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作序，《纽约时报》、亚马逊网站畅销图书

大萧条为何旷日持久？政府怎样恪守重振经济的底线？面对危机，你不得不读的畅销书！

什莱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年代真正的英雄。他们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但真实地体现了美国的国民性，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创新方式激励着美国人民。

尽管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在当前全球面临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我们感到它并不遥远。

根据一种人所熟知的说法，是罗斯福政府积极实施干预的“新政”，挽救了大萧条的美国经济，继而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拯救了深陷二战硝烟的世界。然而，摆在读者面前这本新书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新政实施五年后，为何美国依然一片萧索，自杀率居高不下？社会主义苏联怎么会成为美国精英的向往之地？罗斯福为什么根据幸运数字确定金价？旨在复苏经济的《国家工业复兴法》因何被裁定违宪？中小企业因为什么瑟缩不前、拒绝投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件背后隐藏着何种真相？权倾一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如何与民营电力公司争利？现代化的美国怎么走到以货易货的田地，货币被什么蒸发了……

作者阿米蒂·什莱斯是美国知名记者，为了撰写本书，她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史料整理，通过揭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被遗忘的历史事实，颠覆了我们对新政和大萧条的传统印象。

序言

国外媒体和专家评论

人物表

年表

前言

1 行善之手

2 公费旅游团

3 事故

4 “哇啦货币”的时刻

5 试验者

6 河上的乌托邦

7 检举告发之年

8 鸡与鹰之争

9 罗斯福的赌注

10 梅隆的礼物

11 罗斯福的革命

12 穿着“布鲁克斯兄弟”衬衫的人

13 又一个黑色星期二

14 “振作起来，美国”

15 “威尔基的放手一搏”

尾声

后记

致谢

1 行善之手

1927年1月

年平均失业率：3．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5

洪水会改变历史的进程，1927年的洪水也不例外。那年春天，当密西西比河的河水漫过河岸和堤坝时，灾难发生了。大水冲破河堤，淹没了几乎有100万人口的居住地。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急速赶往孟菲斯指导抗洪，他劝动了铁路部门免费运送无家可归的人并且以折扣价运输货物，强征私人船尾发动机并用胶合板建造汽艇。他还敦促那些尚未遭遇洪灾的人，比如居住在Bayou des Glaises堤坝周围的人，提前撤离，接着又用火车将不听警告的数万人救了出来。他帮助红十字会发起捐款运动，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了800多万美元的赈灾捐款承诺，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好几十万人住进了新建的难民营，其中许多是由胡佛和他的团队规划的，并且配有厕所。胡佛要求各州州长指令一名“独裁者”(dictator)来全权掌管资源(他使用了“独裁者”这个词)，州长们也都听命照做了。接着，独裁者们控制住了痢疾，并且负责搜寻各州的失踪人口，每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搜索营救工作。胡佛和红十字会将受灾群众送往维克斯堡、德尔塔和纳奇兹的集中营(当时这个词并没有今天这么强的贬义)；从军需仓库拨来的十万条毛毯也被送到灾区以帮助灾民御寒保暖。

在胡佛的守护下，形势显得不那么严峻了。到5月中旬，虽然洪水还在肆虐，但各类花边新闻已经开始和灾难报道平分秋色了。北方人从《时代》周刊的报道中获知，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叫“防水城”的小城其实并不能防水，该城的电话接线员仍在工作，不过他们的交换台设在了洪水上面高高的浮架上。在田纳西州离孟菲斯不远的地方，走私贩们在树顶上搭建起了临时商店。新生婴儿的名字中也有了洪水的成分，如海沃特(高水位)·琼斯、奥佛弗洛(水漫堤岸)·约翰逊。时而从孟菲斯，时而从小石城，时而从“糖碗”地区，抗洪总指挥胡佛通过无线电或者电话给人们分析这场洪灾的真正含义。他说，这场洪灾“是全国的问题，因此必须举全国之力积极加以解决”。不过，这位商务部长也花了很多时问安抚人们，洪水可能淹没农田，庄稼可能绝收，但是人们逐渐有了希望。没有任何人像胡佛这样，成功地让美国人民感到南方会再次好起来。

