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误读”，当代最负盛誉的符号语言学大师安伯托·艾柯显然有话要说。本书是他发表在意大利文学杂志的专栏小品，从对纳博科夫名著《洛丽塔》意大利译本的讽刺、向法国新小说作家格里耶致敬，到对出版社编辑品位的挑战及对媒体荒谬的讪笑……，作者虽自言是“插科打诨、装疯卖傻、天马行空”，其中精彩之处，却绝非“生动有趣”所能形容。

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但一个下午绝不能轻松对付了它。需知：这些插科打诨、装疯卖傻、天马行空、颠三倒四的文字中，却有着艾柯最“愤世嫉俗”的批评。

在一个颠倒了的《洛丽塔》版本中，安伯托·安伯托苦苦追求着一位有着“缕缕白得撩人情欲的头发”的老奶奶：乃莉塔。在数学年第121年的一个考古会议记录中，地球北极的约瑟夫王子土地大学的阿努克·奥马教授宣读了一项关于大爆炸发生之前意大利诗歌的发展程度的最新考古发现。我们还被获准阅读出版商的内部审读报告，编辑否定了《圣经》、《神曲》、《实践理性批判》等书稿的出版价值，因为显然，它们或者不能解决版权问题，或者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从一个密访天堂被电击而死的记者的笔记本中，我们得知了上帝他老人家的近况，还有，那些惹是生非的天使，由于天堂里的政治动乱，被发配到第十层天的锅炉房里去了……以及，更多无法被转述的文本。

序言

乃莉塔

碎片

苏格拉底式的脱衣舞

很遗憾，退还你的……

新猫的素描

天堂近讯

那东西

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与性压抑

大限将至

给儿子的信

三篇古怪的评论

发现美洲

拍自己的电影

迈克·邦焦尔诺现象学

我的夸想

译后记

乃莉塔。我青春年少时的鲜花，夜晚的煎熬。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乃莉塔。乃一莉一塔。三个音节，第二和第三个音节构成呢称，仿佛跟第一个音节相矛盾。乃、莉塔。乃莉塔，愿我能记住你，直到你的容颜化成泡影，你的居所成为坟墓。

我名叫安伯托·安伯托。当那桩至关重要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尽情享受青春得意。据当时就认识我的人而不是现在看见我的人说，读者啊，在这个牢房里，我形容枯槁，脸上长出一把活像先知一样的大胡子……据当时认识我的人说，我是个风华正茂的希腊美少年，带着一丝忧郁，我相信，这是由于地中海卡拉布里亚祖先的染色体的遗传。我所遇到的姑娘，无不倾倒在我的面前，她们身体里刚刚发育成熟的子宫热烈躁动，渴望我的进入，把我变成她们在孤独的夜晚发泄痛苦的对象。而我则几乎完全不记得那些姑娘，因为我自己为另一种情感所折磨；我的眼睛，几乎不曾在她们像丝一般光滑、柔如鹅绒、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一片金光灿烂的面颊上停留。

我情有独钟啊，亲爱的读者，亲爱的朋友！那年头，我少不更事，爱上那些你们……你们懒得费神就会脱臼而出地称之为“老妇人”的入。虽然我嘴上尚无髭须，但内心深处思绪万千，我渴望那些尤物，她们身上已经留下了无情岁月的年轮，身体也由于八十年来致命生活节奏的重压而弯曲，衰老的影子已经可怕地损害了她们的形象。这些被许多人忽视的尤物，被那些色心高涨、惯于勾搭身体结实、芳龄二十五的弗留兰挤奶女郎的人所遗忘，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她们，亲爱的读者，我会——此时我为情所困，一些扰人的经验涌上心头，妨碍、阻止我可能贸然做出无辜的举动——用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绝不会让我后悔莫及的词：小妖婆。

