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新晋得主文珍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在这九个故事里，每个人永远都在出演着一场注定失败的戏码，外部有多么丰盛，内部就有多么荒凉。可那些被日常湮没的情意有如沙里藏金，教人欲走还留：即便在竭力挣脱的时刻，即便在最想去死的瞬间。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是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新晋得主文珍的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李敬泽、孟繁华、格非、谢有顺、阿乙、梁鸿等知名作家学者鼎力推荐。《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的作者以冷眼热心，以敏感深情，以去文艺腔的万人如海一身藏，文珍再度力笔书写情欲世相背后的幽微深细，穿过普通青年的困境窄门，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谬多义、进退两难。

序 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银河

衣柜里来的人

录音笔记

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

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

到Y 星去

西瓜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觑红尘

后记 敏感病人在飞行中

1

银河泻地如水。

我在通往和静县城的高速公路上下了车，和老黄换了手。我们还要继续赶路，但在换手的短暂瞬间借着星光看了看彼此的脸。我确定他有事瞒我，看上去心事重重，想必我在他眼中也同样沉默而疲惫。天上的银河非常完整，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像所有的星星都在同一时刻沉沉地往心上砸。不能停，还得跑下去。在星光下、月光里、大日头底下、倾盆大雨中。那一瞬我就把彼此暗淡无光的前路看了个清楚透亮，得一辈子往前跑，跑下去。停下来，庸碌的生活就会追上来，就会把我们拖入流沙底部。停下来就是个死。

我们一路都没怎么说话，经过下一个服务站老黄收到条短信，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忍了半天还是哆哆嗦嗦地说：“我得下去抽根烟。”他推开副驾的门就往下跑。我没拦他。即使现在是初夏的五月，我也知道巴州的晴夜有多冷：零上五度都是暖和的。服务站附近的小房子都黑着灯，没人会注意这个突然发疯的流亡者。我是什么都不怕，早豁出去了。

关掉火，把车停在无人区，低头在驾驶室里打了一个盹儿。约莫半个小时后被冻醒，摇下车窗一看，老黄还没回来，他正在离车不远的树下低头打电话，冻得来回踱步，形同困兽。我不想问他在给谁打电话：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和我没关系。星星还是冰冷的，闪亮地挂在天上，像蒂芙尼店里买不起的光辉熠熠的首饰，离我们此刻的生活是那么远，那么不真实，却又那么美。

如果我们可以跑到星星上去就好了，如果可以跑到星星上去，就再也没有人能找得到我们了。

我又低下头打了会儿瞌目充(chong)。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离开，我就特别特别困。就好像一直绷紧的那根弦松了，短暂落入了一个无人之境，自由坠落。到处都是星星，哎。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星星，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暗淡，有的刺眼，就像人群里无数无声逼近的面孔，准备随时对我审判。我感到害怕便醒来，只见老黄的脸正悬在面前，低低靠近。

于是接吻，一个没有温度也谈不上有多少感情的吻。就是两片嘴唇习惯性地阖在一起，轻轻碰触，确认彼此的真实，旋即分开。这回轮到我继续开车了，他沉默地坐在副驾座上，轻轻搓着冻僵的手。

到了十二点钟，我们赶到了下一个县城。还有一个地方是开着灯的，粉色灯，一看就知道是小发廊。我们此刻不需要那里，我们有彼此。他的手抖抖地摸索过来，粗糙的，冰冷的。从下车到现在他身体还没暖和过来，刚才的嘴唇完全是一小块没融化的冰。所有的欲望都封锁在里面，教人想敲碎，想破坏，想高声大叫。这回该轮到我发疯了，不能一直那么不公平，总是一个人疯。

他也许是看懂了我眼神里疯狂的神色，说：“换我来。”

我咬牙又坚持了一会儿才下车。刚才那一阵热病发作之际，如果看到有狗有牛有大牲口在前面过路，大概也会毫不犹豫地撞过去。即便是个人也许也一样。我想碾碎什么东西，最好是自己。我想驾驶着汽车把自己碾轧得粉身碎骨，最好灵魂在那一刻就立刻出窍，以后永不轮回。

老黄换手后把方向盘握在手里，紧紧的。我要多邪有多邪地望着他。知道他现在已经不想死了，想死的是我。

但是招待所已经到了。

除了发廊，这是唯一一个看得到还在亮灯的地方。他熟练地关火，拉手刹，下车，我和他一起走进去。前台是个大姐，面无表情像一尊肉菩萨。她的家庭在什么地方？她有老公孩子吗？如果我们抢劫她，会多快被发现？这样我就会被迅速遣返回过去的生活了吗？

