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作品！美国大学生的必读书目！获普利策奖，在美国热销一千多万册！被评为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和《安妮日记》一样成为犹太文学的经典之作！

苏菲是一个拥有痛苦过去的波兰女子。在纳粹集中营里，她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她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打印屠杀犹太人的报告；她忍受着德国医生、看守、甚至女管家的调戏、强暴、变态的凌辱；她违心地用自己的色相去诱惑纳粹司令官。恐怖、耻辱、罪恶和绝望的阴影笼罩着一颗碎裂的心灵……

苏菲是一个拥有痛苦过去的波兰女子。在纳粹集中营里，她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她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打印屠杀犹太人的报告；她忍受着德国医生、看守、甚至女管家的调戏、强暴、变态的凌辱；她违心地用自己的色相去诱惑纳粹司令官。恐怖、耻辱、罪恶和绝望的阴影笼罩着一颗碎裂的心灵。

战后，她在美国与犹太人内森相爱。他们疯狂地做爱，就像发狂的野兽在撕咬、搏斗，仿佛在释放最后的生命之火。多疑、狂躁的内森经常辱骂、殴打苏菲；苏菲怀着对犹太人负罪的心情，默默地承受着情人的暴虐，以解脱沉重的精神负担。每每如此，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和快感，才交织着达到高潮。

深爱她的作家丁哥带她离开了内森。但她却在一次狂热的做爱之后，选择了回到精神已经失常的内森的身边，重登那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眠床，拥抱着走向死亡……

但是我在第十一街所受的痛苦注定不会很久。如果说我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康·蒂基》这件事的话，那倒不会令人感到遗憾，然而我被麦克劳一希尔回拒的命运，却是由于一位新总编的到来。这个人姓魏瑟，巧的是这个姓氏与“鼬鼠”同音，所以我在背地里都叫他“鼬鼠”。“鼬鼠”是被重金礼聘来的。当时出版界的人都知道他就是提拔了托马斯·伍尔夫的编辑，伍尔夫死后，他更帮忙收集了这名作家大量的遗作，而且尚未出版。虽然“鼬鼠，，和我都是南方人，但打一开始我们就不喜欢对方。“鼬鼠”年近五十，秃头，相貌平庸。我不知道他对我究竟有什么看法——无疑我那种自大放任的报告使他颇不以为然——我却认为他冷酷、疏远，毫无幽默感，而且自矜自是。在编辑会议中，他最喜欢说的是：“伍尔夫以前常对我说……”或是：“正如托马斯死前写给我的信中所言……”

他一天到晚提及伍尔夫，仿佛他就是这位名作家的另一个自我——这使我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我曾费心钻研过伍尔夫的作品，我很可以和“鼬鼠”这样的人共度夜晚时，引用伍尔夫的经典名句，如：“上帝，先生，那是无价的！”并思慕地和他讨论伍尔夫的警句名言，任意而行和三吨重的手稿。然而“鼬鼠”和我却难以沟通。他十分守旧，很快就适应了麦克劳一希尔整齐、死板、保守的形态。相形之下，我精力充沛，并且对图书出版编辑，甚至整个出版业的风格、习惯、加工等都感到十分可笑。毕竟麦克劳一希尔虽有文学粉饰，却是美国商业的典型范例。像“鼬鼠”这样的人一旦上任掌权，我就知道大势不妙了。

“鼹鼠”到任不久后，有一天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有张臃肿的圆脸，细小而不友善的眼睛和“鼬鼠”眼相似，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会得到托马斯·伍尔夫信托的。他招呼我坐下，虚伪地寒暄几句后，开门见山地说就他所知，我显然没有顾及麦克劳一希尔某些方面的“轮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这般用这个词汇。他继续往下说明，我就越不明白我可能做错了什么，因为我确定老好人费勒并没有挑剔过我或我的工作，结果我的错误包括了衣着以及政治两方面(简直毫无道理)。

“鼬鼠”说：“我注意到你没有戴帽子。”