胡佛的名字其实早已家喻户晓。他的名字甚至变成了英语的一个动词“Hooverize”，意指节省开支、节省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胡佛作为华盛顿的食品管理局长领导了一次食品配给运动。美国人民还能回忆起，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领导了一次人道主义救援，为比利时被占领区的饥民提供粮食。现在，胡佛的功劳更是盖过了从前，因为这次他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施展身手，受灾的面积又远大于比利时。人们爱戴胡佛，认为他是大家的保卫者，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胡佛第二年能够赢得总统大选，那么他就可能击退任何强大洪水的威胁。他和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一样都是共和党人，他只需接手柯立芝的工作，尽管他也许会搞些新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胡佛是采矿工程师出身，可以用技术创造奇迹。在洪灾期间，胡佛还努力做出了一个最了不起的创举，就是让公众接触了早期的电视。《纽约时报》充满敬畏地写道：“赫伯特·胡佛昨天下午在华盛顿发表了一次演讲，纽约人听到了而且看到了他。”该报还在一篇题为“犹如一幅活照片”的评论中说，胡佛消除了地理上的距离。那还不是现代电视，只是把电报图像和电话混在一起的技术。尽管如此，这个概念却在记者们的脑袋里生了根。在胡佛的领导下，人们很容易相信，20世纪20年代只不过是美国的开始。

如果说胡佛秉承了柯立芝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人定会对此感到愕然，他就是卡尔文·柯立芝本人。柯立芝和胡佛二人是党内司盟。1924年，胡佛曾忠实地为柯立芝竞选总统摇旗呐喊，在加利福尼亚州帮助柯立芝击败了对手，为柯立芝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扫清了道路。但是，柯立芝并不是特别喜欢胡佛。当密西西比河水泛滥成灾时，柯立芝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曾经明确揶揄过胡佛，他对记者们说，即使国务卿碰巧要退休，我们也不会考虑让商务部长去接替这个职位。

两人之间的分歧是由小事情引起的。胡佛喜欢用苍蝇当鱼饵，柯立芝则喜欢用蚯蚓。胡佛喜欢演讲；柯立芝却不喜欢，在192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他派了一名职员去宣读他的国情咨文。胡佛一生中前35年一直不过问政治；柯立芝28岁就开始从政，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任市政议员，之后几乎没有离开过政府部门。胡佛是采矿工程师；柯立芝是乡村律师(country lawyer)。胡佛是位通晓世故的人，熟知各地区和各城市的情况，是同代人中的翘楚。胡佛深信英裔美国人所信奉的金本位制，不仅因为这种制度使他发家致富，还因为他亲眼看到全世界都依靠它来运转。金本位制犹如一座落地大钟，让人感到踏实。柯立芝是个彻头彻尾的新英格兰人，他走到哪里都想把新英格兰建到哪里。柯立芝对“海外”这个概念有些模糊不清，这位当时典型的共和党人之所以支持关税，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美国的国力。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认识到他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胡佛认为，政府如果以某种行善之手的方式帮助企业，效果也许更好；而柯立芝则喜欢亚当·斯密的传统的“看不见的手”。两人同党但不同类。胡佛认为，要想让国家充分发挥潜能，行动是必需的；柯立芝很早以前就认定，如果自己少卷入，世界会更好。两人在秉性方面也有差异。胡佛极力推崇个人主义，但总是控制不住干预之心。他天生就是一名干预者。他喜欢踊跃参与，然后再为这种行动找出道德方面的理由。然而，像高效率专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伟大的工程师赫伯特·胡佛这样的人能在私人部门做得非常出色，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请进政府工作，可能只会让他们荒废那些有用的专业知识。