老黄说我们的钱已经不多了。大部分钱都得按揭买房子，谁都发了疯一样对自己刻薄，好早点儿付清尾款，给自己留下的自由支配额度低得惊人。

谁能想到会有今天。

P2-5

新方言与部落之巫

李敬泽

文珍小说中人，常在自闭状态：那个躲在衣柜里的女人，那个对着录音笔自问自答的女人，还有那个微笑着与闺密分手就此永别的女人……

都是女人。文珍也是女人。在女性书写的谱系中，她悄然站到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不是先知或烈士，不是文艺青年，她站在特定的人群之中。

让我们看看这人群：她们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中的职业女性，生于1980 年代，受过良好教育，供职于公司、银行、各事业单位；她们中大部分人远离父母和家乡，年轻着，但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就要老了，而婚姻，对她们来说远不是理所当然，知道自己随时会被剩下——没有什么理由，只是这个世界如此大又如此小：太小了，碰不到那人；太大了，找不到那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牢固的，如羁旅过客，如在浩大的人群中挤地铁，如租期临近的房子、还贷的短信，如一个又一个相亲的男人……

她们和进城务工人员一样，构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基础。她们自己当然不承认这一点，她们有能力自我指认：不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的确，她们正在某些方向上悄然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恰好是这个男性的，而且是直男的、亢奋的、未免过度亢奋的时代的背面或阴影——意义的焦虑；对时光、苍老、孤单的无力感；细腻的感性；戏谑的含混和自嘲；不确定性的自我消费——甚至是性别的不确定……她们暗自拓展、开垦我们文化中柔软的、感伤的、弱的、暧昧的区域，文化的后园。——女性、社会、文化和审美，文珍处在种种幽暗小径的交叉点上。

严格地说，我甚至不认识文珍。我知道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是人文社的编辑，还写小说。但是除了两三次在文学场合匆匆见面外，我记得我们之间说话最多的一次是在下了飞机走向出口的路上，好像是在谈论她家的猫。然后，有一天她打电话过来，种种不好意思，恨不得随时放下电话，待到真的放下了电话，我才终于猜出她的意思：要出一本小说集，想请我写几句推荐语放在腰封上，当然，最好写个序。

书稿寄来了，书名有点儿村上春树，叫作《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看完之后，我告诉她：写序吧。

因为，一二百字的推荐语似乎说不完。

我当然喜欢文珍的小说。这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除我之外，谁会是她的读者？他和她，他们是怎样的人？以我的揣度，文珍可能为自己选择了一群最难对付的读者。为了说明问题，我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比如“底层写作”，那些写作者其实知道，他所写的人物几乎肯定不会读他的小说。而文珍呢，她也知道，她最可能的读者就是她作品里的人物，她甚至在《银河》中特别提到其中的男女读过《衣柜里来的人》，后者是文珍的另一篇小说。

这里存在特殊的困难。小说家们喜欢谈论“人类”，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人类、人类中的中国人正被纵横交错地切分成众多、越来越多身份的、文化的部落。世界从没有这样平，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层峦叠嶂，难以通约。有人在担心方言的消亡，好吧，方言必定消亡，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着更为复杂、变动不居的“再方言化”，这种“方言”不再是地方的和语音的，但依然是文化的，而且更文化，它是由共享的经验、情感、价值观、审美趣味和社会意识杂凑起来而又迅速折旧的表意系统。而小说家的困难在于，在每一个部落看来，他们或许都是“外人”，都难以获得认同，除非他们像韩寒或者郭敬明那样赋予某个部落启蒙性的自我意识，除非他们像余华那样在某个部落的形成过程中阴差阳错地成为被征用、借用的重要资源，除非他们能够成为部落中的祭司或巫师，否则，他们很可能自称代表所有人但与所有人无关。

——这就是所谓“纯文学”的困难，普遍性的梗阻。而文珍的困难在另一方面，她选择了一种“新方言写作”，她站在部落的内部，她在讲述“我们”的故事，当然这在“青春文学”中并不构成困难，但问题是，她所在的这个部落已步入“后青春”，青春之“魅”已“祛”，而所有的人对方言谙熟于心，她们确切地知道自己是谁，精于交流、勤于表达，对这样一群人，你还能讲述什么？

我估计，写作时的文珍和给我打电话的文珍一样，写作就是打一个不得不打的电话——羞涩、鼓起勇气、克服困难，然后渐渐地，就像《录音笔记》里那个女人，流畅了、自如了，把自己从沉默中释放出来。

