩笑说,“如果我有任何不满,能直接给你打电话吗?”)戴蒙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员工就这场昂贵实验的失败致歉。他对经纪人队伍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感到很抱歉。但是让我们继续吧。”
(后来一系列的事件表明,格林希尔之所以未能把美邦证券带入一个更高的高度,其原因更多在于企业文化而非个人能力。1997年,格林希尔建立了一家同名的专业投资银行——格林希尔公司(Greenhill&Co.)。到2009年,格林希尔其系统地发展为一家资产达20亿,并拥有55名执行董事的公司。他继续进行昂贵的咨询交易。尽管在2008年公司业绩随华尔街其他公司的下降而有所降低,但其收益仍达到2.22亿美元。) 美邦希尔森1996年的第一季度的业绩有所提高。公司严格控制支出,股权收益率在整个华尔街高居首位。当1995年第四季度,戴蒙已经完全从格林希尔手里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后。公司的股权收益率就高达30%以上。当年晚些时候,在《商业周刊》的一次采访中,戴蒙甚至把之前人们所认为由格林希尔导致的失败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戴蒙对杂志说,“我们拼命做得太多也太快。责任在我,不在鲍勃。”
正是在戴蒙职业生涯的这一时期,他与韦尔最终关系破裂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韦尔只想让戴蒙在幕后工作,他还不想让戴蒙与他分享荣誉。1995年7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两人的一张照片,照片中韦尔远远地站在戴蒙身后。这让韦尔十分生气。
《纽约时报》发表的这篇文章题为“主宰自己的命运——韦尔继承人在旅行者集团步步高升”。尽管韦尔对文章的观点持赞同态度,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看似无意冒犯韦尔,只是在称赞戴蒙的才能,事实上它却是两人关系的重大转折点。韦尔将这篇文章视为一种不可原谅的越权行为,尽管很明显戴蒙与文章中所选择的照片没有任何关系。琼·韦尔随意地对西米斯·戴蒙提起此事,“戴蒙太过引人瞩目,这恐怕不太好。”
当然,这不过是各人看法有所不同。这篇文章不过是承认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多年以来,戴蒙在公司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责任。内部人士也认为戴蒙当之无愧。毕竟,他确实同一时间在处理所有的事情,无论是商谈下一笔大生意,还是仅仅关心一下最微不足道的税务问题,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同事们打趣道,每天早上六点戴蒙便开始在美邦四周转转,看看谁已经来上班了。他们戏称此事为“查床”。
尽管在《时代周刊》的文章中韦尔自己也对戴蒙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肯定,但是一位董事会成员暗示说戴蒙是旅行者的核心人物,而不是韦尔,这让韦尔大吃一惊。旅行者集团的一名董事,约瑟夫·卡里法诺(Joseph Califano)事实上确实说过这样的话,“戴蒙经营着美邦”。他还说,“戴蒙越来越成为整个旅行者集团发展的驱动力。”韦尔身边的许多人发现韦尔开始有一种不安全感,他越来越把戴蒙视为一种威胁,而不是一位盟友。
(韦尔的一位前同事称“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上见到韦尔”,韦尔对此曾经,也永远会感到无比满足。即便在他退休以后,他的办公室仍然是韦尔,公司管理者以及慈善家所尊崇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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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18日上午,杰米·戴蒙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这是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在六个月内第二次就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给摩根大通董事会主席兼CEO戴蒙打来电话。这一问题便是:戴蒙是否有兴趣收购陷入困境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这是一次根本不花分文的收购。
在2008年8月29日到10月10日期间这段股市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股市下跌了27个百分点。历史上有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经纪业巨头美林被美洲银行收购,保险业重量级公司美国国际集团接受了联邦政府总额为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个倒下的会是摩根士丹利还是高盛。政府极力寻求方法来避免华尔街可能发生的大清洗。于是,保尔森此刻便向戴蒙提供触底价格免费收购摩根士丹利。