P1-4

2007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然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本次危机的程度之深，波及面之广，只有1929年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西方世界长期“大萧条”才能够与之比拟。这使人们情不自禁地把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上次世界“大萧条”作对比，希望从中找到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走出危机的路径的启发。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旧著新论再次受到公众的关注。

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已有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类为以下四种典型观点。

第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激化。因此，斯大林把30年代的大萧条界定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危机的大爆发。

第二种是目前广为人知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危机的根源被认为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边际投资收益递减”和“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定律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因此，它开出的药方是扩大政府的公共开支以弥补社会需求的不足。

第三种观点来自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认为，美国大萧条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货币紧缩。即面对金融危机，美联储没有及时采取扩大流动性的政策措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歇业。其相应的经验教训是，面对这类情形，政府必须向市场注入充分的流动性，以挽救那些经营状况仍然良好而仅仅缺乏资金的企业，以使它们免于陷入困境。这正是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所推崇并实际采用的措施。

第四种观点来自奥地利学派，其代表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前预测到了1929年的金融危机及经济萧条。默里·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这一著作中强调，大萧条的根源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发生前十年所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他认为，经济的周期调整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政府为了缓解20世纪2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而采取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多的货币并不会像弗里德曼所比喻的“用直升飞机撒钱”那样均匀分布在经济中，因而必然会扭曲整个经济中的价格信号，刺激上游部门的投资行为，刺激金融活动，由此催生了20年代的虚假繁荣。因此，他主张政府应减少干预，特别是货币政策干预，让市场自动实现经济恢复。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首先活跃起来的是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表示，在1870～1929年这一所谓“长镀金年代”中，美国政府采取了过于保护富人的经济政策，这些富人通过不法手段致富，导致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因此，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包括提高对公司利润和富人所得的税率、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加强市场监管，乃是得以走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根据这种理论，新凯恩斯经济学家全力支持美国政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增加需求的政策措施，而且往往认为力度还有待加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登上过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榜的新书，对于美国是如何走出大萧条的看法，似乎与此有很大的不同。它出自一位历史学家之手。作者阿米蒂·什莱斯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史料整理，试图重现历史的真实图景。通过讲述微观层面发生的故事，作者似乎表达了一种更加接近上述第四种观点的观点。无论是来自共和党的胡佛总统还是来自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都对市场机制持很大的不信任态度，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措施，如兴办大量公共工程，造成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建立了各种行政机构(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直接参与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大幅提高税率；采取了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对所谓的有“违法嫌疑”的实业家进行司法清算，等等。这些措施妨碍了企业家才能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发挥主导型作用，从而延缓了经济复苏的到来。

理论研究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所提出的不同观点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政策选择，而政策选择的不同又将产生迥然不同的经济后果。因此，认真研究这些以大萧条为主题的著作，汲取大萧条所提供的教训，分辨并吸收合理的政策主张，对于当前尚未完全摆脱此次金融危机影响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关于大萧条的不同观点提醒我们需要认真反思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对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去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政府和市场看成是两种相互替代的机制，譬如人们常说的，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替代市场来进行某些领域的资源配置。然而，经济学家们对市场失灵的考察发现，所谓市场失灵其实是种种妨碍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最常见的这类因素是信息不对称。面对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合适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由政府来代替市场，而是缓解信息不对称，以提高市场机制的效率，因为政府本身并不比市场参与者掌握更多的信息，政府同样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政府失灵。这一点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非常严重的金融市场特别突出，如果担心许多金融创新活动加大了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由政府来干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微观行为，乃至由政府接管金融机构，直接提供金融服务，往往并不能导致理想的结果。相反，如果政府采取的是要求强化参与者的信息披露，并且对这种披露行为加强监管，则可能得到更合意的结果。所以，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界定为互补关系，政府的职能是尽可能地保证市场的价格信号不受外部因素干扰，而由市场来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功能，那么，由正确的价格信号来引导企业家更好地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这将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除了宽松的货币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没有很好地履行市场监管职能，导致金融市场发生了太多的寻租，而不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活动。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建立一个能够高效配置金融资源的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市场体制的重要一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进入管制，给市场更大的发展与创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一定要汲取美国的教训，在信息披露监管方面建立起有效的制度。