文珍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些人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由这种连接，人们行动、言说，发生关系而有了故事；但文珍知道，人们之所以急切地寻求连接，是因为他们恐慌，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关在“衣柜”里，他们要依靠与外界微弱的联系——看上去喧闹，实际上如此脆弱、如此不可信任——帮助自己躲避幽闭、忘记原子般的孤独。

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急切地寻找同类，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在电脑上、手机上倾诉、交谈，而事情的另一面是，人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面对自我，害怕与自己相处。我们有一个茂盛的外部，外部有多么茂盛，内部就有多么荒凉。

内部闭锁着，沉默着。

文珍因此试图成为巫师，催眠和唤醒。

在这个假期，读张光直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其中谈到，文字创生于巫，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文字是政治权力的必要条件，它是人与天沟通的媒介，巫借此召唤和确立人群和部落的认同；但事情的另一面，张光直先生似乎并未察觉，巫借助文字，也获得了抵达、唤醒和建构内心生活的能力：无以名状的恐惧、焦虑、欲望和疼痛，由此变成了被名状、被意识到的事物。一些巫沿着大路成了国王，一些巫沿着小路成了诗人。

太多的小说停留于行动和态度。作为巫的文珍力图写出行动和态度之下的心理。不借助隐喻和象征——任何一个巫都需要道具，文珍也使用隐喻和象征，但是，她主要是运用她的基本能力，以文字做出指认和命名。在她的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并非不言自明，人并非在黑暗中没头没脑地奔走。很多小说家预设，所有的读者都会理解人们何以如此，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大家都知道支配着我们行动的本能和逻辑，那个世界的真相，那个已经写定、存放在所有人心中的剧本。但这是多么不称职的巫，他把我们放逐到蒙昧混沌之中，他忘了，人们之所以有沟通天人的欲求，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独特的命，有一种与庞大的世界戏剧对抗的内在理由，而巫要把这理由告诉他们。

文珍是称职的巫，她致力于讲述内在的故事，人物怎么想，她何以如此，她与自我的对话，她给自己的说法，她的自我推敲和自我分析——作为诗人的巫的现代形态是小说家或心理医生，当人们被内部那些无法命名的东西胀满了，折磨着，医生来了，她告诉他们那些东西是什么，把人从幽暗中释放、照亮。

通过新方言写作，一个写作者回到了人类状况的具体性；通过如巫一般心理的、内在的讲述，她又有可能重新回到那种普遍性上去。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去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

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

比如我。

但是，文珍的打开还不够强劲、不够宽阔，受制于她所在部落的世界观，她常常过于小心、过于文雅，因文雅善良而拘谨，巫应该神游八极，应该有一份天地不仁而任他天塌地陷的刚忍。

总之，她是个巫。祝她变大巫。

2014年10月5

敏感病人在飞行中

文珍

我从小就是个过分敏感因而快乐和忧愁都太剧烈的小孩。但更糟糕的是，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

小学时院子里住的同龄小孩差不多都是男生，我每天都和他们一样，翻墙抄近道，去池塘摸鱼，爬树捉金龟子，跳很高的山羊，把一棵枝叶垂下可以到地的大松树当作举世无双的宇宙秘密基地。因为很少看见这么淘气的女生，所以小学毕业时同学们给我的留言普遍都是：“祝你永远天真活泼，和现在一样。”要么就是：“开心每一天！我知道你做得到！”

但我当然并没有开心每一天，直到现在也是。最多只能努力地，让不开心的每一刻过得快一些，更快一些。

从小喜欢动物；但养过的任何小动物死了，对于我来说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死掉的虎皮鹦鹉怕它冷，用家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布头里三层外三层地裹好，安放在爸爸珍藏的铁皮香烟匣中，埋在家附近的小池塘旁，坟前立了一块小木牌：小鸟翠翠之墓。每天傍晚我必然要去祭拜它，直到有一天这秘密终于被院子里的男孩儿们发现，再去看时，翠翠已经被刨出来扔在湿润的土壤上。我坐在池塘边独自啜泣了许久，直到夏日傍晚的绯色天空以慢得让人伤心的速度，一点点彻底黑去。

我从此决心不再和糟心的臭小子们为伍，却再也无法完全退回到女孩儿们的族群。她们普遍比我年长，而她们会的跳皮筋、踢毽子我统统不会——看太多小人书近视太早，这些需要精准度的游戏对我实在太难了。很多很多次，我记得自己被孤立于众人之外，远远地躲在一根柱子后，咬着手指羡慕地看着那些大笑着翻绳如飞的女孩儿们。因为太孤独的缘故，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睡觉从不关窗子，暗自希望彼得?潘把我接去永无岛不再回来。