P2-3

1959年，我在Il Verri杂志上开了个每月一次的专栏，取名为“小记事”(Diario Minimo)。我给专栏取这个名字是出于谨慎，同样由于谦虚。Il Verri是一份文学性的杂志，为它撰稿的许多作家后来组成了“六三学社”(“Gruppo 63”)。这样一份杂志，充斥着新先锋派的语言实验和讨沦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以及中文表意符号的很有分量的文章，而我却加入了几页对于一些不太起眼的话题的无拘无束的思考。这些话题常常旨在模仿、嘲弄该杂志的其他撰稿人的作品，他们的写作狂热更甚于我。因此，开门见山，我想向读者道歉，写下了这一页页的文字，蓄意插科打诨、装疯卖傻，所以跟杂志的其他内容相比，显得不那么斯文体面。

从文学体裁来看，最初的文本，无论是我写的还是我朋友的，都类似罗兰·巴特(Roland Banhes)的《神话学》(Mythologies)。巴特的书出版于1957年，那时我已开始写《小记事》，但并不知道那本书。否则，我绝不会在 1960年胆大妄为地写一篇谈论脱衣舞的文章。而且，我相信，正是在读了巴特之后，出于谦卑，我放弃了《神话学》的风格，逐渐向混成模仿体裁 (pastiche)发展。

我采纳混成模仿体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新先锋派的作品在于把日常生活和文学语言颠覆得面目全非，那么，插科打诨、装疯卖傻也应该属于那个活动的一部分。在法国，混成模仿作品的传统有人们引以为荣的、大名鼎鼎的普鲁斯特、凯诺和乌利普创作组，而意大利文学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于是，Il Verri上就有了《小记事》。后来，1963年，当那些出版在杂志上的作品被收集成册时，我取了同样的名字，尽管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内容其实并非记事。那册书印过了好几个版本，并成为现今这个英译本的基础。由于书名《小记事》，从字面上直译毫无意义，我更喜欢称之为《误读》。

模仿体(parody)，如同其他所有的诙谐文体的作品一样，跟时空密切相关。俄狄浦斯(Oedipus) 和安提戈涅(Antigone)的悲剧故事依然令我们感动，但是，如果我们对古雅典一无所知，就会对阿里斯托芬的许多典故摸不着头脑。抱歉我用了如此赫赫有名的例子，但这样做比较容易说明我的意图。

虽然本书的内容代表着一种选择，虽然两篇最具“意大利味”的文章被略去不用，我还是觉得应该对外国读者做一些解释。笑话若需要解释必然会扼杀它的效果；但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巴汝奇所说的许多话，如果不加脚注，说明那是巴黎一索邦大学所特有的语言，会令人难以理解。

《乃莉塔》(Granita)是仿讽纳博科夫的《洛莉塔》(Lolita)，同时也在主人公的名字上做了一番文章，他的名字翻译为安伯托。安伯托。当然，跟小说的意大利文译本相比，我的文章还算不上什么仿讽；但我所写的，即使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我认为还是有可读性的。仿讽的背景放在我出生的皮埃蒙特大区的一些小镇上。

在《碎片》一文中，显而易见，我采用了意大利流行歌曲的歌词，翻译时则用了在美国流行的等同物来取而代之。然而，最后引用的话是莎士比亚和意大利歌词混为一谈(在原文中，我用的是邓南遮(D’Annunzio)，而不是莎翁)。

正如在《迈克·邦焦尔诺现象学》一文的英译者注中，我的翻译所指出的：迈克·邦焦尔诺(Mike Bongiorno)虽不为意大利之外的人所知道，但他属于那种司空见惯、各国都有的一类人；而且，就我个人而言，我仍然把他看作是一个天才。

《新猫的素描》(Esquisse d’un nouveau chat)无疑是指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和“新小说”(the nouveau roman)。如同在其他场合一样，此处模仿的目的应该是颂扬。

《天堂近讯》(The Latest：from Heaven)是源于来世的报道，而使用的是当今的政治行话。那虽然是几十年前写的，不过，我认为在罗斯·佩罗(Ross Perot)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样的时代，它也会为人们所理解。