第二对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关注效率，收入分配关注公平问题。人们往往引用奥肯的观点，把效率和公平问题对立起来，似乎只要强调效率就一定要以损害公平为代价，殊不知奥肯所谓的公平是特指结果平等。如果从机会平等的角度来看，则效率与公平不但可并行不悖，还可以相互促进。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是保证机会平等的重要条件，如果市场价格信号充分反映了要素的稀缺程度，如果人们都能拥有平等的市场进入机会，那么，市场配置所实现的生产结果和分配结果就可能兼顾效率与公平。当然，市场竞争永远存在失败者，熊彼特意义的创新者也会给市场上原有的生产者带来“创造性毁灭”的负外部性，因此，由政府建立起一个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进行二次分配，以帮助竞争失败者及其家庭能够获得必要的生活保障，帮助全社会的儿童能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帮助因病残或年老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这是一切文明社会应有的架构。特别是在经济改革和利益关系大调整的时期，这一架构的缺失，将增加改革的阻力，影响改革的进程。要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尽快建立起完整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处理这一对关系时，我们也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偏向，那就是不注意初次分配的完善和过分强调二次分配的作用，以及提出过高的劳动力条件和追求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因为这些做法只能给大众以似是而非的短期满足，而并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对是短期宏观管理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的产生源自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本人在《通论》中曾经反复强调，他的经济理论是分析短期现象的，是讨论如何克服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他认为，只要供给没有达到短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他的对策便是有效的。后来，在哈罗德和多马等人的工作中，凯恩斯的分析框架被扩展来分析长期经济增长问题。20世纪50年代，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突破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人的知识和技能)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80年代保罗·罗默等人的内生增长模型更是进一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合流后，制度或称规则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短期宏观管理固然非常重要，然而，决定一个国家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的关键因素却是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提高长期增长能力。换言之，对于如何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有效的，但是，要解决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则需要运用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在一个更一般的框架下来讨论如何建立在激励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方面更有效的制度。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外部冲击下，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由于没有建立起一套好的制度框架，中国经济至今没有走上一条主要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道路，而依然主要依靠增加投资来扩大需求，其具体表现就是投资率的逐年提升。如果单纯依靠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只是强调要通过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和投资来增加社会需求，而不去着力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可能收到的恐怕是南辕北辙的结果。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持续了很长时间，带给全世界人民刻骨铭心的教训。面对本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主要经济体政府纷纷在汲取30年代“大萧条”教训的基础上，采用扩张性宏观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干预。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明显好转，许多人认为这是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收效的表现。我担心，经济复苏的苗头萌出后人们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很可能使我们不去继续深化对危机产生机理的认识，不能正确处理后危机阶段的各种后续的政策问题，从而重蹈覆辙。对于正处于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关键时期的中国而言，记住古人告诉我们的“明察与慎行”的警言，才是更加明智的态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研究《新政Vs大萧条》等从不同视角分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著作，更准确地看清历史，更全面地规划应对措施，一定会对我们彻底走出危机，走上持续稳定增长的坦途大有裨益。

吴敬琏

至少它创造了就业。这是评价新政时我们对自己说的话，甚至当我们疑惑于我们能否再次重现这一功绩的时候。事实上，新政创造的公共事业工作岗位现在越来越受人们欢迎了。当我们听说出现了市场崩溃，或者当那些政治候选人谈论要对美国衰败的基础设施再次实施新政时，我们都会想到就业。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新奥尔良州的征税失败、2007年明尼苏达州一座桥梁的垮塌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为全面讨论政府及其工作增添了紧迫感。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而这一体系正是建立在新政的庞大基业之上的。