这一切都导致我后来变得非常在意同性间的友情，并且总带有一点儿小男生讨好小女生的意味。十岁后父母都去了深圳工作，我如果不肯去奶奶家住，就得独自待在家中。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

几个大女孩儿答应到我家陪我过夜。当晚我睡在最外边，中间的女孩儿一个翻身卷走了被子，我大半个身体都冰凉地露在外面，却担心弄醒她而一整晚僵卧着一动不敢动。后来在罗曼蒂克的电影里看到类似桥段，便想，原来我身体里一直藏着半个羞怯、笨拙、不知如何去爱的小男孩儿。

而这也是我长大以后写小说，一直努力尝试打破性别界限、甚至过分同情另一个性别的缘故。大半个童年都和男孩儿们一起度过，我知道他们摔疼了也会哭，怕晚回家会挨父母打，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跌跌撞撞跑回家。我知道他们最初的恋慕和好奇——当然初恋对象不会是我这样的假小子——也知道他们对女生的娇气表面有多少嗤笑和鄙夷，内里就有多少微妙的向往。

但我终究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孩。大部分时间，我必定要扮演一个和群体格格不入的古怪女孩，并随着年岁增长日渐感知男女有别。到现在我还偶尔会因为自己的性别而感到某种不便，尤其在梦想壮游万里，或者渴望深入了解某个穷困、混乱地区的时刻。

除掉不合群，性格中其他古怪的成分更多。三岁时乡下亲戚送来了一只母鸡，妈妈不知如何处置，只能暂时把鸡养在阳台上。没两天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我担心阳台那只鸡被飘进来的雨淋湿了感冒，跑过去给它打了一把伞。妈妈过来叫我吃饭时，看见我和鸡并排蹲在伞下，大笑了一场。这滑稽的一幕当然并没有阻止她过几天磨刀霍霍、宰鸡飨客。我苦苦求她不要杀，但是没人会把一个三岁小孩儿的求告当真：母鸡小姐终于变成了饭桌上热气腾腾的一道菜；而我此后余生再也没有吃过一口鸡肉。

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想象我的执拗年深日久，却往往藏在看似无稽、讷讷难言的假面下。

还养过一些其他动物，比如说白兔、鸽子、猫。童年时关于猫的回忆大多悲伤，虽然没有死在我手里的，但也多数没有好结果。记得有一只黄猫是当医生的二伯从实验室里带回家捉老鼠的，看我喜欢就借我养两天。那些年妈妈常出差，当工程师的爸爸懒得做饭，总带我去他徒弟家里蹭饭，吃完饭还要打一阵子扑克。我不肯等他们牌局散了，就坚持要先回去喂猫，同样是春天，家乡小城的道路常因春雨而泥泞，我独自一人冒着如丝细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家，一进门就看到黄猫喵喵叫着奔向我，当年自没有什么罐头猫粮，心急如焚，翻遍全家也找不到东西喂它，最后只好把冰箱里的冻肉一小条一小条费劲地切下。猫咪从没吃过纯肉，吞咽速度之快，让我在一旁直担心它会噎着。过几日爸爸发现了这秘密，大怒，立刻把猫送回二伯家中。我尽管非常想念它，却什么都不敢说。没多久二伯来家里闲聊时突然说起黄猫死了；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告诉我们他自己有事出差一礼拜，把猫拴在后院忘了喂，伯母和堂哥正好那几天也不在家。他并且边笑边比画：那猫临死前爪子在地上刨了那么深的两道坑，可见有多饿！我平静地听完，知道当大人们的面哭一定会被嘲笑。过一会儿趁众人不注意悄悄走回房间，用被子蒙住头，无声痛哭了一个钟头。

那年我大概九岁。因为这件事，我终生痛恨毫无必要的残忍，和对其他生命无意义的漠视与消耗。

最后一个故事关于鸽子。也是亲戚送来的一只被剪掉飞翼的肉鸽，那时我快十岁了，再次拦着妈妈不许杀。因为我三岁时那次惨痛教训，妈妈这次宽宏地容许它被颐养天年。但那鸽子在乡下鸽舍里久不见天日，长得肥胖的同时身上也有很多健壮的跳蚤，我养它的那半月适逢暑期，每天唯一的活计，就是乐此不疲地给它捉跳蚤，又把小米、红豆、玉米面放在手心里一口一口喂它，饶是如此，鸽子却仍一日日不可逆转地消瘦下去。最终，一天中午，它蜷缩在纸盒里永远地去了，窗外白杨轻摇，盛夏微风，蝉鸣如噪，我再次为这结下两礼拜情谊的小伙伴痛哭，和对翠翠一样找来了家里最好的细布，最漂亮的铁皮匣子……等把它安葬在小花园、精疲力竭地爬回床上午睡时，却发现妈妈躺在床上背对着我。我趴在她肩上问为什么不理我，她过了很久才低声道：“你这孩子太心软又易动感情，我怕你这一辈子会活得太累，很难幸福。”