盎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cad]，鲁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克鲁伯[Kroeber]，等等)的经典著作是创作《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和性压抑》的灵感之源，篇名借用了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的一部著作。它的哲学部分通过引用胡塞尔(Husserl)、宾斯万格(Binswanger)、海德格尔 (Heideger)，还有其他一些人(做了适当的修改)而得到加强。卢多维卡门悖论在意大利已经成为好几所大学的建筑系固定的研究科目。

《大限将至》(The End Is at Hand)与之一脉相承，其创作灵感来自阿多诺(Adorno)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评。有些篇章间接引用了当年那些“阿多诺化”的意大利作家的见解。跟之前的一篇一样，这个文本是今天所说的“另类人类学”(不是我们眼里所看到的别人的世界，而是别人眼里所看到的我们的世界)的一个习作。这种手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Les Lettrs Persanes)中早已试过身手。前些时候，一群人类学家邀请非洲的研究人员到法国来，这样他们可以观察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非洲人惊异地发现，法国人竟然有骝狗的习惯。

第一次月球之旅在电视上报道，触发了《发现美洲》。在原文中，使用的都是意大利的节目主持人的姓名；在这个英文版中，取而代之的则是家喻户晓的美国名字。

《我的夸想》的标题几乎在字面上重复了论述《为芬尼根守灵》(Finnnegan’s Wake)的著名论文集中的一个篇章。我记得几十年前，美国大学里所盛行的那些评论风格(从新批评到各式各样的象征式批评，还有一些暗示对艾略特的批评)，我用这些过度阐释的行为，去阐释19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小说。大多数英语读者不会熟悉《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尽管它的确有一个英文译名，叫做The Betrothed)，但是只要知道我是把对乔伊斯的阅读的理解运用到了早至19世纪早期的经典著作就足够了，它的风格和叙事结构更令人想起(比如说)司各特(walter Scott)，而不是乔伊斯。今天，我意识到新近许多有关“解构阅读”的习作，看起来仿佛是受了我的仿讽体的启发。这恰恰是仿讽体的使命：绝对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地、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

几年前，受我先生之托在温哥华的图书馆里找一本叫《误读》的作品，随手翻翻，挑了最短的一篇看看，觉得很有意思。作者把各种一流的名著，包括《圣经》、《神曲》等，放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下，——进行调侃，最后都难逃被拒绝出版的下场。读来令人发噱，也发人深省。

没想到一年多以前，这本书竟转回我手中。当时我正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书，我先生问我是否有可能翻译此书，因为从意大利语翻译，找翻译始终是一个困难，而翻译版权是规定出版时间的，因而就想从英译本转译。由于此前我对这本书印象不错，于是就欣然答应下来。在开始翻译之前的通读时，就感到这不是一个好干的活。后来，朋友们知道我在译艾柯，都同情地对我表示这个人非常难缠，这些朋友中许多人的母语便是英语，还有大学的教授。但另有一位在欧洲居住多年的朋友说，艾柯尽管难懂，欧洲的知识分子却以书架上放一本艾柯的书为荣，听了这话，多少也像是安慰。

朋友们的这些话似乎都应验了。这短短一百七十多页的一本小册子，居然让我熬了一年多的时间。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翻译之外的原因，如教学工作繁忙而无法有大块的时间投入到翻译中去，但总的来说，作品本身的难度常常今译者举步维艰，需要鼓足勇气来干活。

翻译这本书让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据说作者通六国文字，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想我是充分领教了。虽说我用的是英文译本，但相信那些穿插在英文中的拉丁语、法语、意大利方言、西班牙语、德语等应该也同样出现在意大利文本中。因此，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查字典，还特地为此买了《拉丁语字典》和一套两卷本的《法汉字典》，我原来的单本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汉字典》显然不够用。西方文字首先是字母性文字，因此，在英语中穿插使用各种字母文字看来顺理成章，甚至连造词也并非不可能。如在翻译申遇到的Ortegaygassetos这个词，我翻遍了各种字典，始终无法找到这个词。后来请教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他寻思良久，才说Ortegaygasset是西班牙的一位诗人。这时，我回过头才查到Ortega y Gasset的确是西班牙人名，不过那是一位哲学家。而后面的-os则是艾柯造出来的，指追随者(o)，为复数(s)。然而，在中文译稿中如何体现这些语言转换(从英语到拉丁语，从英语到法语，诸如此类的)呢？我们的书写文字可是统一的啊。我曾想过是否可以用方言代替，可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太合适。

