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译注的《日记四种》结集了黄庭坚、陆游、袁中道、叶绍袁这四位文学古人的日记对其或手揽山川之胜、或采史迹稗闻等的文字进行了注释。是四位才情卓绝的文学古人在坎坷颠簸，困顿偃蹇中记下的日记，虽无典雅铿锵的文辞、冠冕堂皇的道理，却不乏至情至性、至真至切的文字，散发出如黄菊，如瞄梅一般隽永的魅力。古人早已黄鹤远去，然而他们那作为心灵之眼的日记，依然真挚灼人，熠熠生辉，向我们展示着遥远的心灵独白。

陈文新译注的《日记四种》结集了四位文学古人的日记：黄庭坚《宜州家乘》、陆游《入蜀记》、袁中道《游居柿录》、叶绍袁《甲行日注》。它们或叙事，或抒情；或简短，或琐细；或搅山川之胜，掠同物之美；或采史迹稗闻，记诗文唱和。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文笔清新洗炼，疏淡自然。《日记四种》虽无典雅铿锵的文辞、冠冕堂皇的道理，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作者某一人生阶段的行状，坦露了平素难以为人所知的心迹。至情至性，至真至切，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陈文新：前言

黄庭坚：宜州家乘

陆游：入蜀记

袁中道：游居柿录

叶绍袁：甲行日注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春天，黄庭坚在被贬谪到四川将近六年之后，终于被赦。他准备回到江西故乡去，经过湖南岳阳时，他登楼远眺，写下了题为《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的两首绝句。其第一首云：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预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这首绝句在描写景物和表现心理状态上都有以少胜多的特点。江南乃诗人故乡，当他有幸重返，其所见当无不亲切，但诗人并未逐笔细描，而是突出一个最佳立足点（岳阳楼）和一个最佳观察点（君山），一下就让读者感受到眼前风物之可爱。尤其是在表现心理状态时，诗人并不泛泛着笔，而是精心选择了“未到江南先一笑”这个细节。好一个“笑”！“生人瞿塘滟灏关”是笑的起因，未到江南将到江南之时是笑的开始，而当诗人踏上故乡的土地时，其笑又该如何呢？黄庭坚虽未细加铺叙，但读者可以想见。

“未到江南先一笑”，这“笑”，其实是黄庭坚顿悟的标志。所谓顿悟，就是得道，就是解脱。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诗人终于以如炬的目光穿透了人生，他的心灵净化了，他的生命单纯了，他的脸上荡漾着禅意。一切都如面前的山水一样，那样明净，又那样亲切，那样一目了然，又那样含蕴深沉。报慈文钦禅师说：“看山看水实畅情。”赵州从谂禅师说：“无处青山不道场。”黄庭坚也说：“观水观山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他这一“笑”，正是所得之“妙”在脸上的呈现。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看看黄庭坚的人生经历。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年），二十三岁的庭坚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了仕途。五十岁之前，他历任汝县尉、太和知县、校书郎、中书舍人等职，其人生道路并无太多的波折。但1094年，哲宗亲政，却使他的晚年生活被“流放”二字填满，这一年，他恰好五十岁。

哲宗本来是在1086年即皇帝位的，但那时他才十岁，处理军国大事的是高太后。司马光、吕公著等稳健派（黄庭坚也是这行列中的一员），遇事奏请高太后，不以哲宗为意，这位皇帝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因此，他亲自掌握政权后，一个重大的举措是改元桔九年（1094年）为绍圣元年，表示决心继承神宗，推进新法的执行。于是，稳健派成员纷纷被逐出朝廷，黄庭坚也不例外。庭坚曾参与纂修《神宗实录》，这时被指控诋毁朝政，于绍圣二年（1095年）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1098年）为避亲嫌，又移戎州。黔州、戎州都在今四川境内，庭坚在那儿度过了整整六年。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皇帝位，五十六岁的黄庭坚遇赦放还，在荆南等待朝廷任命。这正是他写作《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的日子，正是他高唱“未到江南先一笑”的日子。

“岳阳楼上对君山”以后，哪里是诗人的归宿？

黄庭坚对徽宗确曾抱有较大的期望，以为这位年轻的皇帝将刷新朝政，给国家带来新的气象。但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把持朝政的蔡京等人，对稳健派的打击更为严酷。于是我们看到：