好多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不吃鸡，非但不吃鸡，而且鸭、鹅、鸽子……所有禽类全体“连坐”；也不吃兔子、青蛙等大多数动物，包括成年后在新疆目睹过屠宰现场的羊；养了两只胖猫且决心一直养它们到老死；拥有好些女朋友的同时也有几个要好的哥们儿；运动天赋照旧缺无但常年在路上；有时捡到一两根鸽子或者别的什么鸟的好看羽毛，会带回家插起来。但妈妈曾经担心过的事终究没有发生：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甚至比多数人更容易感到愉悦。所有那些过分敏感的偏执，古怪病态的深情，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秘密世界好好存放起来。

我在那个世界里可以自由自在地奔向任何可望而不可即之地，具备所有梦想拥有而不得的性格特质，有能力保护那些一直希望保全却很难的人与事。在现实中无法说出口的话语扑簌簌落于纸面，我因而得以在真实世界里中成为一个自觉正常而安全的人。

我曾在一个创作谈里说过：也许所有的写作者都因怯懦而渴望说出一切。

长大之后还顺便明白了很多其他事，比如说，我之所以对鸟类怀有隐秘特别的情感，除了旧日心病，也许还因为它们看似弱小，但是会飞。也许人也和鸟一样，始终徘徊于去留之间，既渴望摆脱既定命运桎梏，又陷身于生活本身强大的逻辑，被一刀剪断翅膀或者干脆忘了怎样离开。

而我正在我的秘密世界里慢慢练习如何去飞。这件事足以让一个过分敏感的病人平静、安详，能一直好好活下去，并时常暗自快乐。

后记之后：

这是一篇早该写完的后记，并且因为出版前夕正赶上2014 年国庆长假，本来最有可能完成于旅途之中：在凌晨两点飞往莫斯科的夜航飞机上、伊斯坦布尔老式公寓的客厅里、纽约或旧金山的某间咖啡馆中、洛杉矶飞回北京的漫长十三个小时里。不知道为什么，所有这些看上去更富有意味的时刻，我都沉默而快速地略过；而这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都看似不足道的三千字，对我而言则变成意义越来越重大的告白：不到最后时分，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能说出什么。

直到这一刻。这一刻是北京时间10 月10 日凌晨3 点44 分，整个人身体极度倦怠，但因时差的缘故无法睡着。窗外的京藏高速空前安静，世界似乎比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的旅行中的任何瞬间都更接近自己的内心。某个飘飘荡荡的念头像断了线的风筝飘过千里万里，终于在这没有风的神奇一刻，不偏不倚落在了出发时的原点。

我梦游一般起身，走到客厅里，打开电脑，开始说。

请原谅一个在时差中风尘仆仆的旅人，她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必然是因为光阴和距离相互发酵而成的醉话。

2014年10月10日

凌晨 北京

文珍的小说，就如一首流浪者之歌：深情、苍凉也迷茫；渴望归宿又长久在路上，尽头回望来路，取舍难断意乱情迷。她形而上地写出了80后一代人的心灵面貌——青春也沧桑；同时也呈现了难以复制的个人风格——空灵又悠远。

——孟繁华

作品节奏明快，情感细腻，风格别致。对细节非同一般的重视也令人印象深刻。

——格非

文珍的小说经验是个体的，感受是细微的，但她对人性境遇的关怀却有宽阔的视野。她以温润、清澈的笔墨，书写爱与欲的种种景观，以日常的细节，描绘内心的皱折，并持续逼问存在中那些暗昩的区域。尤其她近两年的写作，不断地与时代较真，直白但不诛心，柔情而不虚美，这种均衡之美、超拔之志，正成为文珍身上独异于他人的写作品质。

——谢有顺

每句话像海明威一样光明，每句话像张爱玲一样狠。

——阿乙

爱并非只是激情和欲望，也是妥协与忍耐。作者举重若轻，以缜密朴素又极富吸引力的故事写出了爱的辩证法和庸常人生所包含的光亮与意义。

——梁鸿

一个一个的人，只有封闭自己，把自己外部化，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去与人共享，她才能确立起部落的认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当她被从内部打开，回到她的本心和初心时，她就超越了她的部落，面对天和地，面对普遍的人性。所以，文珍的读者包括她选定的人，也包括那些未被选定的人，比如我。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