戴蒙曾在2008年3月在政府的迫切要求下同意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在极短的时间内收购了贝尔斯登。(该笔交易价格最终提高到了每股10美元。)这笔交易使摩根大通一跃成为金融行业的领头羊。也确立了戴蒙作为最后一名政府金融家的角色。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拜尔后来说道:“有些公司来到华盛顿请求帮助,另一些人来到华盛顿提供帮助。”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接管摩根士丹利要比收购贝尔斯登意义更为深远。人们把戴蒙与其公司的创立者,传奇银行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相提并论,而这笔交易也将意味着在禁止银行进行证券交易的大萧条时期被强令拆解的摩根帝国的一次重组。也就是说,戴蒙将被置于近一个世纪之前已称霸世界的与他现在的公司同名的帝国之巅。
然而事实的发展却完全相反。据报道,戴蒙说他将与董事会进行讨论,然而他最初的看法是摩根大通不该收购摩根士丹利。如果进行这笔交易,会引发两家公司员工之间的一场自相残杀,而这会使风险加倍,使公司陷入长达多年的混乱。而且,无论从裁员、减记,还是化解摩根士丹利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来说,这笔交易最终会带来巨大的花费。(戴蒙常常说,两家投资银行进行合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另外,戴蒙的团队正在忙着准备接管同样濒临破产的总部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储蓄与贷款业务。
令人惊讶的是,保尔森确实找不到其他人来寻求帮助了。确切地说,戴蒙是唯一一家准备好应对华尔街这次百年一遇的猛烈风暴的大型银行的领导者。所有人都知道金融部门的资本基础迫切需要支持,但是杰米·戴蒙在他的同行之中实实在在地采取了行动,而不是仅仅限于口头功夫。因此,政府自从危机爆发以来15个月期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之中,唯一真正卓有成效的便是“将其交给戴蒙”。这就是别无选择的保尔森试图故技重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戴蒙在2008年接受这第三笔交易。摩根士丹利最终脱离了危险。但是即使戴蒙没有进行这笔交易,他的声望仍然继续高涨,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这次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爆发的最为严重,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次,大部分是由于过度的贪婪与错误的判断所造成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戴蒙与摩根大通脱颖而出。大部分有关华尔街耸人听闻的报道都集中于华尔街的缺陷,即傲慢与贪婪。而对于杰米·戴蒙的报道却恰恰相反,报道集中在明晰、始终如一、正直诚实,以及勇气的价值。戴蒙通过坚守这些品质,毫无疑问成为了他的时代里银行高管的领军人物。沃伦·巴菲特说:“如果人们不去做愚蠢的事情,银行业会发展得非常好。莫里斯·夏皮罗很久以前曾说过,银行家还没有银行多,这就是根本问题所在。但杰米是一名完完全全的银行家。”
在杰米·戴蒙的前半段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在别人的故事中扮演角色,这个人就是桑迪·韦尔。然而到了2009年,很显然戴蒙的光芒令韦尔有些黯然失色,韦尔在十年前将戴蒙解雇是多么严重的错误。2008年12月,当韦尔在办公室被人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对此坦然承认:“在继任问题的处理上,我曾做出个十分错误的决定。”如今,对于自己曾经的员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予高度肯定:“很显然,杰米身上的盲点远远少于这个圈子中的绝大多数。杰米的工作比他们更为出色。”
2008年,戴蒙顺利完成了两笔交易,这让人们发现,杰米完全可以像桑迪·韦尔那样成为一个收购专家。但是有一方面,他们两个人又风格迥异:那就是与韦尔不同,对待机遇戴蒙不是去追逐,而是对机遇加以利用。美国政府曾坚信戴蒙会接管贝尔斯登,2005年在美国政府最后一次就接管事宜与韦尔谈话时表明态度,认为花旗银行应该调整一段时间,因为最近连续的几宗交易已使花旗陷入迷茫与困惑之中。银行分析师迈克·梅奥曾说道:“在与桑迪·韦尔的比较中,杰米显然略胜一筹。我们回顾过去就会发现,韦尔显然比人们了解到的更喜欢走捷径,而杰米则喜欢脚踏实地不怕麻烦的打好根基,确保基础稳固。”
令韦尔难以置信的是很多与他们两人都共事多年的员工对二人的评价基本相似。对于公司今日的成就,戴蒙作出的贡献比韦尔更大。其中一个同事说道:“从这点来看,他也许会觉得杰米与他相匹敌,但事实上桑迪·韦尔和杰米并不是同类人,再也不是了。”