类似的情况还有B1oomides、thalatanaut、thalatocraft、mass-man等等，如果单查字典，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如 Bloomides是从Bloomsbury生造出来的，指以沃尔芙、福斯特为首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而thalatanaut和 thalatocraft这两个词在最权威的、有2152页的《新牛津英语词典》里也查不到。一天，在看英文版的《全球通史》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有一个词的前半部分的跟thalatanaut相同，才知道thalata是跟海有关的；后来又跑到温哥华图书馆去查有二十卷之多的《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确证thalatto是希腊词根，等于thalassa，而后者才是常用的，我能查到thalassic(指跟海相关的)、thalass。 therapy(指在化妆品和健康治疗中使用海水)，可偏偏没有thalatanaut和thalatocraft。后来我根据英语的构词特点和上下文进行推断，-naut指人，一craft指船，由此就生造了航海员(如航天员，astronaut)和航海船(飞机，aircraft)这两个词。 Mass-man比较容易看出，其实是特指在“类”的概念意义上的“普通”的人，为了贴近原文，我就也生造了“大众人”这样一个奇怪的词。

在英语中，句子的主干虽然也是主、谓、宾，但它可以变得非常长，因为英语的句子像树干跟树枝的关系一样，可以从主句(树干)中延伸出许许多多的从句(树枝) (如有必要，从句也可以再生出从句来)。艾柯在书中为了讽刺那些过分进行语言实验的先锋派作品，特意使用了不少长句子，有时一个句子长达二十九行，而这样长的句子在中文里是根本不可能的。每当碰到这种情况，我只得无奈地将长句拆成若干个短句，再确定何者在前，何者在后，这样一束，原文的节奏就彻底打乱了。这样的长句给阅读也带来了困难，读者往往要读好几遍才能清楚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在翻译时，有时候我恨不能译一句就休息一下。整个翻译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艾柯这个人知识面非常广博，只要看看他的文章就能体会人们所说的“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本书中所收集的都是他在一个叫Il Verre的文学刊物做编辑时所发表的文章，主题涉及天文、地理、古希腊神话、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大众文化、媒体、甚至拓扑学。艾柯似乎对古今中外之事无所不知。本书收集的文章多是1960年代所写，最近的不超过1972年。他甚至知道毛的语录、鲁迅、大字报等等。看看“给儿子的一封信”，艾柯用了差不多整整两页，来列举各种各样的武器。但也正因为艾柯太博学又极其炫技，翻译常常变得异常困难。为了那些生造的字，那些从典故、名著、历史人物中变形出来的句子、人名和故事，你常常不知何时才能弄完眼前短短的一页。翻译成为一场不情愿的战争，你被卷入了艾柯设计的一个个圈套，完全被动，而且这圈套没完没了。在写于1972年的《拍自己的电影》一文中，艾柯预言在二十年后，当摄相机普及之后，人们将弃电影院而去，用自己的机器和市场上买来的电影脚本拍自己的电影、看自己的电影。他列举了依据四位著名的意大利导演、包括愤青导演风格的脚本，每个脚本后面是各种可以替换的情节、场景和角色，因此，只要你愿意，对着这些脚本就可以拍出许多部诸如大名鼎鼎的安东尼奥尼导演一样的电影。这些脚本中提到的名字看似信手拈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人名、地名都是有所指代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查证，仍然有一些尚未查到，有一些要介绍起来又比较复杂，如塞维尼侯爵夫人(Madame de Sevigne，1626—1696)，如果简单地说她是一位法国作家，那其实有误导的嫌疑，因为她并不以写作为生，她出于对远嫁他乡的女儿的爱而写信不断，从未想过要出版。