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着辛亥革命的那一群时代精英。他们超越自身利益的信念、以书生之躯披坚执锐的勇气、审时度势的睿智乃至个人深厚的学养,都令人刮目相视。他们埋葬了沿袭两千多年的家天下专制王朝时代,为中国开民主共和的历史新声。
他们是书生,却舞刀枪、扔炸弹。睽诸历史,历朝历代没有一个书生群体有这样的胆识与勇气。仅此一点,他们就将随日月而不朽。他们不是改朝换代的附庸与工具,而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他们不耽于言论,而是果绝地行动。贤者如蔡元培,也曾入暗杀团制造炸弹;博者如章太炎,也坦然入牢监;名者如汪兆铭,誓以一死之搏为革命领袖层正名。
他们首开了一个历史先例:以谈判而不是暴力完成一次变更政权的革命。不是一方的投降,不是对一方的彻底消灭,而是寻求共识,达成妥协。这充分展示这一代人的政治智慧(包括当时的袁世凯)。
旧时人事,在今日寻常百姓看来,别有一番清新面目。
三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下,奇人物遭遇怪命运:民族英雄林则徐轻率禁烟,中兴名臣李鸿章忍辱负重,状元宰相翁同稣清谈误国,鉴湖女侠秋瑾十度迁葬,宪政之父宋教仁上海遇刺,第一总统袁世凯北京反贪,民国大公子袁克文落拓尘世,燕大副校长鲁思义奔走筹款,有学问的革命家章疯子五骂惊世,“我的朋友”胡适之温雅待人……一口气读下来,似乎熟悉的人物显得陌生,陌生的人物变得生动。
章疯子五骂
章疯子,何许人也?余杭章炳麟,字太炎,晚清民国交际闻人。是时闻人名士无数,但名中之名,当属章太炎。何也?公以学问、骂人名天下。学问有多大,今人无从论,先生以古典为根,今已半弛,论者不及被论者,如何论?太炎曾有疯语:“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疯话?见今日中华大地,后世学人能与其比肩者,真无一人,而他所言之文化,或可日有无之间。此公在经学、史学、诸子百家、古文字学、古音韵学、文学、佛学甚至医学上,其造诣深达莫测。其人在世,已把康圣人的经学批得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胡适之在他眼里是“何物”,国民党大秀才吴稚晖,他斥之“阴沟”里的“面。目朝上”之辈。他与北大教“古声律学”的刘半农论古声韵,让刘听个半傻。文豪鲁迅在其门下学过几日,学着老师作“狂人日记”,放过一个历史都是吃人的大炮仗,临死收笔,记太炎二三事,或许想和老师交流骂家的私房话。学问上,二人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但即使在骂人上,鲁也得甘拜下风。章太炎的骂可是近代独物,难有比拟者。他是专找大个的骂,清末民初名人,几乎骂遍,但绝非村语,而是居高临下、文里含刀地骂人。赞者可以为鼓号,轰鸣天外,恶者可视为狗屁,但这屁也是又响又浓。我读史书,每遇近代大名头的人物,常要寻寻太炎之语,听其鼓角,闻其响屁,才算心里有数。再者,翻经阅典,本枯燥之事,学究文豪,有趣者无多,太炎非也,可述。
文人写文章,能让人读了想把你杀了,这功夫就达火候纯青地步了,而要杀又杀不成,就是做人的功夫了。章太炎骂人,两方面看来都做到了。他虽然几番入狱,数次遁逃,挨鞋底子、打嘴巴子、打屁股都曾有之,但他靠骂人可也真得了不少名声。光绪年间骂皇帝,骂成大革命家;在日本流亡时骂康有为,骂成国学泰斗;洪宪年间骂袁大总统,骂成国士;到骂孙中山、蒋介石,盛名之下,就没人敢理他了,干脆叫他个疯子。章疯子也是名头,或可为骂师。
一骂皇帝
封建时代,皇帝非同小可,真龙天子。骂奸臣最痛快,骂太监更过瘾,骂后骂妃乐趣其然。骂昏君,则多为后朝骂前朝事,当朝骂皇上鲜有。你大不敬一下,小有欺一下君,都要抄家问斩,事情大了要诛族。此规矩传统悠远,壁垒森严。所以章太炎在清末指名道姓骂皇上.可是个非同小可之事。当然肚子嘀咕者也不乏其人,那些扯旗造反的也不把皇上放在眼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是如章太炎那样。当朝在报上最早骂“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者,还是绝无仅有。更有甚者,他还作歌云:“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伪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它的老祖努而哈……”连人家祖宗八辈挨个骂遍,最后以“第一仇敌在眼前。光绪小丑名载湉”收笔。他写对联骂慈禧太后: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日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想当初,老章够疯狂。托上海租界的福,章太炎留条命,不然一百个脑壳也没了。章太炎骂皇帝,可说风云际会,一骂成名。说他是疯子,真还靠点谱。他本来与他人无异,自幼苦读书,走科举之路。