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拉斯·鲍伊编写的《2014(下一个世界末日)》预言：“2014年将是全球发展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将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将主宰本世纪的未来走向，世界或将陷入危机，其状况或许不比电影《2012》乐观。”

书中指出，近几年的金融风暴可视为这场世界危机的开端，美国总统处理金融问题的方式，将是危机是否可以化解的关键。他同时表示，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但其军事实力仍无可匹敌，国际组织将扮演稳定全球局势的另一重要角色。而2014年将发生的大事包括战争、宗教冲突或者归于和平仍不得而知。

本书是由尼克拉斯·鲍伊编写的《2014(下一个世界末日)》。《2014(下一个世界末日)》的内容提要如下：

2014，又一个让人恐惧的字眼！尼克拉斯·鲍伊的预言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从埃及、利比亚、也门的政治动乱中，我们好像嗅到了政治危机的味道。

2014年之后，未来的世界还会发生战争吗？经济问题耍用战争来解决吗？

我们该怎么办？

一场新的世界危机即将来临，我们这一代人将会在2014年以前为21世纪贴上只属于这个世纪的标签——这将会是一个充满气候灾难和战争的世纪吗？我们当前所面对的这场危机，其根源在于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政治整合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的脚步，有关国家、市场以及帝国的错误模型都在阻碍着一个全球化治理方式的构建。

在作者看来，经济危机、环境恶化和财富不均有可能摧毁整个人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作者敏锐地察觉到，在各国间合作还相对容易的时期，各国领导人没能将经济全球化扩展到政治领域，只留给了我们一堆陈旧荒废的国际机构来躲避经济风暴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在应对全球问题方面，国家机构过于局限，而国际机构又过于软弱。

作者一再预言，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之后，下一波的危机将是全球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历史不幸被作者言中了，眼下的中东和非洲动乱，难道就是这场有可能给世界带来末日的政治危机的前奏？

序言

第一部分　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大事件

　第一章　大事件：一个数字命理学推测

　第二章　全球化出了什么错

　第三章　国家和帝国，一个尚不成熟的结构

　第四章　美国还是说了算？

　第五章　2014：萧条、战争的开端

　第六章　拯救银行：拯救世界的第一步

第二部分　这并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世界

　第七章　离不开政治的社会

　第八章　全球秩序：由谁来维持？

　第九章　危机之后

致谢

译后记

当世界各地的评论家都在积极地审视未来，希望能够从中推敲出当前金融经济风暴的发展趋势时，数字命理学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至少人们开始认为它比水晶球要可靠。罗纳德·诺克斯就将他的杰作《导师的狂欢》建立在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数字命理学基础之上：从l6世纪开始，每隔半个世纪就会在英国出现一系列讨论，而且恰好都是每个世纪的第38年和88年，在每个世纪的这两个年份里，英国总会遇上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或转型一一从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入侵，到1688年开始的光荣革命。由于诺克斯于1957年去世，所以1938年的“混乱”成了此书的最后一章。如果要续写本书，1988年的这一新章节跟诺克斯所搭建的模型可谓天衣无缝一一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导师们对即将到来的冷战格局的轰然倒塌全然不知，而此景与1788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一年)的法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所面临的状况几乎如出一辙。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不易察觉的数字命理学推测正在以一种愈发紧迫的姿态向我们逼近。在过去的500年时间里，每个世纪的独特风格都是由一些关键的象征性事件所决定的，而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第二个十年的中期：马丁·路德提出的《九十五条论纲》于1517年引发了宗教改革；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开启了一个充满宗教抗争和内部混战的世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束、路易十四的离世以及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建立都发生在1715年，正是这些事件为18世纪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英国的资本主义扩张埋下了伏笔；1815年，我们看到了拿破仑的最终失败以及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宣告了欧洲和平和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从1914年开始，整个世界陷入了长达75年的各种“热战”和“冷战”。

设想的提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但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解释，那么可能会大致如下：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15～20年里，出生于20世纪末(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代逐渐成熟，并开始具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摒弃之前的时代所留下的传统，因为他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那个时代，他们自己已经为人父母，而他们的孩子们作为新世纪的一代即将接管这个世界，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将会是后人眼里的新时代典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新世纪要拥有自身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必须在头20年里建立起来。

