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马歇尔·菲尔普斯和戴维·克兰向读者介绍了微软为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而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他们破例向读者披露许多幕后信息,包括公司最高级别管理人员的高级别商议,公司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对于公司新的合作方向的讨论和争执,以及为了与主要的开放资源公司和全世界其他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进行的、引起争议的努力——这是绝密信息。除了微软与其他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明确禁止披露的信息外,本书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事实上,作者被授权披露微软内部事务(包括微软领导和员工们真诚的自我批评)的程度,在该公司34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本书的作者向读者描述了微软员工是如何面对新世纪的挑战进行艰苦斗争的,并展现了隐藏在公司经营表象后面的“高度绝密议程”。同时,公司高层、各级员工关于经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方面的争议和讨论也贯穿本书始终。本书对于描绘微软的发展进程以及其中的细节毫无保留、极具说服力。这些也得益于作者在微软多年的深入工作和众多勇于自我反省的领导者们的无私帮助。本书给各行业的领导者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案例和真实的教训——而绝大多数经验教训都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合作有关,这些观点无疑会帮助一个企业发展,从而能够更好地抓住竞争激烈市场中的机会。
“你们偷了我们的软件”
几乎在我到东京赴任的同时,IBM开始怀疑生产我们主机电脑克隆机的日本制造商正在非法复制我们的主机软件。它们是日本三家最大的制造商:曰立、三菱(Mitsubishi)和富士通。
按照1956年IBM与美国司法部签署的许可规定,在合理和非歧视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向世界上的任何人授权使用我们的知识产权。但是在1969年后,我们将软件和硬件松绑而分类交易,在我们看来,日本的主机制造商需要为机器创造自己的软件。虽然相对来说它们只是主机软件业的新人,但是它们软件的性能居然莫名其妙地能和我们的相匹敌。
于是我们委托顶尖程序和安全专家针对日本软件做一些具体细致的、可用于法庭辩论的调查。我们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显而易见的,我们在纽约州波基普希市的一名程序员设计了IBM的软件。并以他女朋友的名字对程序中的一套重复性指令命名,我印象中好像是叫朱迪。我们的调查显示,同样的名字“朱迪”出现在了日本软件的源代码中。朱迪这个名字现在在日本并不普遍,所以这一点就成为证明日本公司侵犯我们软件知识产权的关键。
我们就此事与富士通、三菱以及日立提出交涉,后两个公司很快就解决了此事。但是与富士通公司的谈判却完全是男一个情形。在IBM这边,有IBM全球贸易的领导人拉尔夫·法伊弗和后来的IBM首席执行官约翰·奥珀尔;副董事长鸣户道郎领导富士通谈判组。我们在一间豪华酒店的套房内商讨——经常是在大仓酒店,因为它正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谈判很快就变得十分艰难,也有很强的个人攻击性。这不是私人的讨论。我记得,有一次双方几乎在房间里相互对骂起来。
“富士通的所作所为太不讲道德了,”拉尔夫·法伊弗指责道,“你们偷了我们的软件。”
副董事长Naruto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你们美国人只是想限制日本!别忘了,在我们双方的关系上,你们不再是统治者了。”
要想了解为何房间里会充满敌意,则有必要了解一些地缘政治的动态变化,因为这不仅仅是富士通与IBM两家公司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是美日关系的困难时期。日本的工业和金融实力明显处于支配地位,而美国则在很多领域失去了竞争优势,不仅包括消费电子领域,还包括许多制造行业。直截了当地说,日本在很多竞争领域都领先于美国。我们十分惊恐。
不管怎样,经过数年的谈判与仲裁,富士通最终签署了与日立和三菱相似的条款。尽管他们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仍比自己开发软件的支出要少很多。滑稽的是,如今不但IBM与富士通公司在诸多领域展开合作,我们还非常自豪地称Namto——现在已经退休的富士通副董事长——为我们的好朋友。每当我来到东京,我们都会聚在一起,笑谈过去的事情。 在日本的这次艰难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越来越重视人类经验的多样性,越来越意识到从另一个角度而非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重要性。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知识产权对公司成功,甚至是国家成功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价值——特别是与软件技术相关时显得更为突出。