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黄庭坚受命领太平州事，但仅仅九天就被罢免。有谁做官仅仅九天的吗？庭坚可以说是第一个遭受这种打击的人。

紧接着，执政赵挺之根据庭坚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写的《承天院_塔记》，罗织诬陷，加以“幸灾谤国”的罪名，将他流放到宜州羁管。宜州治所在龙水（今广西宜山县），是个极为偏远的地方。

到宜州后，执政者又不许他住在城中或寺院，遂只能栖身于戍楼。

这一年，庭坚五十九岁。《宜州家乘》就是他流放宜州期间写的一部日记，一个高风亮节的士大夫最后一段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

庭坚对禅宗情有独钟。江西是禅宗胜地，法席鼎盛，他与临济宗的黄龙一系关系尤为密切，随祖心学道的一则掌故是许多人都熟悉的：

黄龙寺的和尚晦堂老子（名死心），曾问庭坚“吾无隐乎尔”一语的意义，庭坚反复加以说明解释，晦堂都不赞成。当时正好暑热消退，凉气徐生，秋天的香味飘满庭院。晦堂便问道：“闻到木樨的香味了吗？”庭坚说：“闻到了。”晦堂说：“吾无隐乎尔。”庭坚悟出了这句话的真谛，并很信服晦堂的解释。

在祖心之后，庭坚与祖心的法嗣死心悟新及灵源惟清亦多往还。《五灯会元》中载有庭坚的传记，这决不是偶然的。

中国禅宗的特点之一是其乐天情调。有僧问洞山良价：“寒暑到来如何回避？”洞山答：“到那没有寒暑的地方去。”僧又问：“哪里是没有寒暑的地方呢？”洞山答：“冷时冷死你，热时热死你。”有人不懂这则公案，去向黄龙新和尚求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黄龙一语破的，指出：“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不粘不著，不尘不染，这便是洞山良价和黄龙新和尚所提倡的。毫无疑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纷扰的世界上，生活中常有令人沮丧、令人烦恼甚至恐惧的事件。怎样才能从烦恼与灾难中超越出来，无忧无虑地享受人生呢？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灭却心头火自凉。”在宁静的心灵状态中，我们体会到精神松弛的愉快。随缘任运，便没有什么能伤害我们。

对禅宗情有独钟的庭坚，他所具备的正是这种“灭却心头火”的涵养。

“岳阳楼上对君山”之后的庭坚，在遭受外在的打击时，遇变不惊，坦然处之，已臻于几乎不可超越的境界。

以寻常的眼光来看，宜州的恶劣生活环境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试想，那时的庭坚，已是一个老病垂暮的人，离开了士大夫的社交圈子，离开了城市，离开了故乡，“万死投荒，一身吊影”，每一天都可能因悲愁而显得像一年那么漫长。生活中弥漫着痛苦，不须反复咀嚼，就足以击倒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何况一位老人？

然而，流放中的黄庭坚，并没有倒下来。崇宁三年（1104年），六十岁的黄庭坚写了一篇《自题书卷后》，文章说：“崇宁三年，余谪处宜州半岁矣。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于城南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耶？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

“喧寂斋”，这名字真好！这也就是陶渊明说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喧者自喧，寂者自寂，庭坚不会为外物所动。

黄庭坚的“善处穷”的思考方式也是耐人寻味的。他说：我本来出身于农耕之家，假如不考中进士做官，家中的房子也会是上面漏雨，旁边进风，没有什么遮盖，又怎么会不堪其忧呢？这么一想，宜州的境况就和故乡差不多了，住在这儿大可不必伤感。这正是：“脱离烦恼和是非，随分安闲得意。”人生是一种艺术，物我两忘是其胜境。如鱼游水底，如鸟翔空中，自然、自由、自在，这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庭坚在宜州的生活，正可作如是观。

《宜州家乘》便是这位高风亮节的士大夫最后一段时间的日常生活记录。

《宜州家乘》的魅力，即在于他是黄庭坚的日记。

《宜州家乘》，原名《乙酉家乘》，未收入黄庭坚的全集。关于这部日记的流传，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蜀郡人范寥（字信中）为《宜州家乘》作序，详细地记述了其传布过程。大意是说：

