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诸君面前的《指月——麻天祥随笔初集》，是不同于作者麻天祥博士的所有著作、偏于感性的随笔的文集。是作者“与佛借坐，坐观江海浮日月；有僧供笔，笔写春秋惊鱼龙”思想的缩影，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娓娓而谈，具有情趣盎然的风韵。

专治中国哲学与中国学术史的天祥君博士对佛教的理论阐发，见于他的诸多专著之中。这部《指月——麻天祥随笔初集》著作只是随笔。然而随笔也自有独特的功能。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娓娓而谈、情趣盎然的风韵，也必定会增添深思的魅力，使更广大的读者神游于字里行间，浸渍涵濡，受到润物无声的启示，于会心的微笑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人生的境界。

逝者如斯

 五十知天命

 五十知天命补

生死事大

 宗教与人生——从于右任的胡子和梁漱溟的“吃饭是应酬自

 己”说起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从庄子到禅宗对中国人生哲学的建构

 马克·吐温的寓言与sphinx之谜

 吃饭是应酬自己，饮酒是应酬人家

 因果论还是条件论——从一副对联谈起

禅海蠡测

 问禅——禅与史实

 附“禅”问(张红)

 宋诗中禅的理趣

 学诗浑如学参禅——由作诗到谈禅

 附和诗及其他

温故知新

 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乞食效贫儿——中国现代化困境中的非文化因素

 哲学与医学的交融性思维(提要)

书序题铭

 《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自序

 序吴仰湘博士论文《通经致用一代师》

 《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序二

 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序

 薛其林博士论文《融合创新的民国学术》序

 在Buddha和Venus之间——詹志和博士论文序

 阐释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序言：辛世俊教授新著《台湾当代佛教与政治》

 序三种《华严》及其经典阐释研究

 《三宝斋学术著作四种》总序

 《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重订书后

 《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重订书后

 《中国宗教哲学史》书后

 《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书后

 重建紫云塔题记

 杨氏重立幽明钟铭

学无止境

 黄梅问学——我与萧先生的缘

 好读书，读好书——和大学生谈读书

 师者，师也

 答“人间书缘”问

附庸风雅

附录一

附录二

书后余说

《吕氏春秋》说：“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荆可矣。’老聃闻之曰：‘去人可矣。，故老聃为至公。”这充分表现了人生境界的差异。前者是地域的、政治的；孔子可以说是伦理的；后者显然是终极的、艺术审美的，或者说是宗教的。

因此可以把人生的追求分为五个层面：终极的、生理和心理的、伦理道德的、政治法律的以及物质经济的。人的价值不单体现在物质创造和物质进步，更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根本的还在于对终极追求的精神(讲述海涅关于机器人要求give me a soul的故事)。若无精神，即灵魂，那是行尸走肉，人类则无以进步，科学则无以发展，也就谈不上生命的价值。

论及价值，总是要说有用还是无用，以“有用”衡量一切的价值。其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当用”不当用，这就是价值判断。包括科学一切在内的事物，都有其多方面的作用，即“有用”。比如火药，既可用于开采矿山，或者作烟花供人欣赏，亦可作大面积的杀戮武器，对人类构成生命的威胁；高科技既可改善人类生活的质量，亦可被犯罪分子用作贪污盗窃杀人的技术手段。这是社会生活的二律悖反。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法令滋彰，盗贼愈多”，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就是这个意思。章太炎先生早就提出俱分进化的观点，明确指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作恶的本领也随之增强。所以，正确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和价值判断，对于保障社会和谐与进步，是比任何物质创造尤其重要的。

庄子讲逍遥、齐物，以此实现重生、全性、保真的人生哲学。

章太炎评论说：“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有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乃合齐物之义。”也就是说，庄子说的平等，非世俗的平等，要求破除名相的执著，便可与天地、万物平等。其义有三：

其一是顺应自然。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于有间”，就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其二是与万物平等。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说，天地是我的棺椁，日月、星辰、万物为我赉送，何必另有厚葬？弟子说防备蝼蚁。庄子讲：“在天为鸟鸢，在地为蝼蚁，夺此予彼，何其偏也！”于是提出：“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意思是说，用不公正，没有得到验证的事物作衡量事物的标准，其结果还是不平、不公、不正。