在1987年,我带着这样的体会回到了美国,被派往华盛顿特区任IBM政府项目负责人。这是一项公共政策性工作,我的任务是促进政府与行业间的合作,加速技术革新,增强美国工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我已经领教过,日本的工业部门与政府是如何通过合作来加强日本的全球竞争力的。虽然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体系更加自由放任.但是我们仍在寻求能够更好地适应这一体制的途径,以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在那段时间里,我帮助组建了竞争力委员会。该委员会促使政府和行业政策的制定者认识到国际竞争力和革新的重要性,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89年,在计算机系统政策项目的资助下,我与惠普公司、太阳(Sun)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同事一起,组织了第一届“首席执行官论坛”。这次论坛也是第一次将数十家最大_的计算机制造商(主要是硬件制造商)的最高领导层聚集到一起。他们并不习惯因为共同关心的事情而在一起工作,甚至于不习惯互相交谈,因此,我们也不知道论坛的结果会是怎样。事实上,引用商业周刊所提到的:“我们不确定这些人能否平静地其进晚餐。”但是到最后,论坛还是取得了成功,不仅在那些坚持到最后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间建立了联系的纽带,同时也说服华盛顿对日本的贸易和倾销行为进行规制。
另一方面,你应该记得,在那个时代,美国人十分关心美国工业的运行状况。被美国科技公司授予专利的新发明的数量急剧减少。即使作为曾经的第一专利权人,IBM也面临着跌出专利权人前十名的危险,通用电气公司等其他公司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相比之下,日本的富士通、三菱和日立等公司则蹿升到专利和创新的前几名。
首要问题是,我们曾经认为自己控制着信息技术领域,结果却发现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王者之位正在受到来自日本的严峻挑战,而且台湾和韩国的公司也在跃跃欲试。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才明白: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美国创新的生命力和恢复能力,也没有意识到在政府和行业的紧密配合下,不堪一击的日本竞争模式真的建立起来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对日本工业巨人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以至于其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最终瘫痪。
不管怎样,在华盛顿工作了四年之后,我准备换个工作了。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制定竞争政策的工作不重要,而是因为我对政治根本就不感兴趣——我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而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获得一个这样的政治职位,就好比你应该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一样简单。P20-23
为什么人人都关注微软公司发生了什么?2007年夏天,当我与合著作者戴维·克兰坐下来思考如何写这本书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庆幸的是,这是最容易回答的问题。
归根到底,新技术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因此,当那些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技术公司的经营战略和惯例发生180度的彻底转变时——它们放弃了单枪匹马占领市场的单一战略,转而选择行业合作,并向其他公司和个人开放它们巨大的技术宝库——这次转型的影响将远远不限于公司自身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微软公司直接雇用的员工仅有95000人,但是它的影响力已经更加深入地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在全球信息技术部门3500万的从业人员中,有将近一半人的工作依赖于微软公司的软件或与之相关的服务。这其中包括美国IT产业42%的受雇员工、爱尔兰IT产业47%的受雇员工和马来西亚IT产业44%的受雇员工。微软公司每挣1美元,处于微软公司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公司就会创造7.79美元的收入。事实上,在2007年,他们从微软公司相关的产品和服务上赚取了惊人的4 000亿美元,并对他们当地的经济投资了将近1000亿美元。
微软公司的庞大足迹遍布全球经济,因而也难怪最近在微软发生的异常情况会成为技术专家、行业主管、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当然还有媒体猜测和讨论的主题。
该公司新的联合产品开发以及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关系是否会促进该行业的竞争、提高革新的速率、加快新产品和服务上市的速度呢?该公司与全球各地企业家进行技术分享的新方案是否刺激了国家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像微软公司这样具有牢固市场地位的公司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内重塑公司文化、改变经营战略的?他们是否有供他人参考的教训呢?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三个关键问题:对行业主管来说,微软是否已变成友好的合作伙伴?对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和反垄断监管机构来说,这个曾经的垄断者是否变成了守法的居民?对于客户来说,微软与其他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的新尝试是否提供了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更有效地满足客户的需求?
