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时代，是社会联系、社会交往、社会传播日益多样、丰富与开放的时代，是人类心灵、生存、沟通日益脆弱、畸形与封闭的时代。两个相反的倾向同时发展，在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是第一次。时光流逝、社会发展的同时，时光又在折叠，生活又归于停滞。本书是浙江作家赵柏田的散文集，语言流畅，富有思想深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时光无涯》是浙江作家赵柏田的散文集。作品记录了作者三十余年的生活记忆与社会思考，记录了作者三十余年来日常的季候、心情、物品、面容、事件和生活细节。作者用这些充满暗示和征兆的季候、心情、面容、行走、梦境、阅读、村庄、街道、住所、器皿和物品，构成了自己以及60年代生人的一段生活史。语言流畅，富有思想深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序

上卷 2000年的前夜

第一章 80年代的县城 

第二章 我在1995年经历了什么  

第三章 时间是最伟大的使者  

第四章 大厦的秘密心脏  

第五章 我们时代的男人和女人  

第六章 迷楼，或悬浮的时光  

第七章 2000年的日常生活  

第八章 城与人  

第九章 2002年的爱与痛  

第十章 幽暗国度  

下卷 不停地游走

第一章 我和我的村庄 

第二章 水边的屋子  

第三章 黑暗中奔跑  

第四章 不停地游走  

第五章 1976年夏天的游戏  

第六章 某时某地  

第七章 说吧，记忆  

第八章 火车，或记忆的群像  

第九章 年月日  

第十章 出生于60年代

跋

第一章 80年代的县城

1. 记忆之城

我清楚地记得这座江南小城那沉闷的年代，记得它缓慢的爬行，它深重的土气和异常的安宁——那是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几个年头，这个被萧甬铁路横穿而过的小城还在满街的煤烟味和牛粪味中做着农业时代的残梦。我清楚地记得它沿街的点心铺里酱紫色的长凳和桌子，蒸笼揭开时腾起的白雾，和坐在酱紫色的长凳上、就着油条喝豆浆的一张张油光光的脸孔。我还记得江边的菜市场嘈杂的市声。一长串人排着长队从船上卸大白菜，一群孩子在江边捡菜叶子（冬天也赤着脚）。一条比盲肠也长不了多少的青石板——靠近屋檐下的一端让雨水凿出了深深浅浅的凹痕——砌成的直街，聚集着铁器店、理发店、苇席店、冥器店、渔具店、纽扣店、果饯店、南货店、草帽店等数十家店铺。从民国初年就矗立在那儿的县政府的门楼，中间悬一块爬满青藤的“文献名邦”的匾。不远处的石拱桥上，每天清早总有县越剧团的人在吊嗓子。咿咿咿——哦哦哦——咿咿咿。那时候，全县的人都叫得出这些角儿的名字。土黄色外墙的火车站，窄窄的候车大厅里，漆色剥蚀的长木椅上坐着些表情漠然的人。墙上一只大钟，咔嚓咔嚓的走动声像一个老人迟缓的脚步。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报车次，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空落落的大厅里回响，谁也没有听清她在说些什么……印象中，20世纪80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仿佛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2. 镜中世界

那年头，女人们的上衣和裙子的颜色都很跳，大红，大绿，柠檬黄，也不讲什么上下的搭配。该宽的窄了，该绷紧的地方又松松垮垮。还有“蝙蝠衫”，手垂下来时腋下挂着一大片皱褶，张开来像《动物世界》里翼龙的蹼。远看满大街都是史前动物。头发一式烫得卷卷的，圆脸长脸的都是这种发式。男士们呢，最时髦的上衣就是花衬衣或加一件藏青色的开司米背心。我十六岁那年就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我有三件花衬衫，大花的，碎花的和格子的。

城不大，毗邻着铁路的县一中已经是城西地带了，再往西就没有房子了，全是水稻田，还有纵横交错的河道。从高处看（海拔五十米的龙泉山是这个城的制高点）就像一大张闪光的蛛网。50年代初，县里的公审大会在县一中召开，结束后就把人犯验明正身拉到操场西南角毙掉。所以人们说此地阴气重。后来公审大会是不常开了，一年一度的春季耕牛交流会却没有间断过。到时，学校停课，满操场全是哞哞的牛声，拉下一摊摊冒着热气的牛粪。牛市过后，收拾拢来的牛粪堆得赛过小山。学生们大多是从农村考上来的，不怕脏臭，围在操场上烧干牛粪。

每年11月光景，满街梧桐树落尽了叶，县政府的秋季物品交流大会也就开张了。那时物资紧缺，所以交流会对全县的民生很重要。标语早就挂出来了，红红绿绿的，赛过过节。城中的几条主要街道上搭起了一长排的简易棚子，摆着大宗的农机具、铁器、服装、皮箱、竹木器、漆器、锅、盆、碗、铲等一应日常生活用具。国营的、大集体的、社队办厂的，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摊位，管摊位的也不吆喝，拉长着脸，只有人到了跟前才搭讲几句。这么多的物品刺激着眼球和神经，所以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冷淡。“秋交会”（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简称）后，留下满街的标语和半尺高的包装纸，秋风秋雨一起，全褪了色，像一张戏子的脸，残花败絮，说不出的凄惶。