其三是忘我。即佛家说的破执。不计个人得失。他说：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意思就是说，不追逐名利，更不能触犯刑律和道德规范，要超越得失，保持良好的稳定心态，便可全生尽年。就可以做到“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

丘处机见成吉思汗；回答其长生的要求说：只有“卫生之术”，而无“长生之药”，应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这是从政治上讲的。

庄子、禅宗则是从心性学说谈生命哲学和生命价值的。所谓“放下即是”就是放下烦恼、放下杂念、放下名缰利锁。我们河南的大哲二程谈“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故事，显然是受了庄、禅的影响。

云门文偃解释“十五日已后道将一句”是“日日是好日”，于是有“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烦恼在心头，日日都是好时节”流传甚广的诗句。能如此方能做到生不足恋，死不足惜，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勇往直前，实现自我，成就功业。尤其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由于紧张的工作、生活，而造成的精神失落，更有矫治的作用。否则便是“贪看天上月，反失掌上珠”。

二、丰富了理性思维

鲁迅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手里都有三件小玩意：《论语》、《庄子》和《金刚经》，说明了《庄子》、禅宗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同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的契合。

汉以下来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知识分子以《论语》治天下；讲三纲八条目。《庄子》迎合文士的风雅、洒脱，表现大智慧；《金刚经》以“实相非相”的辩证思维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维。有人说，宋代以来，儒门收拾不住，而尽归释氏，虽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禅学风靡的事实。其实正是在这个时期，儒家汲纳了佛教哲学，才促使儒家思想精致化而成为博大精深的理学。

庄子的齐物论讲有始无始，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无穷，彼亦一无穷，故从根本上看，凡物无成与毁，道通为一，生死一如。

禅家讲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方法论，就是离言、离相，主张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谓中道，即非无、非有、非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从逻辑学上讲就是多值逻辑：非A不包含B，非非A不包含A，是彻底的否定性思维。如斯宾诺莎所言：To call anything finite is denial in part。野狐禅的公案，强调“不昧因果”，“不昧”二字，突出表现了禅门超二元对立的思维。

理论固然晦涩，但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俯拾皆是的。《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注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正叹他人命不常，哪知自己归来丧”等等，显然是庄、禅思维方式的积淀，还有“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也都是对世人的警戒。虽然有点悲凉，但毕竟也是对人生的一番悟解。

还有“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宝钗引“漫韫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曲词婉妙，铿锵有力，不仅道出了英雄末路的苍凉，尤其表现出洒脱自在，超然物外的情怀。而后宝玉感怀，有“斯可云证，是立足境”之说，黛玉说其未能尽善，并改之曰“无立足境，方是干净”，颇似慧能在五祖寺的故事，难怪宝钗以慧能说偈的故事附和，充分看出庄、禅思想召感人心的魅力以及对思维方式的渗透。

禅宗还有许多故事采用浅近的方式阐释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蛤蟆与老茄”，说的是一个僧人夜里踩到一物，以为蛤蟆，终夜不眠，翌晨出视，见为茄子，始放下心来。还说一个老奶奶有两个女儿，长女卖鞋，小女卖伞，终日心焦如焚，担心晴日伞不能卖，雨天鞋无销路，一旦改换了思维，雨天可卖伞，晴天能售鞋，便觉得心境开朗起来。告诉人们破除我执，改变思维方式，不要自寻烦恼，便可勘破利害，也才能像曾经充满恨的孩子对着大山，高喊“我恨你”，改变为高喊“我爱你”，而得到爱的回报。也就是说，要用爱去拥抱世界，社会才能得到和谐的发展。P50-53