待其十余岁,学有初成,第一次应乡试,没想到刚进考场,便骤发羊角风,口吐白沫,让人送回家。至此家人断了科考成龙之念,他也得个解脱,从此放弃八股.专拜有真才实学的野佬大儒为师,不仅学问日长,而且还弄了一肚子“华夷之辨”、“胡夏之分”的道理,并把“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禁书烂熟于胸。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菜市口“横刀向天笑”后.他铁哥们唐才常发誓报仇,在上海开“中国议会”,谋划反清,当时并不出名的章与席,听得血热,咔嚓便把辫子绞了,众英雄遂知其人。那年头,虽不再是留头不留发的年月了,但少了辫子,出了租界,也没法混,于是小章弄了个假辫子缀在帽后。他天生拖拉,人家打赌说从某地走到某地,辫子不掉,输一桌酒席,无敢应者。
章的骂皇上,在历史上是可圈可点的,因为他骂得正逢其时。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先后逃到日本,这师徒二人挟变法之誉,万众推崇。海外留学生哪个不想救国爱国?又几乎全体支持变法。康有为讲起变法头头是道,学问高深:梁任公忆及前事娓娓动人,提起谭嗣同,声声带血,言到光绪帝,字字是泪。这师徒二人可是风云一时,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青年学子、海外华人纷纷聚其门下。革命党几年来聚的点人气,大大消沉。可康圣人打的大旗是保皇、勤王,把光绪打扮成盖世明君,并弄出个伪造的衣带诏,似乎秉承了天命。他们政治主张是打倒慈禧老妖婆,变法拥明君。眼看康党成了大气候,孙中山上门求合作。人家都爱理不理的。P5-7
本书是关于历史方面的。提起和历史的缘分,想起一个人——原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的黎澍主编,说来话长。“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中断学业。1970年,十五岁分配到工厂。这和黎澍这个大学者怎么联系得上呢?可能受家庭影响,从小爱看书,所以在工厂八年,常背个大书包,与一些好读书的朋友交换看,有头没尾的,无头有尾的,杂七杂八,什么都读。“文革”结束,父母平反,萌发想调个工作的念头。从电话本上知道有了社科院,下面好多所,觉得自己有点历史知识,想一试。正好母亲有熟人认识黎澍,就找到他家。
黎家那时在建外灵通观,进他家首先看到房间墙壁全是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柜,是他自己找人专做的,好多小门,很少见。写字台上也全是书籍和稿件,旁边一个条案也如此,这在老干部家很少见。黎个子不高,完全秃顶,戴黑框眼镜,湖南口音很重。记得他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答了,还说想考大学,工厂三班倒,离家远,不方便。简单谈了谈,黎就说社里需要个通信员,发取文件,邮寄稿件和杂志等,如同意,可调来。这样1977年我就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由于工作关系,几天就要到建外院部取文件,常搭上接黎澍的小上海车,见面机会多,但黎平时沉默少言,我去他家,常是徐滨阿姨和我聊。
黎澍在杂志社威望很高,极受尊敬,因为他是“文革”后第一个从反封建专制主义角度批判“四人帮”的,也是最早提出为吴晗平反者之一。他在1977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封建主义思想、帝王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重现,实可谓反动之极。”他毫不客气地批判“四人帮”“是封建反革命专政,与广大人民群众为敌,为谋取自己狭隘阶级利益为目的,所以只能依靠常常是极端残暴的高压政策来维护自己……”在当时,黎的文章影响非常大,是理论界思想解放的先驱。那时,在办公楼走廊里,常能听到从会议室里传出黎澍高昂的湖南腔的慷慨陈词。《历史研究》杂志社也由于黎的存在而备受关注。我以小小工作人员的身份都能感觉到,对历史更产生了极大兴趣。
我在《历史研究》工作仅一年多,考入大学,选了历史专业,毕业留校,当了两年助教,后得到奖学金去澳洲国立大学读研究生——自走进《历史研究》到硕士毕业整整十年。也许最后用英文写论文写伤了神,1988年底回国便弃学进了公司,,脱离学术圈,也不再动笔。幸读书之习未全弃,业余翻阅史卷,杂览百书,不时有所思也有所得。直到年近半百,接触网络,看着看着手发痒,也写点小文,后在搜狐开了博客,陆续写下几百篇文章,发发议论,聊做情趣。也许不在其业,心情反而松弛,没有压力,从读者反应看,文章较受欢迎,我的博客点击超过三百万次。
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部分关于晚清和民国历史的一些文章整理成集,权作本人热爱历史的一点结果。出版之际,想起黎澍先生,先生于我有恩,无以为报,问心有愧,有负先生当初爱护之意。此书就当给先生的一件遥寄之礼了。