崇宁甲申（1104年）秋，我客居建地，听说黄庭坚先生谪居岭南，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于是逆长江而上，过湓水，将船放在洞庭湖，选择途经荆、湘的路，奔向广西。乙酉（1105年）三月十四日，才到达宜州，寄寓在崇宁寺。第二天，到先生租借的住所去拜见先生，望去真是谪仙人的风采。在这个时候，完全忘记了旅途的劳顿，也丝毫不在乎瘴气的可怕。从这天开始，天天陪着老人，到五月七日，一同迁居到南楼，围棋读书，对床夜语，一步也不离开。凡客人来访，亲朋好友的书信，晦明寒暑，出人起居，先生都一一亲笔记下，名之为《乙酉家乘》。先生的书法特妙，曾对我说：“有朝一日回北方去，将把这部日记赠送给你。”到九月，先生忽然因病卧床不起，子弟没有一人在身边，只有我为先生料理身后的事情。等到在南楼停柩待葬时，我正悲恸不已，所说的《乙酉家乘》忙乱中被人拿走，至今想起，还深感遗憾。绍兴癸丑岁（1133年），有个老朋友忽然抄了寄我，没想到此书还依然完好。读之恍然，仿佛是上一辈子的事，因而刻印了以传给那些想读先生文字的人，也由此可见，先生虽然迁谪，处于忧患之中，却未曾悲哀伤感，比起韩愈、柳宗元来，强多了。东坡先生说：“御风骑气，与造物者游。”确实不是空话。

甲寅（1134年）四月十五日蜀郡范寥（字信中）序。

范信中的这篇序文，娓娓道来，益见黄庭坚先生的人格魅力。近九百年后，我们再来读这部日记，知人论世，也将平添几分亲切感。尽管他的诗和书法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他的诗与苏轼并称“苏黄”，他的书法与米芾、苏轼、蔡襄并称“宋四家”，但我们通过这部日记，却能像接近一位平易亲切的长辈一样走近他的日常生活，领略他的情感世界，并由此得到启迪。正如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笔记小说大观》时的《提要》所说：“庭坚谪居岭表，在崇宁四年正月朔，卒于秋末。此八、九月中，虽无特殊事可书，然风雨晦明，以及出入起居，排日纪载，后之景仰其人者，亦藉是有所参稽。”

P1-4

编完《日记四种》，照例要写《前言》，对读者作个交待。望窗外一角晴空，远山依稀；看窗内杂书满案，清茶一杯，笔底忽然奔来许多似乎不相干的念头。

（一）

“一为文人，便不足道。”这是古代中国的经典说法之一。中国的知识阶层，对于扮演重要的社会角色，具有强烈持久的热情。他们的人生理想，首先是入世的，而所谓入世，又集中指向“济天下”的目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人生理想中，包括了三个核心层面：道德、政治与处世技巧。修身是个人道德秩序的建立；齐家是个人道德秩序在家族或宗族中的推广；治国平天卞，一方面可看作个人道德秩序转化为政治伦理秩序，另一方面又与适宜的处世技巧分不开。一个人在社会上是否重要，大抵视他与这三位一体的结合物之间的疏密程度而定。所以，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其人生目标从来不是为了仅仅做一名文人，而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主家”；他们即使埋下头来著书立说，心里也是想着天下、国家：孔子著《春秋》，意在使乱贼臣子惧；司马光撰《通史》，索性名为《资治通鉴》。

生活在上面所说的精神氛围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常常强调“须有关系”，即文学必须服务于政教，必须“载道”，必须表达“集团的精神”，必须着眼于“大的高的正的”，必须是“正经文章”，否即无价值。

（二）

与集团的“文以载道”相对应的另一股港流，是“个人的诗言志”。文学自文学，政教自政教，文学有其独立于政教之外的价值。一些作者以文人自命，自称爱“管闲事”，这在中国古代要算很有通报的了。比如清代袁枚的三首诗所渲染的那种典型的文人气象。第一首，《登山》：

焚香扫地待诗成，一笑登山倚杖行。

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

第二首，《闲行》：

折竹当藜杖，闲行过小亭。

无人独自语，溪上一鸥听。

第三首，《闲坐》：

雨久客不来，空堂飞一蝶。

闲坐太无聊，数尽春兰叶。

这三首诗境界不同，但都突出了袁枚爱“管闲事”的特点。“今朝几朵白云生”，与诗人有何相干？溪上只有一鸥，却仍自语喃喃，究竟有谁倾听？空堂无客，独数兰叶，“闲事”越管越多了。