几天前，麻天祥教授以他的《指月——麻天祥随笔初集》、《揽月——麻天祥随笔二集》见示，并嘱作序。我马上想到孔夫子的话：“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阚如也。”我虽治哲学有年，但于佛学涉猎极少，所知极浅，实在不敢信口开河，对麻天祥教授的著作妄加评骘。然而翻开书稿，我立即被吸引到了字里行间，不由自主地读下去了。读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我蓦然改变了念头，因为我发现这是两部在天祥君多种佛学专著之外的特殊著作，是不谙佛学的外行也能大致读懂的，也许这两部著作的特色正在于此。我是众多的外行之一，读了也确实深受启发。既然如此，也就不妨以读者的身份谈一点感受，谈错了也无妨。于是我也就不揣浅陋，欣然从命了。

我与天祥君相识不久。他来武大任教后，我们专业不同，一段时间里并无交往。一年多前由于偶然的机缘，他把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送给了我。他的艰苦经历和宏富学识使我对这位比我年轻17岁的学者钦佩有加，认为他是一位才、学、识具备的不可多得的学者，是一位淡泊名利、特立独行、矢志为学、卓然有成的精神劳作者。他幼年家境清寒，又遇上人所共知的艰难岁月，并无优越的学习条件。然而他以罕见的颖悟和超常的勤奋在龆龀之年就“卓荦观群书”，开始受中外典籍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他在从医20年之后毅然转治文史，以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佛学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张岂之等前辈学人的指导下迅速升堂人室，进而著作迭出，成就斐然，其来有自，绝非偶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有一系列深刻的论述，至今仍是我们应当遵循的。但也无可讳言，过去我们对这些论述的理解和运用确有某些简单化、片面化的弊病。表现之一，就是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认识论的分析，把宗教归结为或等同于迷信和胡说：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宗教与人生的关系也只从消极方面理解。这至少不能解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上大多数人还信仰宗教的事实，也不能解释许多涵养极高、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信仰宗教的事实。然而要如实地解释宗教现象，树立对宗教问题的合理态度，特别是从宗教思想中发掘积极的成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服务，为提高人的素质服务，绝非易事。天祥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佛教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到之见。例如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着重落墨的对佛教与人生的看法，对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与教育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与科学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的看法等等，都是很富有启迪意义的。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市场经济不但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我们并不以阴暗的眼光看待市场经济，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市场经济也确有消极作用。在消极作用的影响下，所谓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难免成为许多人实际奉行的为人准则，这种准则甚至在具体知识并不欠缺的人群中也颇有市场。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失范之风腐蚀着人们的心灵，败坏着人的素质，引发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有些人已经不由自主地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成了贪欲的奴隶，情趣庸鄙，境界低下，堂庑扁窄，以致真假不分、善恶颠倒、美丑错位而懵然不觉，“穷得只剩下钱了”。这不仅直接妨碍了和谐社会的建构，也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宗旨。在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如不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遏制这一精神荒漠化的趋势，而听其蔓延滋长，前景是十分可怕的。我们今天大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为了疗救这一弊端，防止可怕后果的出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不仅不排斥一切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上积淀起来的优秀思想成果，而且必须充分吸收和利用这些成果，在中国尤其必须吸收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当代条件下给予熔铸和诠释，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相抵触，而且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天祥君这两部著作以看似不经意之笔，实际上为这件扶正祛邪、固本培元的大事做了增砖添瓦的工作，其深远意义自不待言。

天祥君对佛教的理论阐发，见于他的诸多专著之中。这两部著作只是随笔。然而随笔也自有独特的功能。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娓娓而谈、情趣盎然的风韵，也必定会增添深思的魅力，使更广大的读者神游于字里行间，浸渍涵濡，受到润物无声的启示，于会心的微笑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人生的境界。我相信这两部著作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谨预为之贺。

陶德麟

2009年5月21日

于珞珈山麓

呈现诸君面前的是不同于我的所有著作、偏于感性的两部随笔的文集。无以名之，姑且以《指月》、《揽月》塞责。

自从追随张岂之先生和诸前辈步入学术圣殿，迄今也二十余年了。抚今追昔，顿然记起白居易的诗句：“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便始休。”然而思维好像停留在过去，皮囊却改变了颜色。昨天还是风华正茂的中青年学者，转瞬之间便经历了天(干)地(支)的旋转，被学生称为“可爱的老人”了，原本平静的心也难免升起“人生苦短”的感喟。这二十多年，虽然不足地支的两个轮回，但是那风风雨雨，斗转星移，把如梭的日月似乎都织在生命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那里有对纯真童年、艰难岁月的追忆，也有对柔弱却又充满憧憬的生命的反思；有对社会、人生的心心相印，也有对自然、历史独立不羁的理解和坚持不懈的追求。