这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前夜。整个县城像一个集群而居的大村庄，在鸡鸣狗吠中继续着农耕社会苟延残喘的梦。布衣素食，生活至味，日常所需，自给自足。寻常日子里几乎用不着跟商品打交道——商品，只有在类似“秋交会”这样的场合才让人意识到它的存在。除了在街巷间冒着黑烟如水牛般横冲直撞的拖拉机，和县政府的几辆车屁股上挂着个大轮胎的吉普车，整个城都在慢悠悠地爬行。

在一张拍摄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旧照片上，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我天天行走的街道、拱桥、马路和翘着飞檐的钟鼓楼，和一家那时叫“宏济堂”后来叫“健民”的药店。在这张已然泛黄的照片上，我甚至发现占据画面中心的合影人（这些官员和士绅都是当时这座城里的显要人物）的表情也很熟悉，一样的知足和隐忍。有一瞬间，我惊悚地以为我面对的是一座消失了时间的城。这里的人和事永远不会消亡。太阳底下都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这一切不断增殖、重叠，像一个镜中的世界，人们不再知道是生活在现世还是往事中，不知道迎面相逢的是一个熟人还是一个幽灵……

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赶火车上下班。从我居住的小城到这座海滨城市，将近六十公里，中间散布着七八个集镇和数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火车提速后，大约四十分钟就可以到了。有将近一年，我几乎天天在火车单调的摇晃中往返，呼吸着铁路沿线带铁腥味的空气。

每天早晨，车站广场上八点的钟声刚刚鸣响，我置身其中的下车的人群像污脏的水一样涌向站台下的地道，又从火车站的出口处向着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流淌。

不论昼夜，也不论晴雨，站台下的过道永远是阴暗、潮湿的。电子显示屏上的文字在幽暗的光线中像鬼火一样移动。身前身后都是杂沓的脚步声。终于，地道的尽头，沿着台阶爬下来的光线，照着了一张张梦游般神思恍惚的脸。

我像一条鱼一样在地道口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我要不这样大口呼吸就会别过气去。这时的城市像一个迟醒的女人，散发着隔夜的慵懒、甜软的气息。像你把鼻子凑近一朵溽烂的花闻到的那样。

自然而然地，我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了出来。刚开始，还有一些人和我同路。等我转了两次公共汽车，在槐树路一家商业银行前下车，步行五分钟走进江边那幢十二层的大楼，身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了。

一下车，我就在不断地与人群疏离。疏离，疏离，直至孤身一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河道。疏离就是生的本相。 

那些日子，眼睑上时常跃动着一条鱼的影子。

当我在火车单调的咣铛声中倚着车窗闭起眼睛，它来了。翻开书页，它会在阅读的间隙中，从字行里扑喇喇地跳出来。甚至正午时分，在阳光照彻变得稀薄的空气里，我从十一楼的高处也看到过它的影子。

它还进到了我的梦里。在床底下，活泼泼地游。

一本神秘主义者编纂的象征词典里说，鱼生活在水底，因此它代表潜意识，即个性深处的“活跃物质”。它的出现，表明了对人性的深层次内涵的迷恋和恐惧。 

一个人出生的年代是他一生的标识。但对于出生于六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的我来说，那个大时代只是一个出生的符号，我们只是它无足轻重的一根羽毛。六十年代迷幻的激情不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历史。一条1960年代的鱼，穿梭在三十余年来日常的季候、心情、物品、面容、事件和细节汇合的河流里。记忆的光亮照出了它的投影，时而沉潜，至时间无穷的深处。时而轻快滑翔，像一个不知人间忧乐的轻狂少年。

如鱼在水，如鸟入林，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一个世界。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相遇，发生的注定是一连串的误解和幻觉。智性的悲哀由此而生。认识他者，认识别处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认识自己呢，蒙田在几百年前就这样说了：我知道什么呢？

记录下这条鱼曾经居留的每个河湾，它的沉潜，它的滑翔，记录下我遭遇的这个世界，最初萌发这样的想法，是起因于这样一句话：我从历史的边缘经过，我以叙述为生活。时间大约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叶。记忆中，这话好像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的，不知是不是布罗代尔，手边无书可查，只好存疑了。