其实，“管闲事”乃是所有“言志派”作家的共性。据宋代马令的《南唐书》记载：李璟有“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冯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李璟曾与冯延巳开玩笑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道：“比不上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则掌故表明，“管闲事”是好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必要条件。相反，“有关系”的作品，“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俞平伯语）

（三）

什么是“日记”，即“每天所遇到的和所做的事情的记录，有的兼记对这些事情的感受”。它偏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不必说大话，唱高调，不必以典雅铿锵的文词，讲冠冕堂皇的道理。或叙事实，或抒己见，或简短，或琐细，自有其如黄菊、如腊梅一般隽永的魅力。《日记四种》中的第一种即黄庭坚的日记，它的际遇即足以表明这一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记载：“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其问数言信中者，盖范寥也。高宗得此书真本，大爱之，日置御案。”宋高宗对《宜州家乘》的喜爱，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其书法，二是其情文俱至的笔墨，寥寥数语，即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这是典型的“言志”文学。

当然，并不是每部日记都能臻于这一境界的。说实话，多数日记都不免有刻意修饰的成分。之所以修饰，是因为古人的日记，常常并非一己“隐私”，而是预备将来出版的。既然准备出版，也就同写别的文章一样，难免故作庄重，难免少说私话真话，多说公话套话，“言志”减少而“载道”增加，其情味也就差多了。

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所辑的四部日记选，确乎不乏天然的风致，真实的情感。它们的作者，不是那种喜欢作官样文章的人；他们的日记，不是写在飞黄腾达的岁月。陆游的日记，写在“书生就食等奔逃，道路崎岖信所遭”的赴蜀途中：袁中道的日记，写在他考进士几次名落孙山，乃纵情山水、学禅悟道的几年问；叶绍袁的日记，写在国破家亡、削发为僧的岁月。他们的头上没有桂冠，不大需要用面具来遮掩自己的心灵。“澄江静如练”，无拘无束的展示比什么都好。

这几部日记是不是没有“载道”的成分呢？倒也不。但我们必须附加一个说明：陆游、叶绍袁等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民情风俗的关注，这种与“道”相合的情感，已经成为他们心灵的一部分，所以仍旧是“志”。“载道”与“言志”，如果说二者可以衔接的话，这倒是例证。

（四）

一位文学批评家曾说：

著者说他自己的生活、怨恨、喜乐与忧患的时候，他并不使我们觉得厌倦。

因此我们那样地爱那大人物的书简和日记，以及那些人所写的，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们有所爱，有所言，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下留下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从这段话，可演绎出关于“不朽”的又一种理论。

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死与生是两个足以相提并论的主题。死亡，它将“人生短暂”的命题凸显在世人面前。人死了，连躯体也很快就要改变性质，人，往日的言谈，往日的风采，往日的精湛的思想，都跟着死亡走了。这些，叫人类如何不深感遗憾？

面对死亡，人类经由多种途径来追求不朽。道教提出的方案是成仙，长生不老，永远处于生命的青春状态。但这毕竟只能是空想。禅宗倡导融入自然的生存方式：人以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就能最终融入自然，成为宇宙的一部分。这也就是苏轼《赤壁赋》所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种设想，进一步延伸，即是小品式的人生态度：悠然从容，冲淡旷达，平静地走完生命之路。这其实只是对短暂人生的一种艺术化的安排的阐释。

比较而言，儒家对不朽的追求显得较为平易严谨。《左传·襄公二十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德、功、言，其外在的体现方式都是“名”，所以唐代的司空图豪迈宣称：“名能不朽轻仙骨。”较之道家的成仙，儒家对成名的追求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但是，说到立言以求不朽，我们与儒家便不免发生争论。因为照儒家的说法，“一为文人，便不足道。”所立之言，必须事关治国平天下才对，絮絮叨叨地讲自身的“所爱”、“所言”、“所望”，那不过是闲话，岂能不朽？而照我们所提到的这位文学批评家的说法，即使是一位寻常人，只要你真实地道出了你的生活、怨恨、喜乐与忧患，你也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从而有可能不朽。至于“道”的方式，可以是书简，也可以是日记。

这位文学批评家的话，别人信不信，我不敢代打包票，但我以为，其中确乎包含了几分真理。所以，我建议读者，您看过了名人的日记后，也不妨亲自动手写下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

陈文新

1996年12月10日于十八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