那么，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很有可能是在2015年前后，什么大事件会最终标志并决定21世纪的风格呢？是像1618年或1914年那样巨大的灾难，还是类似于1715年以及1815年那样相对温和的事件组合？无论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当前世界经济的混乱秩序很有可能会将我们引向那个大事件，并伴随着两种可能性：要么解决未来约七年的危机，要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大事件的形成以及新世纪特点的显现过程中，存在着若于不难发现的重要因素。对石油和其他包括水在内的自然资源的争夺；工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以及成为当前全球压力所在的美国与中国之间不断变化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平衡(俄罗斯因其能源资源和数量庞大但管理不善的核武器，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很多人所料想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与上述因素放在一起，将会酿成大错，此类文明的冲突的确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摊牌的舞台(而且巴基斯坦可怕的核爆是真实存在的)，但还不足以造成世界局势的持续紧张，而且无法与那些对各国经济、军事造成重大影响的因素相提并论。

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分歧所带来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以及该地区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但在21世纪的进程中，如果中东地区的石油耗尽，或者替代能源问世并得到了普遍应用，那么到了21世纪末，如果还有西方国家对这些贫瘠的小国家表示担忧，那将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就如同到了16世纪或17世纪还有西方国家对香料群岛的殖民问题忧虑重重一样。

发生在20世纪末并在2l世纪得到发展和完善的深远转型，即世界人口的l／6(只考虑中国)甚至1／3(如果把印度也考虑进去)在自给自足的孤立经济中存活了下来，并成功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资源和商品流通市场。这样的一个转型意味着财富和影响力的分配必须发生巨大变化，而且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我们的星球在维持当前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发生的转型无疑是包含了深远的政治含义的。也就是说，这种转型会对某些国家的内部结构以及对外关系产生影响，在这些国家里，政府对公民的组织并不是依靠经济利益，而是通过强制性的非经济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军队。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变化将会改变固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平衡状态，我们在2015年到来之前应该能够知晓，对控制军事力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协定体系的必要调整能否真正奏效，继而产生一个新的平衡状态。如果没有实现影响力的转移和重构，那么到了2015年，现有的各个全球经济中心将会像大力士拆毁房屋一样，合力摧毁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从数字命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那个时候应该能够看到21世纪以一个类似于1815年或者1914年的开端铺陈开来。

从1989年的东欧剧变到2015年前后的大事件，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里将很有可能与1789～1815年这一时段发生的大事件放在一起进行类比：在那一段动荡的转型期里，新的国家和政府来了又走，一个拥有900年历史的帝国永远埋入了历史的废墟里，罗马教皇的权威也岌岌可危。但是法国大革命给世界带来的震撼一旦消散，一个新的不列颠工业和帝国霸权就随之建立，这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因此实现了相对和平的经济发展。

P3-8

毋庸置疑，200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历史上——确切地说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全世界40％的财富被破坏殆尽之后，无论人们对西方国家能从衰退中快速恢复过来并像以前一样运行抱有多大的期冀，结果都将会徒劳无功。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为稳定它们的银行系统和刺激经济而采取的行动使它们背负了数额巨大的债务，这在今后很多年里将对它们国内的政策制定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沉重负担。在这数年间，除非用大量的支出来阻止灾难的发生，否则灾难将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印度和中国受排斥的时间长达两个世纪，当它们在世界体系中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该体系的一些不平等，如导致经济衰退的过度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以及由此引发的增长率的差异将有所减少。下一次世界性的危机将不会是经济危机，而是政治危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将会有密集的国际谈判发生，而2009年4月的20国集团会议和同年12月举行的、几乎(但并非完全)没有任何进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仅仅是这些谈判的开始。这些谈判的结果将决定新世纪的特征，将会有两代乃至三代人生活在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里。

在所有谈判的议题中。国际秩序的本质将会成为最重要的议题。20世纪时，人们曾作出这样的假定，即世界是或应该是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的。这一假定源于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不断上升的统治地位，而这一地位最终将会变得不可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普通人能够认识的程度；同时，这一假定还源于美国所依赖的用于解释自己独立国家地位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意识形态——或许称之为“美国教”更为贴切——认为国家是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的自愿联合。然而，无论是对于理解从20世纪末开始发展起来的全球相互依赖性，或者21世纪通过谈判对过去的愚蠢行为作出的补救，还是为让我们免于生活在一个更具威胁性的未来而寻求解决之道来说，这一意识形态都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通过本书，我将尝试分析我们为何要重新思考现在全球化所处的阶段，正是这一阶段让我们陷于当前的处境之中；同时，我也将尝试解释为何我们所有人——包括美国人在内——需要与那些为21世纪国际关系奠定思想基础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的前提假设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还将尝试阐述为何可能存在一些非乌托邦的、可信赖的机制，尽管我们生活的世界风雨欲来，但我们还是能够开创一个比眼下更为公平、和平和繁荣的世界。