考虑到现代的“庞大的综合体系”，我们应该对新政倡导的扩大消费、创造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实效进行深思。当我写作本书时，我发现，华丽的辞藻所蕴含的东西比历史事实打动人。

新政时期的政府开支的确巨大。如今，预算增加百分之一在国会看来都相当于叛国或者涅槃，或二者兼而有之。罗斯福没有工夫去考虑微乎其微的百分之一的变化。在第一届任期内，他就将联邦预算翻了将近一番。公共事业振兴署雇用了一批人从事小型工程项目，花费了好几十亿美元。按当时《纽约时报》所说，它的宗旨就是为了让华盛顿承担起那些“不可能让私营企业来承担的工程”。第二个花费数十亿美元的计划是公共工程管理署，它的领导是哈罗德．伊克斯，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克林顿总统的顾问。公共工程管理署下属的学校、游泳池或市政会议厅几乎遍布美国的每一个县。

同时，新政也创造了大量(数百万)就业。这些就业也的确引发了重要的工商业活动。工业生产(主要是工厂的生产)在1936年罗斯福再次当选时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所有这些成就都被认为是消费政策的成功。

而当你在今天去审视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真正突出的，不是新政的公共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它的成绩太小。尽管新政时期的专项拨款是世界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多的，但是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新政的复苏计划仍然是不全面的。从1934年开始(这一时期正是消费直线上升阶段)，金融问题始终存在。但是新政的执行者们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大萧条。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一段英雄的历史，是为复苏经济而奋斗却因不当的联邦政策而使经济复苏以失败告终的英雄史诗。最坏的做法是罗斯福对私营企业的宣战。但是，人们或许也能为此找到合理的解释，因为立法者专心致力于公共工程，这本身就成了一种阻碍，使得生产性企业不能扩展并拉动其他企业向前发展。

那么这些公共工程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出了什么问题呢？许多岗位从事的是永久工程的建设。如纽约三区大桥(现为罗伯特·肯尼迪大桥)、旧金山市外的塔玛佩斯山州立公园的山峰剧院，以及由小亨利·摩根索执掌下的财政部投资的得克萨斯邮局壁画墙等。但是，公共工程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因为它们是服务于政治目的而不是经济目的。

当我在为写作本书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发现公共工程最可悲的实例就是政府在亚利桑那州卡萨格兰德所做的样板工程。那些人很穷，差不多像《愤怒的葡萄》中所描述的那样穷，但是很有想法。他们清楚政府想要他们人人有活干。但他们知道，要想使农场盈利就必须增加产量并停止手工挤奶的方式。五个牛奶工找到经理，建议购买挤牛奶的机器以提高产量。他们甚至为此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挤牛奶的机器每天可以节省两个5美元的人工……9月份开始就会省3个人的工资或7.5美元，因为又要有新母牛入圈了。”

这些人很愿意通过罢工得到这些机器，但是他们担心如果真罢工了他们会失去在农场的宝贵岗位。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些工人后来回忆说，当经理看到他们详尽的方案时说，“你们被开除了”。这位政府官员一想到要减少应该提供的工作岗位就不寒而栗。“你们危及美国政府的贷款，而我有责任去保护这笔贷款。这里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几个都从这里滚蛋。”这几个人被吓坏了，其中几个真的离开了。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新政所提供的应急性就业岗位都是短期的，只持续几个月而不是几年，所以人们也不可能真正全心投入。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就业岗位的持续时间就是一个政客所能关注的时间，刚好就几个月而已。这种人员周转导致了进一步的混乱。在罗斯福前两届任期最好的那段时期，失业率仍超过9％。9％这个数字没那么可怕，但也绝不是能让人看到希望的数字。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论点并没有把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考虑进去，比如其他工作的缺乏、沙尘暴、通货紧缩、无家可归问题以及当时令人难以理解的真正的匮乏。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加剧了这种匮乏。那些私人部门孤注一掷，生产力惊人(那些有工作的人就像祖辈们教导的那样努力地工作)，政府却釜底抽薪。公用事业就是一个突出例子。20世纪20年代，电力行业成为一个奇迹。甚至在30年代人们还是对它充满希望，希望公用事业的发展能够在未来拉动美国渡过难关。