尽管我忘了这么漂亮的一句话是不是布罗代尔说的。但“长时段”这个词我肯定是从年鉴学派那里偷换得来的。其实在我的设想中，这个“长时段”也就五六年（从九十年代中期到2000年前后）。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年岁末专门留出一块时间盘点记忆，梳理一年来的事件、人物和心情，做一个年鉴式的札记。积数年之功，就可能勾划出一幅“世纪末”的心理或文化地图。在1990年代，“世纪末”对我们来说就像一道坎。我们希望早点迈过去又希望它像月球一样遥不可及。这种心态套用一句当代流行语，那就是“都有病”。人的可爱就在有病而不觉有病。我甚至迫不及待地写下了《前夜》这个题目。革命的前夜还是阴谋的前夜？我喜欢这个词透露出的骚动、不安的气息。在“长时段”慢慢的梳理中，我希望从中能流露出时代或个人生活些许变化的暗示或征兆。

刚开始这项工作，我只能从经验的世界出发。我不希望那些占据了媒体要闻版的大事件、大人物神气活现地进来，侵入我的营地。我喜欢琐屑的小事情和真实的小人物。“我以叙述为生活”，这看似谦逊的话里包含着多少的狂热、骄傲和无知无畏。一日日推进的工作使我长久以来安于做一个生活的书记员和抄写员。

——说到无知无畏，是因为这项工作的实质是一个写作者试图用语言包裹世界。不能不说这里面包含着巨大的野心。刚开始，一切都带着初始的原生的力量，词和物在激情的幻觉中没有了障碍，词语世界与物质世界互为投影又互为影响。但激情消退后，面对狼藉的物质碎片，又不由得陷入深深的怀疑。这就是我曾经经历的生活吗？这就是我在生活中的真实面容？

怀着激情和梦想和生活，又在激情和梦想中迷失，一本旨在寻找方向的书就这样陷入了生活本身的茫然。

还有一种怀疑来自写作内部。怀疑的是这样一种写作是不是有意义。在我刚开始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作者直接出面讲述肯定不是高明的做法，更可行的是取一个纯客观的或者“戏剧式”的叙述方法。后者肯定比前者更文学。我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只好默认。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去操持小说这种看上去“更高级”的东西去了，几乎忘了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构想。

某日读福楼拜，他的《包法利夫人》。刚开篇写到，当没有穿制服的新生查尔斯·包法利进来时，“我们正坐在教室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叙述者，当他把自己作为“我”来提及时，他也就把自己戏剧化了。再重新看以前写下的这些第一人称的文字，我好像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生活。从真实的自己到纸上的“我”，这个戏剧化和陌生化的过程里，纸上世界不再是物质世界的简单、机械的映像摹写，它有了自己的格式，自己的美学范式。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因此有了这样一个设想，有无可能从经验出发，又超越经验，进入更广大的对一代人生活和气质的描摹？

所以这本书不是照相簿，不是流水帐，不是物品的清单也不是记忆的剪贴，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虚构性的作品。如果你看到逝去的事物在这里有着生动的展现，那也只是因为叙述唤醒了它们。是叙述找回了失去的时间。

短暂的止步后，我又回到了多年前走过的那条路上。我决意把这件早就想做的事做成。这件事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去叙述自己的生活。我走在物质世界里的脚步声也回响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这本书的写作逐步坚定了我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只有叙述过了才可能永久存在。

这本书在我内心已经秘密生长了十年。

十年间，不管外部生活如何变动，想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像一根刺，在我体内坚韧而缓慢地生长着。

写作的迷人之处，不就在于把一个个念头培植长大、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但我同样深知写作的艰难，在于你要不断学习着，又要不断地丢弃。我觉得已经丢弃得差不多了，我的内心已经像我说过的那只空空的琴箱，可以让什么来充满发出喜悦的回响了，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

我私心偏爱这个作品，是因为它有着生的喜悦。当我以一种生活史式的书写方式记录下这些充满了暗示和征兆的季候、心情、面容、行走、梦境、阅读、村庄、街道、住所、器皿和物品，我想，我已经和生活达成了一个秘密契约：那就是去叙述，只有叙述过了才可能永久存在。有了这一约定，才使深入物的内部或飞翔于物的世界上空成为可能。这些文字也因此成为写作者和同时代人智慧和情感成长的一个见证：尽管人是被时代裹挟的，但总有不可遮灭的意志的力量从中凸现。十年的专注和耐心，我终于把这件事做成了。如果时间允许，我应该写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2004年秋天，我和小说家李杭育一起坐城际列车来到上海，在南京路边上的一家书店楼上与程德培先生第一次见面。那是德培先生做出版最顺利的年头。我应约去上海就是为了他计划出版的我的几部书稿，包括这本《时光无涯》。书稿很快进入了发排，为了配插画，我还特地去杭州转塘找了一个画家朋友。但后来此事因故搁浅了。这一搁又是五年。

如果这本书五年前出版，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的面目。时光飞逝，一切都在改变，我也不知道哪个样子会更好。随着年岁增长越来越加深的是对朋友们的感念。为此我要感谢***给本书出版面世的机会。感谢兄长**，启示我走上了智性与诗性融合的叙事道路，并让我有信心和勇气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今天。

感谢关心我写作的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没有你们，一个人的途程会是多么孤单。

2009年2月4日，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