在华尔街,有许多能力超群,甚至进入排行榜前列的人,但是却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例如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直到他的年收入高达十亿美元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连新泽西州的州长乔恩·科赛因在成为高盛董事长前曾致力于雷达技术的研究,但也一直不被关注。但是杰米·戴蒙却并非如此,人们关注他的发展已有时日了。
然而直到2008年,戴蒙的全貌才展现出来。之前,戴蒙一直被大家看做华而不实的数字处理专家,只知道节省成本。如今,人们对他的认识远不止这些,他已被公认为能带领摩根大通稳步前进的统帅、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者,他有着能改变公司文化、行业文化甚至国家文化的卓越才能。现今的华尔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既能得到同事的尊崇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杰米·戴蒙显然是这样的人物之一。尽管在他年轻的时候,戴蒙曾无比渴望通过自己的才智拥有兄长们那样的财富。而如今,在沃伦·巴菲特精神的指引下,戴蒙已经成为一代金融思想家。
2008年戴蒙给其股东们的一封信堪称一大壮举,作为全美最大的银行之一的CEO吹响了强有力的变革号角。之前几个月,戴蒙就开始撰写这封信了,之后又用了好几个周末对其进行修改。“我不经常写东西,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戴蒙说道。为了向大家解释摩根大通的成果,这封信还回答了一个大问题: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像对诸多股东一样有难度,”戴蒙回忆道,“这是一种很好的宣泄。之前我有过一些讲话,曾谈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对此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从未真正地整理过这些想法,因此那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从整理思路开始。”这封信在过度杠杆的影响、短期融资支持长期资产、监管失效,还有特别为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贷款机构所关心的房贷问题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篇文章质朴、有节制的语言表达——简洁、明了,很有巴菲特的风格。 这封信事实上又使巴菲特给戴蒙写了另外的一封信,信中对戴蒙大加赞赏。他写道:“杰米,你已经超越了自己,你的信简直就是个杰作。”巴菲特还请求戴蒙同意他将这封信在他的年度会议上进行分发。他还把这封信发给了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他的同事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文章,”(盖茨和芒格都对此表示肯定。)当年年轻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如今已经毕业近25个年头了,如今他坐在西格拉姆(Seagram)大厦的办公室里看着巴菲特的文章暗自称奇,却没意识到自己也正在创造出身后的奇迹。
杰米·戴蒙一直都是个胜利者。2009年他更是成就卓越,堪称一名英雄。2009年4月,戴蒙参加了他们高中的校友会,被授予校友成就荣誉,他认为这是“不真实”的东西。在提起学校当年的老校长查尔斯·库克(Charles Cook)时戴蒙说道,“如果当年的老校长现在在这里看见我一定会大吃一凉的。”
2008年,摩根大通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戴蒙也因其从容应对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无节制的指责而从众多银行CEO中脱颖而出。因此,2008年的戴蒙更加容光焕发。华尔街向来都是一个缺乏负疚感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得知很多银行家在备银行艰难度日之时却在短短一年内就积聚了大量的个人财产而对此无丝毫愧疚的时候,我们同样感到震撼。暂且放下愧疚不谈,更为让人气愤的是那些华尔街巨头们全都变成了高层怨妇,他们抱怨这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抱怨借贷方短缺,投资者惶恐,抱怨糟糕的统计规则,(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和(雷曼兄弟的)迪克·富尔德甚至还在抱怨所有因素之余对此大发脾气。与他们相反,戴蒙没有抱怨任何人,任何事,没有找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他认为唯一值得抱怨的就是对他自己本身。