那里曾经是金戈铁马的古城，但留在脑海里的只是雁塔夕照，渭城朝雨，霸陵伤别。

南海的苍茫，虽然如琼楼玉宇，仅记得苏子瞻自我调侃的“平生功业”。

更有麓山眺望，湘江北去，拎一壶山泉，披着的霞光把层林尽染。

这里是烟波浩渺的东湖，虽不曾淡妆浓抹，却是风物相宜；花繁叶茂、丹桂飘香的珞珈山，让我的脚步感受到的是信心和坚实。

还有波托马克河西岸阿灵顿上空绚丽的彩虹，弥漫在盖斯底堡四周简短却又传之久远的林肯的演说，北美洛基山上的小镇Jasper车站东张西望的麋鹿和古老的图腾，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东京地铁，富士山下雨中的禅寺，奈良灯光下半开的樱花，以及一见如故、致全力于中韩文化交流、在首尔译介拙著的韩国朋友……所有这一切都如川逝水，也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一一那是我终极追求的见证，也是我通向终极漫长而又曲折坎坷的道路。这是一个听着时间的韵律，在时间的列车上，奢望与时间同步，唯恐落后而匆匆赶路的过客。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取名《指月》、《揽月》。

像诸多前辈一样，我视学术为生命，终极关怀始终是学术的追求，或者说目的，通向终极的道路虽然不是目的，但是没有这样的道路，或者说没有方法，也就不能逼近终极的真实。治学离开方法，势必无能为役，否则也就真的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了。毫无疑问，《指月》、《揽月》取意于“因指望月”的典故和月印万川的寓意，既表明目的和方法的辩证关系，也包含了中国哲学“即体即用”的理性思维。这是其一。另外，月，也有岁月之意，自然含有阴晴圆缺之意。如此，在光阴路上步履艰难，却百折不回的过客，固然会披着朝霞，沐浴着阳光，徜徉在辉煌的荣耀之中，但更多的是在清冷的、寂寞的月光下的探索。那是不敢留住客栈，常常在夜色中赶路的行者。

我也像许多人一样，不断地追问，生命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人的一生到底应当怎样度过？这些都是非常实在的问题，却又是无尽繁难艰涩的理论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或深或浅的理解。无可讳言，生命作为一种存在，一种运动，其表现就是不可逆的持续性，简单地说就是时间。人的生命的长度，即年龄，本质上是时间运动的速度和生命运动的速度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从理论上讲，一旦消除生命运动与时间运动的差距，生命就可以像时间一样永恒而青春常在。这在古往今来的小说和科幻作品中屡见不鲜，所谓天上一日，人间十年。换个角度说，时间以匀速运动去而不返，人的生命运动则各不相同。表面上看，生命的长短，只是时间的持续，事实上，它还取决于个体运动的速度，个体运动速度越高，与时间运动的差距越小，生命便得以扩张或者说延长。故佛说世为迁流，间乃方位；出世，并非脱离人生，脱离社会，而是超越生命运动的有限，亲近时间，与时间同步，甚至超越时间，那就达到了“无生”的涅槊之境，即通常说的“常”与不朽。简单地说，生命的存续，取决于生命运动，人的实际年龄，更在于贡献之多寡。或许正因为如此，历代仁人志士、往圣先贤，都无怨无悔地和时问竞走，把一般人喝咖啡的时间用于工作。如此精神熏陶，让我总有一种时不我与的紧迫，特别是因为某些原因被时间抛在后面，这种紧迫感就会呼唤我不停地前行。我不仅没有品尝“咖啡”的雅兴，而且作为仅有的锻炼一一散步，也沉浸在思索。因为我相信，有限的生命会因此得以更新与增长，希望在那里真正做到“观壶中日月，无色无空无今古；品纸上春秋，立人立我立天地”。《指月》、《揽月》就是以这样的理念、这样的方法，记述那逝水的过去，祈盼大潮的澎湃奔来。