没成想这些信后来编成册并出版，而且成为书信体文学的典范。我最后还是没加这个注解。从另一方面来说，过多的注解也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因此，作者的这种写法其实是非常小众的，是针对那些理解所涉及知识的读者，甚至就是写给他们自己的小文学团体的。所以在加注的时候我一直担心这个 “度”的问题，注解过多可能会让读者有受到蔑视的感觉，注解过少又可能不便于读者理解。而更重要的，则正如艾柯自己在序言里所说，“笑话若需要解释必然会扼杀它的效果”。艾柯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又炫技，译者必须格外小心，以致有时出版编辑上的错误也会让译者狐疑，以为那也许不是错，而是艾柯别有用意。在译“给儿子的一封信”时，文中提到“……像塞进狱卒拉拉梅口中的peres d’angoisse，而此时波弗特公爵骑着马跑了……”，从文字上看可以知道是法语，可字典里却怎么都查不到。显然“peres d’angoisse”应该是一种武器，因为从上下文来看，艾柯对“儿子”大谈武器。但如果照法语直译，那就是“极度痛苦的父亲”，但是这在上下文中怎么都说不过去。我请我的美国朋友Mina帮忙，她又找了周围的法国朋友，还有一位在英国搞法语到英语翻译的(她说艾柯很可能是我这辈子会遇到的最难的作家)，可还是没人知道“peres d’angoisse”为何物。Mina的丈夫(英国人)自告奋勇来帮忙，说这里可能是拼写错误，应该是“priere d’angoisse”(极度痛苦的祈祷)，并认为在文中比较合理。最后问到意大利教授Corrado Latina，才知道那是古时候放在嘴里的一种刑具，拼写应该是“poire d’angoisse”。打开《法语词典》一查，果然不错。原来是排字时出了问题，“poire d’angoisse”意思是“梨形刑具，塞口器”。不过，谁又能保证这一定是编辑的问题呢？做翻译的都不希望闹笑话，尤其是译这样的名家作品，我想用 “如履薄冰”来形容我的战战兢兢一点儿都不过分。类似的故事在翻译过程申还有许多，恕不赘述。这次翻译也再次印证了翻译的不可为，因为许多语言上的风格在翻译的过程中都已经损失了，如各种语言的穿插，超长的句子等等。所以很需要声明一下：本翻译只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让不能阅读英文的读者初步领略艾柯这个欧洲人引以为自豪的作家。为了翻译艾柯的《误读》，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碰到意大利语的问题，我总是向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先生求教，无论多忙，他都会及时帮我查找。还有我的朋友Mina Choi和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詹森(Graham Jolmson)教授。记得我在请教詹森时，有些问题他一时无法解决，便马上联系他的朋友，并带我登门求教，令我非常感动。由于时间有限，一些艾柯杜撰的名字仍无法确定是什么意思，只好照原文做了音译。这个译本中有许多译者提供的注解，原注其实只有25个，但这当中有8个原注，借用艾柯评《为芬尼根守灵》时说的话，就是“用了天知道什么样的语言”。这8 个原注乍看像希腊文，可当我兴冲冲地去找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希腊语教授王小英老师，她说那不是希腊语，看上去虽像，可有些字母并非希腊语。直到今天，我仍未弄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文字，最后只好照葫芦画瓢，在电脑上花了几小时找那些符号。的确，大部分符号属于“基本希腊语”，而还有一些，我只好大海捞针，找长得像的填上去。此外，尽管我对英特网抱着矛盾的态度，但google为我提供了很多资讯：关于希腊神话的、宗教的、历史的、现在的、各种人物和组织等等，应有尽有。有时候，一天中，我可能人部分时间花在网土google，查各种各样的资料，部分地免去了我跑图书馆之劳。翻译质量和时间总是一对矛盾。作为译者，我希望时间越多越好，可出版社希望我越快越好。翻译中有些地方虽不尽如人意，但由于时间有限只好作罢。 虽然翻译的时候有些怨恨，但是我还是从中收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