尽管在戴蒙的职业生涯中,他仅为四家银行——美国运通、花旗银行、美一银行和摩根大通效过力,但是他却是银行业内颇有名气的“改造先生”,这是因为他不仅仅知道如何向员工灌输纪律,还懂得如何整理好一张有问题的资产负债表。2008年,他的工作已经不仅仅限于整理好一张有问题的资产负债表了,而是整理好整个金融体系。事实上,他在有效地做好这项工作的同时也向自己证明了一个他一生都在关注的问题: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你同样可以获得成功。
人们对于由韦尔和戴蒙两个人首创的美国超级银行模式是否可行这一问题一直都没有结果。这主要是由于两个超级银行——花旗和摩根的发展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首先,两个银行规模庞大,难于管理。另外,花旗银行也由于其庞大的规模,而经不起失败,因为这会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评论家们做出上述分析。而戴蒙。作为超大银行理念的拥护者对此发表评论,其评论内容与那些维护第二宪法修正案的人们的言辞颇为接近:“杀人的不是枪。而是人类自己。”对超大银行管理的拥护者而言,有问题的不是超大银行管理模式,而是贯彻该模式的那些人。
2009年年中,花旗银行接受了45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基金,同时又得到了联邦政府高达3 000亿的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了花旗的监护人。2008年4月花旗CEO维克拉姆·潘迪特对商业周刊记者说道:“如果要从零做起你就不可能设计出更好的发展蓝图或拥有不错的资产。”2009年1月潘迪特开始将花旗拆分,由桑迪‘韦尔建立起来的花旗帝国就这样被分裂了。
与此同时,在2009年2月公司举办的“分析家之日”上,戴蒙对潘迪特的观点予以回应“你不能重复这样的特权,就算是我给了你2000亿。你也不能这样做。”
在2009年初,这一说法的知识基础得到了验证。2008年第四季度,摩根投行的一个分行遭遇困境,但是其他五家银行经营相对平稳,这使得由该行带来的亏损得到了缓解。而到了2009年的第一季度,这家投资银行损失更为惨重,致使其他五家也受到了牵连。这一现象就是超级银行经营模式的逻辑依据,个别分行可能会出现不稳定,但是整体相对平稳。
但是最终,或许作为特例的摩根大通,或者更精确的说是杰米‘戴蒙。证明了这个规律。当银行发展到摩根大通或花旗这样的规模时,问题就不再是能否有人具有足够的智慧去管理的问题了。因为这个管理者同时还要具有管理好公司的欲望。在花旗,查克·普林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桑迪·韦尔却不具备这样的欲望。很显然,戴蒙是二者兼具的人,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是这一代人中的特例。如果超级银行的管理需要众多像杰米·戴蒙那样的人才能够经营下去的话,无疑这条路行不通。
“他具有很强的危机感,”戴蒙以前在美邦证券的同事鲍勃·莱斯恩(Bob Lessin)这样评价他。莱斯恩现在是杰弗瑞投资银行(Jeffries&Company)的副主席,他在谈起戴蒙的危机感时说道:“他对危机比任何人都敏感,因此他从不做蠢事。银行业近年来经常会发生一些因为危机估算失误带来的问题,但是杰米就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杰米的话,那就是危机感。”
戴蒙的同事劳里·麦格拉斯林这样评价他:“戴蒙是这样一类人,他能保持自己的本性,知道适时地工作和休息,能够很自然地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这几点。”戴蒙的高中同学杰里米·保罗对戴蒙的评价也是如此,“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能像戴蒙那样保持本性,杰米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事实上谁还能比他的压力更大呢?但是他自己却不觉得,他把各方面都处理得很好。”
华尔街最成功的人士基本上趋于两种类型。第一类人,他们能成功是因为所有人都怕他。这其中包括贝尔斯登的吉米·凯恩和美国银行的肯·刘易斯(Ken Lewis)。第二类人,他们能成功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他是既喜欢又敬畏。戴蒙就属于这一类。
难道就没人能够替代戴蒙么?他会成为摩根大通的史蒂夫·乔伯斯(Steve Jobs)么?从某种角度说,他会离开这家银行,也许这一天比很多人预期的还要早。一旦眼前的经济危机退却了,他就不会再在这里久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已经做过了所有银行家该做的工作:建立制度,合并公司,节省成本等等。还有什么更能吸引他的呢?如果想知道这些,我们可以在周日早上醒来的时候读一读100页的行政管理报告。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去另外一家大公司。“我当然也不会去玩高尔夫,”戴蒙打趣地说道。
人们无法猜透戴蒙今后会去做些什么。他可能会去教书,最可能的是在哈佛商学院研究苏格拉底(Socratic)学说。他也可能用自己下半生的时间去投资他感兴趣的音乐或是体育事业。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夫人曾提到过:他可能自己开一家餐厅,把自己变成美剧《干杯》中山姆·梅隆(Sam Malone)那样的角色。(当然有可能他最终还会去爬爬乞力马扎罗山。)