虽然这本书篇幅不长，但我还是认为需要将其分为两部分来阐述。在第一部分中，我主要探讨已经发生的这一危机，探讨这次危机的根源，以及那些阻挠我们正确认识这次危机的国家观念。在该部分中，我还会探讨当一些隐藏得更深的问题逐渐被我们感知，且不能被搁置时，我们将在何时作出决定，而这些作决定的重要时刻将会决定21世纪的特征。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更为广泛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特纳勋爵说过，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对“思想体系”的“火车失事”仔细思量，而他们却习惯于在这种“思想体系”下行事。如今，应该对我们的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进行修正了，也应该解决国家认同这一问题了，而且最好能比以往更有成效。

我承认，我的书名和论述的出发点听上去有点像一个笑话。但纵使它是一个笑话，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意义。历史学家们有时候会以一种观念来进行研究，这种观念往往使得一些世纪的时间延长并出现重叠；17世纪被划定为1715年左右才结束；18世纪则被划定为1688～1815年，甚至到1832年；而19世纪则是指1789～1914年这一段时期。毋庸置疑的是，2l世纪始于1989年，然而漫长的20世纪仍未结束。探讨它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许我们不用等得太久。

在此之前，能让我联想到世界末日的只有2012，而且这还得归功于万能的好莱坞。但是读罢此书，一场全新的末日危机接踵而至，2012的末日论可能我们再熬几个月就会被彻底破除了，但在那之后两年的2014，面对一场没有好莱坞特效的“大事件”的来临，21世纪的命运将一锤定音，我们真的能逃过劫难吗？

当然，我们大可以认为2014只不过是那些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标题党”们的又一次实践，但是，隐藏在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忧患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全球化、民族认同、帝国模式、宗教和全球伦理……这些让我们倍感疏离的概念总有那么一瞬离我们是如此之近，而作为“全球公民”的我们即使是选择无知和回避，也最终难逃人类共同的命运。

在每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总有那么一场或几场事件为整个世纪贴上一张独特的标签，而我们中的任何人在读完本书之后也可以为其贴上一个标签——“又是一套毫无说服力的末日危机论”、“尽管纵横捭阖，我却一头雾水”、“论证有余、‘危机’不足”、“其实我在读完第一句话后就想放下此书，但是我抱着这样的想法读到了最后一句话”……如果你的观点和上述例子中的一句或几句类似，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这些全是我在翻译过程中所体会到的感受。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鲍伊教授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拥有极高的造诣，难怪即使是写政治，也能够按照史诗一样的架构来铺陈他的观点，动辄十几行的句子读来可谓酣畅淋漓。可若是翻译成中文，作为译者的我们却一点也潇洒不起来，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他的学生，在虚心接受教导的同时，胆战心惊地将一个个汉字敲上，然后仔细对比，生怕遗漏了哪怕一粒珍珠。当我为本书敲上最后一个句点时，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现在坐在电脑前的我，脑子里回放着几个月以来在翻译过程中我和倪颖遇到的无数纠结与惊喜、沉默与狂热，拿我大学期间哲学老师的话说，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思维的体操”——可以说，本书见证了我们一段最为难忘的翻译经历。

将翻译学术性著作比做一场孤独的旅程毫不过分，而且还是一场没有光亮的夜旅，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困难将会以何种形式到来。好在我有我的搭档倪颖，彼此之间积极的讨论让所有的疑惑、语言转换的障碍、耐心的缺失都化为无形，在此衷心道一声“合作愉快”。此外，还必须提到我们的朋友刘文昭，他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填补相关背景知识的空白，细致认真地帮我们审校一开始支离破碎的翻译稿，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我必须感谢所有的读者朋友们，一想到将来你们在翻阅过程中专注的神情以及每一句可能的评论——无论好坏，我和倪颖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你们选择并阅读了本书。

曹槟

2010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