最终,微软能否继续成为一个成功且盈利的公司,将是对以上问题的最好回答。然而,在过去的六年里,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500家的大大小小的公司选择与微软签订技术分享与合作协议,与全球监管机构尚未了结的所有反垄断问题几乎都得以解决,新的合作者和客户不断地加入到全球微软“生态系统”中来,并创下了历史新高。也许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暂且推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读者自然会问,微软为什么要开始这场某位分析家称为“微软成为跨国公司以来经历的最大变革”呢?很显然,这不是因为微软突然变成某种高科技的特雷莎修女。引用另一位分析家的话来说:“他们不是在无偿地施舍。”
不是。简单的事实是:微软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向客户提供其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借此为公司股东创造财富。微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以此为主要目标的强有力的竞争性企业。完全是由于商业原因,公司才决定改变其经营方式。
记得在本世纪初,微软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反垄断起诉和费用高昂的诉讼使公司受到各方面的困扰,而且信息技术行业的许多人把微软看作是垄断者和市场巨无霸。与此同时,技术革新的重心开始从大公司的研发中心向更多不同的公司、大学甚至是个人转移。结果,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再能够单独具备成功所需的所有技术和业务能力。
在新兴的“开放式创新”时代,公司间的协作与合作——而非单一的竞争战——将成为成功的基础。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微软是如何生存并且取得成功的呢?
这是比尔·盖茨和微软其他高管们面对的挑战,而且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以前保守心态的企业文化和单打独斗的市场战略已无法适应21世纪新出现的商业环境。微软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和战略,这种文化和战略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程度地依赖于不同公司间建立的合作机制。这样一来,微软可以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和市场能力,帮助其走向成功。
这一点也许和近年来美国调整对外政策有相似之处。近年来,美国放弃了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调整为更加具有合作性和互惠性的政策。后者更好地适应了当今分裂、无序和多极化的世界。最近,美国新任总统的就职典礼理所当然地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我们将通过美国的行为而非言语对其作出最终的评判。
有些人过分夸大知识产权在微软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者低估创新政策、技术发展趋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以上行为都将是错误的。但是在微软构造一整套新的经营方式、与该行业其他公司建立关系的过程中。知识产权为其提供了主要的、极为坚实的平台。
在随后的篇章中,本书将破例向读者披露,微软为寻找新方向而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幕后信息,包括公司最高级别管理人员的高级别商议,公司主管和普通员工对于公司新的合作方向的讨论和争执,以及与主要的开放资源公司和全世界其他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尝试——这是有争议的绝密信息。除了微软与其他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中明确禁止披露的信息外,本书没有隐瞒任何事情。事实上,我们被授权披露微软内部事务(包括微软领导和员工们真诚的自我批评)的程度,在该公司34年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这不是经授权的公司自传。微软没有为本书的写作和出版付过一分钱,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控制本书的最终内容。事实上,高级主管们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提供各种所需信息。
然而,作者的充分公开是必须的。在写作此书时,我仍然是微软公司的职员,理所当然地接受该公司的薪酬。我的合著作者,著名记者、畅销书《阁楼上的伦勃朗》的作者、众多知名公司的知识产权顾问——戴维·克兰也在微软任职。因此,在与微软的交往过程中,我们显然不能宣称从未获得任何好处。
换句话说,在客观真实的披露微软内部事务方面——包括微软过去的失误和未来的挑战——我认为没有哪一本书能够超过本书。
这本书本身是作者之间独特的互利合作的产物。在我负责的部分,用到了自己在IBM公司28年职业生涯积累的经营方案和知识产权领导经验,同时还用到了我在涉外商务、公共政策和风险投资工作中所得到的教训。戴维·克兰深入地了解知识产权在商业和经济中的能动作用,作为知识产权顾问也积累了丰富的窦践经验。他不仅将以上知识和经验用于本书的写作,还充分利用了其少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天赋,即深入浅出地解释那些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并以一种清晰而切题的方式向广大的业务顾客释疑。本书中很多极为重要的见解就是出自于他。对于他的协作,我深表感激。
知识产权在释放公司先前尚未利用的价值方面,和开拓新的有影响力的商业机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本书能够为各行业的管理人员总结出某些经验教训的话,我希望读者们最为关注知识产权的以上作用。知识产权不再只是技术专家或律师的工作对象,也不再只是高科技公司的一项资产。如今,知识产权已经占到全球所有公开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80%,它应该公正地博得所有重要的商业领袖的兴趣和关注。归根结底,它是现代公司中独一无二的、最善于创造财富的资产。
正如你们将会看到的,知识产权也是精美而有效的工具,能够促进不同的公司形成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微软自己的案例中,知识产权还帮助该公司重塑全新的公司文化和经营战略。
——马歇尔·菲尔普斯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