戴蒙曾提到过他每个周末都会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思考继任者的人选。尽管他认为摩根大通内部的人才发展过程有待提高,在这方面他给公司的评价是C级,戴蒙还是决定向董事会提供三个备选人并最终选出一位来接管他的工作。内部人选很可能是,迈克·卡瓦纳或杰斯·斯特利。
戴蒙说过:“我不认为没人能像我那样做好工作,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你可能会对我说他们没有经受过考验。但是如果说筛选CEO的标准是曾经做过CEO,那么我想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继任者了。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需要的是机会。”
戴蒙从桑迪·韦尔那里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观察并做出相反的反应,这就是说要学会逐渐放手。很显然,戴蒙很少像以前他处理的其他业务那样去管理贝尔斯登的业务。这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团队能够像他自己做事儿一样的认真负责。杰伊·曼德尔鲍姆在观察之后发表评论:“我想他认识到了应该放手让员工自己去做事儿,因为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团队就该这样。”戴蒙现在只做那些需要他做的工作,而给他的手下足够自由的空间去发挥。摩根大通商业银行的执行官托德·麦克林曾将其称为“我见过的最自由最安全的管理模式。”摩根大通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然而,如果那件差事没有落在戴蒙头上,那么他计划在2009年中期在摩根大通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戴蒙之前提到他根本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希望从政,但是似乎眼前的情况是只要他愿意,那个职位就摆在他面前。戴蒙曾说过:“我现在身体里流的是摩根大通的血液,只要摩根有一天还需要我,我就要继续把我的工作做下去。”
并非摩根大通不需要戴蒙了,事实上摩根大通要脱离险境尚需时日,在今后的几年里,它要和其他银行一样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更何况,当今一个新的华尔街正被建立起来,势必要有另一个杰米·戴蒙锻炼成长起来继承不只带领一家公司而是两家公司达到行业的最顶峰的戴蒙来担负起重任。
如果有一天美国总统打来电话,邀请戴蒙接任美国财政部长这一职位,戴蒙该如何回答呢?汉克·保尔森和蒂姆·盖特纳几乎每次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决定都备受争议,由此看来戴蒙应该接受这一职位。从未以政府官员的身份为国家效力是戴蒙的一大遗憾。(在他看来作为摩根大通的CEO也是为公共服务的一种形式,但是他也清楚或许其他人并不这么看,尤其是对那些眼里只有薪水的人。)戴蒙心中有着很强的爱国热情。
一直以来华尔街都被认为是那些梦想着一夜暴富或飞黄腾达的人物们的竞技场,但是杰米·戴蒙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并非此类。事实上,他的传奇经历会在这里广为流传。在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他用自己独特的处事技巧,工作经验和卓越气质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与敬重。在华尔街众多优秀的CEO之中,有的人拥有很强的分析能力使他们能够很好地了解行业动态,有的人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能统领群雄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却很少有人能兼顾所有的优点于_身。但是戴蒙就是这样的人。“他几乎兼具了所有优点。”沃伦·巴菲特说道:“他视野开阔,并且还如此年轻,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戴蒙定有机会在另一个领域大展宏图。”
27年前的杰米·戴蒙用自己淳朴的性格赢得了妻子的芳心,今年53岁的他同当年一样魅力十足。他没有拿通常的那些墨守成规的陈词滥调作为挡箭牌而退居其后,他临危不惧的豪情让人赞叹。我们不可否认,大多数人在经历他所走过的道路时都会认为自己的遭遇是不幸的。当华尔街所有的领袖们都认为自己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时候,杰米·戴蒙出现了,他就像一个指引道义和管理方向的罗盘,给整个行业乃至整个国家指明了航向。
“杰米·戴蒙之所以被称为‘最后的胜者’,并非因为他是一名伟大的银行家,而是因为他是一名出色的领导者。他视野广阔,有罕见的天赋,但令他脱颖而出的却是他的求真务实。达夫·麦克唐纳的这本传记对此刻画得淋漓尽致。”
—— 杰克·韦尔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