如果政府不对电力行业进行排挤的话，它可能就真能如人们所愿。罗斯福不信任私营企业，而对公营公用事业充满信任。他创建了自己野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即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不顾当地私营公用事业公司的强烈抗议，强行夺取了美国南部的公用事业经营权。

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和征税的方式，将大部分可利用的资金都搜刮来用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各市镇配电站的建设。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所说的公营公用事业的必要性，新政的执行者们还通过法律手段直接摧毁私营公用事业公司。不仅通过《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还有臭名昭著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该法让许多公司不复存在。另外一些行业的工程也遭到了政府的排挤和强占。供不应求，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失去作用。20世纪30年代确实存在工作岗位的稀缺，但也存在着一种看似矛盾的人才稀缺的现象。

那么大家常常引用的工业生产数据又如何呢？20世纪30年代，工业生产突飞猛进，这的确是经济增长的信号，但是这种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比采用“三班倒”生产方式的苏联工厂的增长更胜一筹。另一个我们不常听说的数据实际上更重要，即净私人投资，这个数据表示各公司的新增投资。在新政的大部分时期，净私人投资不仅很低而且为负。各公司使用资本品而不是购买资本品。

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尽管有些企业此时正开足马力(进行工业生产)，但是它们对未来的生产收益没抱什么希望。企业不再相信什么生意经了。新政实行五年之后，全美范围内的公司渐渐发展到了罗斯福自己所称的“资本罢工”的地步。

人们开始习惯于一种“挫折微积分”。美国越接近于它在1929年的繁荣，就越让人觉得这种繁荣难以达到。20世纪30年代是一直在复苏却始终没能复苏的十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直到20世纪50年代，道琼斯指数始终顽固地维持在低于1929年的水平，也证明了这种悲观的评价。

在今天看来，这种关联很简单。著名的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或许是存在的。美国的城市确实需要建设新的高速公路、新的建筑和新的道路，甚至或许来自政府的消费。但是，也许还存在一种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菲尔德所说的“溢出效应”。当政府建成一条道路之后，菜农们便能来去自由，从而获得更多收益。在衡量这些收益时，应该把官员们出于政治目的创造这些项目和工作机会所造成的损失计算进去。

大萧条这样的危机也能成为创造就业的催化剂。但是，危机时期极其危险的道德特性并不能保证，以危机名义开展的工程会比传统的专项工程更有效率。事实上，基础设施投资往往是为我们过去所说的“政治恩惠”冠以一个更动听的名字而已。就现代资本市场的深度来说，新政所说的“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担当”的观点看起来尤其站不住脚。新政的“大厦”固然坚固，但是对美国的未来而言，它并不是最坚固的基础。

我爱不释手地读完了这本书。本书读起来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对当前的形势来说则犹如一场及时雨。它以新的视角重新评价了大萧条时期的政治流氓和英雄，他们的所谓好与坏其实并非像历史上所说的那样。

——阿瑟·莱维特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

大萧条时期的事实与神话影响了不止一代美国人的政策和政治，而什莱斯在本书中对十年萧条的回顾，非常有助于人们正确看待这段历史。

——保罗·沃尔克 美联储前主席

阿米蒂·什莱斯是正在改变美国金融杂志的最有才气的青年作家之一，这本著作及时列出了主宰21世纪的政治问题，即最终如何进行税收改革，并给出了惊人的解决方案。

——保罗·约翰逊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2006年总统自由勋章得主

文字优美，内容跌宕起伏。

——《华尔街日报》

阿米蒂·什莱斯讲述了一个有关大萧条的波澜壮阔的故事，为我们呈现了诸多被忽略的细节和人物。

——《纽约书评》

什莱斯为我们提供了一本优秀的著作，展示了考察新政与大萧条的新视角。

——《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