“帽子？”我回答，“呃，没有。”自从两年前由海军陆战队退伍后，我就没有想过要戴帽子。

“鼬鼠”说：“麦克劳一希尔的每一位员工都戴帽子。”

我回答：“每个人？”

他毫无表情地说：“每个人。”

当然我即刻思考他所说的话，发现那确是真的：每个人都戴帽子。早上上班、傍晚下班，还有午餐时间时，电梯和走廊上是一片由草帽和毡帽形成的帽海。至少对男士而言的确如此，至于女士——主要是秘书——则似乎是可以自行选择。“鼬鼠”所言无可置疑完全正确。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戴帽子不仅只是时尚，而且是麦克劳一希尔服装的一部分；这套服装还包括从头扣到底的雅乐衬衫，宽松的韦伯条纹西装，这幢绿色大厦里的每一位男士——从参考书推销员到“处理废物杂志”的焦虑的编辑们——全都是这么穿的。在我毫无所觉的情况下，我一直没有穿制服，此刻一了解事实，我感到又恼怒又得意，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鼬鼠”的暗示。很快地我发现自己以和他同样冷酷的声音问道：“请问我该怎样才合适这个轮廓？”

“我不能决定你看报的习惯，我也不想这么做。”他说，“不过被人看见麦克劳一希尔的雇员阅读《纽约邮报》却是很不明智的。”他停顿了一下。“这完全是为了你好。不用说，你下班后私下里可以阅读你想看的任何刊物。只不过……麦克劳一希尔的编辑最好不要让人看到，在办公室里看激进派的报刊。”

“那我该看些什么？”我习惯午餐时刻到四十二街去买份中午出版的邮报和一份三明治，再回到办公室里利用中午休息的一个钟头消磨。我一天只看这么一份报纸。那时候我的政治意识是中立的，我所以阅读邮报并不是为了自由党的社论或马克斯·勒那的专栏，而是为了它活泼的大都市新闻，以及极吸引人的报道。然而我在回答“鼬鼠”的问话时，心知我绝不会放弃这份报纸，也不打算为自己买一顶卷边软帽。“我喜欢邮报。”我略为激动地往下说：“你认为我应该改看什么？”

“《前锋报》可能比较合适些。”他那种田纳西腔未曾流露出一丝温暖。“或者《时报》也可以。”

“可是这两份报纸都是早报。”

“那么你不妨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新闻报》。时尚主义比激进主义要讨好些。”

我正想说邮报根本算不上激进，却又把话咽了下去。可怜的魏瑟，虽然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的态度却使我领悟到，他对于这些愚蠢无聊的限制并不感兴趣。我也看清了就他的年龄和地位而言，他确实是麦克劳一希尔的囚犯，屈服于公司的欺瞒、低俗的风格及唯利是图——一个绝不可能再回头的人。而我，至少还有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眼前的自由。我记得当他寂寞地宣告道“时尚主义比激进主义要讨好些”时，我暗自低喃近于狂欢的告别：“别了，魏瑟。别了，麦克劳一希尔。”

我仍然为我缺乏当场辞职的勇气而哀叹。反之，我开始进行一种减速的罢工——也许说“停工”更为妥切。接下来几天，我虽然准时上下班，那些手稿却逐渐堆积在我的办公桌上，原封不动。中午时，我不再随意翻阅邮报，却走到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处书报摊，买一份《劳工日报》，毫不掩饰地坐在办公室里阅读，一边嚼着腌黄瓜和熏肉三明治。我怀疑当时我大概有些疯狂了，因为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我穿了一套麻布套装，配上一顶以前在陆战队时所戴的退色绿帽到办公室去；故意让“鼬鼠”看到我这一身荒谬的打扮，并设计让他在当天下午逮到我最后一次背叛的动作……

P10-12

威廉·斯泰隆超越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并跨越历史和文化的界限，无论文学评论家和读者都同样将他推举为继海明威、福克纳之后时代的最伟大作家。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