然而，这种明显基于某种忧患意识的进取精神，只是我思想的一个侧面，它深深地烙记着儒家“有为”的圣王人格的追求。其实，在我的思想深处，常常听到另一种声音的警示：日慈，日俭，日不敢为天下先；看破，放下，自在！于是，生活上一切从简，箪食瓢饮，安之若素；与人无适无莫，不争不党，学术上的焦虑也就变得些许平静。因此，无论是作为学生、学者、师长，还是同事、朋友、亲人，皆能律己：立身以正，待人也恭，处事亦敬，虽然还不能尽如人意，却获得来自各方面的激赏，尤其令我心存感激。如此太多的回报，更使我诚惶诚恐。“本无家可出，原无路可走，若有路可走，还是家门口。”这一偈式箴言，可以说是我的生存态度和生存状态的心理写照，虽然有点伤感，却也是对自身的脆弱和大千世界的偶然，而选择的“达意”和洒脱。

或许正因为如此，许多朋友，甚至是学生，常常对我的前途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智者，或者说思想者，而不是大彻大悟的圣之时者。我不只默许，而且公开首肯，因为我明白，还有太多的事，我看不透，看不深，更看不远；有太多的事，即便是拿得起，常常放不下。因为看不透，所以难以择抉，自在和洒脱也就与我无缘了。尤其在为人处事方面，虽然容不得背叛，容不得污秽，但我还是力求超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以直报怨是我待人接物的信条，忍辱和退让是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更由于平日深居简出，不擅交游，多少还是让人感到孤傲，而留下了些是非，因此常怀自责。如此纠缠，何谈彻悟？近讲《红楼梦》对禅的诠释，有诗日“谈禅非禅色常在，人性佛性空难酬”，也可以说是我的素描，是我的幸与不幸。

因缘聚散，《指月》、《揽月》经过几年的辗转，带着墨香，也带着生活的清新与苦涩，离开了湘江，在大河此岸问世。它收集的只是部分散作，大体上还可差强人意，毕竟还是“与佛借坐，坐观江海浮日月；有僧供笔，笔写春秋惊鱼龙”思想的缩影，所以不揣鄙陋，期望与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相知的不相知的人结缘。

此两部书得以出版，首先仰仗于挚友马小泉社长、张云鹏总编辑和薛建立编辑。拙著《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的修订版、简体本也是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并于2007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图书。他们虽然比我年轻，又是我的朋友，但知遇之情不吐不快。古人云：“钟期既遇，奏流水亦何惭？”此时此境，此心如是。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陶德麟老师、张效房老师对我的帮助以及对这两部书的肯定。他们是德高望重的学者、医生，虽然我与他们无“趋庭鲤对”之名，他们于我却有“传道授业”之实。陶老师身负重任，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张主任89岁，寿望期颐，是中外闻名的眼科权威，除了科研、教学工作外，至今还承担临床医疗工作。他们不辞辛劳，宽以接下，不嫌鄙陋，于应接不暇的繁忙中阅稿赐序，奖掖后进，“换将新绿百千重”。事实上正是依于像他们一样的前辈的宽容，才有了我的今天。“出焰凤鸟赖相知”，一直是我对前辈给予我的知遇、关爱、扶持，终生不能忘怀的感戴之情的由衷之言。对此，除了扬鞭奋进，实在无以为报。

尤其要感谢湖南师大出版社刘苏华编辑为拙著付出的辛劳，虽然我们的合作失之交臂，但我们因此结缘的情谊，将永远镌刻在麓山之巅、橘子洲头。

“一指因得云间月，心斋空荦无盈亏。”这是云间的月、江河湖海中的月，也是我心中的月。佛说心量广大，芥子须弥；庄言虚者心斋，心一境性，只要虚怀若谷，心地磊落，万事万物也就圆融无碍，而无阴晴圆缺之别了。

(麻天祥记于2009年5月端午前后少林百日峰会讲学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